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科托:人們對非洲最大的誤解,是把它視為一個整體
2019年09月24日17:28

原標題:專訪|科托:人們對非洲最大的誤解,是把它視為一個整體

非洲大陸,是我們腦海里那個“最熟悉的陌生人”。對於這片大陸上的國家,我們似乎習慣了把它們看作一個模糊的集體。莫桑比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米亞·科托認為,用一個簡單的“非洲”概念去囊括這些國家,這正是人們對非洲最大的誤解。

在如今的世界版圖中,非洲大陸,成為我們腦海里那個“最熟悉的陌生人”。我們對於這片廣袤神秘的大陸,充滿了各種各樣的刻板印象。而對於這片大陸上的國家,我們似乎習慣了把它們看作一個模糊的集體,如同一團曖昧的雲團。

在2018年上海書展期間,莫桑比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熱門候選人米亞·科托來到了中國。儘管他本人已經獲得過多個獎項,包括葡萄牙語文學的最高獎項卡蒙斯獎,也入圍過布克國際文學獎和都柏林文學獎,並被視為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競爭者,但在中國依舊沒有多少人知曉他的名字。

這或許要部分地“歸咎”於他在小說中所呈現的是這樣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國度:莫桑比克。談到非洲國家,我們很容易搞混它們,覺得它們彼此之間都差不多,會用一個簡單的“非洲”概念去囊括它們,而在米亞·科托眼裡,這正是人們對非洲最大的誤解。

米亞·科托(Mia Couto,1955年7月5日出生),莫桑比克當今最著名的作家,生於莫桑比克第二大城市貝拉港,1992年發表首部長篇小說《不眠之地》。代表作品還包括即將出版中譯本的小說《夢遊的大地》、《耶穌撒冷》、《母獅的懺悔》等。近年來他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之一。米亞·科托在創作中融合了葡萄牙語和莫桑比克的地域性詞彙和結構,重新創造了這種語言,也為非洲的敘事建立了一種新的模式。一般認為,科托的寫作風格受到拉美文學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雖然科托本人對“魔幻現實”的提法有諸多質疑)。

米亞·科托自幼跟隨父母移民到莫桑比克,他的小說在形式上也竭力去體現莫桑比克獨特的文化習俗。作為葡語作家,米亞·科托經常獨創一些詞語,把意思或發音相近的莫桑比克單詞和葡萄牙單詞組合在一起,創造出一個具有多重意味的新詞。這些語言在翻譯中不可避免地失去,因此,當國內讀者面對譯本時,很難體會到詞語在一個語境中所呈現的靈活性。但在寫故事方面,米亞·科托也是一位富有魅力的作家,他的小說《母獅的懺悔》描寫了村民內心的獅子和一個無法尋找到獅子的、外來的獵人,以帶有魔幻色彩的形式模糊了現實與生死的界限。

近日,米亞·科托在上海接受了新京報的專訪,與出版社的宣傳照不同,現實中的米亞·科託身材略顯清瘦,銀棕色的頭髮,穿著一件灰色的短袖汗衫,當談到一些語言的問題時,他會用中性筆寫下某個事物在莫桑比克語中不同的拚寫方式。

采寫 | 新京報記者 宮子

魔幻與現實

人們對非洲的誤解

新京報:人們習慣說你深受“魔幻現實主義”的影響,但你說過不喜歡自己的作品被稱為“魔幻現實主義”。能說下為什麼嗎?

米亞·科托(以下簡稱科托):倒不是不喜歡別人稱我為“魔幻現實主義”,只是不喜歡別人給我貼標籤這種形式。這個標籤不是作家給自己的,那些人給馬爾克斯一個魔幻現實主義的標籤,純粹是因為他們沒辦法給那些他們無法理解的東西分類。

而我認為魔幻和現實這兩個東西就是一體的,現實就是魔幻,不存在什麼“魔幻現實主義”。

《夢遊之地》,米亞·科托 著,閔雪飛 譯,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8月版

新京報:那你如何處理魔幻與現實二者的關係呢?我讀過J.M.庫切的一篇文章,他提到了你,並且覺得你的小說魔幻性太濃,這形成了一種障礙,導致讀者無法接觸到莫桑比克的內戰現實。

科托:在描寫戰爭的時候,語言總是不足的,它有局限性,你可能永遠都沒辦法把戰爭的殘酷性轉化成語言可以描述的東西。我只能用一種更富有創造性的方式去詮釋它,這個方式可能並不是現實的,可這種寫作方式對我而言特別重要,我用來講故事的方式也只有這一種。如果有人想用現實的方式去描寫戰爭,他應該做記者,寫一篇新聞報導。我很想看到庫切那篇文章的原文,不知道他是如何理解“現實”的。

新京報:那是在一篇關於奈保爾的文章里,他把你和奈保爾放在一起做了個比較。

科托:哦,我認識庫切,我和他是朋友,我知道庫切使用的是另一種寫作方式,當然他也很偉大。

新京報:你們經常交流嗎,有沒有產生過什麼文學上的分歧?

科托:庫切所寫的南非的狀況和我所寫的莫桑比克的狀況是完全不同的,所以也不能拿到一起比較。在文學上,我和他基本沒有太大的分歧,年前我和庫切一起在阿根廷呆了一個月,在很多文學的基本問題上,我們都是一致的。

新京報:雖然你說自己不喜歡被別人貼標籤,但維基百科還是給你貼上了一個“泛靈論現實主義”(AnimistRealism)的標籤,可能是覺得“泛靈論”這個詞聽上去比較有非洲特徵吧。

科托:泛靈論現實主義,這個詞是一個安哥拉作家Pepetela提出來的,他當時創造這個詞只是為了去反對那種魔幻現實主義僅存在於非洲、歐洲或者拉丁美洲的觀點——因為相比之下,歐洲和北美人會覺得自己離魔幻現實很遙遠。而Pepetela認為這種魔幻性是存在於全世界的。

安哥拉葡語作家Pepetela,1997年獲得卡蒙斯獎。科托介紹說,這是一位在非洲具有極高知名度的作家。其小說主題大多圍繞著安哥拉的政治與曆史。

我覺得這種魔幻現實主義的論調其實也是種外來人的觀點,生活在非洲內的人不會這麼說。比如說超人,這個角色出現在美國的時候,沒有人說它是魔幻現實主義,但如果出現在非洲的話,人們就會覺得它是一種幼稚的、不成熟的表現方式,是一種魔幻現實主義。超人是如此,哈利·波特也是如此。有時候我覺得這並不公平。這些是產生自非洲的東西嗎?那隻是一些非洲的人、非洲的事情,但它們發生在這裏,然後就有些傢伙說“哦,我覺得這是一種幼稚的現實主義”。所以魔幻現實主義是典型的外人看法。

新京報:也許人們會這樣說,是因為你在小說中描寫了不少非洲的神秘宗教與習俗。

科托:但我覺得他們貼標籤的主要原因,是因為他們沒有其他的途徑去理解文學。

新京報:你說過,人們對非洲有很多誤解。

科托:非洲有太多的國家,宗教,語言,還有太多不同的文化形式。所以人們在面對非洲時一個最大的誤解就是把它視為一個整體,比如當人們談到莫桑比克的時候,不會說這是莫桑比克,而會說那是非洲。

除了把非洲單純視為一個大洲外,其次就是人們認為非洲沒有曆史,沒有文化……嗯,不對,是沒有傳統,然後認為非洲沒有道德品性,所以非洲才會存在著大量的腐敗。現在通過社交網絡我們可以知道,這些腐敗並不只是非洲的,它是一個世界現象。但我不知道接下來人們還會對非洲產生什麼樣的誤解。

新京報:那一個作家能通過寫作做到什麼呢?

科托:作家可以通過講故事的方式,向人們展示每一個個體都是不可替代的種族,讓人們關注人性,讓人們有一種慾望去瞭解他人,甚至最後成為他人。

語言和身份

“我是莫桑比克人,而非莫桑比克白人”

新京報:你的小說里經常會出現莫桑比克的方言,這有沒有造成當地人的不滿?例如他們會認為你是個白人作家,不應該使用莫桑比克當地的語言寫作。

科托:這個問題我能感覺到,很明顯是一個外部人的問題,因為我在寫作的時候從來沒有遭遇過這種阻力。有個問題我要解釋下,我是一個莫桑比克人,而不能說是一個莫桑比克的白人,在莫桑比克,也不會出現白人和黑人對立的情況。而且我認為讀者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小說而不是作家的膚色上面。

其實在莫桑比克,白人幾乎是不存在的,他們的數量特別特別少,兩百萬的人口裡,可能只有五千人是白人。所以我在國內幾乎沒有遇到過這種阻力,即使在寫作的時候,我所代表的也是莫桑比克這個整體。

新京報:可能這種情況在美國更嚴重一些,在那裡如果有白人作家使用了黑人的俚語或方言去創作,就會遭到抗議。

科托:其實我不是很想討論這個話題,但我想補充幾句話。我覺得文學的本質就是去變成他人,我不會在寫作的時候去代表某種身份。比如說,要是我來學中文、用中文寫作的話,你們也不會覺得不合適,可能反而會有些高興。所以那種情況應該只是暫時的。

新京報:既然你說自己是一個莫桑比克人,那麼,你對葡萄牙又是一種怎樣的情感呢?

科托:我能感覺到我體內的一部分屬於葡萄牙。葡萄牙人骨子裡有一種悲傷的傾向,他們會覺得世界上大多數事情都是悲觀的、戲劇性的,他們總是在思念某個人或者某件事,我意識到在我體內也繼承了這種血液,我也總是會在悲傷地懷念什麼。但同時,我體內也有很多快樂的部分,比如樂觀,享受幸福和愛等等,這部分可能更像個非洲人。在這一部分里,我也有一種想要存在的慾望。

新京報:很多葡萄牙語作家都用過一個詞來形容這種懷舊、憂傷的情感——Saudade.這是一個很難被翻譯的詞語。

科托:Saudade,是的,葡萄牙人認為這個詞是他們特有的,只有在葡萄牙人的情感里才會有這種體驗,就是心裡總是在懷念某種東西的感覺。這個詞在大多數歐洲語言里也沒有辦法翻譯。

《耶穌撒冷》,米亞·科托 著,樊星 譯,版本: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8月版

新京報:你在寫作的時候也經常自己創造一些詞語,把葡萄牙語和莫桑比克語結合起來。你還記得你第一次用這種方式創造的單詞是什麼嗎?

科托:我最早的時候是一個寫詩的詩人,後來又做了記者。在當記者的時候,有一次我去了一個鄉下,在那裡聽到了一些當地的故事,當時我覺得自己可以把這些故事用葡萄牙語的形式寫出來。當然,這個時候我用的語言是標準的葡萄牙語,但我在用葡萄牙語表達的同時,希望能把這些故事背後的背景和根源也添加進去,這大概就是我嚐試這樣做的一個契機。

我最早創造的一個詞,是把兩個葡萄牙語單詞合在一起。其中一個詞是“Brincar”,另一個是“Criar”,這兩個詞都是單獨存在的,而且發音相近,所以我只需要把發音拚在一起就可以,於是組成了一個新詞“Brincriar”,這個詞語既表示玩,又表示在玩中創造。我覺得這個詞應該是很難譯成中文的。

新京報:能否再舉一個莫桑比克方言的例子。

科托:那應該是“Matope”,這個詞在葡萄牙語中是“Lama”,就是泥土的意思。但這個詞語準確來說不是我創造的,它本身就存在於莫桑比克人的口語中,他們可以聽懂這個詞的意思,只是沒有書面語的形式,沒有人把這個詞寫出來,是我把它拚了出來。另外我得說一下,這是莫桑比克的一種語言,而不是方言。莫桑比克的語言就有25種,如果方言的話,那起碼有上百種了。

新京報:這種詞語的創造在原文中會很有意義,但是在翻譯成其他語言後,它的意義就大減價扣,尤其被翻譯成中文後,讀者們很難知道原文是如何拚寫的。這是一個無法避免的損失,這種損失可以通過文學的其他方面去彌補嗎?

科托:我寫作中的這一部分幾乎是沒有辦法在另一種語言中重現的,但無論如何,人們還是會注意到小說中故事和敘事的精彩。這就會讓一部作品存活下來,(笑)有可能,在這方面我還會做得更好。

生與死

三本小說的寫作背景

新京報:我想知道你是如何看待生與死這個問題的。在小說《母獅的懺悔》里,村子裡的人說自己從來不曾活過;《耶穌撒冷》里的人又說這裏不會有人死去;而在《夢遊之地》里,你引用了一句柏拉圖的話,世界上有三種人:死人,活人,海中人。

科托:我的父親在四年前去世了,我們家裡都為這件事感到傷心。我也意識到死亡這件事情是沒有解藥、無法逃脫的。但有一天,我們家裡來了一位陌生人,這個陌生人就和我說“其實你的父親並沒有死,因為你就是你的父親”。

一開始我覺得這件事太奇怪了,但後來這個說法逐漸安慰了我,那之後我就發現,這件事情對我生活和思考的方式產生了很大影響,這件事在我生命里很重要。我發現在我的舉止中有很多似曾相識的畫面,所以我可能有百分之五十是來自我父親的部分——即使從生物學的角度來講。這件事讓我感覺,死亡和出生之間的界限不再那麼清晰,它變得模糊,所以柏拉圖的這句引語,表面上是矛盾的,其實說的是同一件事情。

新京報:那麼,柏拉圖所說的“海中人”是什麼意思呢?

科托:我……不知道(笑)。哈哈。我選擇這句話的原因,是因為在我看來,“海中人”就是介於生死之間的一種狀態,我想用它來強調那種在旅途中的過程。所以我很需要這一句話,儘管我並不清楚在柏拉圖的語境里,他這個詞指的具體是什麼。

聊天時,米亞·科托所畫的海膽與海星。

新京報:聊一下這三本書吧,它們即將在中國出版,你最偏愛其中哪一本?

科托:嗯,這太難說了。不同的書有不同的背景。《夢遊之地》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寫這本書是在1992年,當時戰爭

(莫桑比克內戰)

還在繼續,所以我寫這本書的情緒是非常痛苦的。在那場戰爭里有大約一百萬人喪生,而且戰爭持續了整整十六年。這是唯一一本我在寫的時候非常痛苦的書。

而《耶穌撒冷》這本書里有一個主角“我”。你讀過的話就會明白,這個“我”是帶有自傳性質的,因為我在這本書里講述的是關於我自己的故事。我寫這本書,是想通過文學這種方式來瞭解自己。

至於《母獅的懺悔》,寫這本書對當時的我來說是一項蠻大的挑戰,因為這本書基於一個真實事件。對我來說,得找到一個辦法把現實轉化成虛構,把事件轉化成小說。

《母獅的懺悔》米亞·科托 著,馬琳 譯,中信·大方|中信出版集團2018年5月版

文學與生物學

尋找事物間的聯繫

新京報:除了寫作,你的另一個職業是生物學家,能否談談你在這方面的工作。

米亞·科托:生物學家其實是我的主要工作,寫作只是我做的另外一件事情。這份工作對我的寫作非常重要,因為它可以幫助我觀察生命的差異性以及它們各自的美。

新京報:那你如何給這兩件工作分配時間呢?

科托:在從事生物學工作的時候,我經常會去進行一些野外調查,這個時候我也會在野外收集一些故事。因為我很對人和動物、植物之間的關係很感興趣。對我來說,沒有哪一種生物是不與其他事物存在聯繫的,我要通過這些工作來理解這種聯繫。

比如說,樹對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東西,它有很多象徵意味。我會經常走近一棵樹,去觀察它,並且想像它身上可能會發生的故事,它會具有怎樣的功用。因為有一些非常特殊的樹,人們會把屍體埋在下面,也有一些樹會被做成藥物,我認為這些樹的使用都有一種靈魂上的價值。

採訪中科托提及有些樹會用於埋葬屍體,在莫桑比克有三種,在不同的語言中有不同的叫法。分別是Marula(非洲漆樹,又被稱為Canhv),Baobab(猴麵包樹,也被叫做Imbondeiro,Digitata),以及Trichilia emetica(拉丁名,納塔爾桃花心木)。米亞·科托還畫了一張樹的示意圖。

新京報:你的筆名“Mia”就代表著一聲貓叫,這也和生物學有什麼關係嗎。

科托:哦,這是我兩三歲時候的事情,所以我有些不記得了。是我的父母給我拍了一張照片,然後告訴我說我在小時候一直和貓在野外一起玩一起睡,所以小時候我一直以為自己是隻貓。於是我就給自己起了這麼一個筆名。

新京報:你曾經把寫作比喻為狩獵,能解釋一下這又是為什麼嗎?

科托:因為在狩獵的過程中,你所獵捕的那個事物是不可見的,你要通過搜尋它的蹤跡,比如說足跡之類的,才能找到它。在這個過程中,狩獵的人會漸漸同化,會慢慢和自己所獵捕的那個東西用同樣的方式去想像或行動,並且他最終會變成他所狩獵的那個對象。這個過程和寫作非常相似,在寫作中,作者會慢慢變成他們筆下所寫的那個人物。

米亞·科托的另一項工作是飼育貓頭鷹,因為小貓頭鷹經常會從樹上掉下來。科托覺得貓頭鷹非常有趣,因為它們眼睛很大,無法轉動,所以看東西的時候只能轉脖子。該圖片由米亞·科托本人提供。

新京報:那你有沒有類似狩獵失敗的經曆呢,比如說,在寫作中,你沒有找到那個獵物,或者獵物最終從你手中逃走了。

科托:失敗非常容易發生,而且經常會發生這種情況。不僅在寫作中如此,做其他事情也是這樣。失敗是我們的學校——而且是最主要的那所學校,通過失敗,我們才能學習。但是我們在正規學校所接收的教育會讓人們變得害怕失敗,我覺得這很奇怪,因為只有在錯誤和失敗中,一個人才能有新的發現。

新京報:那你會怎麼應對這種寫作中的失敗呢?

科托:我倒沒有很在意這類事情,我也很難去做出判斷。不過如果要說的話,也許詩歌會是這種失敗的一個產物。有一位巴西的詩人說,詩歌就是用一種美麗的方式去失敗。

作者:宮照華

編輯:徐悅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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