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魯疫病史的一角:被排斥的華人與沉浮的中醫生意
2020年03月21日11:36

原標題:秘魯疫病史的一角:被排斥的華人與沉浮的中醫生意

在抗擊新冠病毒中,中醫和西醫並肩戰“疫”,形成了中國的診療方案。但與此同時,中醫參與治療和治療的效果也受到國內外一些媒體的質疑,相關討論一直存在。回望曆史,在大洋彼岸的秘魯,當流行病爆發時,中醫曾有比較重要的地位,但在反華語境下,命運坎坷。

中醫在秘魯約有170年的曆史。1849年多明戈·埃利亞斯(Domingo Elias)和胡安·羅德里格斯(Juan Rodríguez)引進了75名契約華工,這標誌著秘魯華人移民史的開端。在20世紀中葉以前,按照移民的職業特徵,移民的曆史可以劃分為兩個階段,一是苦力移民階段,二是商人移民階段。在第一階段,簽訂契約的苦力華工被政府分散到沿海的棉花和蔗糖種植園,佈滿鳥糞的欽查群島和險峻的安第斯山脈。他們從事農業種植,鳥糞開採和鐵路修建,為秘魯的現代化進程和經濟社會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研究華人華工的秘魯權威學者溫貝托·羅德里格斯(Humberto Rodríguez)做出了這樣的評價:“我們可以確信的是,19世紀後半葉如果沒有這些苦力,秘魯積累國家財富的這段曆史將會被改寫。”華人不僅在經濟領域做出了貢獻,而且在維護秘魯民眾健康,抗擊流行病方面也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其中,中醫的作用不容忽視。

從19世紀中期至20世紀,流行病一直在影響而且塑造著秘魯的曆史。中醫甚至是整個華人群體的命運都交織在這些疫病之中。與中醫發展密切相關的兩場流行病分別是1868年黃熱病和1903-1930年的腺鼠疫。

1868年黃熱病侵襲秘魯。據統計,被感染人數達到1萬人,被感染者占到全國將近10%的人口。死亡率較高,此次流行病造成至少4千人死亡。嚴重的疫情挑戰了並不完善的秘魯醫學體系。秘魯西醫的治療效果並不明顯,不斷上升的死亡人數導致恐慌情緒蔓延,普通大眾對西醫逐漸喪失信任。此時,中醫憑藉豐富的經驗,滿足了特殊時期秘魯患者對醫療的迫切需求。“在治療黃熱病時,這些來自‘清廷的希波克拉底’(Celestes Hipócrates)使用針來進行治療,中醫的療效高出西醫很多。”診脈和針灸被視為東方的“治療藝術”,當地人感到驚異的同時,也看到了中醫的治療效果。媒體不斷報導中醫治癒患者,甚至複活死者,這讓起死回生的“醫聖”形象逐漸在秘魯民間樹立起來,中藥店不斷吸引著不同國籍的人。中醫開始走出華人社區,逐漸在秘魯民間站穩腳跟。

1909年,利馬當地報刊上的中醫廣告(圖片來源:http://www.scielo.br/scielo.php?script=sci_arttext&pid=S0104-59702018000100013)

但是在19世紀,中醫甚至是整個華人群體的生存環境是脆弱的。華人移民到秘魯之初,就遭到了社會的排斥。最初,秘魯將移民人選鎖定在歐洲人身上。但當時秘魯戰爭頻仍,政治混亂,對歐洲人沒有吸引力,政府這才將目光投向亞洲。華人被社會排斥與秘魯構建民族性的問題有關。秘魯在構建民族性時,沒有把所有的族群納入進來,造成秘魯民族性的狹隘和不完整。多數族裔印第安人在國民性上沒有得到重視,甚至一直處在缺席的狀態,這導致西班牙文化與印第安文化一直是相互對立的。同時,秘魯在構建國家認同時,沒有致力於彌合各個族群之間的差異性,其他族群的命運與印第安人是相似的,他們被汙名化,如“黑人、桑博人(zambos)和喬洛(cholos)人的形像是休閑、放蕩、愚蠢和濫交的,彷彿這是他們的自然特徵,”華人當然也不例外。

從19世紀到20世紀上半葉,秘魯社會一直是排華的。19世紀反華話語主要圍繞中國移民的身體和道德展開,秘魯的精英群體對中國移民進行抨擊。以克萊門特·帕爾馬(Clemente Palma)為例,在19世紀,他是秘魯最有影響力的學者之一,也是反華的秘魯精英群體的代表。當他從拉丁美洲最古老的大學之一——國立聖馬斯科大學畢業時,他在畢業論文中這樣貶斥華人,“古老劣勢的種族停滯不前……血液中流淌著疾病:組織病、麻風病和象皮病。”吸食鴉片成為華人族群道德墮落的主要表現,秘魯精英對此進行抨擊,將唐人街視為“罪惡之地”。

在這樣的反華氛圍下,在黃熱病的治療中逐漸積累起聲譽的中醫也遭到西醫的敵視。西醫稱,中醫不具備大學教育背景,沒有行醫和製藥的資格。在他們的眼中,中醫是“庸醫”,甚至是欺騙無知群眾信任的“江湖騙子”。秘魯西醫強調中醫的非專業性,宣稱中醫是在欺詐民眾,以此來穩固他們在健康領域的地位。為此,從黃熱病爆發開始,西醫就一直主張政府關閉中草藥店。他們向政府提出,秘魯醫療領域亟需改革這兩點:一是由沒有大學畢業證書的人建立的藥房;二是未經官方許可的秘密藥方的自由銷售。

政府並沒有滿足西醫的需求。而是製定了政策,為中醫提供一定的保護,讓中藥店的經營有了合法的地位。1879年最高法院宣佈,允許中草藥店自由經營,出售亞洲草藥。政府模糊中醫的職業,將其定義為一種商業行為,而不是醫療實踐。這一行為的背後主要是受到了利潤的驅動。中藥店支付了5至10索爾開放專利(Patentes de Apertura),金額高於其他企業如紙漿廠,僅支付3到6索爾。草藥業務不僅意味著市政收入,國家通過對中醫藥材的進口收取關稅,也從中獲取了利潤。這樣,政府出於現實的考量,讓亞洲草藥出售走向了自由化及合法化。秘魯政府製定政策時,考慮到財政方面的需求,這是一種現實的選擇。同時,這也意味著當排華情緒高漲時,政府的政策將會出現反彈。

在官方的保護下,中醫能夠專注經營,不必集中應對來自西醫的排擠和敵視。隨著移民新時代的到來,中醫在19世紀末迎來了新的發展機遇。1874年,中國和秘魯簽訂《中秘友好通商航海條約》,商人移民取代了苦力移民。新的一批中醫跟隨商人來到秘魯,其中就包括1899年抵達利馬的名醫潘侶安。在潘侶安祖孫三代的努力下,潘氏(Pun)成為秘魯名副其實的中醫世家。

潘侶安見證了中醫在秘魯的繁榮。潘侶安等中醫和他們經營的中草藥店主要聚集在唐人街。在秘魯,唐人街主要指首都利馬中央市場的兩條街道:卡蓬街和奧太沙巷,這是華人的主要活動區域。無論是擺脫契約的苦力華工,還是剛到秘魯的小商小販,甚至是來自香港和加利福尼亞商號分號的資金雄厚的大商人,都會選擇聚集在這片區域,從事商業和服務業。中醫也選擇將中草藥店開設在此地。20世紀初,在首都的42家藥店中,有18家是中藥店。在秘魯最重要的港口城市卡亞俄,中草藥店同樣開在大街小巷。這兩個城市中眾多的中藥店是中醫繁榮的見證。值得一提的是,唐人街在這一時期是肮髒和滯後的代名詞,而中醫的存在,為普通群眾提供了平價有效的治療選擇,這讓唐人街具有了另一個形象:“衛生飛地”,這說明中醫在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唐人街甚至是整個移民群體的形象。

中醫在19世紀積累了聲譽,加上政府政策的保護,經曆了繁榮發展期。但到了20世紀,卻遭受到了嚴重的打擊。探究其中的原因,要從腺鼠疫的爆發開始說起。人類的發展與疾病相伴,世界文明的發展史也是世界瘟疫史。曆史上,人類社會經曆了三次鼠疫大流行。首次大流行發生在公元6世紀,死亡總數近一億人。第二次大流行發生在公元14世紀,持續了近300年,在這次鼠疫中,歐洲死亡人數占到當時人口的四分之一。香港鼠疫是第三次鼠疫大流行(1894-1950)的開端,影響了世界幾乎所有的主要港口,秘魯是受到影響的國家之一。1903年5月,鼠疫從秘魯沿海港口的卡亞俄和皮斯科開始流行,到1930年整個秘魯已經出現2萬到4萬病例。

“每一種流行病暴露了社會的斷層,也暴露了秘魯社會的種族主義。”20世紀,排華髮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排華的群體規模擴大,從精英發展到普通群眾,從上層傳遞到下層。歧視的原因也不再僅僅圍繞華人的身體和道德,經濟因素逐漸起著更大的作用,普通群眾尤其是工人階層開始將華人視為搶奪工作的敵人,對中國移民充滿敵意。對當地人而言,中國人的存在導致甚至加劇了生存的競爭。經濟因素刺激了仇視心理,由此醞釀了1909年,1919年排華運動,這對華人移民的生存發展構成層層束縛,也深刻影響著中醫在秘魯的命運。

腺鼠疫的爆發使國家意識到城市生活的缺陷,開始干涉公共衛生領域。政府著手建立國家級的醫療機構,1903年公共衛生局成立,尋找專業的醫療解決方案。除此之外,政府還經常尋找某個群體來為疫病的爆發負責,社會上最沒有話語權的人容易遭到指責。科學醫學精英在建立自己的話語權的時候,將華人移民和流行病聯繫在一起,鼠疫被稱為“亞洲禍害”(El Flagelo Asiático)。除了把鼠疫的起源歸為華人移民的責任外,秘魯還將華僑華人聚居的唐人街視為疾病爆發區。政府最終採取了激進的措施,在1909年5月拆毀了華人在唐人街的聚居區奧太沙巷。

秘魯雜誌Fray K.Bezón的一幅漫畫,畫中華人被塑造成占領秘魯,依附社會的害蟲。(

圖片來源:

https://2018.reflexionesmarginales.com/ilas-encrucijadas-de-la-modernidad-criollo-popular-la-revista-limena-fray-k-bezon-1907-1910/)

反華話語下中國成為疾病的爆發地,華人也成為疾病的攜帶者。不論是積累了聲譽的中醫,還是相應中草藥店的經營皆受到影響。以潘侶安為例,他因治療疫病得到社會的認可和尊重。秘魯爆發流感時,潘侶安的治療拯救了許多人的性命,痊癒的患者在秘魯的著名報紙《商報》上刊登了對他的感謝信。但在反華情緒下,最著名的中醫也難逃這種影響。1926年,一名當地女子對潘侶安提出投訴,她聲稱在中藥店做出納,遭到解僱。潘則解釋,該員工離職是其自身的原因,她不願意為中國人工作,因為中國人是被看不起的。在這種勞動糾紛中,普通群眾敵視華人。儘管中醫積累了聲譽,但這時,中醫無法再依靠群眾獲得發展。

醫藥當局代表對中醫一直以來的敵意更是加劇了中醫的生存困境,最終以中醫退出公共健康領域告終。1930年,這一精英群體推動政府頒布法令,禁止中草藥的進口和中草藥店的經營。同年,政府全面禁止了華人移民。中醫的遭遇是身越重洋的眾多移民的一個縮影,透過他們,我們可以看到整個華人群體的艱難處境。

中醫作為一種有效的治療選擇,在19世紀流行病爆發期間,填補了秘魯衛生健康領域的空缺,因其治療效果顯著,贏得了當地普通群眾的讚譽,逐漸紮根於秘魯。但隨著反華話語走向激進,反華達到高潮。中醫在這種大背景下,失去了普通民眾的支持。另外,其合法性一直受到掌握衛生和健康話語的醫學院精英的敵視。最終導致秘魯政府禁止中藥進口,中醫退出了公共健康領域。中醫在整個排華氛圍中,無法走到健康領域的核心地帶,也無法繼續發揮作用。

參考文獻:

1. Juan De Arona, La Inmigración en el Perú, Lima: Academia Diplomática del Perú,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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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La Inmigración China es un Mal Necesario de Evitar”, Tesis para Optar al Título de Bachiller en Medicina, Lima: UNMSM, 1877.

4. Lausent Herrera Isabelle, “Tusans (tusheng) and the Changing Chinese Community in Peru,” Journal of Chinese Overseas, no. 5(2009).

5. Antonio Coello, Guerra a los Boticarios Chinos 1856-1879, Lima: Universidad Nacional Mayor de San Marcos, Seminario de Historia Rural Andina,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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