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育大生意:男籃病了,CBA該吃藥嗎?
2019年09月22日08:00

  文|付政浩

  體育大生意記者

  中國有句老話叫“大人打噴嚏,小孩就感冒”。套用到正處於發展初級階段的中國體育中,用以形容國家隊與聯賽的關係似乎也不為過。2019籃球世界盃在家門口作戰的中國男籃僅位列第24名,從而引發舉國聲討。輿論滔滔,猶如黃河決堤而一發不可收拾,在對明星球員的基本功、教練的臨場指揮大加指摘之餘,負責輸送國手的CBA聯賽也未能倖免,各種批評質疑洶湧而至。

  必須承認,從體育產業運營邏輯的理想角度而言,國家隊和職業聯賽是並不相幹的兩套運營邏輯。畢竟國家隊追求的是成績和榮譽,職業聯賽謀求的則是商業營收最大化,兩者的目標本就不一致。國家隊病了讓聯賽吃藥,國家隊一輸波就讓CBA聯賽各種調整,從理論角度而言屬於典型的緣木求魚。

  可以作為對比的是,本屆世界盃美國男籃“夢十三隊”儘管僅位列第七名,創造了有史以來美國男籃國際大賽的最差成績。美國國內輿論同樣洶湧澎湃,但即便是最尖銳的評論也不會去質疑NBA虛假繁榮、NBA聯賽無法培養高水平球星。換言之,美國男籃的成績和NBA運營水準並無直接聯繫。而這種認知邏輯是建立在NBA職業程度高度發達的基礎之上的,這也是全世界職業體育聯賽追求的理想狀態。

  但遺憾的是,相比於高度發達的美國體育產業和已經超過73年歷史的NBA,中國體育產業則處於起步階段,CBA聯賽也即將迎來第25個年頭,聯賽品牌美譽度和公信力尚未達到NBA的高度,運營水平自然容易招惹質疑,這點直接決定了中國國家隊的成績與職業聯賽的運營不可能完全脫鉤。尤其是我國長期奉行“奧運爭光計劃”、“奧運至上”策略,國家隊的成績好壞、榮辱興衰的影響力遠遠超過了處於發展初級階段的職業聯賽。兩者之間捆綁緊密、休戚與共,往往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過往,每當中國男籃的國際大賽成績不俗,當賽季的CBA聯賽也往往在招商讚助、收視率、觀眾上座率等多方面會有喜人的反映,CBA明星球員的讚助收入也往往水漲船高;但一旦中國男籃大賽折戟,聯賽和明星球員不僅在商務營收和關注度、美譽度等方面受影響,在聯賽運營層面也往往會被迫反思,進而推出一系列針對性的調整舉措。既然“大人打噴嚏,小孩就感冒”,那麼“國家隊病了,聯賽也要吃藥”也成為一種無可奈何且無可辯駁的辦法。

  過去三十年,中國社會加速轉型,傳統的中國體育三級人才培養體系已經趨於解體,體校、籃球傳統名校等基層人才培養機構在陸續消失。在這種大背景下,所有人都明白,推動體教結合、讓籃球進校園、擴大籃球選材基數等舉措是根治中國籃球成績不佳的根本解決之道,但這些議題太大,根本不是中國籃協甚至不是國家體育總局單方面所能推動的,而且即便能夠實施,短期內很能奏效,遠水解不了近渴。在理解了中國籃協這些苦衷後,“國家隊病了,聯賽也要吃藥”的策略雖然有些生硬,但無疑是現階段最直接有效的辦法。所以,長期以來,這已經成為CBA聯賽的一種慣例。

  亞運遭逆轉,CBA規定必須打一節緊逼

  2002年中國男籃先後在世錦賽和釜山亞運會遭遇沉痛失利,國手們被痛批最多的一點就是不會破全場緊逼,一遇緊逼就失誤。尤其是釜山亞運會決賽中,中國男籃在第四節僅剩一分鍾時間領先7分的情況下慘遭南韓大逆轉,原因就是南韓在第四節和加時賽祭出了瘋狗式的全場緊逼,中國男籃連續出現令人扼腕的失誤,此外第四節最後時刻我國球員還出現罰球不中的意外情況。總之,中國男籃球員遇到緊逼就格外慌亂,各種低級失誤。

  鑒於全場緊逼、急停跳投、快攻這“三把利劍”曾是中國男籃壓箱底的絕招,罰球更是我們的送分題,結果我們中國男籃丟了傳統死在了送分題上。於是,當時不僅媒體和球迷痛批CBA球員基本功不牢靠,而且中國籃協邀請的名宿在把脈會診時也重點批評中國男籃丟了“三把利劍”的傳統,就連時任國家體育總局局長的袁偉民都對此耿耿於懷,在亞運會總結表彰會上專門點名批評了中國男籃。

  痛定思痛之後,在接下來的2002-03賽季開始前,CBA推出了一項新政:球隊每場比賽必須打一節全場緊逼。這一新政甫一推出引起了廣泛吐槽。輿論普遍認為,臨場攻守策略應該由教練團隊根據實際情況來應對,而不是用行政指令的方式來強行推行。教練們也對此吐槽不已,明星球員也抱怨這會影響他們的體能分配,導致進攻端乏力。於是,兩隊相遇往往一換眼神,彼此非常默契地各自“表演”一節全場緊逼交差了事,一些弱隊更是非常敷衍,鬧了不少笑話。只有蔣興權等少數老派教練認同此舉,在日常訓練中反複強調。

  雖然2002-03賽季不少球員對“每場比賽必須打一節全場緊逼”的規定很敷衍,但事實證明,這在一定程度上讓他們適應了緊逼的節奏。最直觀的佐證就是2003年亞錦賽決賽。在決賽中,中國男籃再次遇到南韓。當屆亞錦賽在哈爾濱舉辦,姚明為了複仇南韓還專門向火箭隊請假推遲參加新賽季訓練營。因為亞錦賽涉及到直通雅典奧運會門票的重大事宜,決賽又適逢國慶節,組委會和籃管中心雙方都做了大量後勤保障、外交公關工作,希望用一場酣暢的勝利為國慶獻禮。

  儘管中國男籃集天時地利人和於一身,姚明和李楠兩員大將一內一外全面爆發(姚明全場砍下30分、18個籃板,李楠26分上半場就射下21分),但南韓人憑藉著凶悍的防守和犀利的三分球一直沒讓分差拉大。而到了關鍵的第四節,南韓人又一次祭出了他們的全場緊逼,在比賽僅剩下5分鍾時,南韓將比分追至82-83,中國籃球兵敗釜山的噩夢似乎又要重現。

  關鍵時刻,老帥蔣興權冒險啟用了奇兵範斌和焦健,這兩位面對南韓的緊逼沒有慌亂,最終用得分和製造犯規罰球穩住了局面。尤其是範斌,用穩健嫻熟的運球連續破掉南韓人的緊逼。在媒體盛讚老蔣魄力驚人、範斌焦健膽大心細之餘,很少有媒體注意到蔣指導在賽後說的那句“聯賽針對性地抓全場緊逼證明是對的”。

  CBA為奧運備戰讓步,李元偉忍痛宣佈聯賽縮水

  李元偉擔任籃管中心主任時期為CBA聯賽的穩定發展付出大量心血。在他任內,儘可能避免因為國家隊一城一地的得失來幹擾聯賽的穩定發展,並為此推出了綱領性的文件《北極星計劃》,希望系統推進聯賽職業化進程。儘管這份文件中的很多規劃和提法在當時顯得過於超前、激進和理想化,即使放在現在很多舉措都仍未付諸實施,但必須承認CBA大家庭在這一時期的職業化理唸得到了顯著提升。當然,CBA能夠穩步推進職業化改革,也有賴於當時中國男籃大賽成績相對穩定,姚明這位中國不世出的籃球巨星正值生涯巔峰期。

  並非對李老的改革魄力不敬,但客觀上,李元偉的籃管中心主任生涯和姚明的球員巔峰歲月確實全面重合,姚明的存在確保了國家隊大賽成績的相對穩定,這為李元偉推進CBA職業化改革爭取到了一個穩定寬鬆的外部環境。這一時期,CBA全面放開外援限製,李元偉在卸任前的2008-09賽季還專門推出了亞外政策,即允許聯賽上賽季排名後四位的球隊可以在雙外援之外引入一個亞洲外援。在大量外援進入聯賽後,CBA的關注度和商業價值明顯提升。

  雖然李元偉時期儘可能避免為了國家隊一時的成績而干擾聯賽穩定發展,但有時候為了國家隊大局也不得不忍痛讓聯賽作出犧牲。2006年中國男籃前往歐洲拉練連續慘敗,時任中國男籃主帥的尤納斯拋出《九問》質疑CBA聯賽訓練競技水平太低,此後中國男籃在日本世錦賽上又僅列第15名(若非王仕鵬上演神奇絕殺則可能創造恥辱紀錄)。在這種大背景下,李元偉接到了分管領導的指示,稱CBA聯賽水平過低,為了確保中國男籃在奧運會上取得好成績,CBA聯賽應該為國家隊讓路。

  於是,在2006-07賽季開始前,為了給中國男籃爭取更多的集訓時間和增加與世界強隊交手的熱身場次,李元偉被迫宣佈CBA聯賽縮水。2006-2007賽季和2007-2008賽季取消南北分區,單個賽季縮短28天,總縮減場次多達112場,CBA賽季縮水引起了大量批評。

  男籃亞洲折戟CBA限製亞外,末節單外援政策獲讚

  如上所述,2002年亞運會失利直接催生出來了2002-03賽季“必須打一節全場緊逼”的爭議性規定,此後李元偉時代CBA聯賽則是為了奧運會備戰大計而大幅縮水。如果說CBA加練全場緊逼、CBA賽季縮水為國家隊集訓增加時間這些舉措還停留在幫助本土球員進行基本功層面的針對性錘煉,那麼隨著CBA聯賽全面放開外援限製、外援成為聯賽事實上的主導者之後,中國男籃一旦敗北,CBA的新政則開始從限製外援角度來試圖解決問題。

  2009年中國男籃在天津兵敗亞錦賽,伊朗取代南韓成為我們在亞洲範圍的頭號威脅。此後,中國男籃在2010年、2011年亞運會雖然驚險奪冠,但2013年和2014年又在亞錦賽和亞運會上分別僅獲歷史最差的第五名。中國男籃亞洲霸主地位不穩,“亞洲二流論”一度甚囂塵上。遭遇人才斷層的中國男籃的問題被放大,人們認為是外援主導聯賽、包辦一切才導致中國球員缺乏成長機會,於是李元偉時代的全面放開外援政策和從2008-09賽季開始施行的亞外政策成為眾矢之的,外界紛紛呼籲予以限製。

  在限製亞洲外援方面,姚明是最堅定的倡導者,由於亞洲外援使用時長不受限製,所以不少中國籃球名宿均認為這一製度雖然可以幫助弱隊提升成績,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在幫亞洲對手們練兵。2011年,時任上海男籃投資人的姚明就率先提議取消亞外名額,但其他球隊並不同意。在2012-13賽季開始前的一次聯賽會議上老闆們經過激烈爭辯,最終仍決定保留亞洲外援,但是如果球隊不引進亞洲外援的話可以使用雙外援四節七人次。

  2013年中國男籃兵敗馬尼拉亞錦賽,僅列第五名,消息傳來,舉國悲憤。而在接下來的2013-14賽季,姚明用實際行動證明了自己支持中國男籃的態度,他的上海男籃主動放棄了使用亞外的資格。而隨著2017年姚明出任中國籃協主席、CBA公司董事長後,CBA公司決定逐步縮小擁有亞外使用資格的球隊數量,直到最終棄用亞外政策。

  在常規的雙外援使用時長方面,CBA聯賽這些年也是變更不斷,每隔兩年就要變一次規矩,而且當其它球隊對陣全華班的八一男籃時還有單獨的外援限製規定,即便是很多資深球迷和媒體人也未必能分清楚某個賽季到底是什麼外援使用規則。作為一項賽事產品,核心要素總是不斷調整,這不利於培養用戶的忠誠度。就如一家餐館總是在調試菜品的食材配比,那不可能有大批量的穩定老顧客。

  2011-12賽季開始前,CBA規定施行雙外援四節六人次,對陣全華班的八一男籃則施行雙外援四節五人次。2014年大換血的中國男籃由於隊員過於年輕兵敗仁川亞運會僅列第五,接下來的2014-15賽季,CBA聯賽雖然維持雙外援四節六人次不變,但強行規定,第四節只允許使用單外援。

  客觀而言,自從CBA施行末節單外援製度以來,CBA本土球員確實得到了更多的鍛鍊機會。但對於CBA球隊投資人而言,每個賽季斥重金聘請兩位外援卻往往有兩節只能上一個外援,這屬於嚴重的資源浪費。所以,從單純的CBA職業聯賽投入產出比角度而言,限製外援確實不是職業聯賽的應有之舉。但從為國輸送人才的國家大義而言,限製外援似乎是現階段沒有辦法的辦法。近年來,諸如蘇群等籃球專家還曾呼籲,應該進一步限製外援,實行單外援製度,每支球隊只聘請一名外援。

  宮魯鳴批球員回CBA後狀態跳水 男籃可考慮歸化

  當然,也有專家認為,聘請高水平外援是CBA聯賽與外界交流的一大途徑。真正有益的做法不應該是限製外援,而是要倡導球員在平日的訓練課上積極與外援競爭,勇於“與狼共舞”。宮魯鳴經常呼籲CBA球會應該強化對本土球員的管理力度,逼迫他們向外援學習先進的訓練方法和球技,從而提升球員們的訓練強度,強化他們的職業自律性,從而做到學習外援、模仿外援、對抗外援進而超越外援。如果中國球員在平日訓練課上能夠與外援旗鼓相當甚至稍勝一籌,又何至於總是擔心外援擠占本土球員的上場時間和關鍵時刻的球權呢?

  在呼籲CBA球會加強對明星球員管理力度方面,遠有尤納斯的《九問》,近有宮魯鳴感慨國手一回到聯賽就體能儲備水平下降。這些名帥均很睏惑,按理說,國家隊教練只需要負責調教球員的戰術配合即可,球員平日在聯賽已經錘煉好自己的球技和體能。但事實上,每次國家都集訓,教練們總要要花大量時間用於梳理球員最基礎的體能、基本功等層面。並且,每次在國家隊好不容易保持住的訓練強度一回到球會就又“一夜回到解放前”,而等到下次集訓又要從零開始。

  如今的八一男籃主帥、昔日的中國男籃“移動長城”之一王治郅也是對CBA球員的管理難題很苦惱。他曾不止一次在媒體面前感慨:如果八一球員能把打遊戲的勁頭用在練球上就好了。八一男籃球員都是現役軍人,尚且讓王治郅如此感慨,換作其他CBA球會,球員的日常訓練態度可想而知。

  歸根結底,我們的球會對於明星球員還是過於溺愛。無論是最初的選材還是後期的培養管理,都唯天賦論。選材只看身高、速度等紙麵條件,選到手後各種細心嗬護,卻從不敢從難、從嚴、從大訓練量角度來管束我們的明星。這導致我們的年輕明星們看似天賦突出,進入職業聯賽之初天賦異稟,結果過了幾年陷入瓶頸甚至球技不進反退,形成了“高而瘦”、“快而弱”、“慢而軟”、“疲憊快”等畸形問題,令人扼腕。

  必須指出的是,周琦、趙繼偉等人在國青隊時期曾帶隊勇奪世青賽第七名,這追平了中國五人製男子籃球在世界大賽上的最好成績。儘管年齡疑雲是曆屆國青都難以繞開的爭議,但按照曆屆國青的成材率來看,周琦、趙繼偉這一屆國青球員本應經過CBA錘煉,從而出現類似1994年黃金一代的人才爆發局面。2015年亞錦賽奪冠後,籃球名宿們普遍認為,通過在CBA的磨礪,周琦等人將在四、五年後迎來生涯黃金時期,很有機會在2019年世界盃和2020年奧運會上大放異彩。但如今的結果卻給了我們當頭一棒。

  當然,我們也要承認客觀層面上人種的差異。無論CBA聯賽長度如何拉長,當外援絕對天賦明顯更勝一籌時,本土球員確實很難成為球隊的戰術核心。鑒於當今世界體壇越來越流行歸化風,CBA如今在客觀上也已是外援包打天下,再加之中國男足已經頂住壓力率先踏上歸化之路,所以中國男籃想要繼續在世界大賽中保有一席之地,從務實的角度而言,應該考慮歸化這一選項,千萬別被狹隘的民族自豪感所矇蔽。

  跳出行業束縛,放眼當前中國的民生行業,又有幾個行業是做到完全的民族知識產權?中國品牌的手機銷量全球領先,但遺憾的是,一旦芯片供應受阻就立即一籌莫展;中國近年來一直是全球頭號汽車消費大國,但銷量最好的永遠都是中外合資車……從這個意義出發,當幾乎所有行業都離不開“歸化”二字時,為什麼我們偏偏要在體育領域強調所謂的血統純潔和精神潔癖?更何況,體育領域的人種差異是如此的明顯和客觀存在,很難靠單純的意誌去克服。我們相信CBA未來高度職業化後肯定能給國家隊輸送劃時代的巨星,但急等米下鍋的中國男籃等得起嗎?實體化之後的中國籃協每五年要進行一次換屆選舉,中國籃協和姚明等得起嗎?

  總之,從純理想狀態而言,CBA聯賽和中國男籃國家隊應該是也必須是正向引導關係。即,只要CBA聯賽發展得好,必定會給國家隊源源不斷輸送高質量的人才,而國家隊成績出色,必定會在關注度和美譽度等層面反哺聯賽,這也是李元偉當年大力推動CBA職業化的邏輯和動力所在。但事實上,自CBA聯賽1995年成立以來,在中國籃球界內部,關於CBA聯賽和中國男籃國家隊的關係一直都沒有形成真正統一的認知。

  歷史級難題信蘭成、李元偉各自作答,姚明該走哪條路

  最初國家體委時代,國家隊和聯賽分屬於不同部門。CBA聯賽由國家體委訓練競技二司的籃球處負責,而中國男籃的平日訓練則由國家體委的訓練局主抓。此後國家體委改組為國家體育總局,1997年籃管中心成立,聯賽和國家隊統一由籃管中心負責,信蘭成擔任籃管中心首任主任,李元偉、續川等人擔任副主任。籃管中心曾在1998年力邀各路籃壇名宿、CBA球隊高層、資深記者前往郊區的桃花山莊開會,試圖理順聯賽和國家隊的利益,統一大家的認知。

  據一位當時的與會人事透露,當時與會眾人提了很多很多意見,也有不少意見分歧,但從大層面來看,會上留下兩大宏觀議題沒有得到答案,而這最終困擾了整個中國籃球長達20年。第一,聯賽究竟該如何為國家隊培養人才;第二,CBA聯賽產權問題。(詳情請參加拙作:信蘭成真實檔案和他背後的國家體委改革二十年)

  第二個問題已經在2017年中國籃協將CBA聯賽十年運營權授予CBA公司時有了明確答案。而第一個問題卻至今沒有明確的答案。誠然,CBA商業化和職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但人才培養的成色卻遠不如想像中的高。過去舊有的三級梯隊體製為中國籃球培養出了劉玉棟、姚明、王治郅、胡衛東、孫軍、鄭武、巴特爾、朱芳雨這些巨星,而CBA聯賽發展了25年,卻很難再湧現出這種劃時代的巨星,諸如易建聯、周琦、郭艾倫等現役國手也都是未進入CBA聯賽之前就已經名聲大噪,而除了易建聯之外,周琦和郭艾倫在CBA時代並沒有取得預期中的驚人進步。

  最近幾年大家怪CBA外援擠占本土球員比賽時間,而桃花山莊會議時,不少參會者卻認定聯賽的訓練管理水平太低,國手在國家隊集訓期間尚且能夠被督促著進行高水準訓練,但一回到地方隊就猛吃猛喝打麻將泡空姐,好好的苗子就廢掉了。到底是該進一步完善聯賽的管理和加強梯隊建設,還是加強國家隊和國青隊的集訓頻次,這是桃花山莊會議沒能達成共識的問題。李元偉選擇相信CBA的職業化進程,他認為隨著CBA職業化體系日益成熟,球會會給國家隊輸送高質量人才。而信蘭成則對CBA球會管理的質量始終不予信任,他更願意把好苗子集中放在國青的梯隊中培養。

  前者符合產業邏輯,也屬於理想狀態下的聯賽和國家隊的正常關係,可以做到可持續發展,並且中國男籃無需負擔人才培養成本,對CBA球星施行拿來主義即可。但現實的問題卻是,球會管理水準參差不齊,中國男籃對此不可控製。CBA輸送什麼水準的人才國家隊都只能照單全收,人才培養過程並不可控。

  至於信蘭成的國青長期集訓模式,好的一面是可控性強,籃管中心能夠把最優質的訓練競技資源放在這批好苗子身上,在一定程度上確保了好苗子的成材率,郭艾倫、王哲林、周琦、趙繼偉等苗子均是通過國青隊長期集訓才真正脫穎而出。尤其是趙繼偉,最初他在CBA遼寧男籃尚且打不上球,卻憑藉早年國青隊時期的表現贏得了宮魯鳴的信任,最終反倒先在國家隊打上了主力,這一時傳為佳話。大家都在感慨:喊了半天CBA要為國家隊輸送人才,結果國家隊反倒在為CBA培養人才。

  但信蘭成這一模式的問題也很明顯。這屬於重資產模式,可持續性差。籃管中心需要在國青梯隊建設和國青訓練競技層面投入大批資金,但籃球預算有限是個掣肘的大問題,預算有限決定了能夠接受這種精英培養的人數是有限的,該模式不可複製。

  2017年,姚明從昔日的CBA球隊老闆轉身成為中國籃協主席,他也繞不開昔日困擾信蘭成和李元偉這兩位前任中國籃球掌門人的難題。尤其是本屆世界盃中國男籃作為東道主卻創造歷史最差排名,這種殘酷的現狀頓時驚醒了很多中國籃球人,讓大家不得不重新意識到CBA聯賽給國家隊輸送人才質量始終都不可控的這一持久難題。李元偉時代,姚明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為國家隊成績實現了保駕護航,這讓李元偉可以安心推進聯賽職業化進程。而如今姚明出任中國籃球掌門後,中國男籃在家門口成績不如預期卻給了中國籃協當頭一棒,外界都在擔心,國家隊成績不佳會不會壓縮姚明推進聯賽改革的空間?

  令人欣慰的是,負責分管、聯繫中國籃協的國家體育總局副局長李穎川近日表態,中國男籃成績不佳屬於改革陣痛,改革想要出成績需要時間,體育總局將加大支持中國籃協改革的力度。“改革是有陣痛,需要時間。通過這屆世界盃要正視差距,跟緊世界的潮流,堅定我們的信心,在發展中出現的問題,還是通過改革來解決。體育總局不會幹涉籃協工作,並將以更大的決心和力度支持中國籃協的各項改革工作。”(詳情請參看:李楠辭職羅生門)

  姚明在世界盃期間也明確表示,中國籃球要開眼看世界,成績不佳更要堅定改革的決心。所以,可以肯定的是,中國籃協和CBA聯賽接下來會進一步加強各項改革的力度。但競技體育終究要靠成績說話,成王敗寇的競技邏輯很現實。想要讓姚明獲得更加寬鬆的改革大環境,那麼CBA各隊不妨首先自省:CBA未來能給姚明培養出新一代姚明嗎?面對如何理順CBA聯賽和國家隊的關係這道歷史性難題,以及前兩任掌門留下的兩條道路,痛定思痛的姚明又該做出什麼樣的抉擇?是否需要中和一下兩位前輩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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