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 | 葉公平:直到今天,人們才意識到喜龍仁的價值
2019年09月08日17:02

原標題:專訪 | 葉公平:直到今天,人們才意識到喜龍仁的價值

“經曆了20世紀的戰亂與變動,當很多寶貴的物質文化遺產如城牆、城門、廟宇和寶塔都蕩然無存或面貌全非之後,人們才意識到喜龍仁的著作為我們留下了難得的記錄,其價值愈發被彰顯出來。”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徐學勤

喜龍仁是最早對中國藝術史進行系統研究的西方學者之一,他對中國藝術的研究與收藏蔚為大觀,與中國學界和美術界也有過廣泛交流,並影響甚遠。但海內外學界對他的專門研究並不多,我們採訪了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客座副研究員、目前在常州工學院藝術與設計學院任教的葉公平先生,他專注於喜龍仁研究多年,我們請他詳細分析了其中原委。

被冷落的集大成者

新京報:從19世紀末開始,伴隨著西方列強的入侵,西方學界對於中國傳統藝術和物質文化的關注顯著提升,中國藝術史的早期海外研究者中,有哪些突出的代表人物?喜龍仁在其中居於何種位置?

葉公平:西方早期的中國藝術與物質文化研究者,主要有費諾羅薩、韋利、翟理斯、賓揚等人。費諾羅薩在日本住了很多年,他的中國藝術知識來自日本,他在《東亞藝術史綱》中拚寫中國古代畫家如李龍眠的姓名,都是按照日本發音拚寫。韋利中文和日文閱讀能力很好,翻譯了不少中國和日本的文學著作,因為長期在大英博物館任職,也出版過中國繪畫方面的書,喜龍仁後來也找他借閱過關於日本藝術文獻的筆記。翟理斯是漢學家,寫過《中國繪畫藝術入門》。另外還有岡倉天心,曾經在波士頓美術館工作了一些時間,用英文寫了一些書,影響也比較大。

相對於前面列舉的這些人,喜龍仁可以說是集大成者,他對中國藝術和物質文化的大部分門類都做了研究。其研究的主要特點是充分利用東亞、北美和歐洲幾乎所有重要的中國藝術品收藏,包括博物館收藏和私人收藏,充分利用實物和文獻資料,把中國藝術史和物質文化研究做成了全球性的學問。他的研究往往建立在對實物的觀察、拍攝和研究的基礎之上,自己沒有親眼見過和拍攝過的東西,他一般不大願意去寫,因而他的著作往往有很多珍貴的影像資料。他的研究雖然很多隻是在彙集資料的基礎上做了初步整理,但是對於西方的中國藝術史學科來說,卻是重要的奠基性工作。當弗利爾美術館設立獎勵國際亞洲藝術研究的弗利爾獎章時,對把第一屆弗利爾獎章授予喜龍仁,沒有任何異議。弗利爾獎章後來常被認為是國際亞洲藝術研究領域的最高榮譽。

喜龍仁拍攝的北京。

新京報:根據你的考察,國外關於喜龍仁的英文專著只有一本,這與其在中國藝術史研究領域的開創性貢獻極不匹配,為何會如此?能否給我們介紹一下海外學界對喜龍仁的研究概況?

葉公平:目前,關於喜龍仁最重要的專著無疑是米娜·托瑪的書,英文書名為Enchanted by Lohans: Osvald Siren's Journey into Chinese art,最近剛出的中文版改名為《喜龍仁與中國藝術》。米娜·托瑪花費了大量時間在斯德哥爾摩看喜龍仁檔案,做了大量紮實的工作,此書的缺點是對於中國文獻沒有充分發掘。另外,目前任教於香港大學曆史系的Perry Johansson,在2012年出版的關於瑞典漢學史的專著Saluting the Yellow Emperor: A Case of Swedish Sinography中,有關於喜龍仁的一章。海外對於喜龍仁作為西方中國藝術史研究最重要的開拓者這一點基本上沒有什麼異議,不過高居翰等人也指出,喜龍仁的著作往往不深入,主要是資料整理。

西方學術界一般認為,一個學者的著作本身才是最重要的,學者本人的人生和個性是第二位的。而且,當前的研究成果(最近二十年的研究成果)才是最重要的,二十年之前的研究或著作常被認為是過時的。當然這種看法往往並不正確,對於人文學科更是如此。

另外,對喜龍仁的研究比較稀缺,還與相關檔案一直在斯德哥爾摩、至今沒有在網上公佈有關,現在瑞典世界文化博物館系統也沒有在網上公佈的計劃。這使得不在斯德哥爾摩的學者查閱喜龍仁檔案很不方便。而近幾十年在斯德哥爾摩,幾乎沒有什麼人對於中國藝術史學史有很濃厚的興趣。另外一方面,喜龍仁檔案中有很多部分是瑞典文,不懂瑞典文也不太方便充分利用檔案。

喜龍仁的中國朋友圈

新京報:喜龍仁曾在民國時期四次來華,與蔡元培、胡適、張元濟、黃賓虹、張大千等人都有過交集,能否談談他與中國學界和藝術界的交往故事?作為西方學者,他是如何進入民國學術圈的?

葉公平:喜龍仁在華期間與中國文化界有較為廣泛的交往。除了你提到的這幾位以外,他還與建築學家梁思成、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同禮、古物學者羅振玉、鑒藏家完顏衡永,以及後來成為著名西洋文學研究者的楊周翰都有過交往。從目前所見記載來看,喜龍仁給他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可謂近代中西學術文化交流的一段佳話。

1956年5月,喜龍仁與負責運送北京故宮文物赴台的莊嚴,合影於台中北溝庫房外。這裏是故宮文物赴台後停留的第一站。

胡適1922年的日記至少有7次提到喜龍仁,對其人其作的評價都很好,兩人的交往比較多。喜龍仁在北大做講座,翻譯就是胡適。喜龍仁跟蔡元培的交往,目前找到的記載比較少,因為蔡元培1922年上半年的日記沒有保留下來,但無疑是見過面的,是張元濟寫信給蔡元培推薦了喜龍仁。黃賓虹在致許承堯和傅雷的信中,也都提到跟喜龍仁的交往。張大千在喜龍仁過八十大壽時,還給他寫了一幅字表示祝賀,收錄在其著作目錄中。魯迅雖然不一定認識喜龍仁,但他曾托其弟周建人買了一本喜龍仁編著的英文版《中國畫論》,寄贈莫斯科的猶太裔藝術史家朋友,並在信中對喜龍仁的著作有很高的評價。

喜龍仁之所以能打入中國的學術圈和藝術圈,估計是通過長期在華的一些外國人的引薦,比如他跟一位長期居住在上海,對中國文化藝術有長久興趣的西洋女士愛詩客有長期通信。愛詩客與美國著名女詩人洛威爾合作翻譯過中國古詩,她也是最早收藏近現代中國畫家(如任伯年、吳昌碩等人)作品的西方人之一。

新京報:在紫禁城和“三海”(北海、中海和南海)都未對外開放時,喜龍仁被特別批準進入拍攝,他是如何獲得特許的?他還給溥傑、溥儒、醇親王等人拍過照片,他與當時的民國政府和前清王公貴族有怎樣的交集?

葉公平:喜龍仁先認識了溥儀的英國老師莊士敦,在莊士敦的幫助下獲得溥儀的特許。喜龍仁是1922年5月獲準進紫禁城拍攝的。胡適在1922年5月24日的日記中寫道:“八時到Professor Siren

(即喜龍仁)

處吃飯。我因為宣統帝要見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莊士敦

(Johnstone)

,問他宮中情形。”1922年5月30日胡適見溥儀時,溥儀也談及出洋留學的事。1922年溥儀很想去歐洲留學,自然會對喜龍仁這位歐洲大學教授充滿好奇與好感。喜龍仁拍攝時,溥儀還在一旁不斷建議,告訴他哪裡有更好的拍攝角度。瑞典雖然是小國,但是在世界上很受尊重,跟中國也沒有什麼利益衝突。且瑞典是君主立憲國,晚清政府派大臣出國考察立憲製度,就去過瑞典。再加上喜龍仁又是熱衷於中國傳統文化和藝術的西歐大學教授,很容易獲得這些王公貴族的好感。

不過,民國時期瞭解喜龍仁的人基本上局限於精英階層,他的著作只有製作豪華、價格昂貴的歐洲語言版本,只有少數圖書館和個人購藏他的著作,當時的中文媒體對他的報導也很少。他對中國傳統派畫家有興趣,對中國的新派或西派畫家興趣不大,因而,也就很難對中國的新式藝術文化產生什麼影響。

從精英關注到大眾喜愛

新京報:喜龍仁在中國建築、雕塑、園林和繪畫方面的研究成果,對中國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怎樣的影響?

葉公平:喜龍仁對中國傳統建築和雕塑的研究,對於中國學術界影響比較大。主要原因是在傳統中國,文人士大夫精英階層不重視對物質文化的研究。當喜龍仁研究中國的城牆和城門、北京皇城和中國雕塑的時候,這些題目幾乎沒有什麼中國人認真研究過。喜龍仁這些方面的著作,對梁思成和林徽因等最早認真研究中國建築和雕塑等物質文化的中國學者,有很重要的影響。

梁思成1930年在瀋陽東北大學講授《中國雕塑史》的講義,有很多部分直接翻譯自喜龍仁的著作。根據梁思成好友童寯的記載,1935年喜龍仁訪問過北平營造學社,而營造學社負責與歐美打交道的就是法式部主任梁思成。建築史家童寯在書中也多次提及喜龍仁(《童寯文集》中稱之為奚倫、奚侖或Siren),稱其為瑞典的中國建築學家。

喜龍仁拍攝的北京。

新京報:喜龍仁的著作直到上世紀80年代才出版首個中譯本,中國學界關於喜龍仁的研究論文至今依然稀少,直到近年才出現喜龍仁著作的井噴式引進,他的著作被中國人接受大致經曆了怎樣的過程?

葉公平:喜龍仁的著作主要是面向西方讀者的,他在弗利爾獎章受獎演說中也說,自己的目的是為了讓西方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藝術。

經曆了20世紀的戰亂與變動,當很多寶貴的物質文化遺產如城牆、城門、廟宇和寶塔都蕩然無存或面貌全非之後,人們才意識到喜龍仁的著作為我們留下了難得的記錄,其價值愈發被彰顯出來。他的著作以前只被小範圍的精英階層瞭解和欣賞,如今已逐漸被越來越多的國人重視和喜愛。

采寫 | 徐學勤

編輯 | 楊司奇 喻子豪 榕小崧 李永博

校對 |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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