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發展速度遠超印度:涉5億人運動奠定崛起基礎
2019年09月28日08:02

  原標題:憑啥中國能遠超印度?一場牽涉5億人的運動奠定崛起的基礎

  來源:瞭望智庫

  在美版知乎Quora上有人問了這樣一個問題:憑啥中國的發展速度能遠超印度?

  有一個網友的答案獲讚頗高:

  1949年,中國的起跑線非常低。彼時,中國的各項指標,不論是人文還是經濟都相對較低,甚至低於撒哈拉到南非之間一些非洲國家的平均水平。

  當時印度的鐵路是中國的三倍;印度人的平均壽命比中國人長5、6歲;印度的主要工業產出,比如鋼鐵、化肥、煤炭、水泥、電力等,都遠超中國。

  短短半個多世紀的時間,是什麼讓中國以如此驚人的速度發展呢?

  這其中的關鍵就在於,中國一直為之奮鬥而印度忽視的一件事——全民掃盲運動。

  相較於新中國在經濟上的跳躍式發展,“掃盲”可謂一場知識文化領域的“脫貧”,所帶來的功績同樣卓絕。

  新中國成立之初,全國5.5億人口,其中80%是文盲。而從1949年到1969年,短短二十年的時間里,新中國通過4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掃”掉1億文盲;而到2000年,中國的文盲率已經降至6.72%。這堪稱人類文化教育史上的奇蹟。

  掃盲運動有多重要?新中國掃盲的巨大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今天庫叔就來講一講。

  1

  八成文盲,如何富強?

  新中國在成立之初,面臨著很大的挑戰,要處理曆經外國侵略、封建剝削、財閥壟斷、內外戰爭形成的“爛攤子”,可謂百廢待興。

  要發展經濟、富強國力,最關鍵的是靠人。然而新中國面對的殘酷現實是:

  全國5.5億人口中有4億文盲,文盲率高達80%;而在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廣大農村地區,文盲率更是超過95%;同時,全國學齡兒童小學入學率僅20%,初中入學率更是只有6%。

  “文盲”,其具體所指有著多種說法,我國在統計中的“文盲半文盲”,是指15週歲及以上的不識字或識字不足1500個,不能閱讀通俗書報,不能寫便條的人。

  一個充斥著文盲的國家,如何能建設發展社會主義,如何能推進工業化、現代化,實現強國之夢呢?

(圖為當年山西省芮城縣東岩村負責村里掃盲工作的幹部趙鵬飛)
(圖為當年山西省芮城縣東岩村負責村里掃盲工作的幹部趙鵬飛)

  為了清逐這隻擋在共和國發展道路上的“攔路虎”,“掃盲”很快就被提上日程。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確定了逐步改革舊教育的方針步驟和發展新教育的方向,提出教育要為國家建設服務,普及與提高結合,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以普及為主。

  1950年,毛澤東在《人民教育》創刊號上題詞:“恢復和發展人民教育是當前重要任務之一”。當年9月20日,教育部和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第一次全國工農教育會議,專門研究掃盲工作,提出“開展識字教育,逐步減少文盲”。會後,一場自上而下、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在全國展開,全國各地開始辦起“掃盲班”。當時,雖然學習文化的需求很迫切,但恢復工農業生產也同樣重要,因此城市、工廠的掃盲班多辦於夜間,農村的掃盲班則多開辦在冬季農閑時節,也被稱為“冬學”。

(圖為1950年12月浙江杭縣挾著課本去“冬學”的農村婦女 新華社記者王純德攝)
(圖為1950年12月浙江杭縣挾著課本去“冬學”的農村婦女 新華社記者王純德攝)

  不過,僅僅辦起掃盲班還是不夠的,更重要的在於方法——如何教學才能讓百姓盡快脫盲?

  要知道,我國脫盲的標準為認識1500-2000個常用漢字並能夠進行簡單書寫,這對於很多之前連一個字也不識的人來說,談何容易?

  2

  “軍用”妙招轉“民用”

  在1952年8月2日慶祝人民解放軍建軍25週年全軍運動會的賽跑比賽現場上,出現了這樣的奇景:

(新華社記者嶽國芳攝)
(新華社記者嶽國芳攝)

  起跑線上的選手們做出蹲踞式的姿勢,卻不是準備起跑,而是蹲著把紙板放在膝蓋上寫字。原來,這場賽跑起跑的規則是:不是聽發令槍聲,而是誰先寫出規定的幾個字,誰就可以起跑。

  若是不識字,那就真可謂“輸在了起跑線上”。

  這,正是新中國成立初期轟轟烈烈的全國掃盲運動的真實寫照。

  識字教育方法的突破,正是來自基層部隊。

  1948年從中原軍政大學畢業的祁建華,是當時解放軍西南軍區一名文化幹事。彼時,人民軍隊的兵員多來自勞苦大眾,其中不少沒能得到受教育機會而成為文盲,祁建華的任務就是教他們識字。早在1949年1月,剛剛畢業的祁建華,就開始摸索識字教學方法。一開始,他採用的是當時各地通行的“三五教法”——即一天教三五個生字,這種教學法看似日積月累可以紮實推進,然而事實上由於只靠死記硬背,對於低起點甚至零起點的戰士們來說,不僅沒興趣,不願學,而且經常是“熊瞎子掰玉米”,記了又忘,實際的學習進展十分緩慢。

  祁建華很快就在實踐中發現了這個問題,他苦思冥想,想到了自己小時候學習文化時的經驗——注音字母,正是憑藉著這個基礎,祁建華通過查字典,“無師自通”地學會了更多的漢字。以自己的經驗為靈感,祁建華首創了一種先教戰士們注音字母,再教他們掌握拚音規律,然後集中教大數量的常用字並注音,帶領戰士們突擊拚讀認寫的“速成識字法”。

  祁建華是個實幹家,他很快把這種思路付諸實踐,運用到實際教學中。這一試,效果拔群!一天可以學習一兩百個漢字,大約在150個小時的教學時間內,就可以達成原本看著遙不可及的1500-2000個漢字識讀的目標,實現脫盲。

(圖為1952年8月部隊在行軍中後面的戰士通過前面一人後背的注音字母學識字 新華社記者嶽國芳攝)
(圖為1952年8月部隊在行軍中後面的戰士通過前面一人後背的注音字母學識字 新華社記者嶽國芳攝)

  酒香不怕巷子深,祁建華這套行之有效的“速成識字法”,很快引起了其所在部隊領導的關注,並迅速傳遍了整個西南軍區;此後,這種教學法相繼又在貴州軍區、中南軍區等許多軍區試驗推廣,成效同樣顯著。“軍用”的實踐大獲成功。

  1951年6月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瞭解情況後,通知祁建華進京彙報。當年11月,周恩來總理在全軍宣教文化工作會議上,親自把祁建華介紹給大家,肯定了他發明速成識字法的功績。

  11月29日,重慶《新華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速成識字教學過程概述》的文章,文中詳細介紹了祁建華髮明速成識字法幫助戰士短時間脫盲的事蹟。次年4月23日,政務院(即後來的國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給祁建華髮了獎狀。三天后,《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普遍推廣速成識字法》,號召在全國範圍內利用速成識字法推進掃盲運動。此後,八一電影製片廠還將祁建華的速成識字法拍成教學影片供各地學習參考。

  1952年5月15日,教育部發出《關於各地開展“速成識字法”的教學實驗工作的通知》,指出:“在全國範圍內,在廣大的工人農民中間普遍地推行速成識字法,有計劃地有步驟地掃除文盲,已是當前刻不容緩的重大任務。”9月6日,全國總工會發出《關於在工人群眾中推行“速成識字法”開展掃除文盲運動的指示》。

  1952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9次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中央掃除文盲工作委員會,任命楚圖南為主任委員,李昌任黨組書記,而速成識字法的創造者祁建華被任命為副主任委員,另一名副主任委員是林漢達。

(圖為通過注音字母教授識字的祁建華)
(圖為通過注音字母教授識字的祁建華)

  由此,速成識字法逐漸從“軍用”推廣至“民用”,一時間在全國工廠、農村掀起了運用速成識字法掃盲的高潮。

  而具體落實掃盲的措施,全國可以說是妙招頻出。前面提到的全軍運動會賽跑比賽比拚識字起跑,正是這次掃盲運動高潮中“奇招”的一個代表。不僅是在軍中,各地還辦有工廠的“車間學校”、煤礦的“坑口學習小組”、農村的“地頭學習小組”、婦女的“炕頭學習小組”等五花八門的學習方式。

  這次借助注音字母速成識字法推廣的掃盲運動,成效十分顯著。到1953年止,一年多時間內,全國掃除職工文盲近100萬人,掃除農民文盲308萬人。而且,許多從“掃盲班”畢業的學員升入了業餘學校,得到了進一步的深造,從“文盲”蛻變成了“掃盲教師”。

  然而,奪目成績的背後,隱憂也在逐漸浮出水面。

  在部隊中“所向披靡”的速成識字法,在轉入“民用”時,“兼容性”上其實還有很多問題。實踐的過程中,這些問題開始顯現出來。

  其中最突出的,是“學員”學習效果的“參差不齊”。普通群眾,尤其是廣大農村的農民,學員年齡差異巨大,從小娃娃到老翁老嫗,學習能力天上地下,年輕的學得快,年齡大的不僅學得慢還容易忘,這與以青壯年官兵為主的部隊環境顯然不同。

  地方上也缺少像部隊那樣豐富的識字教員資源。在部分地方試點時,尚可依靠物資、後勤的集中保障供應,收到不錯的效果;但一普遍推廣,限於當時的社會經濟條件,資源供應就很難得到保障,使得效果大減價扣。

  在這種情況下,按照規定的脫盲目標,強行進行學習,有些學員在精神上吃不消,極端的甚至出現精神失常的嚴重事故。

  成績巨大,問題明顯,接下來應該怎麼辦?

  3

  十幾年“掃”掉上億文盲

  這些問題很快得到了中央的注意。決策層首先調整了掃盲計劃,新中國的第一次掃盲運動高潮也隨之消減下來。

  但這不意味著掃盲運動的結束,反而是在為更高水平的掃盲蓄力,關鍵還是需要找到合適的教學方法。

  所謂“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能夠將教學方法與廣大農村實際情況科學結合的方案,正是源自於農村的實際經驗。

  山東省莒南縣高家柳溝村,是山東東南部一個僅有三百多戶人家的小山村,解放初期全村只有9個人識字。在農業合作化時期,高家柳溝村也建起了農業生產合作社,實行的是按公分進行分配的製度。但就是這個看起來無比簡單的公分,難住了村民。

  由於幾乎全村都是文盲,村里安排記公分的記工員,碰上人名、地名、工具名,經常就寫不出來了,有的做記號,有的乾脆就直接用腦子記,到了結賬時候往往就成了糊塗賬。就因為這個記賬的問題,村里的合作社差點要辦不下去。

  面對現實迫切的問題,村青年團支部研究出了對策,他們建議,先讓村里的年輕人識字學文化,儲備記工員的後備資源。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劃分學習小組,並聘請高小畢業生擔任教員。

  [註:“高小畢業生”中的“高小”一般指五六年級,即高年級的小學。]

  而學習班的教學內容很有特色,與“培養記工員”緊密地結合起來,教授姓名、地名、農活、農具、牲畜等有關的字詞。這種“幹什麼學什麼”的方式,讓高家柳溝村村民的進步很快,經過兩個半月的學習,村里先後參加學習班的115名青年,19人當上了記工員,92人能夠記自己的工賬。

(圖為今年86歲的嚴汝香老人,當年,20歲的她就是高家柳溝村記工學習班的學員之一 圖源:中國青年網)
(圖為今年86歲的嚴汝香老人,當年,20歲的她就是高家柳溝村記工學習班的學員之一 圖源:中國青年網)

  高家柳溝村的成功經驗,被寫成《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一文,登在了《互助合作通訊》雜誌上。

  1955年9月,毛澤東在讀過這篇文章後,十分欣喜,當即在文上做了大量批示,他認為,在當時我國學齡兒童入學率低、成人多數文盲的情況下,“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做了一個創造性的工作”,讚賞村青年團支部以本鄉高小畢業生為教員、以合作社為單位辦記工學習班的掃盲經驗,指出:“這個經驗應該普遍推行”,主張各級青年團領導這一工作,一切黨政機關應予以支持。

  他對具體的實施計劃也進行了深入思考,提出掃盲教育分“兩步走”,先學所在合作社記工關聯的人名、地名等需要的二三百字,下一步再學習更普遍的文字和語彙;相應的教材編寫,第一步也是要因地製宜,按各合作社、各地縣的實際情況自己編,不要求統一,進階的通用課本再由省(市、區)教育機關統一編寫。

(圖為當年毛澤東對《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批示手跡 圖源:中國青年網)
(圖為當年毛澤東對《山東莒南縣高家柳溝村青年團支部創辦記工學習班的經驗》批示手跡 圖源:中國青年網)
(圖為當年高家柳溝村團支部編寫的《鄉土識字課本》 圖源:中國青年網)
(圖為當年高家柳溝村團支部編寫的《鄉土識字課本》 圖源:中國青年網)

  由此,以“民間”成功經驗為基礎,全國範圍內再次掀起了掃盲運動的高潮。

  從百姓身邊最為實際的事物學起,“隨手”就能學識字,邊干邊學,邊學邊用,學員進行掃盲學習的興趣和效率都得到了明顯的提高。

(圖為1955年遼寧複縣沙坨村掃盲班結合實物進行掃盲教學 賈化民攝)
(圖為1955年遼寧複縣沙坨村掃盲班結合實物進行掃盲教學 賈化民攝)

  人民群眾也創造出很多很好的教學形式。當時,工礦企業採取了“長班短班結合、集中分散結合、脫產業餘結合、自學輔導結合”等形式,農村採取了“農閑多學、農忙少學、大忙放學、忙後複學”等形式,做到了“學習方法大家找,怎麼方便怎麼好。安排活茬擠時間,能學多少學多少”,“見物識字”,“見字問字,見人問人,處處是課堂,一片讀書聲”。

  高家柳溝村先讓學習能力強的青少年學識字脫盲的經驗,也得到推廣,在全國範圍內形成了十分有趣的現象:當時在掃盲教育中,常常不是父母教孩子,反而是“兒子教老子”——很快識字的青少年,反過來教半輩子不識字的大人。

(圖為1960年,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慕士塔格人民公社二大隊的社員在小學生的幫助下在田間學習文化 新華社記者武純展攝)
(圖為1960年,新疆塔什庫爾干塔吉克族自治縣慕士塔格人民公社二大隊的社員在小學生的幫助下在田間學習文化 新華社記者武純展攝)

  這是針對舊社會累積下來的教育現實形成的特殊年代的產物,在人類文化教育史上可能也是十分罕見的現象。以民教民、能者為師,提倡“十字先生”、“百字先生”,文化水平上“先富帶動後富”,這為當時限於經濟社會發展條件,教員資源極度短缺的問題找到了出口。

  更加貼近民生的教學方法,全民學習的氛圍,使得這新一輪的掃盲運動高潮收效顯著,到1957年上半年,已有2200萬人脫盲,160萬人達到高小和初中畢業文化程度。

(圖為當年的“識字證書” 圖源:瀋陽日報報史館)
(圖為當年的“識字證書” 圖源:瀋陽日報報史館)

  從1949年至1969年,中國先後開展了四次大規模的掃盲運動,在運動中不斷累積經驗,汲取教訓,形成更加科學有效的方案計劃,掃盲教學越來越成熟。

  其中,漢字簡化和漢語拚音的創製,對於掃盲、文化普及功不可沒。新中國實際採用的漢字簡化方案於1956年確定並公佈實施,漢語拚音方案則於1958年頒布。

  簡化字和漢語拚音方案方案的推廣,使得掃盲教育的效率大幅提高,也有效地應對了當時掃盲工作中學員頻繁“複盲”的頑疾。可視作當年祁建華注音字母教學“進階版”的拚音方案,成為後兩次掃盲運動的核心,運用拚音,一般經過100小時左右的教學,學員即可達到掃盲標準;同時,對於不少原本沒有文字,或文字體系尚不完善的少數民族,漢語拚音也成為幫助其創製和改進文字的關鍵,為這一掃盲的難點找到了出路。

  新中國在上世紀70年代以前的四次掃盲運動,取得了震驚世界的成就。在1964年開始的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中,同時也對國民的文化素質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調查,結果顯示:15歲以上人口的文盲率,已經由解放初期的80%下降到了52%;自新中國成立以來的十幾年間,1億多成年人摘除了文盲的帽子。

  4

  掃盲: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

  回顧當年的掃盲運動,在取得突出成績的同時,也應該看到,全國文盲的絕對數量仍然巨大。而賸餘的文盲,掃除起來難度更大。運動式的掃盲在新中國成立初期特定的曆史背景下,可以說是最有效、最快捷的方式,能夠迅速掃除文盲,為共和國建設提供大量可用之才。但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時代環境變遷,其複盲率較高、治標不治本的問題逐漸凸顯。

  同時,從世界到中國,“文盲”的界定標準也在發生著重大變化。

  20世紀60年代以來,“功能性掃盲”的概念開始在全世界傳播,主張掃盲教育不僅同基本的一般知識相關,而且應該同職業訓練、提高生產力、更積極地參與公民生活、更好地理解周圍世界聯繫起來,從單純的識字教育向更廣泛的教育內容拓展。這一趨勢也得到了中國的認可。

  因此,舊有的掃盲方式已經逐漸難以為繼,新的時期需要掃盲教育的轉型。

  新中國成立初期存在超巨量文盲的根本原因,是曆史的“欠賬”——多數人口在學齡沒能或很少接受教育,成年後自然成為文盲。因此,掃盲想要“治標”也“治本”,消滅文盲的源頭,最終是要靠基礎教育的發展。

  在掃盲運動火熱開展的同時,新中國也在積極建設全國尤其是農村地區的基礎教育體系。而在改革開放後,義務基礎教育的普及更走上了快車道。

  1985年5月,黨中央發佈關於教育體製改革的決定,提出有步驟地實行九年義務教育,“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198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法》頒布,中小學教育經費增加,辦學條件得到改善。至2008年秋,全面免除義務教育學雜費。與此同時,著名的“希望工程”、“春蕾計劃”等,動員全社會的力量,幫助失學兒童重返學校,完善了基礎教育的覆蓋範圍。

(圖為1991年4月由謝海龍在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三合中心學校拍攝的小學生蘇明娟在認真聽課的照片,這張著名的照片幾乎成為“希望工程”的標誌。)
(圖為1991年4月由謝海龍在安徽省金寨縣桃嶺鄉三合中心學校拍攝的小學生蘇明娟在認真聽課的照片,這張著名的照片幾乎成為“希望工程”的標誌。)

  義務教育機製的建立、發展和普及、完善,從根源上堵住了新文盲產生的渠道。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上世紀90年代,中國政府明確提出“到本世紀末全國基本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目標。其實,實現這個目標並不輕鬆,雖然截至新中國成立45週年時,據統計全國已累積掃除文盲近2億,文盲率在1990年已降至15.88%,但當時全國的文盲總數仍有1.8億之多,同期(1990年)全球文盲共計9.48億,這意味著世界上每五個文盲當中就有一個是中國人。

  面對艱巨的任務,中國沒有讓人失望。2000年的第五次人口普查顯示,全國文盲數量已降至8500萬人,文盲率降至6.72%。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向世界宣告,全面完成普及九年義務教育和掃除青壯年文盲的戰略任務,中華民族千百年來“學有所教”“有教無類”的教育理想成為現實。而到2010年,我國文盲人口已進一步降至5465萬,文盲率4.08%,中國如今也是全球會讀寫人口最多的國家。這是中國在文化教育領域對全世界做出的了不起的貢獻!

(圖為如今中國鄉村小學的課堂 新華社記者王全超攝)
(圖為如今中國鄉村小學的課堂 新華社記者王全超攝)

  新中國實現全面掃盲的過程,也是建立完整現代教育體系的過程。

  至今,中國已經徹底改變了教育底子薄、整體落後的狀況,教育面貌煥然一新。2018年,我國小學學齡兒童淨入學率達到99.95%,學前教育毛入園率81.7%,高中階段毛入學率88.8%,高等教育毛入學率48.1%,各級教育普及程度均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0.6年,新增勞動力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超過48%,平均受教育年限達到13.6年以上,高於世界平均水平。

  掃盲進程,也同新中國的婦女解放與平權相伴相生。

  在漫長的舊社會,婦女地位很低,受教育更是無從談起,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婦女的文盲率在90%以上,女童入學率僅有20%。上世紀50年代的掃盲運動,使全國1600萬婦女脫盲;新中國成立後45年時間內,全國1.1億婦女脫盲,女性文盲率到1993年降至30%。

  而在義務教育普及過程中,各地積極製定鼓勵女童入學和在各級學校中實行男女入學機會均等的政策,尤其是上世紀90年代以來,女童入學率顯著提升,1990年至2002年脫盲的5040萬人中,62%是婦女,到2000年,中國婦女文盲率降至4.21%,成果較男性更加突出。

(圖為1952年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的婦女識字小組在上課 新華社記者陳之平攝)
(圖為1952年山西省平順縣西溝村李順達農林畜牧生產合作社的婦女識字小組在上課 新華社記者陳之平攝)

  新中國的掃盲工作,在世紀之交已經完成了基本任務。那麼,“掃盲”對於我們今天來說,只是應當塵封和追憶的曆史嗎?

  當然不是。“掃盲”為每一個中國人帶來的,不僅是基本知識文化水平的進步,更是一種教育普及、終身學習的理念。

  “文盲”的界定,隨著時代變遷而在不斷變化著,識字達標並非永恒的脫盲標準。當今的時代,日新月異,尤其是近年來,一週不獲取新知,可能就跟不上別人的節奏,甚至聽不懂別人在說什麼,這種現象也常常被戲稱為“新文盲”。

  事實上,聯合國在重新定義新世紀文盲標準時,已經將能否識別現代社會符號,能否使用計算機進行學習、交流、管理等列入其中。如果不能持續地學習、進步,跟上社會發展的腳步,一個受過教育、“知識豐富”的人也會淪為“文盲”。這意味著,教育,尤其是廣義的“掃盲”教育,將是一項與社會發展伴生的長期任務。

  從這個意義上,掃盲工作,也可說是“只有進行時,沒有完成時”。教育、學習,對國家、社會、個人來說,都應當是一項“終身”事業,這,也許就是新中國漫長“掃盲”進程累積給我們的巨大財富。(文 黃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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