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工業化崛起為什麼勢不可當?
2019年05月27日07:33

  大爆發!為什麼中國工業化崛起勢不可當?

  中國用短短70年,完成了典型西方國家用至少250年到300年才完成的工業成就,即從原始工業化到第一次工業革命再到開啟第二次工業革命,因此也必然快速積累了250年到300年間西方國家遇到的問題和障礙。

  這些問題包括(但不限於)腐敗、汙染和環境破壞、傳統家庭價值觀的解體、日益攀升的離婚率和自殺率、商業欺詐、劣質產品、資產泡沫、不斷擴大的收入差距和階級歧視、頻繁的工業事故、有組織的犯罪,以及失業和產能過剩。鑒於這些大大加劇的社會、經濟和政治問題,諸多有關中國發展的悲觀預測也就不足為奇,有人甚至不斷打賭中國有朝一日會突然戲劇性地崩潰,就像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一樣。

  但另一方面,對中國的樂觀預測也一直存在,並自21世紀初開始興盛。最早對中國崛起的大膽預測之一可以追溯到前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林毅夫和他的合作者們——蔡昉和李周。他們認為1978年以來的增長奇蹟是基於正確的發展戰略,即一開始依賴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後逐漸過渡到使用資本密集型技術。

  而西方觀察者則花了相當長的時間才慢慢意識到中國“不可避免”的崛起。例如,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在2007年評論道:“中國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對此我們無能為力。”基辛格在做出這一評論時,中國的人均收入只有美國的二十分之一,阿根廷、巴西等中等收入拉美國家的五分之一。美國著名投資家,量子基金的創始人之一羅傑斯(Jim Rogers)也曾評論道:“正如19世紀屬於英國,20世紀屬於美國一樣,中國將擁有21世紀。”目前對於中國崛起及其地緣政治秩序影響最為樂觀的預測則是馬丁·傑克斯(Martin Jacques),他的觀點體現在2009年出版的暢銷書《當中國統治世界: 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衰落》(2012年的第二版更名為《當中國統治世界: 中國的崛起與國際新秩序的誕生》)。

  那麼,為什麼中國的崛起“不可避免”呢?

  有人會認為中國在200多年前曾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因而複興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國農業文明的悠久曆史不能成為樂觀的根據,正如奧斯曼帝國並非土耳其複興的根據一樣,古希臘文明和羅馬帝國的輝煌也無法用來預測英國工業革命的發生。

  或許有人會說,1978年以來中國一直如此快速地增長,由於後發優勢、大量廉價勞動力、儒家思想傳統等,中國“應該”能繼續保持增長。但持這一論點的人忘記思考這樣一個問題,即為什麼同樣擁有長久曆史、後發優勢、廉價勞動力的其他發展中國家未能成功工業化?假設中國未能實現增長,而是仍然陷在貧困陷阱中,那這些文化和製度因素也同樣會成為用來“解釋”中國失敗的原因。

  所以,只有基於對工業革命內在邏輯的正確洞見和當年西方崛起過程的深入分析,我們才能真正理解為什麼即使面對如此嚴峻的挑戰,中國的崛起仍然是不可阻擋的。從這樣的視角出發,前面所提到的當下中國面對的一系列社會、政治和經濟問題只不過是“成長的煩惱”,這與許多其他發展中國家遇到的貧困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不可同日而語。

  今天,分享清華大學文一教授的文章,一窺人類曆史上自英國工業革命以來最為壯觀的全球性曆史事件——中國崛起的必然性,及其背後偉大的工業革命曆程。

  1

  正確的發展戰略

  中國崛起不可阻擋的第一個原因在於,中國已經發現了正確的發展戰略,並一直遵循著正確的工業化順序——這種順序不僅適用於中國,也適用於許多其他尚未工業化的國家。這種發展順序與英國工業革命和其他發達國家成功工業化的曆史邏輯是完全一致的。中國雖然與這些18世紀和19世紀的西方列強製度環境迥異,卻因遵循相同的發展邏輯而成功開啟工業革命。

  工業革命具有按照市場大小和發展階段逐步展開的“胚胎發育”式的產業結構上升邏輯。它肇始於農村地區的以簡單勞動分工為基礎、遠距離貿易為目標的原生工業化(即原始工業化)階段。這種原生工業化開啟了逃離馬爾薩斯陷阱的進程,並打破了糧食安全的詛咒。

  【註:“馬爾薩斯陷阱”理論——人口增長是按照幾何級數增長的,而生存資料僅僅是按照算術級數增長的,多增加的人口總是要以某種方式被消滅掉,人口不能超出相應的農業發展水平。】

  在原生工業化的末期,大大擴展了的國內市場、迅猛提高了的城鄉購買力、迅速改善了的供應鏈和分銷網絡以及不斷強化的原生工業企業間的激烈競爭,使得進一步採取勞動密集型的大規模(機械化)生產有利可圖和勢在必行。這觸發了對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競爭和升級,並最終引爆以大規模生產各種勞動密集型輕工產品為特徵的第一次工業革命。

  圖為1960年6月,亞洲最大的重型機器廠——中國第一重型機器廠,在黑龍江省齊齊哈爾市富拉爾基區建成投產。

  與重工業相比,這些規模化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很低的資本(資金)、技術門檻和能源要求,因此更容易通過原生工業化階段積累的國內儲蓄獲得融資,和那個階段獲得的技術知識與人力資源實現產業升級,以及那個階段創造的市場和營銷渠道實現巨額回報和進一步市場擴張。

  接著,一個部門的規模化、機械化也帶來了生產過程中其他部門的規模化、機械化需求,並最終使得在整個生產過程中的各個部門,包括相應的供應鏈或投入產出鏈,採取規模化、機械化生產變得有利可圖。持續的規模化和機械化進程需要原材料、中間產品和各種機器與生產工具的大量與及時供應,以及更大規模和速度的產品銷售網絡和交通基礎設施。這就對能源、動力、通信、運輸產業的規模化生產和供給提出了日益增長的需求和盈利機會。

  因此,一旦第一次工業革命啟動了,對更好更快地大批量生產和大批量分銷各種輕工業消費品的需求將日益提高,並最終掀起一場對包括能源、動力和交通基礎設施以及城市商業網絡的投資熱潮,來維持不斷膨脹的經濟體系、長途運輸和全球貿易。

  具體地說,啟動第一次工業革命需要付出的巨大的社會和私人成本,需要通過原始工業化階段的原始積累來獲得融資,用以支持規模化輕工業品市場的創造、勞動密集型規模化企業的建立以及技術的創新和採用。而對第一次工業革命建立的工業體系的維持和升級(包括滿足其對能源、動力和基礎設施的日益增長的巨大需求)則需要付出更為巨大的社會和私人成本,因而啟動第二次工業革命不僅需要第一次工業革命所開創的市場,而且需要第一次工業革命所積累的儲蓄。

  由於大工業的高投資成本和組織成本,以及建成以後接近於零的邊際使用成本和由於製造業知識技術的普適性帶來的知識外部性和外溢效應,以製造業為基礎的工業經濟具有極強的規模經濟效應和技術的創新與擴散效應。這意味著每一個發展階段付出的社會和私人成本最終將被工業革命成功的果實——極度擴張的市場和極大提升的技術與勞動生產率所補償。例如,第二次工業革命最終會帶動農業的機械化,使得這一古老的、既是土地密集又是勞動密集型的生產部門最終被轉化為一個資本密集型部門,成為工業革命的受益者。這也一勞永逸地解決了一直困擾人類社會並阻礙第一次工業革命爆發的糧食安全問題。

  初步克服糧食安全問題和基於勞動分工所面臨的大規模市場缺失和失靈問題,是第一次工業革命在歐洲曆史上需要一個漫長的助跑階段——原始工業化階段的原因。只有經過這個階段,方能初步解決“貧困陷阱”問題或馬爾薩斯陷阱問題。

  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繁榮,把這個往往需要幾百年的“胚胎發育”階段(或馬克思講的“原始積累”階段)縮短到十年(即1978—1988年或至多1949—1988年的40年,如果包括土改和農村合作化運動時期的話),而且沒有採用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奴隸販賣等早期資本主義國家慣用的創造全球市場的手段。

  克服第二次工業革命所面臨的最大障礙,需要解決工業“三位一體”(能源、動力和基礎設施)缺失問題。這需要巨大的市場需求來支撐長期投資所需的利潤回報和天量國家儲蓄來為其融資。

  很多陷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正是因為無法克服這一發展瓶頸而失去了繼續增長的動力,因為它們缺乏:

  由第一次工業革命開拓的巨大輕工產品市場對“三位一體”的巨大需求(市場條件);

  由此所積累的巨大儲蓄(資金條件);

  強大政府所體現的實現工業化的國家意誌(政治條件)。

  工業“三位一體”本質上是公共產品,因此國家意誌和政府的積極介入必不可少。而這些國家之所以缺乏一個發育良好的支撐“三位一體”的(由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的)市場條件,是因為沒有認真完成更早期階段的原始工業化過程,或更初級但更基本的原始“市場發育”階段,所以“發育不全”問題被一步一步遺傳下來,被“跨越式”發展戰略誤導了。一旦產生“發育不全”問題,經濟改革成本就會比按照正確“市場發育”步驟所需的改革成本高昂很多,而在這個時候再“急於求成”採納自上而下的改革措施,比如華盛頓共識的主張(如“休克療法”)等,那就會使事情變得更加糟糕。

  因此,工業革命是一個尋階而上、自我驅動並按順序展開的動態過程,不能指望靠他人的力量(比如外援和IMF的資金)就能實現工業化。所以每一個階段都需要政府部門和私人部門的相互協調、共同努力和“大推進”。其最初階段和任何中間階段都是不能省略和跳過的,儘管政府可以通過扮演市場創造者的角色來加速和縮短這些進程。因為企圖跳過這些初始和中間階段,通過自上而下的辦法直接進入重工業領域,將導致嚴重的問題,比如缺乏具有全球競爭力的產品和產業,不堪重負的財政和國際金融負擔,嚴重的城鄉兩極分化,大面積失業,經常性的惡性通脹和社會不穩定等一系列工業化扭曲、“發育障礙”或“發育不全”問題。

  換句話說,基礎發育階段的缺失意味著沒有一個足夠廣大的市場使得屬於更高階段的產業有利可圖或能夠“自負盈虧”,同時也意味著缺乏足夠的國內儲蓄來為技術採用和產業升級融資,從而必須不斷依賴政府補貼或國外貸款。這使得工業化進程很容易被打斷而落入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處於這個陷阱的國家總是債務纍纍,債務危機不斷,就是因為沒有按順序搞市場發育和產業升級。

  機器(有形資本)的發現和有效再生產是工業革命和資本主義大生產的核心。但對於機器(生產工具)的規模化生產的程度以及有形資本再生產的速度和範圍,就像勞動分工一樣,極大地依賴於市場的規模。而市場規模又依賴於國家能力和政府對市場創造的遠見和意誌,以及克服市場創造過程中所需付出的巨大社會成本的融資能力(例如對全國甚至全球性基礎設施網絡的投資所需的融資能力)。

  曆史上的市場創造者是強大富有的商人階層和金融中介(銀行家)。但這種依賴商人的“自然的”市場發酵過程,特別是早期的原始工業市場,即使在強力的政府支持下也需要數個世紀來完成。中國則通過強大政府和社會主義國家機器實施“可控的市場發酵”(engineered marketfermentation)將這一緩慢的過程縮短到僅僅十年(或最多四十年),類似於日本在明治維新時期以及新加坡和韓國在戰後所做到的那樣。

  如何維持足夠高的國民儲蓄率來不斷為市場創造和產業升級提供融資,對於可持續的增長和不斷髮酵(發育)的工業化是至關重要的。從重工業開始的由上至下的工業化則缺乏這樣一條融資渠道,因而非常依賴外部援助或者對初級部門(如農業、原材料和自然資源行業)的徵稅。即使這樣,這種供給側推動戰略也很難創造足夠深厚的市場條件使得大規模製造重工業產品有利可圖,或能夠自負盈虧。重工業產品的規模化生產必定依賴於所有零部件和原材料的規模化生產以及對它們的規模化、集約化運輸。

  重工業因此依賴於整個工業體系,包括工業“三位一體”。一個國家如果不先建立初步的“三位一體”的基礎設施工業體系,重工業部門就很難保持利潤。然而,“三位一體”工業體系本身不僅是公共品,而且也是中間產品,除非服務於最終需求,其本身並不能盈利。因此,它必須通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的市場來獲得支撐以及通過第一次工業革命創造的儲蓄來獲得融資。同時,只有在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所有生產手段(機器設備和基礎設施)的大規模廉價生產才成為可能。而只有基於一切產品規模化生產(包括生產手段本身的規模化生產)帶來的物質豐裕,國家福利化(福利社會)也才可能實現。

  上述工業革命的基本邏輯同樣也為目前如何看待歐洲和世界的經濟問題提供了一些啟示。2009年以來的歐洲債務危機的根源,並不是歐元區的廉價信貸或缺乏金融監管本身,而是在尚未完成第一、二次工業革命之時,一些歐洲國家(南歐地區)在戰後,尤其是20世紀80年代,就決定進入福利國家和金融資本主義社會。

  在民主選舉的政黨競爭下,各種社會福利項目和慷慨的退休金計劃不斷推出以誘惑選民,使得這些國家在所有產業(包括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勞動力成本不斷飆升。因而,當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崛起並主導輕工業消費品的世界貿易格局時,這些國家的勞動密集輕工產業就失去了國際競爭力。這在中國2001年加入WTO後表現得尤其明顯。這些歐元區國家輕工產業的崩潰引起了持續性的失業和GDP減速,暴露並加劇了政府赤字和國際債務,也降低了這些國家債務償付和債務融資的能力。因而歐元區的債務危機幾乎是註定會爆發的,2007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只不過是一個引爆因素而已。

  但是,像德國這樣的歐洲國家卻沒有遭受這種債務危機的毀滅性打擊。這是由於德國在“二戰”後已經完成了第二次工業革命,因此反而可以通過出口規模化生產的機械和高附加值耐用品而受惠於中國崛起帶來的對重工業品的巨大需求。資源豐裕型國家例如澳州、非洲和拉美部分國家同樣受惠於中國的崛起。

  因此,歐洲債務危機的最終解決方案既不是緊縮政策也不是凱恩斯主義藥方,而是尋求償還其欠下的工業化“欠賬”,繼續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在重工業或其他高科技領域(如醫療和綠色能源)獲得國際競爭力。而這就需要強大穩定的政體,以及政府引導的有遠見的發展戰略和產業政策。

  因此,工業革命的內在邏輯和成功工業化國家的曆史路徑可以幫助我們預測中國未來的發展和繼續崛起。儘管一開始是無意的,中國自1978年以來遵循了符合“胚胎發育”工業化邏輯的正確路徑。這解釋了為何自那時以來,中國沒有遭受許多發展中國家經曆的“暫停-重啟-暫停”的週期性改革困境和為工業化融資而引起的債務危機。這與中國曆史上的3次工業化嚐試以及不斷採取自上而下發展戰略的拉美國家截然不同。

  中國完全依靠自己在1978年以來農村工業化積累的國內儲蓄,開啟了90年代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也完全依靠第一次工業革命獲得的高儲蓄開啟了以能源、動力和基礎設施為領頭羊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國的總儲蓄率目前仍是世界較高水平,還擁有高達3萬億美元的外彙儲備,因而完全有金融能力在未來10~20年內完成第二次工業革命。這也使得中國能夠進行遍及全球(包括非洲、拉丁美洲、南亞、中亞以及歐洲大陸)的基礎設施投資,來為“中國製造”建設雄心勃勃的全球原材料和能源供應鏈以及分銷網絡,從而大面積惠及全球發展。

  中國的人口比美國和歐洲加起來還多,且人均資源貧乏,也不可能像老牌資本主義國家那樣通過殖民擴張從他國獲得廉價的資源和儲蓄。因此要完成大規模工業化,中國就需要更高的國民儲蓄率,更大的全球市場以及觸角更遠的全球供應和運輸體系。

  西方經濟學界(包括受西方理論影響的國內學術界)一個普遍的錯覺就是中國過去40年的超高速增長純粹是靠高投資(資本積累)拉動,而不是靠技術進步,是不可持續的。這個看法十分偏頗和具有誤導性。所謂技術其實是嵌入有形資產中的(機器、工具、基礎設施等),不可能單獨、孤立於生產工具之外而存在。因此,在高投資下的快速資本積累是唯一實現迅速技術進步和產業升級的方式,而高投資又需要高儲蓄來融資和維持。所以,中國才能在過去40年長期保持超高速增長。這完全要歸功於它的高儲蓄率和高投資率。而高儲蓄率又得歸功於它自1978年改革開放後遵循的循序漸進的正確發展戰略和工業化政策。

  儘管製度環境迥異,中國工業化的關鍵步驟與18~19世紀的英國,或其他曆史時期的成功工業化國家(如美國、德國和日本),並無本質區別。如果說有什麼區別的話,那就是這些老牌工業化國家都長期依賴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與其殖民地及弱小國家的不對等貿易來為其工業革命開闢市場和進行融資。由於缺乏這些外部條件,中國必須維持史無前例的高儲蓄(顯著地高於之前的工業化國家)來推動其工業化進程。而中國確實能維持這種高儲蓄來實現其和平崛起。

  2

  “干中學”:技術進步的源泉

  中國崛起“勢不可當”的第二個原因是工業技術進步的源泉問題。

  一些製度學派和評論家往往質疑中國在社會主義政治製度下進行創新的能力,特別是在觸及技術前沿之後。他們認為中國的政治製度必然束縛了自由和技術創新的激勵。因此,中國迄今以來的快速發展和奇蹟般的增長不是由於創新帶來的,而是初始條件落後和複製發達經濟體技術的“後發優勢”導致的。

  中國在追趕時期的確是充分借鑒和複製國外先進技術,但是這並非說明中國在到達前沿以後無法創新。因此,製度學派的觀點是誤導性的,而且也不能被經濟史所支持(例如“二戰”前的日本、德國和俄國以及“二戰”後的韓國和新加坡都是先模仿後創新,甚至19世紀的美國也是如此)。

  讓我們先分析一下美國的曆史路徑。

  美國是在重商主義原則上立國的。在19世紀中葉引爆其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美國已步入原始工業化階段很長時間。查爾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注意到在1812年,美國北部各州的鄉村地區已經完全商業化了(與中國在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發展階段類似)。依靠著瀑布為水車提供動力,週遭的小村落普遍從事著製造業活動。這是由農業商業化的興盛而逐漸在自然的市場發酵過程中興起的自下而上的原始工業化。

  早在18世紀末期,美國的農民就已逐漸變得像企業家,從事著廣泛的家庭消費品的生產和遠距離商業交換。比如還在建國初期,美國就已經把全球貿易的觸角伸向了中國,開始與英國競爭中國和亞洲的市場。到了19世紀20年代,這種市場性的交易活動幾乎全部被政府支持的由富裕商人階層建立的有組織的商業活動所取代。領薪工人成了一種流行的農業就業形式,同時農業賸餘也往往被用來投資於商業和工業事業而不是土地。本地商人就這樣為新型鄉村企業的形成提供了推動力。

  但是,這種即將引起第一次工業革命和經濟起飛的原始工業化過程完全沒有被英國(甚至馬克思)注意到。同樣地,中國20世紀80年代的原始工業化及其對於引爆20世紀末和21世紀初中國工業革命的巨大作用,在當時甚至直到現在都完全沒有被西方注意到。對於歐洲而言,19世紀20年代的美國非常落後。那時美國90%的人口還居住在農村,這一點直到19世紀中葉也沒有多大改變。

  當時的英國著名作家西德尼•史密斯(Sidney Smith)在1820年寫道:“美國人是勇敢、勤勞和敏銳的。但他們迄今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們的Arkwrights(阿克萊特)和Watts(瓦特)在哪裡? 誰用美國產的杯子喝酒,用美國產的盤子吃飯?”

  即使到了19世紀80年代,當美國已經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開啟第二次工業革命,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鐵路網絡,並超越英國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其高等教育和純科學研究與當時的歐洲,尤其是英國、法國和德國相比仍然相當落後和原始。

  圖為19世紀60年代美國鐵路獲得了極大發展。

  類似地,儘管通過多年的財富積累和爆髮式增長,中國的高等教育和基礎科研水平仍然不能和美國同日而語。雖然自從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以後,中國的高等教育水平正在拉近與美國的距離。現代美國人對於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似乎也可以說類似西德尼•史密斯當年的話:“中國人是勇敢、勤勞和敏銳的。但他們迄今為止都缺乏天才和英雄。他們的Thomas Edison(愛迪生), Andrew Carnegie(卡內基), Henry Ford(福特)和John D. Rockefeller(洛克菲勒)在哪裡?誰穿由中國製造的衣服?誰用中國人製造的工具建房子?”

  但是,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甚至今天的落後學術研究水平,絲毫不能說明中國高等教育和純學術科研不能夠在未來20~30年逼近美國,因為科學的真正基礎在工業。如果工業強大了,科學的強大才有根基。正如美國物理學會第一任會長、同時代最出色的美國科學家之一,羅蘭德(Henry Augustus Rowland, 1848—1901)在1883年的學會年會上,對美國1880年代科研現狀和未來所寫到的那樣:

  物理學,其在應用方面幫助我國實現商業財富的爆髮式增長和榮耀以後,必然會昇華,並讓我們在世界同行面前受到尊重。這樣一個信念和預言,對於一個還沒有做足夠的科研以支撐一本像樣的物理學雜誌的國家來說,也許顯得過於草率和匆忙。但是我們知道這個國家發展的速度,我們看見城市和高樓瞬間拔地而起,還有各種各樣的史無前例的經濟奇蹟。而且目前我們已經看到很多物理實驗室處於建設中,也看到對訓練有素的物理學家的巨大需求。也許我們有一種感覺,和所有真正的美國人一樣,覺得我們的國家正在崛起並面臨一個光榮的未來,到那個時候我們將在知識領域引領世界,正如我們已經在財富創造方面做到的那樣。

  羅蘭德對美國科學的預言事實上在20世紀上半葉實現了。而以中國目前雄厚的科研基金和政府的投入,尤其是工業界對科學研究的日益增高的巨大需求,其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也會在15~20年之內有類似美國當年(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驚人突破,並可望在30~40年後趕上美國。

  讓我們回到“為什麼中國的崛起勢不可當?”的問題,這是由於中國已經成功引爆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工業革命,整個國家已經為技術採納和創新做好了準備。

  更重要的是,曆史上(甚至今天)幾乎所有重大的技術進步和創新往往不是從純科學或者一小部分天才那裡來的,而是來自於廣泛的工業實踐和商業驅動,特別是廣大草根實踐者在日常製造過程中的實際操作經驗和積累。從火藥到指南針,從造紙術到印刷術,從珍妮紡紗機到瓦特蒸汽機,到愛迪生的眾多發明,再到今天的無數工業技術都是如此。正如肯尼斯·阿羅所講,在新技術的採納和發明過程中,“日常實踐中的接觸才是最好的學習”。

  圖為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的紡紗廠。

  英國工業革命(如勞動分工、珍妮紡紗機、蒸汽機、煉鐵技術和大工廠體系)並不是一場科學理論的革命,也不是對科學理論的應用。工業革命與哥白尼天文學革命、牛頓力學甚至熱力學的創立無關。

  工業革命是關於工業組織、製造技巧、設備工藝以及生產要素如何在時空上循環、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實踐知識的革命。這些突破和發現,以及製造業知識的積累只能由基於製造業活動本身的實踐(即實際動手和生產製造的過程)所驅動。因此,只要踏上了工業革命的大道,成了世界工廠(或哪怕只是占有全球價值鏈的一部分),任何國家都能成為全球技術創新的領導者。因為技術知識和創新是從重複的實踐、具體的工業建設、產品競爭以及滿足市場需求和攫取市場份額的激勵中來的。或者說,是從生產過程中來的。基於同樣的理由,一個已經工業化的國家,一旦放棄了製造業,就可能會完全喪失其技術優勢和創新力,無論它的大學排名有多高,無論它有多少諾獎獲得者。

  中國的工業革命也服從同樣的邏輯。中國人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繁忙、最勤勞的製造業實踐者,他們通過製造、組裝、運輸、打磨各種工業產品,夜以繼日地發現著新的實踐知識。例如,為了在晝夜溫差極大的高原地區修建高速鐵路,中國的工程師需要解決無數日本和德國同行不會遇到的技術和實踐上的問題。而且,為了與其他國際製造業巨頭競爭並保持世界工廠的地位,中國工程師必須時時刻刻去解決各個領域的實際工程問題。十年之前,德國高科技公司曾允許中國工程師觀看他們的技術藍圖(日本工程師則不行),並不擔心其核心技術會泄露。今天這種景觀已不複存在。通過“干中學”,中國已經在電子、信息技術、通信、超級計算、精密儀器、材料科學(包括納米技術)、造船、高速列車、隧道與運河開鑿、發電和輸電、空間科學與軍事技術等諸多製造業領域趕上並走在了技術前沿。

  【註:“干中學”(Learning by doing)由諾貝爾獎得主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提出,意為一邊幹一邊學,即在工作或生產的過程中,通過對經驗的積累總結,乃至創新,達到更高的效率。】

  這種“干中學”和“實踐中創新”的過程一開始看起來也許是低檔次的和不起眼的,但日積跬步,乃至千里。因為中國有全世界最大的製造業中心——這所最好的大學——來進行實踐和創新。

  就像美國在19世紀是英國最好的學生並最終超過了他們一樣;就像美國當年的創造力隱藏在低質量、低附加值但動態更新的製造業,尚未在大規模創新和科學突破中展現它一樣;就像美國當年熟練地學習、仿造、吸收,甚至“竊取”英國的先進技術一樣;就像雖不引人注目,美國當年卻持續熱情地投身於實踐性的、小步驟的製造業技術創新和改製一樣(如棉花收割和鐵路建造)——中國今天也是美國最好的學生。

  就像美國當年並沒有牛津和劍橋那樣的世界一流大學來為培養一流的科學家一樣,中國也沒有哈佛(Havard)和麻省理工學院(MIT)這樣的世界超一流大學來訓練一流的科學家隊伍,卻能在如此之短的時間內理解和吸收從最基本到最先進的工業技術。為什麼?因為中國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製造業“學院”,在這裏無數實踐者可以反複操作、學習、練習、發現,並訓練一代又一代年輕的工程師和潛在的創新者,正如沒有牛津和劍橋三一學院(牛頓在此畢業並執教)的19世紀的美國卻能理解、吸收和超越英國的前沿技術一樣。

  在整個19世紀甚至20世紀,美國沒有產生康德和黑格爾那樣的哲學大師,牛頓和達爾文那樣的科學巨匠。但在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並開啟了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後,美國就產生了愛迪生這樣的發明家和安德魯·卡內基、亨利·福特、摩根、洛克菲勒和科尼利厄斯·範德比爾特(Cornelius Vanderbilt)這樣的工業巨頭。 因此,19世紀的英國必須佩服美國學習和吸收英國技術的能力。

  在19世紀,中國和印度缺少一個重商主義政府和國家能力來支持商人們去開闢全球市場,調動其鄉村勞動力來開啟原始工業化和第一次工業革命。因而中國和印度缺少了強有力的市場需求來創造基於勞動分工的大規模供給。這樣一來,“干中學”和“實踐中創新”的製造業基礎就無法存在。

  而19世紀的美國卻具有廣袤而強有力的市場需求來引爆工業革命的“熱核反應鏈”,因此就處在了下一個潛在的超級大國的位置上。這要歸功於美國國父之一亞曆山大·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的遠見卓識:強力發展美國未來的戰略性優勢產業——紡織製造業,而不是它當時的靜態比較優勢產業——農業。遵循漢密爾頓在《製造業報告》或《美國工業發展計劃》中提出的發展策略,美國後來只花了60年時間(從19世紀20年代開始)就趕上了英國,挑戰了其製造業和工業技術霸權。到19世紀80年代,特別是20世紀之交,美國已成為了世界工廠和工業技術的全球領袖。

  在曆史上有形資本(生產工具)的大規模生產(或大規模再生產)是在第二次工業革命中實現的。英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潤育於19世紀30年代,完成於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發生於19世紀70年代,完成於20世紀30年代並超越英國。日本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則是開始於20世紀20年代,完成於20世紀70年代(“二戰”打斷了近10年)。中國則在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進入了這一階段。在2014年末,中國已經成為一個資本淨輸出國,在下一個10年期間,中國預期輸出1.25萬億美元來支持全球基礎設施建設。

  中國的工業擴張在全球開花結果。2014年12月,第一輛中國到西班牙的直達列車抵達了馬德里。它從中國東部沿海城市義烏出發,途經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波蘭、德國和法國,在21天行程里穿越了一萬三千多公里。這一史詩般的一萬三千公里行程與傳統的海運相比時間縮短了一半。這一最近投入運營的路線也是世界上最長的鐵路線,非常類似兩千年前從西安至地中海的絲綢之路。

  自哥倫布以來,最廉價的全球貿易通道是海路運輸。海運為英國的工業革命開闢了道路,也為中東和中亞地區的衰落埋下了伏筆。自那以來,老牌工業化國家都依賴太平洋、大西洋和印度洋進行全球貿易和通商通航,以及基於其上的文化和技術傳播。

  但時過境遷,中國正試圖對此做出曆史性改變。憑藉著低廉的成本和現代工程技術,中國正在通過現代高速鐵路(比如一條從中國南部沿海城市深圳到荷蘭鹿特丹的長達15000公里的新線路和一系列不斷建成通車的途經中亞的中歐鐵路網,包括已經通車的從中國義烏到伊朗首都德黑蘭的鐵路線)從陸地上聯結和整合南亞、中亞、中東、俄羅斯和歐洲。這即是中國的“一帶一路”計劃的一部分。與海運相比,鐵路運輸更快捷、準時和可控,更容易實現區域內產業分工和經濟一體化,從而更能滿足21世紀的全球工業化的需求。

  圖為2018年8月26日,第10000列中歐班列抵達武漢吳家山鐵路集裝箱中心站。(新華網 餘淩雲 攝)

  中國正在創造一個依靠陸路運輸的全球貿易新時代。也許自大航海時代和英國工業革命以來,再沒有什麼其他經濟事件比這條新絲綢之路更引人注目了。不過它也僅僅從一個特定的角度展示了中國崛起的力量,及其對21世紀全球經濟和地緣政治結構的巨大影響。

  3

  市場創造者:有為的政府

  中國崛起勢不可當的第三個原因在於中國有一個有為的政府。這個政府既通過中央計劃,也通過分散化的地方行政區域間相互競爭(如15~19世紀歐洲的國家間競爭一樣)來組織、調度和管理國民經濟,以促進增長,優化治理。它以不斷改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指引,卻又依託商業和製造業來持續發展和開放的鋼鐵意誌。它能通過實驗和微觀製度創新從上至下地糾正重大的政策失誤。這才是所謂“國家能力”的真正含義。

  依賴於穩定的以共產黨為核心的政治製度,中國在改革開放後避免了許多由民主製度和世襲獨裁製度在發展中國家帶來的困局。通過精英式的領導選擇模式,中國政府也獲得了源源不斷的管理人才和草根階層的支持。這一體製符合中國的國情,也是中國的政治比較優勢,儘管不斷變化的經濟結構要求中國政府在治理方式上持續地學習、變革和轉型。

  中國政府也瞭解資本主義的本質(它的善與惡)和西方的發展史。因此,在製定和實施發展戰略的時候,中國政府能採用一種更長遠的曆史性的視角來看待人類社會的變遷。

  清政府不懂得“誰控製了世界貿易,誰就控製了世界財富和這世界本身”這個重商主義的富國強兵道理。社會主義計劃經濟也不懂得這個道理。但改革開放後的中國明白了這個產生工業革命的秘密。

  曾經,面對英國的工業技術和強大海軍,中國清朝政府拒絕開放貿易,也不願改變其重農主義意識形態和封建主義統治方式。但今天的中國卻擁抱變革,並積極融入全球競爭和貿易。由於擁抱了以市場擴張為基礎的資本主義,今天的中國享有著英國在175年前鴉片戰爭期間享有的力量與驕傲(卻以一種和平的方式)。

  資本主義難以隱藏或保護其技術機密。規模化的機械生產能力加上規模經濟效應,會激勵利潤驅動的資本家大規模出口這種機器和生產方式,儘管本國政府為了保持技術優勢可能禁止這樣做。這樣就把工業革命的果實帶到了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種傳播不斷髮生:從英國到歐洲、美國和印度,從歐洲到非洲、拉丁美洲和日本,從日本到韓國和其他亞洲地區,從美國到整個戰後世界。

  儘管存在這種從發達經濟體向發展中國家的技術“泄漏”、“外溢”和轉移,許多發展中國家仍然保持著貧困狀態,無力吸收和採用現代生產技術。國際組織(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聯合國)在戰後為消除貧困付出的努力也收效甚微。因而,農業國仍然維持原貌,資源國卻仍然貧窮,靠賣資源為生。究竟是什麼阻止了這些國家成功實現工業化,儘管許多現代生產技術是輕而易得的?或者說,是什麼阻止了資本主義在非洲和拉丁美洲按照自己的面貌複製自己?

  曆史已經給出答案。

  使工業革命在英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韓國、新加坡以及許多其他地方成為可能的,並不是民主製度和放任自流,而是一個強大的商業導向的政府,以及在商業和貿易政策指導下的政府主導的國家建設;並不是自由資本流動和浮動彙率下基於靜態比較優勢的“李嘉圖”貿易,而是重商主義發展戰略下的著眼於未來製造業動態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的“李斯特”貿易;並不是純粹的自上而下的顛覆性製度變革,來支持現代金融體系,而是自下而上的改良性政策調整,來通過“原始積累”支持原始工業萌芽和輕工業,並借由政府高度集中的統一權力和鋼鐵意誌來支持全球商業市場的創造和與外國製造業的競爭(一開始是在勞動密集型產業里)。

  與藏富於民、靠商致富、勞動分工、原始積累、全球貿易及政治與社會穩定的發展戰略一致,曆史上的英國政府通過逐步的海內外市場創造和工業化,進行了幾百年的長期的國家建設與財富積累。普選民主和法製僅僅是這一全民皆商和鼓勵製造業出口的重商主義工業化過程的結果和副產品,而不是它的原因。試圖通過模仿結果而不是原因來開啟工業化進程是一個註定失敗的方案。

  使英國強大的一個事實,是自伊麗莎白以來,各方面在鼓勵商業的必要性上達成了一致。一個剛剛將國王斬首的議會卻可以同時忙於海外貿易據點的建立,就好像什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查理一世的鮮血還冒著熱氣,這個由狂熱重商主義分子組成的議會就通過了1650年的臭名昭著的《航海條例》。

  類似地,使中國強大且勢不可當的一個事實是自鄧小平以來,中國共產黨內對改革開放的必要性達成了共識。

  因為工業化最初和最重要的任務是市場創造和國家能力的建設。而這一任務涉及地區自治市場在國家層面的統一,以及整個國家資源和勞動力從頭到腳的重新組織、定位、調度和協調。

  製度學派過分強調了諸如現代法律規則和產權保護等正式製度在工業化初期的作用,把它們作為工業化的先決條件。但這種觀點與經濟史所揭示的並不一致。

  首先,法律規則和私人產權作為一種古老製度在工業革命之前已經存在了好幾千年。然而中國直到社會主義時期才建立起重工業基礎。其次,隨著不斷演化的社會經濟結構和生產方式,這些製度的具體形態也不斷演變,因為“犯罪”和“權利”的形式和內涵也是隨時間不斷演變的,因而資本主義的法律規則和產權保護製度是資本主義演化的內生結果而非原因。

  就像經濟史學家莫基爾(Mokyr)指出的,在工業革命前夕,“英國社會幾乎沒有什麼法律和秩序來保護工業財產和人權,而是充斥著大量的搶劫和偷盜,以及由經濟或政治上的民怨引起的地方暴動。漢諾威的英國並沒有1830年之後(即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後)的警察隊那樣的專業警力,法庭系統也笨拙而昂貴,並充滿了不確定性和不公。因為沒有官方正式的法律執行機製,整個英國依賴著民間殘酷懲罰的威懾效應維持治安。懲罰大多是私人性的,犯罪預防大多是民間自己實施的,超過八成的犯罪懲罰是由被害人私下實施執行的。”

  因此,在英國工業革命之前和期間,對促進資本積累和正當的商業行為真正重要的力量並不是正式的法律規則和現代產權觀念,而是政府的鼓勵和商人們私下維護和實施的殘酷懲罰;不是民主製度,而是政府倡導的重商主義社會價值觀(包括公平買賣、社會信任、道德、宗教和對由商人和商業團體私人建立的社會秩序的支持)。

  亞當·斯密沒有強調在他所處的時代,貿易秩序是由歐洲商人階層的壟斷勢力和國家政府的軍事力量維持的。就像著名的荷蘭商人和軍官Jan Pieterszoon Coen給王室所指出的那樣:

  陛下應該可以根據經驗知道,亞洲貿易必須由您自己的強大武力來維持和保護,而這武力本身又必須用貿易獲得的利潤來支付;以至於我們無法不用戰爭來進行貿易,也無法不用貿易來支付戰爭。

  除瞭解決市場缺失和市場協調問題,政府負擔著另一個關鍵性的任務:只有政府才能完全內部化工商業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巨大外部性。對於能源、動力、金融和基礎設施等攸關發展和安全的行業這一點尤其成立。

  正是由於缺乏國家支持和政府培育的重商主義(出口製造業導向)發展戰略,佛蘭德斯和愛爾蘭這些地區未能在18世紀下半葉持續地創造全球(紡織品)市場、供應鏈和商品分銷體系。這是它們未能開啟工業革命的關鍵因素,儘管和英格蘭一樣,在工業革命前夕,它們也擁有繁榮和極其富於競爭力的原始紡織工業,一點也不亞於英國的紡織業。

  正如經濟史學家斯文·貝克特(Sven Beckert)在他關於世界各國棉紡產業興衰史的新著里精闢指出的那樣:“如果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政權使其有能力在法律、行政管理、基礎設施和軍事方面所向披靡、穿透它所想波及的領地,工業化簡直就是根本不可想像的。的確,培育國內紡織業的國家能力被證明是區分那些當年成功實現工業化和工業化失敗國家的唯一要素,以至於今天的現代國家在世界地圖上的分佈與當年實現棉紡工業化的地區完美相關。”

  難怪即使在毛澤東時代由國家建立的大規模重工業和科研機構,在後來也極大地促進了中國的第二次工業革命(開始於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這些重工業和昂貴的科研機構曾經非常“無效率”(虧損),成了中國巨大的財政和金融負擔。但在90年代,當中國完成了原始工業化和第一次工業革命,並採取了利潤—成本驅動模式(擇優競爭獎勵機製)來管理這些重工業(科研機構)之後,這一切發生了改觀。

  這個時候,經曆過改革後的80年代和90年代工業化階段,中國已成為了世界上對基礎設施和重工業產品(如化學、原材料、能源、鋼鐵、交通、通信和各種機械設備)需求最大的市場。這一市場的出現並不是由於中國的人口突然增加了,國土面積突然增大了,或資本利率突然降低了,而是由於中國成功建立了龐大的輕工業基礎,增強了國民購買力,來有效支撐這些大規模的重工業。

  圖為2019年3月29日,位於廣東湛江東海島的寶鋼湛江鋼鐵三高爐系統項目正式開工建設。(新華社記者 鄧華 攝)

  這同樣解釋了90年代中期以來來自發達經濟體資本密集型FDI(外國直接投資)的爆髮式增長以及重工業技術的快速進步(如遠距離輸電和高質煉鋼技術、高鐵系統和太空項目,這些都是國有的)。

  【註:自從2008年第一條高鐵線投入運營以來,中國已有28個省納入了這一全球最大最長的高鐵網(長達1萬英里,超過全世界運力的一半)。北京-上海線在2014年記錄正的利潤,這時它投入運營僅3年。到2015年2月,其他一些線路也在運營1-2年後開始盈利,包括北京-天津線、上海-寧波線、上海-杭州線、杭州-深圳線、廣州-深圳線。而同時,在諸如中國台灣和法國這些發達的經濟體中,私人擁有和運營的高鐵系統卻常年虧損。這表明市場規模和管理能力才是真正重要的,而不是所有製的形式。】

  這樣一個巨大的市場就能夠支撐一個龐大的重工業部門,使得對重工業的市場化改革和轉型與70年代末、80年代甚至90年代早期相比更容易進行。因此,中國的重工業在很大程度上成功實現了轉型和複興。

  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一條重要經驗就是在國有企業(尤其是牽扯國計民生的國有企業)民營化的問題上應該非常慎重。在市場條件成熟之前,不應盲目而不加區別地民營化所有產業。民營化的步驟應該按照市場發育順序。民營化每一個特定的行業都要考慮到如下因素:

  (1)其產品市場要廣闊到能夠支持同類型的民營企業的程度。

  (2)該行業中的民營企業在國內和國際市場上有足夠的競爭力(包括在融資、管理和技術創新上)。

  (3)民營化不應損害國家安全。事關國家安全的關鍵領域應該只允許併購和混合製,而不是完全的民營化。

  (4)與國計民生攸關的福利性產業(比如醫療、教育)和自然資源(比如土地、森林、稀有金屬),必須長期堅持公共價格體系和國有化的合理比重。

  企業所有製與效率沒有必然聯繫,關鍵是企業內部的管理方式和是否迫使其參與市場競爭並嚴格實行優勝劣汰。中國很多集體所有製企業的成功就是證明。

  對一個國家的市場深度和規模的衡量不僅要考慮其人口規模和下遊的購買力,也要考慮基礎設施和分銷物流網絡的發達程度。中國在城市供水、電力、交通和通信領域的公共資本形成是世界上增長最快的。

  從1978年到2014年,中國的基礎設施資本存量(以不變價格計)年均增長12%,比真實GDP增長高出兩個百分點。過去40年以來,灌溉系統、城市下水管道、街道與高速公路網絡、航空和鐵路運輸、電力輸電網、石油和天然氣管道、學校、醫院等都有了巨大的改善。例如,中國的公路總里程達到了423萬公里,其中包括10萬公里高速公路,超過美國成為了高速公路里程最長的國家;超過95%的村莊現在都由柏油路連接。因而現在中國在世界銀行物流績效指數(LPI)上位居高位。

  中國還是為數不多的幾個在LPI指數(包括各分項:國際遞送、基礎設施、客戶服務、物流能力、追蹤體系、及時性)上達到高收入國家水平的發展中國家之一。2014年中國的LPI總分為3.53,位居全球28位,緊跟葡萄牙,並高於土耳其、波蘭和匈牙利。在基礎設施這一項,中國在160個國家和地區中名列第22位,高於美國(26位),加拿大(23位)和韓國(28位)。

  另外,中國的國內和國際基礎設施建設熱潮仍在以罕見的速度繼續。這一引人矚目的基礎設施追趕浪潮毫無疑問將會極大地促進中國製造業市場的形成,並使中國為下一個十年間的增長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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