李誌巡演:一個民謠標杆曾經不做的事現在都做了
2019年04月07日15:01

  原標題:李誌巡演:一個民謠標杆曾經不做的事現在都做了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

  順應外部世界規則

  才是保有內心的最好辦法

  文藝李誌談錢

  文/趙卓

  十年來,李誌第一次公開面對媒體。發佈會上,他抱著一隻鴨子玩偶歡樂登場,兩天內接受了十幾家媒體專訪,被攝影師調教著擺出各種造型,顯得溫和而順從。發胖的他穿著不合身的襯衫,在台上憨笑得像個學生,幾乎沒人會把他和網上那張“臭嘴”聯繫到一起。

  5月23日起,李誌的2015“看見”巡演將分別在六大城市召開。這也是中國首位獨立音樂人靠自己的團隊啟動運營的全國場館級巡演。

  “通過大體量的演出鍛鍊樂隊,掙到更多的錢,準備將來辦更大的事兒。”這是李誌的邏輯。為此,他放棄了多年來堅持的諸多原則。採訪中他不愛講故事,更熱衷於一邊不斷抽菸,一邊從兩排黑牙中噴出各種觀點。相比音樂,他如今更在意大家是否接受他的價值觀,那包含了一些大家應該做但普遍沒有做到的事情,比如要誠實、勤奮、講規矩……

  這些聽起來更像是崔健那種前輩會做的事情,李誌則認為“匹夫有責”。他也很早發現,要讓行業樹立正確的價值觀,進入良性循環,錢是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因素。要賺到錢,就涉及到操盤更大的演出、賣更高價的票、獲得更多收入。這是一個現實的邏輯,聽起來似乎與一直以來李誌塑造的文藝腔調不太搭界。“現在的不要臉是希望以後更大踏步地要臉,是一個手段。”李誌這樣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錢錢錢

  “你應該也能理解,商業不是個貶義詞。不理解商業,說到底是沒文化,不知道什麼是科學,覺得很有個性,其實就是無知。”李誌對《中國新聞週刊》說。這是他多年來獨立經營自己後得出的理性判斷。眼前,他希望用符合商業規律的方式讓“六場演出能夠順利的完成,能夠起到它該有的作用”。

  到大場館舉辦演出,是李誌提出來的。“從2013年下半年,就想做工體館演出。我想讓父母過來看一下,讓他們知道我在幹這個事情,不用為我擔心。”李誌在巡演發佈會上說。

  更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在經過多年演出的摸索,2013年下半年,李誌突然覺得過去的演出模式到頭了。如果還像以前那樣在酒吧演出,意味著還是那樣的收入,樂隊也還是那樣的水平。他需要通過一次大體量、更高規格的演出,讓所有人都得到鍛鍊。

  按李誌的說法,現在他每一場演出都爆滿,但只能勉強支撐團隊運營。每個月光工資開出去就要6萬,還不包括他自己的那份。而如果在工體這種重量級場館演出,則可以順其自然地提高票價。

  對音樂和演出品質的追求越高,李誌就越感覺到錢的重要性。

  “錢”最近出現在李誌嘴裡的頻率有些高。4月6日發的一條微博,展示出他的觀點:“任何一個國家,音樂市場的繁榮都是由於唱片或演出市場成熟。所以賺錢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賺了之後幹嗎。現階段是音樂爛、人懶、錢少的惡性循環。唯一可能的方法是:音樂人自覺地努力起來,光明正大地賺錢,再把錢投入音樂,讓年輕人看到希望。而不是事不關己,悶聲發大財。”

  為了這次演出,李誌與很多家演出商進行了談判。大家一致覺得,做一場賠得傾家蕩產,不如多做幾場分攤成本,最終確定了六場演出,從深圳、西安、上海、武漢、重慶一直演到北京。

  演出的主辦方是S.A.G北京博生兄弟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公司的合夥人之一張博是知名錄音師,左小祖咒《我不能悲傷地坐在你身旁》就是他的作品,另一位合夥人薑北生則是原來十三月唱片公司的混音師,萬曉利等民謠歌手的唱片多出自他手,他也自2009年起就一直參與李誌現場演出的音響工作。巡演的宣傳統籌和售票平台樂童,也是李誌“勾三搭四”跨年音樂會數字唱片的眾籌平台,公司副總郭小寒也是李誌多年好友。

  “小團隊不可能做到所有你能做的事兒,2014年關鍵詞就是合作,行業越來越精分,每個專業領域都有人做,大部分事情都合作,這是我們以後追求的方向。獨立音樂人永遠不是孤立音樂人。”李誌的經紀人遲斌說。

  少年憤青

  其實,在李誌的生活里,大部分時間,他不知道有錢是什麼感覺。按他的話說,從小在農村長大,是一路窮過來的。1997年,江蘇金壇縣的農村少年李誌,考進了東南大學自動控製系,入住浦口校區。大學期間他也經常把自己搞得窮困潦倒,“都不好意思再借錢了,因為那基本上算是搶,也不好意思跟同學蹭飯,雖然他們也不在乎多吃一口還是少吃一口。”

  1997年的冬天,李誌摔得粉碎的吉他亂七八糟地掛在宿舍門口,第二天被檢查衛生的阿姨當垃圾拿走了。於是他用一支水筆在白紙上寫了咒罵阿姨的一句髒話。大概就是那時,他開始瘋狂地喜歡Nirvana樂隊。

  這些故事收錄在《98年周圍的浦口的那些彈琴往事》一文中。李誌把當時的自己描述成“一個19歲的憤青,一個內心極度自卑又極度安靜的憤青”。

  1999年,李誌執意退學,浪蕩於酒吧和琴行,過了幾年才想起應該給自己留點紀念。他和大學同學劉威租了一間小庫房,靠著簡陋的條件和東拚西湊的樂手錄製出了第一張小樣。

  “當時就想自己留點記錄,不好意思拿出手,因為太差了嘛,丟人現眼。劉威覺得,既然錄了不如拿出一些去賣,為此我們還吵了一架。他覺得我不夠尊重大家的勞動成果。”李誌對《中國新聞週刊》回憶。最後倆人達成了妥協,唱片刻錄後銷售,李誌不在唱片上署名,均以B&B代替。

  口袋音樂的創始人崔人予當時正蒐集全國各地的小樣,有歌迷給他寄來李誌的唱片,完全就是一張刻錄CD的樣子。崔人予聽後覺得還不錯,通過網絡聯繫到李誌,此後他在雜誌上發表李誌的文章,在合集中收錄李誌的歌曲,並在後來幫助李誌把小樣變成了正式出版物。

  “感覺那時李誌就是個憤青。”崔人予說。他把李誌兩張沒有名字的小樣,分別命名為《被禁忌的遊戲》和《梵高先生》,這是他覺得最有代表性的作品。兩張小樣正式出版時,分別刪除了一首歌:《青春》和《廣場》。

  《梵高先生》則被放在“搖滾南京”網站上被人轉載無數,成了李誌標誌性的作品。

  李誌赤手空拳進入音樂圈時,整個行業正進入最黑暗的時期,數字音樂打垮了傳統唱片公司慣性依賴的一套工業系統,新的規則還沒有建立,沒人買唱片,也沒人看演出,連北京地下音樂圈都顯得萎靡不振。

  窘迫的李誌把前三張專輯的版權賣給了口袋音樂。“就是因為沒錢嘛,賣的也不算什麼好價錢。”具體數字李誌和崔人予都沒有透露,但李誌的經紀人遲斌曾對媒體回憶“十年版權賣了幾千元”。

  第三張唱片《這個世界會好嗎?》於2006年11月18日在南京首發,一共800張。李誌把這張唱片稱為工藝品,它包括一張CD,一本彩色的冊子,一張海報,一個筆記本,還有一本收錄了李誌約6萬字雜文和詩歌的小集子《AboutB&B》,零售價是48元人民幣。李誌在唱片介紹里寫道,“對這個價位的確定花了很長時間,實際上是花了很長時間在計算我的成本……如果你覺得花了這個錢不值得,那麼我也沒有辦法,我只能說很遺憾。”

  首發演出當天下著雨,李誌已經做好了場面冷清的準備,最終賣出去118張票,還有近百位免票進場的李誌的朋友,整場演出氣氛空前熱烈,沒有人中途離場。但這張被很多人認為是李誌最出色的一張唱片,依然沒能幫助李誌賺到錢。

  這一次大型巡演的發佈會上,李誌挨張盤點自己7張專輯的成本。2004年在南京做了第一張《被禁忌的遊戲》,花了5000塊錢;第二張《梵高先生》是2005年在南京做的,花了2萬;2006年做了《這個世界會好嗎?》,花了5萬;《我愛南京》是2009年做的,成本高達30萬;2010年的《你好,鄭州》成本20萬;2011年的《F》和2014年的《1701》也是差不多成本……

  這麼赤裸地談論錢,連主持人都笑了。對李誌來說,這也許只是當下很自然地表現。

  工作就要講規矩

  三張專輯之後,李誌有了《被禁忌的遊戲》《梵高先生》《和你在一起》等廣為流傳的歌曲,但做職業音樂人在生活上還是沒辦法保證。2007年,他乾脆去成都一家互聯網公司上班。“本來想做個項目賺點錢就走嘛,沒想到趕上汶川地震耽誤了一年,就一下做了快三年。”李誌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這次的上班生涯,還讓李誌得了最佳員工獎,“從這點上看,他不像有的藝術家那樣生活不能自理,在現實生活中,人與人之間打交道,工作中的瑣碎事務,他還是能夠妥善處理的。到後來大家順暢地進入社會,並掌握了規則,遊刃有餘的時候,就更不一樣了。”李誌的朋友、樂童音樂副總郭小寒說。

  上班之餘,他想湊夠第四張專輯的製作費,於是就開始了“單刀赴會”的全國巡演,一個人,巡一圈,賺個十幾萬再說。那時李誌對靠音樂謀生還並不自信。有個未經證實的細節,在北京的小型livehouse愚公移山演出之前,李誌和朋友們喝完酒,提出想去演出場地看看,他還是心裡有些忐忑。到了演出現場,李誌脫口而出:“這地方這麼大啊!”

  第四張唱片是李誌認為擺脫了小樣的粗糙、真正意義上的第一張唱片。他湊了30萬製作,在北京星光現場的演出也是爆滿,但這張定價120元的唱片還是賠了錢。他在舞台上興奮地彈唱時,其實背後欠的都是債。“當時不理解,我這麼用心做的東西,怎麼就沒有人買啊?現在知道了,潮流你是擋不住的。”李誌對《中國新聞週刊》說。於是就有了2011年2月15日的壯舉,李誌一把火把家裡囤積的滯銷唱片全部燒光,和過去徹底告別。

  從一開始做音樂,李誌已顯出較真的一面。很多合作夥伴會覺得李誌難搞、事兒媽,李誌則認為那是“這麼多年我要求的始終比你們能做到的高一點”。

  那時候,李誌遠沒有現在的掌控能力。甚至因為沒有錢,他連樂隊成員都約束不了。他在南京每次排練的時候都要先去排練室,把煙和水準備好,然後等樂手們來,他們可以一個電話打過來說“不來了”。但李誌必須每天都來,要去外地演出的時候,他要把所有人的機票、酒店訂好,包括樂手家屬的。他已開始明確音樂是自己未來的發展方向,“因為相對其他,我更喜歡音樂,最差的結果也能承受”。

  薑北生第一次到南京參加李誌的演出,體會到李誌安排工作的仔細,他心想“李誌把演出做到這個份兒上了,我們做到什麼程度能讓他滿意?”倆人合作多年,有一次,李誌對薑北生說:“我們倆都很勤奮,都很幸運。”

  勤奮也是李誌經常掛在嘴邊的詞兒。“我知道我的音樂很一般,既然我才華就在這裏了,不如努力把細節做好,就跟唱片似的,從製作到包裝我儘可能做精緻,流行音樂比獨立音樂強,不就強在這些地方嘛。”

  2010年開始,李誌的經濟情況日益好轉,從歌迷的積累到演出商的認可經曆了一段時間差。這期間,李誌的演出費水漲船高,他對樂隊、對演出逐漸擁有了掌控能力,開始提出很多規矩。最常被人非議的,就是樂隊的打卡製度,排練遲到要扣錢。

  他知道樂手意見很大,覺得他壓抑了大家的才能。但李誌有自己的觀點,“音樂是需要即興和靈感,但高手之間才能碰撞出火花,我們這些人只能把工作做得更像樣一點。我們這種水平,可能玩100次,只有一次特別好,我要的是合格率。”

  2010年,郭小寒策劃了“愛民謠,愛生活”音樂會,演出前,歌手小河偏偏把腿摔斷了,這個時候就需要有個和小河相當的人來救場。郭小寒想到了正在北京的李誌,誰想到李誌寧可請她吃飯抱歉,也不願意參加演出。這也讓兩人關係一時間陷入僵局。後來郭小寒才理解,李誌對自己的發展,始終有著明確的目標和策略。

  和整個圈子較真

  用經紀人遲斌的話說,“因為過去沒錢,所以數字專輯啊、眾籌啊,李誌自己把自己逼成了一個互聯網團隊。小團隊,選擇少,反而成本低、效率高。”

  十年歌手生涯,李誌身體力行做了許多嚐試。他率先嚐試數字音樂,2011年的專輯《F》在個人官網上供樂迷隨意下載,自願付費。他牽頭向各大網絡音樂平台投訴,希望得到應有的尊重,如今每年可獲得幾十萬的版權回報。他還是音樂眾籌的先行者,2013至2014年的“勾三搭四”跨年音樂會數字專輯眾籌項目,45天獲得2600多人支持。

  李誌已變成了民謠行業里的一個標杆,用自己的方式方法和解決問題的策略和步驟,獲得同行的關注。但他卻大不敬地在網上長篇累牘地點評同行、主辦方以及音樂行業。巡演發佈會前夕,李誌在網絡上跟新晉民謠歌手馬頔打起嘴架。在相識的朋友看來,李誌多年始終沒有變,只是他之前沒有話語權,現在終於可以痛快淋漓地表達自己的看法。

  樂評人李欣和李誌是多年的朋友,倆人的相識卻是因為一場筆仗。李欣早年寫了一篇關於李誌的文章,李誌看後,拿紅色字體在word文檔里逐字逐句地批註,本來一千多字的文章,批註完變成五千多字,然後放到網上,較真到外人看來有些矯情。

  “原來我很在意讓朋友和歌迷理解我,但現在我會考慮到溝通成本的問題。”李誌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即便跟馬頔吵架,他覺得自己也並不是針對個人,是針對“整個圈子所謂的搖滾歌迷,從聽眾到從業人員,一堆惡劣習性。”

  他說自己是圈里最不裝的人。李誌對於裝的定義?就是不誠實。

  如今的李誌,開著鋥亮的吉普車,在南京買了房,前兩年結婚並有了一個女兒,生活與過往不能同日而語。他始終沒有告訴家人自己在做什麼,之前給父母辦演出的想法也放棄了,“不想讓他們操心”。

  他生活在南京,圈子越來越窄,除了工作就是陪家人,沒事兒不出家門。文學藝術已從他的書單上消失了,他看的更多的是政治、曆史類的書籍,還有最新開始讀的經濟學。“學習的東西更實在了,遇到困難的時候,可以多一種思路。”李誌說。

  新的巡演體量前所未有,李誌為此不得不放棄過去堅持的一些原則,採訪、擺拍、紅包、贈票……這些不像李誌會做的事兒現在都做了。“這場演出對我來說太重要了。”李誌對《中國新聞週刊》說,“包括接受採訪,都是我主動提出來的,就是為了讓主辦方壓力小一些。”

  李誌覺得自己並沒真正改變,“尤其像過了35歲之後,越來越覺得命運這個東西,就像一個人可以通過各種看書、各種學習來改變,但有些骨子裡的東西,很難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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