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成為楊牧
2020年03月14日10:15

原標題:紀念|成為楊牧

繼餘光中、洛夫之後,中國台灣又一位重要詩人楊牧也走了。

“近些年,楊牧一直被認為是台灣最有可能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在他之前是餘光中,2017年過世了,再之後是洛夫,也過世了。”台灣淡江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批評家楊宗翰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台灣文學成就最高的三位先生的先後離世,對整個台灣文學來說是非常巨大的損失。

2013年,楊牧在西雅圖家中接受翟月琴訪談,他一字一句修改,嚴謹認真。 翟月琴供圖

本省人

不同於餘光中、洛夫、鄭愁予等“外省人”,楊牧是地地道道的台灣本省人。

1940年,楊牧出生在台灣花蓮,父母給他的名字是王靖獻。在他的記憶里,花蓮是“一個幾乎不製造任何新聞的最偏僻的小城”,“站在東西走向的大街上,可以看見盡頭一片碧藍的海色。”這座偏鄉和海色後來成了他筆下的根。

他總是不惜筆墨地描述這片土地。在他的眼裡,花蓮是一種象徵。

“我認為應該是抓住了一個鄉土,渲染它的特異性,從中不斷地擴大,變成不只是寫這個鄉土而已。可是我並不是在做報告文學,也不是在研究花蓮。我是在寫一個土地跟人、跟individual(個人)的關係。”楊牧在上海戲劇學院副教授翟月琴的訪談里這樣說。

這種土地和人的關係,即使後來他長期在美國任教也沒有中斷過。

“楊牧大學畢業後到美國讀書,一直拿到博士學位,隨後留下任教。但他其實經常回台灣,又當客座教授,又幫台灣的報刊編輯、選詩,參與文學獎評獎,還幫助‘中研院’創立文哲所,並擔任所長。他的每一篇文章都在台灣發表,每一本書都在台灣出版。”在楊宗翰看來,楊牧一直在直接介入著台灣文壇,在台灣文壇素有“文學守門人”和“典律塑造者”的形象,而且也從來沒有放棄過對台灣的關懷。

詩人向陽在文章里也談到,1985年他到華盛頓大學拜訪楊牧,見面首先即聊台灣時局,隨後起身贈予他一本《廈門音英漢大辭典》,囑道:“你寫台語詩,這本辭典或許用得到。”

正是與本地鄉土在文字和現實里的聯繫,使得楊牧成為深受幾代台灣青年喜愛的詩人。

1982年,向陽主持的《陽光小集》詩歌雜誌發信給44位戰後一代青年詩人,票選心目中的十大詩人。最為年輕的楊牧在28張有效票中獲得23票,僅次於餘光中(26票)、白荻(24票),而在具體小項上,他在“結構”和“語言駕馭”上獨占鼇頭。二十年之後,在由楊宗翰主要策劃和召集的“台灣當代十大詩人”票選中,楊牧以40票僅次於洛夫(48票)和餘光中(47票)。

《歪仔歪》詩刊主編楊書軒曾對澎湃新聞記者談及,相比於餘光中和洛夫,他們這代年輕詩人更親近楊牧,他的《再也沒人問公理和正義的問題》一詩至今仍是台灣青年當中流傳。

向陽是60後,楊宗翰是70後,而楊書軒則是80後,三代人的肯定,可見楊牧在台灣詩人心目中的地位。“在台灣詩壇,流傳有現在的台灣詩人基本上都是餘光中和楊牧的‘徒子徒孫’的說法,基本上是不錯的。”詩人白靈曾這樣對澎湃新聞表示。

《葉珊散文集》書封。

從葉珊到楊牧

1955年,15歲的楊牧以筆名“葉珊”發表詩作。

當時的台灣文壇在政治因素的影響下一片肅殺,詩歌成為突破的先鋒。紀弦發起“現代詩”運動,主張學習西方,餘光中則提出“新古典主義”,幾大流派在論戰中互相激發,成為台灣現代詩的一個重要節點。

楊牧就是在這樣的風潮下,寫下了第一首詩。但他沒有加入任何詩派,也沒有參加任何論爭。甚至可以說,他終其一生都站在潮流的邊緣,預流而不逐流,勤奮寫作。

風氣使然,當時台灣高校的中文系、曆史系都傾向保守,以古典為尊,而拒絕現代詩。楊牧大學讀的是東海大學曆史系,而他也經常去中文系修課。他選修的《昭明文選》第一堂課,老師就說“所謂現代詩這個東西,完全是胡說八道。”楊牧聽了十五分鍾,起身離開了。隨後他即轉到與新思潮、新創作密切相關的外文系,讀到了加繆,也讀到了他最喜歡的浪漫主義詩人濟慈。

但他仍到中文系修課,從徐複觀那聽韓柳文章,為他後來師從陳世驤研究《詩經》打下了基礎,也為他詩歌創作轉型埋了個伏筆。

1960年,楊牧在藍星詩社出版了第一本詩集《水之湄》,並主編《東風雜誌》。其後又出版了詩集《花季》《燈船》以及散文集《葉珊散文集》,受到讀者喜愛。

《水之湄》書封。

然而,誰也沒想到的是,1972年,已經頗有名氣的他毅然將筆名更為“楊牧”,這是具有相當冒險性的重新出發。筆名變化的背後是詩歌觀念的轉變。他希望從一個浪漫主義詩人轉型為具有古典與現代相融合。抒情與批評並存的詩人。回頭來看,這次重新出發是成功的。

1965年,即將從美國愛荷華大學寫作班畢業的楊牧,開始專心精度葉芝。他發現,這位最後的浪漫主義詩人在35歲之前,並沒有超越拜倫、雪萊、濟慈,但在35歲之後,卻“擴充深入,提升其浪漫精神,進入神人關係的探討,並且評判現實社會的是非”,從而超越了之前所有的浪漫主義詩人。

葉芝讓楊牧不滿足於做一個單純的浪漫派。同時,1960年代的伯克利,各種反戰運動、民權運動如火如荼,刺激他開始思考更為廣闊的詩學命題:傳統與現代、詩歌技術與社會現實。

“當時美國學生的激動和深思熟慮,對政府的反應講得頭頭是道,對我衝擊很大,因為在這之前我還沒有經曆過這樣的政治運動。當時規定外國學生是不能參加的,我也只能在那裡看,每天中午都在聽他們輪流演講,聽多了也實在覺得這個戰爭太不應該了。一直到後來,在華盛頓教書時,也對政治保持著一種心理浮動,對政治很敏感”,“那個經驗,也讓我在抬頭看這個世界在做什麼。所以,我們在創作時會受到影響。”

在徐複觀的引薦下,楊牧得以拜見海外漢學界的泰鬥陳世驤,隨後放棄了哈佛大學,前往伯克利跟隨陳世驤讀博,並在那裡遇到了對他影響很大的波蘭詩人米沃什和漢學家包弼德。米沃什在詩歌處理社會現實達到的平衡讓楊牧受益,而陳世驤和包弼德教他認識中國古典文學的深厚。這期間,曾寫下了《續韓愈七言古詩》、《延陵季子掛劍》、《武宿夜組曲》、《將進酒四首》等極富古典主義情懷的詩篇,並完成了評論集《傳統的與現代的》

詩集《瓶中稿》《北鬥行》書封。

他終於做好了成為“楊牧”的準備。進入到楊牧階段後,他創作力極盛,連續出版了詩集《瓶中稿》《北鬥行》《禁忌的遊戲》《海岸七疊》,以及散文集《年輪》《伯克萊精神》等作品。

“葉珊時期,楊牧是一個徹底的浪漫主義者。改了筆名之後,整個視野是完全不同的,有更多的社會介入跟嚮往。”但是,楊宗翰提醒,楊牧的特殊性在於他不是一個會上街頭抗議的詩人,“也幾乎不寫張口見紅的文字,他的文字與社會保持了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

在1986年寫給年輕詩人的一封信中,楊牧談道:“如何以詩作為我們的憑藉,參與社會活動,體驗生息,有效地貢獻我們的力量,同時維持了藝術家的理想,而在某一個重要關頭,甚且全身而退,不被動地為浩蕩濁流所吞噬,,或主動地變成權力鬥爭的打手,為虎作倀,遂失去了當初所謂參與的原意?”顯然,在楊牧看來,社會責任固然要有,但是不能讓它侵蝕詩歌。

正是這種觀念,使他擁有深切的社會關懷的同時,又與之保持距離,給人一種站在奇萊山深情凝視著島內的喧囂,內心激動,卻又縮回顫抖的手。

傳薪者

相比於餘光中、洛夫,楊牧的身份更加多樣。在楊宗翰看來,他不僅是一個詩人,還是一個學者,除此之外,他還是很重要的編輯、出版人、譯者、教育家。

後面幾重身份都與致力於台灣文學傳播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1970年,當台灣的出版界還停滯於固有的文藝創作和翻譯小說出版模式之際,他和林衡哲醫師合作,為頗受台灣讀者界喜愛的誌文出版社編選‘新潮叢書’,引領台灣出版界重視文史哲新知識的新風潮。”向陽在文章中寫道。

1975年回台後,楊牧擔任台大外文系客座教授,受《聯合副刊》主編所托,為該刊主審現代詩來稿,拔擢戰後代青年詩人,“大量刊登他們的詩作,為其後的台灣詩發展栽培生力軍,帶來全新氣象。”

更為重要的是他與中學同學葉步榮、詩人啞弦、生化學家沈燕士共同創辦了名為“洪範書店”的出版社,為台灣的文學出版帶來相當重大的影響,與純文學、爾雅、九歌、大地等出版社被譽為“五小”,締造了1980年代台灣文學出版與閱讀的高峰紀錄。

“更為難的是,他長期地親自選書,每本書的前後責口都是他一個人來寫。作為一個學者、作家,願意親力親為做編輯工作是相當不容易的。整個台灣文學都受惠於他良多。”楊宗翰介紹說。

1991年,他又參與創辦香港科技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1994年,回到故鄉花蓮創辦了東華大學,並擔任人文社會科學院院長。

從華盛頓大學退休後,楊牧回到了花蓮,教書、讀書、寫作。直到去世前兩年,仍保持了很強的創作慾望。他一生著有散文、詩集、戲劇、評論、翻譯等作品50餘種,獲得紐曼話語文學家、瑞典蟬文學獎等獎項,詩作被譯為英文、德文、法文、日文、瑞典文、荷蘭文。

尤其是瑞典漢學家馬悅然的翻譯和推崇,讓他成為世界詩人,也被認為是諾貝爾文學獎的有力爭奪者。但正如他在一次次浪潮中片葉不染一樣,這些喧囂並不能擾動楊牧。他雖在世界的舞台,但眼裡始終是太平洋的風和玉山的雪。

(本文參考了向陽《植根台灣的文學巨樹——楊牧》(2019年1月1日《文訊》399期)、郭玉潔《在花蓮聽楊牧講詩》(單讀07:旁觀者之痛)、翟月琴《“文字是我們的信仰”:訪談詩人楊牧》(《揚子江評論》,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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