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我上青雲》中的男性氣質
2019年08月30日10:11

原標題:《送我上青雲》中的男性氣質

當姚晨扮演的盛男在電影中兩度對男性表達自己的情慾時,導致坐立不安的除了故事中的四毛(李九霄飾)和劉光明(袁弘飾),還有電影院中的觀眾。而在這其中,男觀眾或許會像電影中必須面對盛男這一自白的男性一樣,既覺得不自在,又會感覺被刺中;而對於女觀眾而言,這一情節或許同樣會引起兩種不同的反應,一是感同身受,二是覺得害羞甚至羞恥……在很大程度上,這也是滕叢叢導演的這部《送我上青雲》中最讓人驚訝又驚喜的部分,驚訝是因為我們似乎很少在國內公映的電影中看到過女性如此直白地對自身慾望的表達和訴求,驚喜則是在一眾看似無涉傳統性別意識形態的當下國產電影中,這部電影其實揭露的正是前者中存在的隱形的男性性別意識和角度。

我們似乎很少聽說有哪部電影被稱作具有強烈的“男性意識”,因為它太過普遍和久遠,而直接被當作日常和“正常的”模式存在於電影結構內部。因此只有當出現像《送我上青雲》這樣的電影后,我們才會意識到這些“無性別意識”的電影之中的性別意識。而在《送我上青雲》中,有兩個與此相關的問題很值得討論,一是關於女性情慾在社會文化和主流意識形態中的被壓抑和遮蔽;二是伴隨著當下中國社會的發展,傳統男性氣質也隨之改變。在《送我上青雲》中,不同的男性角色所展現的其實是一種新型的男性氣質間的角逐與壓迫。

一、自我言說:女性的慾望

福柯在《性經驗史》中反駁了關於英國Victoria時期性保守的觀念。他通過研究當時各種關於法律、醫科學和日常生活的資料與文獻,發現當時存在著大量圍繞著“性”而產生的新話語,從而建構出一系列新的性經驗和性觀念。但有意思的是,福柯所發現的這些性話語的膨脹最終所產生的直觀印象卻反而是性保守,而非性解放或自由。這一看似悖論的狀況其實始終存在。在法國哲學家帕斯卡爾·布呂克內的《愛的悖論》中,他便發現了伴隨著現代社會中關於愛與性的話語的不斷生產,帶來的卻並非激情與浪漫,反而是對於性的焦慮、不安和恐慌。布呂克內發現,性話語的繁盛導致了性的枯竭。

但在另一個層面,當我們梳理這些繁盛的性話語和性表達時,卻發現它們大都產生自男性,並且也大都表達了男性的性觀念、慾望與焦灼。在這其中,女性的性慾望表達總是十分有限,且往往遭到壓製與遮蔽。而這一狀況其實在東西方傳統主流男權社會中都如出一轍,即女性的性與慾望始終是被控製甚至抹除的一個在場的不存在者。

對於傳統中國而言,女性的性最主要的目的便是為了生育,即為父系家族誕下男性繼承人,以保證家族的綿延。除此之外,女性的性便被約束與忽視,很多時候還會遭到來自男權文化和社會的結構性控製。除了用於生育,存在於傳統文化中的女性之性還會作為男性所消費、購買和掠奪的商品,因此和“母親”這一存在於家庭倫理秩序中的角色截然相反的便是妓女。與“母親”之性不同,妓女之性帶有更多的情色和商業色彩,從而把女性之性置於市場中進行交易和流通。

而無論是為了生育還是消費,傳統女性對於自身的性都為主流男性所掌控,因此也為其塑造和建構,但即使如此它依舊不會出現在社會公共場域之中,而被嚴格地控製在特定的空間內。而反觀男性之性,它則無處不在,並且滲透著日常生活和實踐,在不知不覺中被鞏固與再生產。在傳統的電影中,這一點表現得十分鮮明。

以荷李活經典時期的愛情電影為例,它們大都描述了男女之間的愛情追逐與互動,但其中一個典型的共同點便是它們大都站在男性的立場來書寫整個故事。就如英國著名的女性主義電影理論家勞拉·穆爾維在其關於電影中男性凝視(gaze)的理論中所指出的,電影中充滿了男性的目光,而構建出這一目光的正是主流男權意識形態。電影中的男性始終是展開凝視的主體,而作為被他們目光所籠罩的女性則依舊被安放在客體位置上,從而失去了說話和表達的能力。

自我言說是建構自我意識和主體性頗為重要的手段,但“開口說話”對於傳統文化和社會中的女性而言,其實遭到了普遍的控製和壓製。而在這有限的聲音中,因為性禁忌的存在,而導致她們根本不可能吐露自我的性慾望。因此在近代中國的女性解放中,性解放始終是一個重要範疇。在丁玲著名的《莎菲女士的日記》中,引起爭議和討論的便是作為女性的莎菲第一次說出了自己的性慾望,而也正是在這一自我言說和袒露中,她從被男性凝視和規訓的客體,變成了自我的主人。(可以作為補充比較的還有鬱達夫一系列關於性苦悶、壓抑和變態的小說,雖然主人公是男性,卻依舊因為正是自身的性慾問題而得以進行自我覺醒和賦權。)

在《送我上青雲》中,盛男對於自我性慾的關注來源於她得知自己患了卵巢癌,以及在網上看到手術後可能就會失去獲得性快感的能力,因此她想在手術前再次體驗下性快感。在電影中,盛男單身很久,也沒什麼性生活,似乎也正屬於這幾年國內媒體經常討論的那一群漸漸“無性生活”的年輕人。就如布呂克內所發現的,在現代消費社會和互聯網中,性無處不在,各種影視書籍資源以及各類交友軟件都使得人們對性更加瞭解和觸手可得,但現狀卻是許多年輕人漸漸失去了性生活,造成這一狀況的除了一些年輕人對其失去了興趣,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則是伴隨著現代資本主義商業社會的發展,以及城市化的深入,人與人之間的單子狀況變得越來越嚴重,而最終導致傳統的倫理關係漸漸被市場和資本邏輯中的加減乘除所取代,從而導致親密感的匱乏,由此使得親密關係難以建立。

生活在現代大都市中的盛男或許同樣面臨這一狀況,如果不是得知自己身患卵巢癌,這樣的狀況或許依舊還會延續。而盛男自我性慾意識重新覺醒除了因為得知自己患病之外,還與她因為需要賺手術的費用而答應給自己一直鄙視的李總的父親寫自傳這一過程中所遭到的種種來自主流男性社會的為難、羞辱、冒犯和打擊有關。在電影中,盛男身邊除了母親之外都是男性,並且這些男性又可以根據年齡和階級進行細分,如四毛、劉光明和盛男年紀與學曆大概相仿,而李總及其父親則在社會階級和年齡上都與盛男不同。因此當這些元素進入性別結構中時,我們便發現由此織成的網把盛男牢牢地籠罩在其中。

其中以李總這類人最為典型,在電影中溫泉房的一幕里,四五個大腹便便、赤裸著上身的男性在溫泉里說笑、談論商業與投資等等,而盛男則站在門外,等著李總出來簽合同。(在這裏,男性對於身體的展現完全沒有因為外面站著盛男而感覺有什麼不妥,他們或許根本不會意識到自己的身體-性展示對於他人可能造成的不便。並且如果我們把這一場景中的男性女性角色對調,或許就會立刻意識到其中存在的問題:男性對於身體和性的展現完全被日常和正常化。)而當李總對盛男進行一番說教時,我們發現以上的那些元素——年紀、階級和男性身份——便融為一體,開始對盛男進行規訓和壓製。這一模式曆久彌新,構成了主流男權意識形態中最為核心的手段。

電影中還通過對盛男好友四毛在性生活上的活躍和他對此的津津樂道與炫耀進行對比,進一步展現了女性在性表達上的被局限和控製。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會聽到男性在各種場合中對自己性能力與性表現誇誇其談,而關於性的笑話和話語更是無處不在。相比之下,女性對此更為保守,而最根本的原因其實是她們被禁止對此訴說,尤其當它涉及到自身的性慾望時。當盛男對四毛說出自己的性慾望,四毛以朋友身份而拒絕了她;而當盛男對頗有好感的李光明表達了這一意願時,後者則嚇得撒腿就跑。

在S.M.吉爾伯特和蘇珊·古芭所著的《閣樓上的瘋女人》中,作者通過對西方19世紀女作家們的作品分析發現,在女作家筆下的女性世界中,總是存在一個“瘋女人”,她們公然無視婦道,花枝招展、野心勃勃、作惡多端,最終都為此而遭到滅亡。這一看似瘋狂的角色其實正是主流男權社會在對女性進行控製和打壓時所創造出的,並且男性意識形態也以此來對那些出格的女性進行規訓,從而造成“好女人-瘋女人”二元形象,以此來達到統治的穩固。在《送我上青雲》中,自白自身性慾的盛男便很可能被當作“瘋女人”。而電影開始和結束時都出現的那個精神病,最終反而與盛男之間形成了某種理解和共鳴,因此才會說“我愛你”。在由四毛、劉光明和李總等男性組成的世界中,盛男就像個女性中的異類,只因為她表達了自身的性和性慾望。

在電影中,與盛男開始直白地表達自身性慾形成對比的是她的媽媽。盛男母親19歲便嫁給了盛男父親,最終辭了工作成為家庭主婦,但伴隨著丈夫出軌盛男的女同學,而對她冷淡,她便開始成為一個“無用的人”、不存在的人。為了重新獲得注意和得到幸福,媽媽開始更為精心地打扮自己,並且最終和李總父親產生一股惺惺相惜之情。

盛男母親的悲劇在很大程度上同樣來源於主流性與性別意識形態對於女性自我和性慾表達的控製和遮蔽。人們似乎忘了盛男母親作為一個女性所有的性慾望,而早早地開始對其去性/別化,從而導致她成為傳統帝製社會中“無性”的女性,如《紅樓夢》中形容年輕守寡的李紈時所說的“槁木死灰”。

當電影展現盛男母親這樣中年女性的性與性慾望時,我們發現對其的壓製不僅僅只來源於傳統的性/別結構,同樣還來源於作為女兒的盛男。在她與母親的矛盾中,有一個重要衝突便是她也在潛意識中遺忘了母親作為一個女性所本該擁有的性權利。這一意識形態源遠流長,在傳統中國便已經根深蒂固,即通過成年子女來對父母進行約束,尤其在性問題上更為嚴格,似乎父母一旦進入中老年,他們就徹底沒了“性”、慾望與享受性愛的權利。因此,當面對母親時,盛男其實同樣是傳統壓製她性慾表達的男權性別意識形態的幫手和再生產者。

因此,就如布爾迪厄所指出的,主流意識形態所作用的不僅僅只是在場域中佔據主體地位的權力者,它同樣滲透在邊緣的被壓迫者身上,使其成為自身鞏固和再生產的工具。當盛男面對自己的性慾望時,她遭遇了主流性意識形態的壓製,從而成為反抗者;但當她面對母親的性慾望時,她卻在不知不覺中成為主流意識形態中的一顆螺絲釘。而在這張大網中,除了像盛男和其母親這樣的女性遭到規訓與壓製外,一些非主流的男性同樣面臨著被侮辱與傷害的境況。

二、“有錢”:新式男性氣質

在澳州學者R.W.康奈爾的經典著作《男性氣質》中,她指出傳統中認為的本質性男性氣質其實同樣會隨著不同社會曆史文化的改變而被建構,並且“男性氣質”本身就是一個與其他諸多曆史範疇有著十分密切聯繫的存在,如經濟、性別、種族和性取向等等。康奈爾指出,在男性氣質這一場域內部同樣存在著等級和種種區隔,從而導致相對於外在的壓迫女性氣質,內在的它同樣壓迫那些不符合主流男性氣質的男性。在《送我上青雲》中出現的幾個男性角色身上,我們便看到在不同的元素作用下的男性最終出現了鮮明的等級分化,不同的男性氣質由此被建構,並且成為束縛、羞辱甚至是壓迫這些男性的工具。

就如上文所指出的,在《送我上青雲》中,四毛和劉光明在年紀、學曆和社會階級/地位上都處於差不多的位置,而與他們形成對比的則是以李總為代表的中年商人男性。在電影中,四毛對李總卑躬屈膝,希望能得到他提拔和幫助,以讓自己學會或是找到賺錢的機會;而作為李總女婿的劉光明更是唯唯諾諾,承受著來自嶽父的冷嘲熱諷和種種羞辱。電影通過這些情節與故事展現著一個十分典型的處於男性群體內部的等級劃分和由此產生的諸多壓迫與傷害,而李總這樣的中年成功男性商人之所以能夠佔據這一內部場域中的主流地位,一個重要的原因便來源於他“有錢”。

近當代中國的主流男性氣質並非一塵不變的。戴錦華教授在其研究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大眾文化的著作《隱形書寫》中指出,在近代中國男性場域中佔據主體地位的知識精英在新中國建立後由於遭到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的衝擊而漸漸被去勢,最終徹底失去了曾經依靠知識而獲得的主流男性氣質特權。但伴隨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進入改革開放,被壓製幾十年的男性知識精英再次憑藉著他們所掌握的知識和話語權,奪回了被壓製的男性氣質。然而這一結果似乎並未持續很久,即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諸多知識人開始“下海”成為商人,賺得第一桶金,由此而開啟了現代中國消費主義大潮。《送我上青雲》中李總的成功與上世紀末的改革開放和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有著十分直接的聯繫。

正是伴隨著資本的強勢進入,男性氣質也在其影響下而隨之改變,其中最典型的一個特徵便是知識的神聖性遭到瓦解,而“有錢”的商人在其基礎上建構出了強勢的話語權和選擇權,由此開始成為主流男性氣質的重要模板。在《送我上青雲》中,那些有著高學曆的年輕人處處遭遇來自學曆不高的李總等人的冷嘲熱諷,尤其以對女婿劉光明的嘲弄最典型。在電影中,李總為了娛樂自己的客人而讓女婿劉光明給大家表演一下背誦圓週率。這一滑稽的場景背後其實正反映了當代中國社會的一個現狀,即在資本和消費市場籠罩一切之下,知識掉價並且成為人們娛樂的玩具。而代表著知識的劉光明在階級、資本和主流男性氣質的圍攻下,只能站在鏡子前背誦圓週率。

這一極具羞辱性的節目最後被看不下去的盛男打斷。因為盛男自身本身同樣是高學曆出生,且對自己的知識十分看重,所以能對劉光明遭遇的羞辱感同身受;另一方面,劉光明作為一個男性而遭到男性群體內部的打壓和去勢,最終淪為小醜,這一經曆對盛男而言同樣熟悉。因此,就如康奈爾所指出的,佔據男性氣質主宰地位的霸權性男性氣質的壓迫性不僅僅作用於被貶低的女性氣質,還會傷害其他不符合這一主流男性氣質的其他男性。而一旦遭到來自男性群體內部的排斥和汙名,這些男性所遭受的困境甚至可能更為艱難,因為他們始終都還有“男性”這一身份。所以在電影中,劉光明選擇自殺。

就如當下諸多文章所指出的,如今人們——尤其是年輕男性——所崇拜的已不再是曾經年輕人所追隨的哲學家、小說家或詩人,或是如詹姆斯.迪恩、馬龍.白蘭度這樣的時代明星,而大都變成了成功的商人。這大概是市場邏輯和社會中必然會出現的狀況,即金錢成為衡量一切的標準,男性氣質同樣與之緊密連接。在《送我上青雲》中,四毛便在想著如何才能賺錢,如何才能成功。電影中反復出現關於金錢的討論,關於它與生活和人生的聯繫。而其中一個典型的觀念便透露著一種“金錢萬能論”的態度,從而徹底為現代社會的資本邏輯所俘獲。

就以四毛為例,他曾經是一個頗有報復的記者,但最終還是因為冒犯了權貴而遭到公司開除,或許也正是因為這件事而讓他開始相信只有“有錢”才能擺脫作為底層人在生活和社會中遭到的羞辱與不自由,因而開始追求如何才能變得有錢。在這一轉向背後所折射出的其實也是伴隨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社會貧富差距的再次出現有關。

當劉光明面對盛男時,他誇誇其談自身的滿腹學識,似乎希望能夠從盛男這裏獲得某種安慰。而令人好奇的是,雖然他有滿腹經綸,但卻依舊未能看清或是去反抗資本邏輯下人們對於金錢萬能的諂媚和堅信,反而是參與其中,忍受羞辱。正是在這裏,通過劉光明,導演再次展現了盛男的倔強和勇氣。並且有意思的是,當得知盛男是個博士時,劉光明同樣頗為驚訝。而盛男也似乎在有意地“降低”自己的學曆,從而不必面對社會中對於高學曆女性的諸多汙名和諷刺。

在性別結構中,即使是遭到主流男性氣質傷害的劉光明依舊還是比作為女性的盛男擁有更多的性別權益,因此他才會轉向她,滔滔不絕地與她談天說地。或許是因為他許盛男為知己,或許也只是為了找一個機會炫耀自己的知識罷了。因為無論是面對自己的妻子,還是嶽父,他的知識都會變成一個供取笑和娛樂的東西,完全為金錢所衡量與籠罩,就如他的男性氣質一樣。

三、結語

在《送我上青雲》中,導演有意地在破除和揭開傳統男性社會里的種種神話和謊言,其中以女性對自我情慾的言說和展現最為典型。在四毛和盛男發生關係後,其中的一個細節便是對傳統男性性觀念的諷刺,即盛男最後依靠自己獲得了性高潮,而非四毛。男性對此十分敏感,正是因為在傳統性話語中,男性總是被描述為性行為中的主動者或主體,而女性只能作為承受的客體,因此即使是在此類的性話語書寫中,也常常是以男性的作為性描述的中心,而徹底忽略了女性在其中的經驗與快感。

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西方女權運動中,出現了許多女性互助小組,而其中一個最主要的目的便是鼓勵女性言說關於自己身體、經驗、性經曆與快感,通過此讓女性漸漸意識到和奪回屬於自己的主體性。也正因此,我們之後才在許多西方電影中看到關於女性對於自我性慾和經曆的討論,如經典的美劇《慾望都市》,便是圍繞著四個不同的女性好友的生活與性,展現現代女性生活中的重要一面。

在雷金慶的專著《男性特質》中,他以“文”“武”來概括傳統中國的男性氣質,但伴隨著近代中國複雜的社會狀況,男性氣質也隨之改變。在《送我上青雲》中,唯有有錢且成功的商人李總才能成為男性氣質場域中的權力者,不僅壓製著女性,也同樣束縛著四毛和劉光明這樣的男性。在電影中,導演似乎想通過某種形而上的方式來解決這一問題,但最終處理有限,因為它所展現的其實是一盤棋子們無法掌控的棋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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