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何以成疫情重災區?
2020年03月14日12:36

  據意大利衛生部公佈,截至3月13日,意大利新冠肺炎累積確診數達到17660例,死亡1266例,兩項數據均為除中國外世界最高。衝在最前面,以至於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的意大利,也成了歐洲其他各國參考的重要風向標。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記者 | 劉周岩

  意大利告急

  意大利成為重災區,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全歐洲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出現在1月24日的法國,1月31日意大利出現最早確診病例,是兩名來自中國的遊客。當天意大利政府就暫停了所有來自中國的直航,宣佈進入緊急狀態,總理孔特的公開演說中透露著自信:“意大利預防疫情的舉措在歐洲是最嚴格的”。直到2月21日,報告病例數未超過20——此時意大利似乎仍高枕無憂。此後確診病例數忽然開始增加,23日超過一百,29日超過一千,3月10日超過一萬,其增長曲線非常接近一個多月前的武漢。

  意大利政府採取了一系列超出預期的鐵腕措施。受疫情影響最大的倫巴第大區——被稱作意大利的“湖北”,恰恰是意大利經濟最發達的大區,下轄11個省,首府為米蘭,旅遊業、工業非常發達,GDP占到了全國近四分之一,最早陷入危機,如今已經全面停擺。3月8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稱,意大利實施防疫限製措施,做出了“真正的犧牲”。

  當地時間3月9日晚,總理孔特宣佈取消北部省份為“紅區”的劃分,全國都進入“紅色地區隔離”(isolamento delle zone rosse),限製交通並取消公共活動,全體國民進行自我隔離——所謂的“封國”。

  社會氣氛也開始變化,住在北部貝加莫的意大利人Federica告訴本刊,“歐洲人不戴口罩”也瓦解了,11日家人去超市,看到本地人也全都戴上了口罩,超市每出去一個顧客再放進來一個,以保持人員間距。Federica說:“情況看起來相當危急。待在家中無法去工作的人們都在社交媒體上支援醫生,除了必需的食品店,其他商店、咖啡廳全部關門了,安靜的街道上每天聽見救護車呼嘯而過。”住在南部卡塔尼亞的Marco則說:“對於意大利人,我們不太擅長待在家裡。但是就我所見,現在大家真的都在待在家裡。”

  意大利何以“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

  分裂的認知

  意大利作家貝佩·塞韋爾尼尼(Beppe Severgnini)寫文章稱,如果用一個詞形容大多數意大利人近一個月的心情,不是恐懼、不是悲傷,而是:困惑。

  “家家戶戶的晚餐桌上的情緒和觀點搖擺著:我們究竟是對一個有點惱人的大號流感過度敏感了,還是在面對嚴重傳染病大流行,有足夠的理由去擔心?”塞韋爾尼尼認為,不同於呈現給國際社會的決絕抗疫姿態,意大利社會內部很難對新冠肺炎的性質達成共識,於是互相矛盾的信息和政府措施交替上演,病毒趁虛而入。

  如今意大利國內社會回頭反思疫情以來的各項措施,發現果決的背後有許多分裂之處,從最開始與中國停航即是如此。沒有真正警惕,基層執法部門和社會上下都未能執行政策真正意圖去做高危人群篩查,於是在交通高度互聯且無邊境檢查的申根區內,只造成了反效果:該從中國來的各國旅客沒變少,反而因為其他方式輾轉入境,而使軌跡變得全部不可追蹤。

  周瑞民是國內某大學前往意大利交換的學生,他告訴本刊,原本早早定好了1月31日從北京到米蘭的機票,恰好趕上當天取消直航,一度擔心不能成行,然後發現問題的解決極為簡單——改簽成兩天后的中轉機票即可。“在意大利入境時沒有受到任何額外的疫情相關的詢問或檢查,反倒是在莫斯科轉機時的手續更多。”周瑞民說。最早禁航,反而使得自己更加“不設防”,第一個烏龍只是序幕,意大利建起自己的“馬其頓防線”,病毒則從背後繞過。

  二月下旬,一位38歲的與中國無直接關聯的本土“1號病人”開啟了意大利北部的疫情爆發——直到現在,這位多少偶然出現在意大利的“超級傳播者”仍被視作為何偏偏意大利中招的直接因素之一。2月14日,這位Mattia先生感到不舒服並就醫,被以流感方案進行治療,兩天之後因為病情惡化前往科多尼奧(Codogno)醫院,出現肺炎症狀但當地醫院仍以常規方式治療多天,直到在一位資深麻醉師的堅持下做了新冠肺炎檢測,被確診。

  此時醫院內已發生了醫務人員感染,不巧這位病人還是社交活躍分子,並在此前參加了多場馬拉松,導致了數十人被直接傳染、數千人被間接傳染。總理孔特承認這家醫院前期工作出現失誤,醫院則回應稱,他們的做法只不過遵循了羅馬當時的指導方案,只對與中國有關聯的疑似病例做檢測。病例擴散開後,意大利政府隨即於22日封閉了周邊11個小鎮,隔離近五萬人口——當時全國病例還未過百,最關鍵的兩週到來了。

  燎原之火的“1號病人”出現,意大利政府的“猛藥”卻如同不適配的滅火劑,火勢不滅反升。一系列矛盾的情形上演著:原本米蘭在2月24日宣佈了宵禁的措施,包括酒吧等人員密集的娛樂場所限定了晚間營時間,3天后又迫於行業、居民等多方壓力而取消。米蘭市長朱塞佩·薩拉(GiuseppeSala)甚至在網絡上發起了#Milanononsiferma(Milan Doesnt Stop米蘭不停歇)的活動,意大利民主黨領袖、拉齊奧大區主席尼古拉·津加雷蒂(Nicola Zingaretti)在內的多名高級官員應薩拉之邀,和年輕人在米蘭的街頭喝酒、吃披薩,以彰顯米蘭非常“安全”——如今津加雷蒂被確認感染新冠病毒,面對這樣的尷尬情形,他只得在視頻中說會遵醫囑隔離治療,繼續嚐試著給大家做“不要恐慌”的榜樣。

  在意大利的訪問學者劉宇菲告訴本刊,疫情開始前正好是威尼斯狂歡節,當時已經持續了2周,她也去參加了一些活動,“有活動的時候威尼斯被擠得水洩不通,因疫情停課前兩天我還去看了一場演出。後來想起來很危險,病毒已經在傳播了。”威尼斯狂歡節的最後兩天,被臨時叫停。

  從2月22日病例大幅上漲到3月9日全國封鎖告急的關鍵兩週內,意大利人繼續狂歡節、聚集在熱那亞海灘上曬太陽、前往阿爾卑斯山滑雪,用“意大利人生性散漫”或“國情不同”解釋都難免簡單化,根本原因在於對病毒性質的社會共識始終沒有達成。從小在意大利長大的胡麗敏告訴本刊,同時身處意大利本地朋友和華人兩個群體中,她能明顯感到兩個群體半個月前巨大的認知差異:意大利人基本對新冠疫情做“流感化”的判斷,認為只是日常生活里的小插曲,不必過分擔憂;華人則做出“非典化”認知,認為進入了特殊時期,必須嚴陣以待,這直接導致了系統性的行為差異。

  民眾樸素認知背後是意大利科學界的一場大論戰。以米蘭薩科醫院的病毒學實驗室主任瑪利亞·吉斯蒙多(Maria Rita Gismondo)為代表的“大號流感”派,一度相當有影響力,例如目前疫情最嚴重的倫巴第大區政府主席阿提里奧·豐塔納(Attilio Fontana),在2月25日也公開描述新冠肺炎“比一般的流感稍微嚴重一點”(a little more than the normal flu)。

  另一派則是病毒學家羅伯特·布里奧尼(Roberto Burioni)——此前因堅決推廣疫苗強製注射而在意大利家喻戶曉的科學明星,強烈反對吉斯蒙多,認為她錯誤解讀了重症和死亡數據,給出了具有高度誤導性的言論。

  論戰經曆了戲劇性的轉折。因為一次辯論中調侃了吉斯蒙多的性別,布里奧尼一度在互聯網上失勢,不得不向對方道歉,然而進入三月,隨著疫情失控,民眾和政界迅速調轉方向,聲討吉斯蒙多誤判——目前她已經在社交媒體上隱藏了此前的所有“流感”言論。

  意大利時評人法拉里奇(Mattia Ferraresi)認為,如今的局面科學界要負相當的責任:“這些爭論沒有首先發生在醫學學術會議、同行評議的期刊上,然後給公眾一個清晰、不矛盾的認知。而是雙方在推特、電視節目上火力全開攻擊對方,混入了許多與科學無關的因素——於是公眾們選擇了自己想聽到的那個觀點。”2月28日意大利主流媒體La Stampa的頭版標題是《關於病毒,科學家們之間的戰爭》——而不是“科學家們與病毒之間的戰爭”。

  “信息來自各方各面,你很難判斷。先開始我們認為只需要小心一點,在外面的時候注意點就可以了。漸漸地,我發現事態變得嚴重”,49歲的意大利人馬孔Marco和本刊分享了他在這兩週內心態的變化。作為一名建築師,他的工作一半時間都在不同城市出差,需要跟著項目跑,妻子更是在另一個國家工作,最開始他覺得封鎖交通難以想像更無法接受。但是真的“封國”三天以來,他接受了現狀,已經三天沒有出門了,“現在我明白居家隔離或許是避免感染的有效辦法。我的家人和我身邊的人也開始這樣認為了。”Marco說,大家現在心情終於轉變過來,承認不幸的災難已經降臨,舉國上下進入了一個極為艱難——但希望會很快過去的時期,只有把防控疫情放在首位。

  社會共識在一個個意大利家庭,也在一級級政府機構中形成——意大利的黨派政治複雜,以至於羅馬素有“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實驗室”的戲稱,許多人評論稱意大利不同派別能在兩週內達到目前程度的共識已經堪稱本國政治史上的奇蹟。只不過病毒無情,兩週已足夠擴散開來。

  歐洲風向標

  意大利以壯士斷腕的決心在阻斷傳播鏈條的方面做了極大努力,接下來醫療資源能否跟上,避免醫療資源被擠兌以至系統崩潰,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

  在疫情嚴重地區,輕症患者並非全部收治。劉曉芬和丈夫在米蘭附近開小店,幾天前開始咳嗽、發燒,3月7號病情嚴重後打急救電話去了醫院,她告訴本刊,“送到急診後,拍片、驗血、咽拭子采樣。雖然確診結果沒有當即出來,但我老公的CT結果顯示肺部感染,醫生讓他直接住進了醫院。護士和我說,你的肺部沒有感染,回家去,居家隔離。給我開了一盒消炎藥。”回去之後,醫院告知了劉曉芬和老公雙雙確診的消息,但按照程序,只要她的病情沒有進一步惡化,不應該再去醫院,藥物用完的話找家庭醫生。

  電話中,劉曉芬仍偶爾咳嗽,她說自己現在無法和家庭醫生取得有效聯繫,正在向當地華人社區求助,請他們送包括中藥在內的藥物過來,互助自救。10日晚上收治丈夫的醫院告知,已經把他轉去了條件更好的一家大醫院,未收取任何費用。

  另一位華人理髮店老闆許均則扔下店舖,停在路邊的車和自家房子沒來得及妥善處置,就買了高價機票第一時間輾轉回國,“現在很多人擔心飛機上被感染,我是不顧一切地回來,我說就算感染了,到了中國我放心。因為待在外面,恐怕等著變重症了醫院才能來救你吧。”許均在的城市人口在10萬左右,只有一家大型醫院,其餘都是小醫院,他對事態的發展並不樂觀。

  輕症患者沒有足夠床位,但意大利對疑似病例提供了相對完善的檢測,在歐洲絕非“放任”陣營中的一員。有觀點認為,意大利之所以確診病例遠高於其他歐洲國家,可能與其檢測覆蓋面較廣有關。接下來的另一個關注點,是對重症患者的治療能力——意大利是歐洲老齡化程度最嚴重的國家,重症和死亡率尤其高,目前死亡率高達6.7%,死亡病例中三分之二是80歲以上老人。

  意大利麻醉鎮痛重症醫學學會(SIAARTI)就新冠疫情發佈了針對醫務工作者的指導手冊,其中提請醫務人員考慮,如果情況繼續惡化,可能不得不面對“災難醫學”狀態下的道德選擇,即放棄一部分治癒希望較低、治癒後繼續存活年齡較少的病人,優先救治年輕人。手冊中提到,具體的做法包括“為重症監護設置年齡上限”。手冊撰寫團隊和地方官員說,希望他們給出的建議永遠不會用上。

  短時間內大量病人讓局部出現了超負荷運轉的局面,疫情最嚴重城市之一貝加莫的教皇約翰二十三世醫院中,肺科主任法比亞諾·馬可(Fabiano Di Marco)稱自己現在睡在辦公室,到了3月12日,醫生們真的是“在地上畫線區分清潔區和汙染區”,以放置觸摸過的物體。

  意大利的醫療系統已經在快速調整中,不僅要把全國5000張重症監護床位擴容一半至7500張,還計劃在米蘭國際展覽中心興建600個床位的臨時醫院——當地媒體稱之為“武漢式”醫院。身處貝加莫的Federica告訴本刊,當地球賽取消,球迷們沒有選擇拿回退票款,而是捐贈給了當地醫院。“醫務工作者真的非常辛苦,他們現在是意大利最受尊敬的人。”許多退休的醫師也重新返回工作崗位。

  隨著疫情逐漸發展,歐洲各國祭出了各不相同的手段——法國等多國相繼關閉了學校和公共場所;瑞典提出不會再對所有疑似病人進行檢測,因為完全控製疫情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英國媒體解讀本國的可能策略是延緩但並不避免病毒在人群中的傳播,以期獲得“群體免疫”(herd immunity)……

  “不講政治”並且真正“平等”“自由”的病毒,在歐洲引發了一場大型社會治理對照實驗。似乎出現了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希望“畢其功於一役”——例如意大利,用社會代價極大的方式力圖將病毒斬盡殺絕,另一種則是“減小損失”,承認疾病大流行的現狀,選擇可持續的手段,嚐試與病毒長期共處,例如英、德。

  目前的階段病毒在各國的威脅仍不平衡,做法也差異顯著。隨著對病毒性質更清楚的認識、病毒在人群中濃度的逐漸趨同,以及出於治理成本、收益的考量,或許可以設想:各主要經濟體的應對策略最終會趨同。若確乎如此,這個平衡點將在何處達到?衝在最前面以至於不得不“摸著石頭過河”的意大利,成為了歐洲其他各國參考的重要風向標。

  一家中國企業給意大利的捐贈物資上,引用了古羅馬哲學家塞涅卡的名言(有學者考證,並非出自塞涅卡,是一個文獻學上長久以來的誤會):“我們是同一片大海的浪朵,同一棵大樹上的枝葉,同一座花園里的芬芳”,獲得了意大利民眾的一致好評。許多中國網友在轉發時添上了一句樸素的排比:“我們是同一根繩上的螞蚱”——全球化的時代,無論是病毒的擴散還是經濟的連鎖影響,都沒有人能獨善其身。

  (實習記者孫一丹、印柏同、袁思檬亦有貢獻;劉曉芬、許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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