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爾諾貝利:隱藏的危機與災難政治
2019年05月26日10:28

  文章來源:Nature自然科研

  原文作者:Sonja Schmid

  Sonja Schmid褒揚了兩項關於切爾諾貝利核事故後果的研究——既談到了醫療,也談到了放射性藍莓。

  1986年4月26日淩晨,在前蘇聯烏克蘭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常規維護測試出了紕漏,引發了不受控製的核反應。這場事故最終演化成了歷史上最嚴重的核災難:4號反應堆堆芯損毀,附近的土地受到了大規模汙染。關於這場事故的研究已卷帙浩繁,但現在2本新書帶來了全新的視角。

  《生存手冊:從切爾諾貝利看未來》(Manual for Survival: A Chernobyl Guide to the Future)Kate Brown W。 W。 Norton (2019)

  《切爾諾貝利的午夜:世界最大核災難背後不為人知的故事》(Midnight in Chernobyl: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World’s Greatest Nuclear Disaster)Adam Higginbotham Simon & Schuster (2019)

  烏克蘭普里皮亞季的一棟廢棄大樓。普里皮亞季是距離切爾諾貝利核電站最近的城市。

來源:Tim Gainey/Alamy
來源:Tim Gainey/Alamy

  在《生存手冊》一書中,歷史學家Kate Brown介紹了關於這場公共衛生災難的新資料。她創造出了一本關於“後核現實”的手冊。與此同時,記者Adam Higginbotham撰寫的《切爾諾貝利的午夜》則展示了豐富的一手資料,加深了我們對這場災難及其後果的理解。

  這兩本書均認為,牢記經曆了切爾諾貝利事件的人們的恐懼、疑慮、錯誤,以及他們的臨場決斷、創造性的想法和小小的成功,將能使我們更好地應對下一次災難。

  Brown的這本傑作以高超的技藝,對切爾諾貝利事件的長期醫療影響進行了原創性的闡述。目前,聯合國各署引用的官方傷亡數字在31-54人之間,並估計另有2000-9000人將死於事故引發的癌症。但是在2005年,環境慈善機構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指出,已有20萬人死於這次災難,預計另有9.3萬人將死於事故引發的致命癌症。在書中,對此感到疑惑不解的Brown利用這兩項統計數字的差異,以及我們對此的無知作為全書的開篇。正如她在2013年的Plutopia一書中做出的精彩論述(她對20世紀美國和前蘇聯的鈈工廠進行了比較,M。 Peplow Nature 495, 444–445; 2013),這次她也挖掘出了前所未聞的資訊,並採訪了那些幾乎被遺忘的當事人。

  她許諾“並不會寫成一個傷感的故事”,而是用證據和他人的研究來證明她的發現。她的書構築在其他學者的研究之上,如2014年Olga Kuchinskaya的The Politics of Invisibility,以及2003年 Adriana Petryna的Life Exposed。Brown親自探訪了白俄羅斯的森林、烏克蘭北部的一座羊毛加工廠,以及被封鎖得嚴嚴實實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附近的禁區。她在那些地方採訪,觀察和記錄她看到的景象。她能夠使自己融入當地,並把握微小的細節,這讓她所採訪的工廠工人、技術員、醫生和村民的故事能生動地呈現在我們眼前。

2005年,居住在切爾諾貝利禁區內的婦女正在領食物。    來源:Ivan Chernichkin/Reuters
2005年,居住在切爾諾貝利禁區內的婦女正在領食物。   來源:Ivan Chernichkin/Reuters

  Brown不僅閱讀了關於切爾諾貝利事件對健康的影響的官方報告,還閱讀了當地的公共衛生統計數據。她也走訪了相關研究者,讓他們闡釋他們的研究方法;對比了研究方案的設計思路和執行過程。她指出,眾多關於切爾諾貝利事件對健康的影響的研究很少相互映證,而其作者通常對其他同時期或前人做的研究並不知曉。

  Brown並不是要支援其中的某一套研究數據,而是想要“獲得關於這場事故所造成的死傷的較為精確的數字”。她強調,互相矛盾的數據會讓那些飽受病痛(如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折磨的受害人對醫生和研究者失去信任,不管這些人所患的病是否和切爾諾貝利事件有關。而大眾也常常會根據多種因素,包括可信度、真實度以及資料來源比照不同研究。

  矛盾的數據

  切爾諾貝利事件發生後,當局給出的數據總是和專家數據以及普通人的經驗相悖。後來,當局又把自己和當初的評估撇清了關係。這種情況一般會導致評估者的專業性和公正性受到質疑。如果技術員在錯誤的地點、錯誤的時間,對錯誤的人群進行測量,數據就不會正確。在收錄於Risk, Environment and Modernity(1996)的論文“May the sheep safely graze?”中,社會學者Brian Wynne曾以英國坎布里亞郡的牧民為例研究了這個問題。這些牧民不相信專家關於當地切爾諾貝利放射性沉降物的看法,因為他們對自己的羊群和環境有另一套見解。

  Brown還提到了另一個因素,這個因素讓切爾諾貝利事件顯得迫切緊急:國際市場的邏輯。烏克蘭事發地點的野生動物、蘑菇和莓子一直存在汙染,而住在千里之外的人也會受其影響。僅在2015年,烏克蘭就向歐洲市場出口了約1.9萬噸新鮮或冷凍莓子。Brown在書中寫道,商人們對輻射知根知底,因此以低價購買這些受汙染的莓子,然後把它們和沒有被核汙染的莓子混合起來,以達到國際貿易標準。

  不論如何,這本書並不是想重寫切爾諾貝利事件的歷史。它努力記述了事件背後不為人知的公共衛生危機,Brown甚至提出,切爾諾貝利事件對全球性核汙染問題起了加速作用。從1945年起,全球地面核武器試驗的當量相當於2.9萬個廣島原子彈,它們產生的放射性沉降物遍佈全球。

  而《切爾諾貝利的午夜》一書則是從目擊者的角度講述該事件及其後果。Higginbotham為了寫這本書,進行了80多次採訪,受訪者包括科學家、卡車司機、消防員、醫生、寡婦還有倖存者。大多數採訪都是在實地進行的,而受訪者大都是經曆了這場災難的前蘇聯群眾。這本書細節充分、記錄詳實、文筆優美,為我們講述了這個驚心動魄的事件的發生及其沉澱過程。

  Higginbotham對社會政治話題的處理也比較老道。在他的筆下,20世紀70年代的前蘇聯並不那麼沉悶壓抑:在許多前蘇聯人民眼中,社會流動性是存在的,篳路藍縷創造新的城市、工廠和社區也讓人有滿足感,他們為作為一項大型社會實驗的一份子而感到激動萬分。

  Higginbotham對切爾諾貝利事件後的清掃工作的描寫讓我們理解,對危機事件的未雨綢繆是多麼重要,保存和累積災難應對經驗是多麼關鍵。理解災難的發生需要科學和技術背景,但是災難應對措施則要求更高,要有對當地的瞭解以及生活經驗。他表明,這些知識是多麼難以捉摸,而在災難應對的每個層次(物料、技術、科學、組織甚至心理)都免不了進行大量猜測。核燃料去哪兒了?會不會再次爆炸?要動員誰,年輕的士兵,還是中年後備役軍人?

  聰明人亂作一團,在絕望中試圖搞清楚該在什麼時候做什麼。在另一廂,政客們則忙於遏製事故造成的政治風波。這點倒不難想像,2011年福島核事故發生時,日本決策者的反應也與此驚人地一致。他們的說辭大致經曆這樣一個過程:我們不需要國際援助;好吧,我們需要援助,但是你們的技術和方法和我們的不兼容;誰來背鍋?我們不能怪科學家把我們標誌性的反應堆設計壞了,還是把它叫做“人為失誤”,怪操作員吧;監管者怎麼說?他們不應該早就察覺了嗎?把他們開掉!

  Higginbotham的書記錄了一場非常特殊的災難,它告訴我們,未來的災難應急響應對於人類來說依舊充滿著挑戰。我們或許能避免另一場切爾諾貝利或者福島事件,但是我們永遠也無法為史無前例、異常複雜、“超乎設計基礎”的事故做準備。那麼,我們是否需要一本災難生存手冊呢?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這本書會是什麼樣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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