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民族國家:林語堂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
2019年04月19日20:24

原標題:超越民族國家:林語堂對中國現代文學研究的啟示

近年來,林語堂的作品在內地長銷不衰。但與《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和《京華煙雲》等林語堂作品有多個版本同時在市面上銷售的熱鬧景象不同,林語堂研究在學界一直不是熱點。他的雙語寫作似乎給很多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者設置了語言上的障礙,而他一生輾轉多地的生活也給研究資料的收集整理造成了困難。

近日,英國紐卡斯爾大學教授錢鎖橋的《林語堂傳——中國文化重生之道》一書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與此前大部分林語堂傳記不同,《林語堂傳》使用了大量的檔案材料——主要是林語堂和賽珍珠夫婦的通信——向我們展示了林語堂享譽世界的多本英文著作的誕生經過;另外作者宣稱此書著重於對林語堂思想的考察,他更在全書的開篇章節里提出,我們應將林語堂視為中國現代知識思想史上的一位標杆性人物,與魯迅和胡適三足鼎立。

《林語堂傳》,作者: 錢鎖橋,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1月

4月13日,在由北京大學文研院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聯合主辦的“林語堂與現代中國知識思想遺產——《林語堂傳》研讀會”上,與會專家分享了各自對林語堂的看法。

林語堂在文化層面拓展了中國人對西方價值觀的理解

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教授毛亮看來,林語堂是一個具有極強文化感受力的人。這一感受力讓他在中西方文化間找到了一個接駁點,從而以中國傳統的文化資源,消化了現代西方中產階級的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讓這套實際上是異質的價值體系,可以為中國人所理解。

18世紀的英國,中產階級初興,隨之湧現的是一大批非常重要的文化人物,像Richard Steele, Joseph Addison和Samuel Johnson。他們通過自己的寫作,奠定了新興中產階級的生活方式、倫理秩序和道德觀念。毛亮在林語堂和這批英國文化人之間發現了相似性。比照閱讀林語堂和這批英國作家,可以看到他是如何從中國傳統士大夫生活中找尋文化資源,用來消化對中國人來說陌生的觀念的。

比如林語堂為人所熟知的“幽默”這一概念,毛亮認為,如果我們仔細加以辨析,就能看到林語堂所謂的幽默,並不完全是我們通常認為的那樣一個“幽默”的概念,而是英國人所講的mirthful and convivial way。在英國傳統裡面,這是一種能夠讓大家和諧相處的、促進人們友善交往的漂亮的說話方式,而中產階級生活需要這樣一種避免激烈爭論的態度和技巧。

又如“性靈”這一林語堂從明代文人那裡拿來的概念,可以和西方的wit相對照。再如“閑適”,閑適是中國人所熟知和喜愛的,林語堂用它來對應leisure這一西方中產階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典型的生活觀和價值觀。

“林語堂創辦的《論語》,很像Tatler或者Rambler,而《人間世》像Spectator。”毛亮說。此外,林語堂的文章內容也多有和英國18世紀作家相合之處。比如林語堂曾經細緻記述過他怎樣買牙刷,怎樣躺在床上、坐在椅上,這讓毛亮想到Richard Steele的文章也是如此這般無所不談,小到如何穿衣服、如何挑選襯衫、有人欠錢不還可以怎麼辦,大到如何對社會問題或政治問題表態,Richard Steele都寫。“文章講的事情有小有大,但其實質是在構建一整套中產階級的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

林語堂創辦的雜誌《論語》。

毛亮指出,這套價值觀念或者說英美傳統對中國人來說是很陌生的,特別是在林語堂用中文寫作的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那時的中國充斥著左翼的和右翼的革命話語,在這兩套話語的中間地帶,林語堂用自己的努力將對中國來說陌生的英美傳統——其實質是現代的、新興的、中產的、市民階層的生活觀念和價值觀念——化入到中國的文化話語里來。而在這一過程中,林語堂拓展了漢語的表達能力,用明代文人性靈、閑適的話語,包容了一個異質的傳統,使其能夠在中國的傳統里紮根,讓人看上去好像是我們中國人所熟悉的東西。“這是非常了不起的一個成就。”毛亮說。

作為世界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的林語堂與儒家中國和文化中國

北京大學曆史系副教授牛可從作為世界主義者的林語堂所可能給予我們的教益這一角度展開論述。在牛可看來,“我們是誰”這一問題,是中國一直在追問的,尤其是去年以來,在外部環境的逼迫之下,有更多的中國人重新對這一問題進行思索。而文化生活——特別是跨文化生活——的一個重要意義,就是逼迫我們在新的情景之下來考量我們是誰。

牛可認為,“我們是誰”這一問題,可以從內部和外部兩方面來考慮。從內部來說,是思考我們由誰構成;從外部來說,則是通過和被我們認為是他者的人進行對比,來界定和認知自我。林語堂在“我們是誰”這一問題上採取的是世界主義者的立場和態度,所謂世界主義者,在牛可看來,就是化用他者來充實自己,而這樣一種世界主義的立場和態度正是當下中國需要的。

當下中國文化“封閉性太強”,“用David Hollinger的話來說就是母文化天然所具有的那種權威性過大”,不容易認可、吸納、包容別人,而傾向於把別人說得不如自己,甚至關於他者的知識也是用來伸張自己的主體性。但是牛可同時認為,和很多美國的歐洲移民比起來,包括林語堂在內的在美華人,對其母國的情感和認同是更為強烈的。他引述某學者的觀點說,美國是這樣一個國家,任何人都可以成為美國人;而中國人是這樣一群人,他們一生下來就已經註定不能成為別的國家的人了。對此,錢鎖橋表示,作為世界主義者的林語堂同時是一個民族主義者,這並不矛盾;而對於母國的情感,不僅中國人有,美國的德國移民、日本移民,都有對他們祖國的情感。

對此,牛可認為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之間是有著天然的、內在的矛盾的,比如早期科學史上的很多人物,在移民美國之後,都要面對民族主義和科學無國界的觀念在他們身上形成的衝突。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劉文楠不讚同文化本質主義的說法,即認為中國人一定就怎樣。她覺得牛可受觀察者偏見的影響,即牛可本人作為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接觸的群體也多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而這一批人的家國之思會更加強烈。劉文楠提示我們設想一下19世紀被拐賣到美國的華工的子孫後代,他們對於中國是否還會有強烈的情感和認同呢?“如果說林語堂的經驗給予了我們什麼教益,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應該拋去‘中國人就一定怎樣怎樣’的觀念。”

劉文楠以列文森在《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一書中的相關論點切入對林語堂的討論。在列文森看來,儒家中國在現代崩解了,結束了。中國原來是一個完整的世界,現在這個完整的世界不複存在了。為了中國能夠作為民族國家存在於世界之林,作為文化的儒家傳統、中國傳統必須成為曆史。只有當儒家中國成為曆史的時候,現代的中國人才有可能把它搶救出來——作為獨特的中國文化搶救出來,而與此同時,作為民族國家的中國屹立於世界之林。

《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作者:(美)列文森,譯者:鄭大華、任菁,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年5月

在劉文楠看來,林語堂在英語世界里呈現出的中國,很可能並非傳統的中國——傳統中國在林語堂看來應該終結,林語堂的努力在於構建一個文化中國,它是現代的,重生的,是可以在世界文化中被用作資源的。但林語堂想要的這樣一個文化中國,又受到現實中處於困境的政治中國所拖累——先是面臨生死存亡的危機,繼而又面臨國共的對峙。林語堂晚年在台灣,思考的仍是中國文化如何重生,重生可以落在何處的問題,他的這些思考有何得失,是否行得通?劉文楠表示希望聽到作為林語堂研究專家的錢鎖橋的看法。

錢鎖橋似乎並未完全理解劉文楠表述中的“文化中國”的意涵和列文森命題。“我不讚同列文森的斷裂說,文化不需要斷裂,文化為什麼要斷裂?”他反問。在錢鎖橋看來,林語堂正是列文森命題的一個反例,林語堂證明了中國文化可以重生,“關鍵是看在哪個方面重生”。他說。

然而,如果林語堂做的,是選擇中國原有的文化資源中的特定方面加以重構,來作為中國文化的重生之道——錢鎖橋《林語堂傳》的副標題正是“中國文化重生之道”——那麼他做的不正是打造一個“文化中國”嗎?而這不也就證明了列文森關於“儒家中國”必須成為曆史的論斷嗎?

《林語堂傳》的出版是我們反思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界限和研究方法的契機

北京大學中文系副教授張麗華認為,《林語堂傳》一書給現代中國文學史和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視角,即跳出了民族國家的視角,而從跨文化的視角對林語堂進行再認識。

據張麗華介紹,在內地關於現代中國文學史乃至思想史的主流論述中,林語堂的地位和作用在很大程度被低估了,而這和長期以來文學史和思想史研究採取的民族國家視角有關。從民族國家的視角出發的主流論述會著重強調魯迅、胡適和周作人等作家,往前追溯則有梁啟超、章太炎、王國維等等,林語堂在這個脈絡裡面,最多被放在第二層級。而從跨文化的角度重新審視林語堂,會發現他在現代中國以及現代世界範圍內的知識和文學活動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就,是一個在中國以及世界範圍內都有極大的影響力的雙語作家——同時還是批評家和發明家。

張麗華說,在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對於林語堂在《中國評論週報》

(The China Critic)

上以英文寫作的系列文章關注較少,但正像《林語堂傳》所展示的,如果對林語堂的英文散文和中文小品文創作合而觀之,可以看出林語堂在其間有個一以貫之的寫作態度和風格:把讀者當成親密的朋友,用老朋友聊天的口吻寫作。這讓張麗華想起錢鍾書和周作人關於小品文的爭論,爭論中錢鍾書主張小品文應採取“不衫不履的家常體”,反映了錢鍾書受到的英美傳統的影響。而在以往的中國現代文學研究中,林語堂對散文的貢獻、他對小品文的提倡,通常都處在周作人的陰影之下,即將林語堂和周作人同時視為晚明小品文脈絡的繼承者,但同時認為林語堂對晚明小品文的認識沒有周作人的深刻。而正像毛亮在之前的發言中指出的,林語堂的散文另有其所承繼的文化資源,重新審視林語堂可以豐富我們對20世紀30年代小品文之爭的理解和看法。

張麗華認為《林語堂傳》取得的另一個成績是利用林語堂和賽珍珠夫婦的通信,還原了他在美國的寫作的具體經過,我們由此瞭解到林語堂的多本英文作品,如《吾國與吾民》《生活的藝術》等,是如何在賽珍珠和華爾西的策劃下共同製作出來的。借用福柯在《何為作者》中提出的概念,張麗華認為林語堂在美國的這批作品,“作者就不僅僅只是林語堂,還包括賽珍珠和華爾西”。而正像《啟蒙運動的生意》勾畫了一個百科全書出版史的鮮活圖景,讓我們從社會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啟蒙運動一般,《林語堂傳》通過對於製作出版林語堂英文著作這一段曆史的再現,不僅有助於豐富對文學史、思想史上的林語堂的認識,也給我們提供了社會史和出版史的新資料和新視角。

《吾國與吾民》,作者: 林語堂,譯者: 黃嘉德, 陝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6年2月

林語堂的跨文化書寫還讓張麗華想到陳季同。她認為19世紀下半葉陳季同在法國的寫作和20世紀上半葉林語堂在美國的寫作,是有可比性的。他們分別承擔了向法國和美國介紹中國文化的使命,還不約而同地翻譯和改寫了唐傳奇。但在以民族國家為框架的文學史敘述中,他們都沒有得到準確和恰當的定位和評價。張麗華表示,《林語堂傳》的出版是促使我們反思中國現代文學學科界限和方法的一個契機。

對於張麗華將林語堂在美國寫作的多部作品的作者說為林語堂、賽珍珠和華爾西三人,錢鎖橋表示他不能完全讚同。因為賽珍珠和華爾西只是做了好的編輯應該做的事,而作為編輯和出版方,他們做事是有分寸和邊界的;另一方面,林語堂的創作是有自主性的,而且和他之前在中文文章中的很多論述是一脈相承的。

近代中國人的英文書寫視角下的林語堂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院李珊將林語堂放置在近代中國人英文書寫這一視角下加以考察,發現林語堂和其他很多作者具有共同點。

林語堂向西方闡述中國,而這是近代中國英文書寫中的一個重要主題,而且在論述這一主題時,作者多傾向於向西方表達中國進步的一面。比如在《林語堂傳》中被錢鎖橋描述為林語堂論敵的湯良禮,就曾寫有China in Revolt

(《反叛的中國》)

一書,講述中國是怎樣從“文明”轉變為一個現代意義上的國家的。與林語堂一樣,湯良禮也視民族主義為中國進步的原動力。林語堂、湯良禮等人對中國民族主義的闡釋,和他們擬想的對話對像有關,在他們寫作的二三十年代,有一派人物認為,中國民族主義是受到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影響、刺激和煽動而興起的東西,他們否認中國有內生的尋求民族平等和國家解放的要求。這是林語堂和湯良禮等人所反對的。

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立場問題,也是近代中國人英文書寫研究中的一個關鍵點。比如學界的研究已經普遍指出,胡適在用英文寫作時,對於中國文化的回護和民族主義立場,與其中文寫作中的那種自由主義立場是不一樣的。李珊認為對此要將問題放回到近代中國所處的中西方不平等的權力結構的語境下去理解,更有曆史感地處理這一問題,關注其間的張力。

此外,中國的傳統文化如何可能和西方的人文科學接榫,也是林語堂那一代中國人的英文書寫所常處理的問題。比如陳衡哲就曾嚐試以西方學術框架來收納中國傳統文化。而江亢虎也有兩本英文著作在這一問題上進行了嚐試和探索。

尾聲

整場活動結束後,新京報記者向毛亮請教林語堂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中譯本譯名都作《生活的藝術》而沒有直譯為《生活的重要性》)

一書,書名何以採用importance(重要)而不用art

(藝術)

毛亮表示,儘管沒有使用art這個詞,但整本書的理路和18世紀時人們談論的art of living

(生活的藝術)

是一致的,都是關注日常生活,強調生活是可以用特定的價值觀去形塑的東西。“他講的是市民生活,其背後的概念是individual life

(個人生活)

和civil society

(市民社會)

。為什麼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生活的重要性)

而不是the importance of politics

(政治的重要性)

?因為18世紀中產階級最早占領的並不是政治領域,所以他這裏講的其實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 as members of civil society

(作為市民社會的一員生活的重要性)

。”

如何作為現代市民社會的一員生活,可能是不少國人都仍要學習或補習的一課。

作者:新京報特約記者 寇淮禹

編輯:李妍;校對:翟永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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