租、尋租與租值耗散
2019年07月11日16:37

原標題:租、尋租與租值耗散

在19世紀之前,所謂“租”不過就是使用土地、房屋這類不動產而支付的報酬;而今,像是過年時節“租”個男友、女友回家,支付報酬,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那麼,同樣是“租”,租地和租人是否一樣呢?

“租”(rent),或者說“租金”,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一個經濟詞彙。但比較怪異的是,如果諸位讀者翻翻任意一本國內外標準的經濟學原理教科書,會發現教材中涉及“租”的內容很少,即便有,通常也解釋得相當簡略甚至是含糊其詞。相應地,大部分接受標準經濟學教育的專業人士,常常說不清道不明“租”到底是個什麼東西。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這幾年來業界常常把“共享經濟”和“租賃”混為一談。

這篇文章是有關“租”的經濟學小史。

在經濟思想史上,人們對rent的思考由來已久。不過在19世紀之前,rent通常僅僅指“地租”,間或指“房租”,其意義比較狹隘。從17世紀英國學者配第(William Petty)爵士開始,學者們最為關心的問題就是地租——即使用土地的報酬——是如何決定的。當年休謨讀了斯密的《國富論》之後,就在寫給斯密的信件中指出:他有關地租的解釋是錯誤的。因為斯密一會兒說土地上產出物價格的高低決定了地租的高低,一會兒又說地租的高低會影響土地產出物價格的高低。可惜的是,休謨還未來得及說明他自己對於地租的理解,就去世了。

1815年,被稱為“現代地租理論元年”,標誌著現代地租理論的誕生。因為在這一年中,四個人——李嘉圖、馬爾薩斯、托倫斯(Robert Torrens,英國軍官,後為國會議員,是19世紀英國第二次貨幣爭論中的領導人物)和韋斯特(Edward West,一位才華橫溢的青年,後去印度擔任法官,不幸病故)——相繼各自獨立地發表了同一種地租理論,這就是級差地租理論。

現代地租理論的核心思想是:價格決定地租,不是地租決定價格。

舉個例子。假設土地有優劣之分,現在你在最優等土地上,投入100元,可以收穫200斤麥子;市場上麥子的價格是0.5元/斤。那麼200斤麥子的收益就是100元,正好和成本相抵。此時沒有租金,差一些的土地也不會投入使用,因為只要100元投入下的麥子產量低於200斤,就會虧損。但是如果市場上麥子價格上漲,變成1元/斤,那情況就不一樣了。首先,次等土地會投入使用,比如另一塊地投入100元,產出只有100斤,但是現在也能做到收益與成本相當,因而耕種這塊地至少不會虧本;其次,對於最優等地而言,200斤麥子現在能賣得200元,扣除成本後還獲得了100元的盈餘。這100元盈餘歸誰所有?如果前期100元投入是資本和勞動投入,那麼資本所有者和勞動者其實都已經獲得了回報,這多出來的部分,只能歸於土地所有者,即李嘉圖所言的“使用了原有不可滅的土壤力,必須給地主一部分生產物”,這就是地租。

所以,只有當土地產出物價格上升,劣等土地投入使用,優等土地才會產生地租。隨著穀物價格的不斷上漲,越來越次等的土地逐步投入使用,肥沃程度不同的土地就相繼獲得了級差形式的地租,這就是級差地租。(前述例子是粗放耕種模式,如果隨著穀物價格上漲,在同一塊土地上不斷增加投入,那麼就是集約耕種模式,級差地租的產生機製不變。)

從經濟學意義上講,級差地租的核心邏輯是存在多種生產要素的情形下,固定某種要素的投入(比如土地),不斷投入其他要素(資本或勞動),那麼就可以解釋固定要素的價格(地租)是如何產生的。所以後來級差地租理論被用來分析其他生產要素的報酬。比如馬歇爾應用該理論來解釋固定資本的報酬,他稱之為“準租金”。而克拉克(John Bates Clark,現在被稱為小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克拉克獎”,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則更激進,應用級差地租理論解釋一切生產要素的報酬(固定資本要素的投入量,不斷增加勞動投入,可以計算得出資本的報酬;反之,則可以計算得出勞動的報酬),這就是邊際生產力理論的誕生,也就是如今寫入教科書中的廠商最優生產理論——要素的邊際產出等於其價格。

但是“租”的現實解釋力還遠不止如此,其還可以用於分析更為廣泛的社會現象,比如“尋租”(rent-seeking)。

公共選擇理論的代表人物之一、美國經濟學家圖洛克(Gordon Tullock),在發表於1967年的論文“關稅、壟斷和盜竊的福利成本”一文中提出了尋租理論——“尋租”這個詞彙,則是克魯格(Anne Osborn Krueger)於1974年開始使用的。不過一百多年前,法國最傑出的經濟學家薩伊(Jean-Baptiste Say)就在他的《政治經濟學概論》中詳細描述了尋租現象。

按照目前流行的見解,尋租就是通過賄賂等非法手段獲得壟斷性資源的利益,是一種“非生產性的尋利活動”,會造成社會的不公正以及福利損失(參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關尋租問題的工作論文,“尋租和內生性收入不平等”)。倘若給定適當的前提條件,這類觀點不算錯。但是,籠統地將“尋租”歸結為一種貪腐行為,只是毫無意義的價值判斷,並無助於我們真正瞭解尋租現象。

事實是,尋租是任何一個社會在轉型期都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光榮革命之後的英國,西進運動時期的美國,還有19世紀之後紛紛獨立的拉美國家,都存在大量的尋租行為。更重要的是,不同社會中尋租產生的結果完全不同,它既可以促使市場法治社會的形成,也能導致拉美經濟模式。所以,如果我們不清楚尋租的內在機製,就很難作出好壞優劣之判斷。

理解尋租,首先要弄清楚“租”的本質究竟是什麼。在19世紀之前,所謂“租”不過就是使用土地、房屋這類不動產而支付的報酬;而今,像是過年時節“租”個男友、女友回家,支付報酬,也不是什麼新鮮事。那麼,同樣是“租”,租地和租人是否一樣呢?

答案是“一樣”,因為這類行為都是為了使用某種“獨占權利”而支付報酬。土地、房屋的所有者對土地、房屋擁有獨占性的物權;同樣,個人對自己的身體也擁有獨占性的權利。正是這種權利上的獨占,或者用更經濟學的術語來說——壟斷,才產生了“經濟租”(economic rent):使用某種資源帶來的收益高於其機會成本,而給資源所有者帶來的回報。

因此,只要具備了某種排他性的獨占權利,即由法律、行政或者其他權力所賦予的壟斷能力,就有可能產生租(注意,只是“有可能” 而已,因為這是必要條件非充分條件),像是“專利費”、出租車的“牌照費”等等,本質上都是“租”。

有讀者可能會立刻想到:這不就是教科書中說的“超額利潤”嗎?沒錯,租就是超額利潤,只不過和後者著眼於壟斷企業的收益相比,租更強調的是一種超過資源使用之機會成本的額外盈餘。

認識到這一點,就會明白“尋租”的實質。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而言,尋租就是動用一切手段“尋找超額利潤”,這當然包括了非法手段。但是在我們指責尋租行為之前,先試著想像一下當一個社會從前現代世界向現代世界轉變,從非市場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情形。此時,社會中絕大多數有價值的資源被特權人士所獨占,其潛在價值被國王、貴族或者政府所“窖藏”。倘若要讓這些資源真正得到利用,必須投入到市場過程中去,而能採取的方法,要麼是天真地相信特權人士會放棄利益,要麼就是不擇手段地從特權人士那裡將資源“贖買”(賄賂)出來:這才是尋租的本質。

在此意義上,尋租不僅不是壞事,還是一件好事。這就是十多年前某位經濟學家提出“尋租有利論”的意思。毫無疑問,這樣的論點甫一提出肯定會招致非議。只不過,大多數對於“尋租有利論”的批評都沒有點出實質問題。因為就社會轉型問題而言,判斷尋租行為的好壞根本不是合不合法的問題,因為不存在這樣的司法製度。試想,在一個前市場經濟社會中,連基本的市場法規都不健全,所有尋利的行為都可以說是“合法的”,也可以是“不合法的”,這完全取決於那些資源壟斷在誰手中。

“尋租有利論”的真正問題是,把資源從特權人士手中贖買出來後,經過市場過程產生的資源價值不一定會提升社會福利,因為此時有可能存在“租值耗散”(dissipation of rent)。

“租值耗散”最初由美國經濟學家戈登(H. Scott Gordon)在1954年一篇有關漁業公共資源的文章中提出,是張五常老先生力推的概念之一。其核心含義就是流傳更廣的“公地悲劇”的另一種表述:一項權利界定不清的資源,其租值在邊際上會下降至零。公共魚塘、公海捕魚,這些是最為典型的例子,由於缺少實際的權利所有人,誰都可以任意捕撈,最終導致涸澤而漁,資源價值耗盡。

尋租就是存在這樣的問題。如果隨著資源逐步從特權者手中釋放出來,進入市場過程,但是相應的市場法規卻始終未能建立起來,無法確定資源的具體所有者,或者雖能確定所有權,但是並不能真正保障資源所有者的利益,那麼這些資源創造出來的價值最終只能是被某些特定人士所瓜分,形成新的特權群體,而不能增進社會福祉。

所以,要使得尋租行為產生積極影響,就必須杜絕租值耗散現象的出現,即建立和完善市場經濟製度。無論是公有還是私有,關鍵是確定資源的具體所有者,並切實保障資源所有者的利益。這就是英美社會轉型過程中的成功之處,也是拉美經濟的失敗之處。

(作者方欽為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教師,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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