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群耀《創變》自序:應對變化為一個人帶來了變化的加速度
2019年09月18日10:13

  2018年9月23日,我再次回到了闊別40年的母校——哈爾濱工業大學。儘管在過去幾年里,我也曾受邀回到母校做演講,但這一次返校意義非凡。整個校園就像是在舉辦一場盛大的嘉年華,為的是歡迎一批特殊的學子遠遊歸來——哈工大77級、78級入學40週年紀念大會即將召開。

  77級、78級,就是1977年中國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而我也幸運地成為在大時代巨變中被拋入另一條洪流的人。

  當我們這群堪稱“奇葩”的兩屆1000多位學子終於有機會相聚在母校回首往事時,並沒有像其它同學聚會那樣,彼此白髮蒼蒼,埋怨歲月無情,而是在感慨,我們所經曆的40年,也是中國社會發生劇烈變化、經濟生活大發展的40年。1978年,中國的GDP是3679億元,到2017年,中國的GDP已超過82萬億元,增長了220倍。我的天!別說是一個國家,就是一個企業能夠做到連續增長40年、營業額增長220倍也沒有過,更別說這是一個超過10億人的國家所創造的奇蹟!這就像登山,今天回眸一望,原來群山已在腳下,曾經經曆的一切已如野花盛開在四野,這種感覺真是相當地震撼。

  緊接著,另一個話題就出來了——這40年,到底發生了什麼?同是一塊土地、同是一群人,是什麼讓奇蹟發生?中國改革開放這40年來的驚人變化,給我們這一代人的職業生涯帶來了逐浪而起的機會,反過來,這一代人又是這一巨變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就我個人的經曆而言,應對變化、擁抱變化、創造變化,幾乎就是這40年我的人生主題。

  一個人事業的“半徑”有多大,決定了你的人生影響力有多大。而這一“半徑”,往往是你的視野和雄心決定的。西方人常說“Push the envelope”,也就是跳出舒適區,挑戰你的極限。舞台大了,你的機會自然就多了。在過去的40年里,有那麼幾個“跳躍時刻”,使得我的人生之路就此出現了極大的不同。

  第一個人生的跳躍時刻,無疑是恢復高考後考上哈工大。第二個,應該說是1995年選擇回國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出國剛剛成為一種潮流,一部《北京人在紐約》風靡大街小巷,我卻做出這個逆向回國的決定,絕對是“逆風飛揚”。

  我當時已經成為所在的美國上市公司里的年度經理人,在美國生活安定。但我發現,在和美國同事一起競爭的時候,作為一個中國人,你的愛國熱情、語言、文化等卻沒辦法成為優勢。更重要的是,全球經濟發展的下一個最主要的舞台在哪裡?無疑是中國。所以,眼光決定了你所看到的範圍有多遠。中國正在崛起,沒有人知道中國會是什麼樣,但其崛起的速度之快、變化之快、讓個人選擇的風險和變數更大,我的回國在當時來說是極其奇葩的,同事、朋友、家人一時間都不能理解——大家都想方設法出國,你怎麼想回去?是不是腦子灌水了?

  但對於我們這些早在20世紀八十年代就出國留學的遊子來說,回國貢獻自己的力量,也是祖國的期許。同時,對職業發展來說,回國,能使得你的本土優勢比起其它外籍職業經理人來說大大加分。而這一決定,也順應了跨國公司開始重視中國市場的潮流,在之後的十幾年里,我也參與和見證了外企在中國的經濟體量從GDP的個位數到超過30%的巨大增長。

  作為中國大陸出生的人,能做到跨國公司500強在中國市場的最高負責人,我是第一撥。對這片土地的熱愛程度和瞭解程度,在我做的商業決定中能沒有反映嗎?如果只是純粹的職業經理人,你也可以去埃及做一把手,但熱情一定是非常不同的。

  第三個跳躍時刻,是2015年決定加入萬達。

  在此之前,我的職業生涯可以說是已經上升到了外企職業經理人所能達到的階梯的最高點,一切都是熟悉的“套路”,也正是我的舒適區。有人說,你如果選擇去萬達,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土壤,沒法生存。另外,你原來在外企的經驗,在民企根本玩不轉。

  而在萬達的兩年多時間,對我而言則是另一種奇葩的體驗,也是全新的航道。你可能難以想像,在百年以來權力核心俱樂部門禁森嚴的荷李活,一家名不見經傳的中國民營企業突然成了大怪獸,成為座上賓,而我本人也因此入選“荷李活最有影響力的100人”榜單。

  在外企工作時,我作為公司海外業務的區域CEO與總部最高決策層建立“直通車”;而在萬達,情形正好反過來——我要執行一家中國企業的總部意誌去管理海外子公司。而這一跳躍時刻,正是發生在中國企業大規模文化出海的背景和趨勢之下。萬達在荷李活曾經產生的影響力,就像是一顆釘子,儘管已經被拔掉,但是釘眼還在那裡,它的影響是深遠的。

  現在,我又有了一個新的跳躍時刻,這就是“老當益壯,不墜創業之誌”——雖然我並不覺得自己已經老了。從過去40年的職業經理人生涯,到今天創業——創立“移動電影院”,是希望以移動互聯網的技術,徹底打破傳統電影業持續百年的舊有商業模式。而成就這件事的積累和機遇,更可追溯到過去我在以微軟為代表的IT產業的背景,和以新聞集團、萬達為代表的媒體娛樂業的經曆,試圖為世界創造一個典型的中國原創的創新案例。

  我趕上了一個巨變的時代,時代給予了我非常珍貴的幾次改變命運的機會。在巨變的時代里,變,成為一種常態;而應對變化,越來越成為一個人的關鍵生存能力。這就使得每一次應變所做出的抉擇和行動,讓原本在同一起跑線、同一航道上的人們產生了越來越劇烈的指數性的差別。

  時代的變化創造了初始速度,而應對變化則給一個人帶來了變化的加速度。

  如果沒有時代所給予的跳躍機遇,那麼每個人的價值增長率將相差無幾,而我可能到今天仍然是一位工程師。越來越密集的變化成了我們職業生涯躍遷的加速器,同時,因為變化,舞台的中心也在不斷演化,使得我們有機會參與下一幕大戲,而不是早早“領盒飯”的人。

  但是,即使變化到來,不同人採取不同的應對態度,其結果也是天壤之別。一種人是面對變化選擇逃避,那麼他將錯失改變人生增長率的機會。還有一種人是盲目逐流而變,其結果是迷失自我,最終一事無成。再有一種人則是洞察變化之大勢,積極擁抱變化,從而獲得更強勁的人生推動力。當然,最棒的一種人,將是創造變化,他們彷彿具有扭轉現實力場一般的神力,成為時代的佼佼者,產業的引領者,比如比爾•蓋茨、史蒂夫•喬布斯等。

  而今,更糟糕的是,一個人只有快跑才能留在原地,不進則退。一些學者擔心,如果未來機器智能發展到高級階段,很可能社會上會出現一批叫“無用階層”的人,他們被社會所供養,生活中就是玩電子遊戲、叫外賣和網購,並不創造多少社會貢獻和價值。這類人,將註定被變化所淘汰。

  過去40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科技革命發展相融合,使得社會經濟和商業發展都經曆了劇烈的變化。那麼,今後世界還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沒有人知道。但有一點是清楚的,那就是——唯一不變的事就是變,而且今後40年的變化一定比之前的40年更加劇烈、更加不可預測。

  於是,我想回到這本書出版的初衷。

  一方面,變化本身就是機會。在我過去40年堪稱奇遇般的職業生涯里,有幸被時代的巨變拋入一個又一個洪流——從恢復高考後的第一批大學生,到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撥“洋插隊”;從世界500強里的第一撥本地CEO,到中國企業走向海外的先鋒官;經曆IT產業的高速發展,又參與技術與媒體娛樂的深度融合;並與三位時代的商業巨人比爾•蓋茨、梅鐸和王健林共事共舞……我既是諸多變化的參與者和推動者,也是坐在第一排的觀察者,有機會將這些奇妙曆程一一記錄下來,希望在某種程度上能夠對讀者朋友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另一方面,應對變化越來越成為我們未來生存的關鍵能力。面對巨變的世界,該作何選擇?該以何種態度去迎接變化?怎樣抓住真正的變化從而把它變成人生的新機遇?這將是決定今後40年,你和今天尚處於同一起跑線的人們產生指數性差別的起點。

  這就是——創變。

  感謝哈爾濱工業大學出版社,值此我的母校——哈爾濱工業大學即將迎來百年華誕之際,讓我有幸作為學子出版本書,將自己過往的人生體驗得以記錄。雖說歲月不饒人,可我們又何嚐饒過了歲月?我們的精神人格在大學里形成,與母校聯繫在一起,充滿了各種戲劇性、挑戰和激情,也讓我們成了國家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我們把人生最亮麗的40年獻給了祖國,藉著改革開放的機遇,我們創造了價值、實現了夢想、改變了生活,也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世界,讓時代變得更生動,讓我們自己變得更加非凡。曆史可能不會記得我們中間每一個人的所為,但是一定會記住我們這個獨特群體的貢獻。

  我們常常習慣了受惠,但是忘記了感恩。人生可以稱為母親的只有三個:母親、母校、祖國,母親賜予我生命,母校賦予我知識,祖國給予我歸屬感。我們致敬祖國、感恩母校和母親。40年前,我們走進了哈工大,命運從此改變,祖國也從此日新月異,1982年的畢業給了我們第二張出生證,我永遠為有哈工大這樣一個身份標籤而自豪、而驕傲,期待哈工大百年校慶,永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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