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步進入互助時代
2019年08月21日03:37

原標題:跑步進入互助時代

  2018年10月5日,江蘇省淮安市兩個老人在一家保險公司門前休息。視覺中國供圖

  北京兒童醫院暑期掛號難 ,場面壯觀如同春運。視覺中國供圖

  2014年12月,青島。一位媽媽因女兒罹患白血病,無法湊齊高額醫療費而上街乞討。視覺中國供圖

  截至2011年年底,全國基本醫保參保人數超過13億,構成保障基本盤。視覺中國供圖

  2018年,周家母女燙傷眾籌引網友質疑,家屬一怒之下退還款近40萬元善款,另行借錢治病。視覺中國供圖

  厄運時常來得悄無聲息。一位保障行業從業者回憶,她探訪過的用戶中,有大學生毫無徵兆地暈倒在寢室;有人顫抖著從檢驗窗口接過病理報告,看一眼便嚎啕大哭;還有一對父母在平靜的早上接到電話,對面一片慌亂,“你女兒被車撞了”……

  一名8歲男孩因重症截肢後,被母親丟在了醫院;一位17歲的少年騎摩托撞倒了農村男童,手術費需要7萬元,雙方都拿不出,羞愧且絕望的少年便從醫院的10樓跳下;深圳的一位母親跳樓,是想賺得30元萬元人身保險金,治療兒子的脊柱炎;當兩人都有癌症,女兒又患紅斑狼瘡時,一對夫妻決定抽籤,一人放棄治療,為孩子省下治病的錢。

  財政部數據顯示,2017年,我國個人醫療費用支出約占醫療總開銷的28.8%——這被視為醫改的一大成效,此前,該比例高達40.8%。不過與眾多發達國家10%左右的數據相比,仍有下降空間。原國家衛計委的一位官員表示,建檔立卡的貧困戶中,42%是因病致貧或因病返貧。

  人們想盡辦法彌補醫藥費中社會保障所不能涵蓋的三四成。目前,在發達國家最常見的方式是購買商業保險,但這種方式在眾多國人眼中門檻高,不實惠,覆蓋率低。當下,中國大陸商業保險支付醫藥費的占比僅為4.5%。每10個人中只有一人購買了商業健康險。

  互聯網帶來了新的選擇。近些年,一種宣稱能以更低門檻提供保障的“網絡互助”新模式開始興起。

  它與傳統保險截然不同:不再預收大筆保費,沒有資金池;在互聯網上組成用戶群,只要符合平台規則,群體里一人落難,其餘參與者按照約定,必須拿出互助金,風險共擔。

  2016年被稱為“網絡互助元年”,那一年誕生了300多家網絡互助平台。接下來3年中,這個行業迅速積累起上億用戶,也爆發了破產,清退,甚至捲款跑路等眾多亂象,遭監管部門屢次警示。

  但直至今日,仍有越來越多互聯網公司投身於此。巨大流量湧動下,數以億計的用戶在屏幕端輕輕點擊,懷抱對未來的期待,投身這場前途未卜的大型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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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辦水滴公司之前,沈鵬是美團的一名管理者。彼時美團有3萬多名全職員工,十幾萬名外賣配送員,“今天有人受傷,明天有人癌症,後天又有誰家家屬出事。”為此,沈鵬在公司內屢次組織捐款,但他發現,籌款額逐漸變低,討論保險的人則越來越多。

  討論的人多,買的卻不多。糾結點在於:能返本的儲蓄型保險,動輒繳納幾萬元、十幾萬元;一次性購買的商業健康險,一年至少幾百元,只要自己不出事,感覺就像“打了水漂”。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美國經濟學家理查德·泰勒曾說,保險幾乎是金融業最難銷售的產品——先掏一大筆錢,卻沒有可見回報,“回報”發生意味著先有損失。“痛苦”在前,人們潛意識必然反感。

  “怕得病,可又覺得保險貴。”2016年,沈鵬從美團辭職,創辦水滴公司,隨即推出水滴互助。

  他很快從創投基金處拿到了錢。資方的信心在於,從全球維度看,一個國家的人均GDP從7500美元上漲至9500美元,尤其經濟由直線增長變為波動增長時,保障行業都會迎來顯著上漲。這意味著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些錢,同時對未來開始謹慎,因此謀求保障——這兩個模型都與中國高度吻合。

  這樣的信心的確在被印證。2018年10月,支付寶在其客戶端內推出相互寶。這項“大病互助計劃”為符合條件,遭遇大病或嚴重意外的參與者,一次性給予最高30萬元互助金,截至目前,吸引了8000多萬人。

  “網絡互助幾乎沒有參與門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說,“比起商業保險,它事後均攤,每人每次出資額很少。”

  在相互寶今年8月上半月的扣款公示中,500人向另外7732萬名參與者申請了救助,原因包括癌症、開顱、心肌梗塞等。為幫助這些素未謀面的網友,7732萬人,每人拿出了1.47元。

  相互寶曾承諾,2019年的單人分攤總額不會超過188元。而市場上的保險類產品,以30歲人群為例,一次性給付30萬元的重疾險,每年售價至少三四百元,年紀越大保費越高。

  張衛平(化名)和妻女都加入了相互寶。他出生在河南農村,剛在城市站穩腳跟,沒有積蓄,孩子還沒上幼兒園。

  女兒意外從高處摔下,送進ICU,繼而進行開顱手術前,張衛平從未將這東西太當回事——在手機上看幾項告知,勾選兩下,就成了“用戶”。之後每半月扣一次互助金,都是幾毛錢。以至於術後已有數萬元欠賬的他,諮詢醫生時毫無底氣:這東西買得太簡單,我娃能拿到“賠付”嗎?

  互助產品普遍試圖向外界傳遞的信息是,比起傳統的保險模式,它們更加透明、公開、簡單。不同於保險公司預收保費,設置複雜的合同,眾多互助平台都只有簡明扼要的注意事項、健康告知,並列明管理費,和互助金一同徵收。

  “要吸引那些保險原本觸及不到的群體。”沈鵬說,水滴互助一度參照保險業合同設置加入條件,卻讓很多用戶認為過於嚴苛,“滲透率註定上不來。”螞蟻金服副總裁、保險事業群負責人尹銘也介紹,為了令健康告知等規則儘可能通俗易懂,相互寶內還有一個“語文組”,任務便是細摳條款表述。

  與傳統保險的消費渠道相比,互聯網平台更諳熟吸引用戶自行前來——支付寶的巨大流量為相互寶帶來了便利;而在水滴公司的另一個知名產品“水滴籌”處,為困難家庭捐助後,往往會彈出一個頁面,詢問是否要加入水滴互助。

  對於張衛平來說,網絡互助是他家唯一的商業保障。女兒術後恢復只算一般,左眼在術後一個月才睜開;3個月來,她仍無法行走,握不住細小的東西。醫生告訴張衛平,女兒尚有恢復的可能,但需要幾十萬元。

  相互寶的30萬元互助金變得至關重要。他為女兒前去申請,結果令他意想不到:調查發現,女兒曾患肝炎,不滿足加入條件,無法獲得互助金。

  他如夢初醒:原來互助和保險一樣,都有加入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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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衛平啼笑皆非。調查所說女兒患過的肝炎並非普通人熟知的病毒性肝炎,是新生兒群體中的常見病,“比感冒還好治,現在成了遭拒賠的‘重疾’。”

  一番糾纏後,相互寶告知,這起爭議案件如想獲得互助金,必須通過賠審團賠審。這是相互寶設置的,為解決爭議案件的最後手段。

  互聯網平台追求著“普惠”“低門檻”,但規則難免有模糊的區間。當申請救助者被拒理賠,模棱兩可的條款難免引發爭議。

  另外,網絡互助也不具備保險行業那樣的線下銷售人員,這些人員本可以指導用戶閱讀合同、健康告知,許多保險公司在保單簽約前核保,避免事後再為是否符合投保條件爭執。

  目前在網上檢索,相互寶、水滴互助等多家主流互助平台,都有因“拒賠”引發爭議的案例。

  相互寶試圖用集體投票的方式解決爭端。相互寶的8000多萬用戶中,目前有100多萬通過了線上考試,成為了“賠審員”。在為期24小時的賠審中,他們將就是否給予救助進行投票。最終,多數方意見將決定是否給予互助金。

  在張家之前,相互寶的第一起賠審案發生於今年3月。申請者唐先生2018年10月加入相互寶,12月跌入深坑,陷入重度昏迷。可核查時發現,他曾於2016年9月因皮肌炎住院,並連續服藥3個多月,違反了“近兩年內沒有連續服藥超30天”的加入條件。

  許多相互寶員工知道,申請家庭因治療已花費50多萬元,孩子恰又讀大學,十分困難。而且病人違反的條件其實很難界定——家屬宣稱,拿回的藥只是斷斷續續地吃,那究竟怎樣計算“連續服藥30天”,依據開藥記錄還是醫生於病曆中的明確要求?

  這一切只能交給賠審團。不少賠審員質疑申請家庭“不誠信”“帶病加入”,批評的留言在討論區被越頂越高。

  病人家屬賠審當天一次次給相互寶官方致電,語氣逐漸焦急。最終,對方直接要求,“把賠審撤了吧!我們有臉面,病人剛甦醒,受不起非議!”結果,賠審開始5小時便宣告終止。

  張衛平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他也不想上賠審團,“可現在沒人能做主。我沒有辦法。”

  保險公司預收保費的模式為其在保障、理賠時贏得了更多主動權。加之保險是用戶與保險公司間的私人契約,只要雙方願意,產品價格、理賠範圍都能協商調整。

  “而互助作為群體公約,所有人的標準必須完全相同。”相互寶的一位負責人承認,要被幾千萬人同時認可,意味著平台缺乏協商空間。規則則必須更加嚴密。

  在尹銘看來,爭議在早期在所難免。相互寶的邏輯是,在處理爭議過程中,伴隨經驗積累,規則迭代,模棱兩可會越來越少。至少,唐先生違反的條件在陪審後就得到了完善:“連續服藥30天”的認定條件變為“醫囑表明”。

  不過,賠審製度不能解決不斷擴大的人群提出的所有挑戰。根據相互寶公佈的每期花費,7月下半月的一期,需救助人數為496人,人均分攤費用為半月1.48元,與5月每位用戶只需分攤5分錢的花費相比,增長了近30倍。不少用戶議論紛紛。

  依照相互寶回應,近幾個月,之前集中加入的大批用戶,紛紛度過90天等待期,在此基礎上,不少需要救助的用戶申請,並完成線下核查,因此救助案例激增;加之平台上目前參與分攤的普通成員增速,不及需要幫助的成員增速,導致人均分攤費用增加。

  但這套解釋無法完全打消人們的質疑。6月,一則廣為流傳的謠言稱:可以將病毒故意植入體內,造成並不難治癒的甲狀腺癌,以騙取相互寶的30萬元互助金。

  “生氣,沮喪。”相互寶的運營人員說,這在科學層面純屬無稽之談,“為‘透明’‘公開’做了那麼多,一則謠言的傷害卻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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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萬元額度保障,不要錢!”“加入互助,倒送3元紅包”,這些主打“便宜”的宣傳口號,一度在2016~2017年大肆流行。那也是大量資本乃至熱錢湧入互助行業的兩年。

  在沈鵬的記憶中,那兩年最熱鬧,也最混亂。有的互助平台扣了用戶大量互助金,卻連一次像樣的受助人公示都沒做過。

  一些平台推出了匪夷所思的產品。例如一則“糖尿病互助計劃”,19元加入,最高賠付30萬元,竟號稱“不管是否罹患糖尿病,都同樣加入”,還聲稱經過了專業保險團隊精算。

  《南方都市報》曾於2018年展開一項調查,發現有些互助平台客服電話無人接聽;還有一家平台標註的電話被撥通後,對方語氣茫然,對所謂的平台一無所知。

  另外一家已開展9個月,彙集數十萬人,數百萬元互助金的平台,竟無一人申請到救助。

  可能是詐騙,另一個可能則在於,平台是真的,但參與者並沒那麼多。有該行業從業者曾自曝:為積累用戶,吸引投資,也增強參與者信心,行業里不乏高額補貼、不實名認證即可參與等行為。

  一位首都經貿大學的學者在他的論文中指出了更為系統性的風險:當缺乏權威監管方,平台理論上可以虛構病曆、套取互助金,甚至製造龐氏騙局。因此鮮有第三方基金會或銀行願全面託管互助金,用自己信用為平台背書。

  2016年,保監會曾連續3次對互助行業下發警示,整治網絡互助平台沒有保險資質,缺乏合法的準備金,也沒有官方認可的精算環節,卻給予消費者能獲得近似保險般“剛性賠付”的虛假預期,甚至採用各種擦邊營銷手段大肆推廣。

  中央財經大學保險學院院長李曉林曾撰文提醒,以中國人身保險業重大疾病發生率作為參照,即使只算6種主要大病,30歲男性的發生率大約為萬分之八,51歲男性發生率大約為萬分之八十。這意味著,30歲的男性群體間,想實現30萬元的互助計劃,每人每年應分攤240元;51歲的男性群體,每人則需要分攤2400元。如果涵蓋更多疾病,費用更會水漲船高。

  但目前,幾乎所有互助平台上的發病率和人均花費,都遠低於這一數字。對此,諸多平台的回應趨於一致:參與群體仍偏向熟悉互聯網、高素質的年輕人群,加之嚴格的風控核查,因此風險較低。

  這意味著,參與互助的年輕人某種意義上“補貼”了其他參與者;而且,隨著互聯網、移動支付進一步普及,用戶年齡趨於平衡,均攤費用可能增加。

  對外經貿大學保險學院副教授何小偉等人在其論述中也表示:網絡互助平台一旦難以對每一起互助事件充分調查,會引發平台支付更多互助金,成本直接轉嫁到所有會員身上,進而造成會員流失,陷入惡性循環。

  一位互助行業從業者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互助不能像傳統商業保險“抓大放小”,對保額不高的案件適度寬鬆核查,既為了維持規則、共識,也有對成本的考量。這直接導致平台核查量大,支付互助金的進度被拖慢。

  今年6月,一位相互寶的用戶在自媒體發佈公開信稱:自己4月5日被確診為宮頸癌,直至6月都未拿到互助金,“晚期病人可能都耗死了”。而另一家商業保險公司,4月當月就完成了理賠。

  相互寶當時對此致歉,稱對審核所需材料的告知不到位,拖延了時間;調查週期也確實過長,今後將加速。

  不僅是相互寶,用戶增長快的互助平台,線下核查能力是普遍的“短板”——現階段,大多平台只能與第三方調查公司合作。代價則是高額投入。

  也有互助平台一度不再寄望於商業經營,主動向慈善公益轉型。然而,民政部於2017年7月頒發了文件,明確“公開募捐信息不應與商業籌款、網絡互助、個人求助等其他信息混雜”。依照慈善法,慈善是自願、無償向慈善組織贈予財產,不能預期獲得回報。

  監管表態後,2017年,互助行業頃刻迎來“關停潮”。僅在當年頭10天,就有5家平台清退所有用戶,宣告關閉。

  在朱俊生看來,網絡互助用商業邏輯運作,只要合理競爭,能增強老百姓保障。“有關部門的難題是,如何在防範風險,維護消費者權益同時,給新生事物留下創新的市場空間。”

  在與相互寶溝通的3個多月裡,張衛平想的,僅僅是盡快拿到30萬元。他做了最壞的打算,諮詢了律師,得知互助行業目前屬於監管真空,維權途徑只有參照民法起訴,這將花費漫長時間。

  在那之前,他說,女兒的相互寶莫名其妙被退出了,客服堅稱是他自己操作失誤;他要求平台出具一則不予撥款的情況聲明,也遭到了拒絕。

  “沒有局外人想的那麼美好。”張衛平彼時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互助平台一再宣傳公正、透明,“可解釋權卻在他們自己。”

  4

  整個6月,張衛平擔憂並糾結著,他擔心在即將到來的賠審中,他會像唐先生一樣遭到人們的詆毀。如果不是被逼無奈,他不想去朋友圈眾籌,“就像是乞討,太淒慘了。”他也抱怨自己,發生這事之前,“對保險啊,規則啊,一無所知。”

  2018年2月,一則《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長文刷屏,主人公有房,有車,有存款,工作穩定優渥。可嶽父的一場流感卻讓他的生活失去了控製:

  “人工肺開機費6萬元,隨後每天2萬起。家裡所有的理財、股票賣掉,再加上嶽父嶽母留下來養老的錢,理想情況下能撐30~40天。掏空積蓄後,老人還是去世了。”

  那篇平鋪直敘的文章爆紅,讓朱俊生意識到,“老百姓對保障的需求,不安,十分迫切。”可現實卻令他無奈:老百姓害怕得病,可選擇能抵禦風險的保險時,仍追求慳錢,最好能返本,不願為保障埋單。

  曾任相互寶產品負責人的方勇調研時發現,一款看似保額100萬元的返本型保險產品,將合同拆解後,針對重疾和意外的保額實際只有幾萬元。

  人們的偏好最終形成了保險行業的“怪圈”——實際保障力度很低,類似理財的長期儲蓄型的保險,銷路很好;真正“一次性掏錢買保障”的健康險,儘管超過八成的產品,每收取100元保費,80元以上都賠給了用戶,卻只在保險市場占極小份額。國內數家專門經營健康險的公司,長期處於虧損。

  加之整個保障領域,社保依舊是絕對主流,商業健康險不成規模,缺乏資源和話語權,既缺乏條件迅速提升管理、精算、風控、核查等能力,很難識別帶病加入、虛報病情等保險欺詐者,也沒有與醫院等醫療機構交涉的籌碼,無法接入醫療體系,管控醫藥花費,防止醫患過度醫療。

  因此,為了控製高居不下的成本,健康險產品多多少少要在售價、保額、疾病保障範圍再作出調整,不少產品將理賠僅局限於公立醫院就診或住院。老百姓也因此更覺不划算,影響了購買慾望。

  而網絡互助平台所瞄準的,正是當下商業健康險尚未能覆蓋的市場。

  去年,《我不是藥神》走紅時,曾有保險公司拉著滿滿一車客戶集體觀影。

  “藥神”現實原型陸勇可能更有“教育意義”:他是工廠主,家境殷實,仍舊無力承擔白血病一年近40萬元的藥費,只能依靠仿製藥在絕境中自救。

  這部電影一定程度上替保險公司做了一場“用戶教育”。但商業股份製保險公司在目前市場下彷彿陷入了怪圈:只要目的是盈利,老百姓便可能自覺陷入“對賭”——反正你賺了,我就賠了。

  在方勇眼中,如今保障行業的一大問題是,用戶、互助、保險三方之間,有沒有“共贏”的可能?

  “網絡互助不是要和保險廝殺、搶飯碗,而是一起培養、滿足大眾保障的需求。”他說。

  方勇舉了個例子:相互寶在用戶40歲時,會將互助金額由30萬元斷崖式下降至10萬元。這既是風控的需要,也是利用用戶厭惡風險的心理,督促其添置更全面的保障。

  沈鵬說,通過水滴互助、水滴籌向用戶傳達投保理念,提升保險意識,水滴公司目前與60多家保險公司合作,已經是多家主流保險公司最大的健康險分銷平台。

  “現在是國民保障普遍不足。”他說,“蛋糕還遠遠不夠大。”

  5

  據上海對外經貿大學統計,截至2018年12月,國內11家主要網絡互助平台,累積參與人數已超過1.5億人次,累計互助金額接近11億元。過去一年,包括支付寶背後的螞蟻金服,多家大型互聯網企業進入了互助領域。

  在朱俊生看來,大公司下的大平台,對用戶是件好事。“當平台上用戶足夠多,它就有了近似剛性兌付的能力。”

  但之後呢?很多人指出,當一切環節都“透明”,參照商業健康險的現狀,互助似乎也絕非一門能獨自賺錢的生意。

  “未來,無論是網絡互助還是商業健康險,都不再靠直接收取費用賺錢,而應把目光投到醫療上下遊,收穫服務費。”沈鵬告訴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在國外,類似的商業組織被稱為醫聯體,保障機構與醫院等密切合作,串聯起人身保險、就醫貸款、醫療服務、健康保健等一系列產業。互助、保險僅扮演‘入口’。”

  但是否能打通醫療機構,和主流公立醫院謀求深度合作,是互助和保險面臨的共同困境。如果不能打通,不僅意味著產業鏈上預期的盈利空間都難以實現,也導致保險和互助都在線下龐雜工作中,消耗著巨大的核查成本。

  朱俊生打了個比方,“打通醫療信息,就好像架起了高速公路,保障行業才能提速。現在是在泥地上跑。”

  過去幾年,方勇和同事們一度試著挨家醫院登門拜訪、謀求合作。有的醫院連辦公室都不讓進;有的醫院有熟人牽線搭橋,對方仍舊一臉為難。他漸漸發現:每家醫院的管理系統不一,且全天滿負荷運轉,實際謀求合作的難度很大。

  在方勇看來,醫院等機構缺乏改變動力,還因為比起主流的社保,商業保險和互助均是杯水車薪,合作看不到收益,出事還要擔責。“平台這麼多,可能良莠不齊,向誰開放不向誰開放也需要標準。”

  但改變同樣迫切。近20年,醫療費用的年均增長率為18%左右,遠高於同期GDP增速。這意味著,如果沒有更多社會力量投入,民眾需要自己承擔醫藥費有可能越來越多。

  6

  6月中旬,張衛平女兒的賠審案終於在相互寶上線了。他擔心的事情沒有發生。24小時內,111700人參與了投票,69.4%的人支持給予救助。

  點讚最多的評論由一位外科醫生留下。他說:黃疸很少損害肝功能,同行的不嚴謹,願家屬原諒;希望女孩以後能正常生活、工作、穿上婚紗;父親一定翻閱了很多枯燥的醫學書,父愛偉大!

  尹銘稱,第一起賠審案後,團隊對賠審製度作出了改進。比如投票前再增加一則有關本次案情的簡單考試,確保賠審員通讀了雙方陳述;事先與申請人溝通,鼓勵其尋找專業人士作參謀,幫忙撰寫陳述,也提醒他可能面臨的壓力;充分展示賠審員不同意見,但將涉及人身攻擊的評論篩除。

  一位賠審員說,這次的結果令她開心。自第一次賠審倉促結束,她一直在擔心,多數賠審員是否會出於自利,不願出錢而刻意反對救助。

  有相互寶的員工覺得,很多用戶是在焦慮。“想保障自己,同時想幫助他人,但也害怕被欺騙。”

  相互寶目前已救助的上千人中,不乏令人唏噓的案例:武漢一名9歲的女孩,重型再生障礙性貧血,手術需要70萬元,父親每月收入只有3000元,還不夠孩子輸血。30萬元互助金送到,1個月後,這家人又打來電話,“能再幫幫忙嗎,手術費還是不夠……”

  南京一名工作不久的女孩因車禍重度昏迷,至今已6個月,曆經3次開顱手術。至今仍躺在醫院,父母每天守在床邊,為其按摩,等待她甦醒。

  “沒有辦法……”一位負責探訪這些家庭的女員工說,只能給到30萬元,對不少家庭仍是杯水車薪。

  世界頂尖再保險機構、瑞士再保險公司調研稱,僅2017年,中國健康保障缺口便達8050億美元。這8000多億美元的缺口,讓一部分家庭因病承壓、負債、破產;另一部分病人則因此放棄治療,甚至死亡。

  張衛平家的賠審過去一個多月了,網上已不再有人討論這事兒。錢在7月初到賬,張衛平給相互寶寫了一封感謝信,“好歹今年的費用有了。”

  他在電話裡貌似輕鬆地說,“女兒又好了些”“大難之後必有後福”。醫生告訴他,女孩的恢復少則一兩年,多則三五年,每天大概要花費800到1000元。

  “賺錢吧!”於是,他重新找了工作,也一度發起了眾籌,在朋友圈發很長的文字,說“給大家鞠躬致謝”,募得了幾萬元。再然後,他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了。

中國青年報·中國青年網記者 程盟超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9年08月21日 0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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