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可以操縱自然,但永遠不會戰勝它
2020年03月22日13:46

原標題:人類可以操縱自然,但永遠不會戰勝它

凱爾·哈珀 活字文化

新冠肺炎病毒肆虐全球,而意大利不幸成為海外疫情最為嚴重的國家。根據當地時間3月19日18時意大利衛生部公佈的最近數據,意大利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總人數為41035例,較3月18日18時新增5322例,死亡3405例。

按照死亡3405這一數字,意大利新冠肺炎死亡率升至8.29%,其死亡病例數已超過中國國家衛健委於18日統計的3245例中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是目前死亡病例最多的國家。

時至今日,愈演愈烈、全球流行的瘟疫,讓我們對它的知識需求早已經超越醫學和公共衛生的範疇,轉而進入更深更廣的全球政治經濟文化的向度。我們不禁要埋頭史書,回溯歷史上各種大型瘟疫留給人類社會的經驗。

從公元前9世紀初在意大利半島中部興起的古羅馬文明,先後經曆羅馬王政時代(前753~前509年)、羅馬共和國(前509~前 27年)、羅馬帝國(前27~476年/1453年)三個階段,在公元1世紀前後擴張成為橫跨歐亞非、稱霸地中海的龐大羅馬帝國。古羅馬帝國創造出了璀璨的文明,可是再繁榮的經濟、再強大的軍隊也沒能抵擋住瘟疫的襲擊,這個隱形的殺手幾乎貫穿了整個古羅馬帝國的歷史。

今天,活字君與書友們分享美國俄克拉何馬大學古典文學和文學教授凱爾·哈珀所著《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中,對羅馬史影響極為嚴重的“安東尼瘟疫”的相關篇章。在這次瘟疫中殞命的古羅馬帝王馬可·奧勒留在他的不朽著述《沉思錄》中寫道:”個人一旦準備好埋葬死者,很快就會輪到他自己,就在一瞬之間。所以歸根結底,要始終認清人間事務是多麼短暫且毫無價值。“

而曾經煊赫一時的羅馬帝國的衰亡給我們這個時代帶來了重大且樸素的教訓:人類可以操縱自然,但永遠不會戰勝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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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俄克拉何馬大學古典文學和文學教授凱爾·哈珀所著《羅馬的命運:氣候、疾病和帝國的終結》

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結合的典範

《槍炮、病菌與鋼鐵》版的羅馬帝國衰亡史

結合了當代最前沿的基因科學、氣候研究、疾病研究的技術,為我們重新講述羅馬覆滅背後的故事

作者凱爾·哈珀將宏大的歷史敘述與最為尖端的氣候科學和基因研究結合在一起,指出羅馬帝國的命運不僅是由皇帝、士兵和野蠻人決定的,也是由火山爆發、太陽週期、不穩定的氣候以及致命的病毒和細菌決定的。他從羅馬帝國的二世紀的巔峰時期一直敘述到七世紀拜占庭帝國的支離破碎的局面。哈珀描述了羅馬人在巨大的環境壓力下如何複蘇,又如何再次面臨危機,直到再也無法承受“小冰河時代”和反複爆發的鼠疫的打擊。

《羅馬的命運》深刻地反映了人類與環境的密切關係,全面描述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之一是如何面臨和忍受環境的壓力,最終依然崩潰的。羅馬帝國的例子提醒我們,氣候變化和細菌進化以令人驚訝的方式塑造了我們居住的世界。

帝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死亡事件

關於被稱為安東尼瘟疫的死亡事件,我們掌握的信息之多實屬難得。儘管如此,對於近兩千年前發生的疾病事件,我們的觀察必然會籠罩在一層薄霧中。這個謎團就從瘟疫進入羅馬帝國的入境地點開始。

羅馬人認為,死亡是從洗劫塞琉西亞開始的。可以肯定的是,塞琉西亞是波斯灣一個主要的貿易中心,波斯商人頻繁往來於印度洋的海上航線。瘟疫從波斯灣蔓延到塞琉西亞,再通過回程的羅馬軍隊擴散到各地,是完全有可能的。但實際上疫情可能並不是從那裡開始的。

洗劫塞琉西亞的褻瀆行為,以及阿波羅神廟里釋放出的有毒蒸汽,只是一個惡意偽造的故事,用以抹黑共同執政的皇帝盧修斯·韋魯斯和他的將軍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這位敘利亞將軍後來試圖從馬可·奧勒留手中奪取帝國的控製權,他的名字因此在官方史冊上留下了汙點。這個故事永遠不應該得到它所受到的輕信。在帕提亞戰役結束前至少一年,我們就有這種疾病在帝國境內出現的證據。埃利烏斯·阿里斯蒂德斯的演講將小亞細亞的瘟疫定位於165年。此外,在小亞細亞多山的內陸、弗里吉亞的古老城鎮希拉波利斯的腹地,165年時豎立了一座雕像,獻給阿波羅·阿曆克斯卡奧斯(Apollo Alexikakos),“抵擋邪惡者”。這位阿波羅有一段輝煌的歷史:他擊退了希臘記憶中最著名的雅典瘟疫。孤立地來說,這樣一座雕像很難作為這種流行病存在的證據,但它可以作為一種間接證據,表明在羅馬軍隊歸來之前,疾病已經進入了帝國。

當瘟疫在整個羅馬帝國蔓延的時候,其許多分支很快就失去了自身的動力。從這一點來說,羅馬和亞曆山大里亞這樣的大都市不僅是第一波病菌傳播的引擎,而且它們龐大的人口也讓為數不多的微生物潛伏在我們的視野之外。當生育和移民使易感人群的數量有所增加,大城市就變成了等待再次暴發的定時炸彈,將病原體再次彈射到分散的偏遠地區。因此,182—183年的諾里庫姆還有178—179年的埃及出現的一些瘟疫跡象並不令人驚訝,這些信息來自倖存的紙莎草紙和銘文。人們不禁要推測,在埃及,這段時間存在一次來自亞曆山大里亞的反彈波。在西方,有生動的證據可以證實,第二次大暴發出現在191年的羅馬。這次舊病複發時,每天有超過2000人死亡,這讓那些以為最糟的時候已經過去的民眾感到非常驚駭。

當時羅馬平均每天有2000人染病死去,連羅馬帝王也未能倖免,維魯斯大帝及安東尼大帝先後染病而死。史書描述,此傳染病症狀為:劇烈腹瀉、嘔吐、喉痛腫痛、手腳潰爛、高燒、嚴重口渴、皮膚化膿。瘟疫持續十幾年,使得羅馬失去近500萬人,軍隊喪失戰鬥力,最終導致羅馬帝國“黃金時代”的終結。

我們的大部分書面證詞都是以廣闊的視角來觀察這次致命的流行病。但在一些寶貴的案例中,我們有機會將畫面放大,看到更細緻的視角。在一個例子中,來自尼羅河三角洲的一份碳化紙莎草紙提供了一種近距離的觀察,它提到了在門德斯城附近的20多個村莊里,出現了所謂的“人口大出血”。這些村莊人口大幅減少,使其上繳的稅款少得驚人,由於三角洲地區複雜的水文變化,這裏的人口可能從2世紀中期就開始減少了。但是,寫於170年的一份文本,尤其突顯了散佈在這片三角洲上的村莊總體的人口損失。在一個名叫凱爾肯努菲斯的村莊,據說由於土匪起義、逃稅和“瘟疫情況”,到168—169年已經沒有人居住了。在這裏,瘟疫將一個處於邊緣和掙紮的環境推向了徹底崩潰的狀態。

在三角洲河流上遊很遠的地方,在法尤姆一個叫索克諾派歐內索斯的村莊,可以找到關於第二波瘟疫死亡率的證據。這個村子坐落在摩里斯湖北岸,沙漠的邊緣,這個祭司村的中心是鱷魚神的祭拜場所和神殿,而漁業、農業和商隊貿易讓這個村莊的收入多元化。178—179年的冬天,災難再次降臨這個村莊。178年末,這裏還有244名成年男性,其中59人死於179年1月,19人死於2月。這份文獻給我們提供了一張死亡人數的快照。這意味著在第二波瘟疫中,僅僅兩個月的時間內,人口中最強壯的亞群體的死亡率為32%。如果病死率為50%的話,那麼兩倍於死亡人數的人——244名男性中的156人——可能都感染了這種疾病。這個微觀世界所揭示的是,在帝國這個人口密集的角落里,有效接觸率可能會非常高。索克諾派歐內索斯這樣的村莊與外部世界有著生物上的聯繫,一旦病毒在定居點內被釋放出來,就會從一個受害者迅速轉移到另一個受害者。

這兩個小的案例研究很有價值,但我們不能把它們當成具有代表性的樣本。三角洲的村莊是動盪的環境中的一些邊緣社區,面臨著多方面危機。而法尤姆的村莊則有著埃及不同尋常的人口密度,同時還處在相互連通的山穀定居地之中。這兩個村莊可能比帝國普通定居點遭受了更嚴重的衝擊。

這次疾病對軍隊的打擊非常嚴重。據編年史記載,到172年,軍隊幾乎消失殆盡。馬可·奧勒留的傳記中保留了向奴隸和角鬥士開放緊急徵兵,以及對強盜進行特殊徵召的記錄。希臘中部一個城鎮的銘文記錄了軍隊緊張的狀況,在正常情況下,這裏的居民是被豁免兵役的,但在170年左右,超過80名男子進入軍隊服役,人們將此看作軍隊“人力嚴重短缺”的信號。但是,瘟疫對軍隊人數造成的影響最引人注目的一個標誌,是來自克勞迪亞第七軍團的一份退伍軍人名單,他們是在195年服役滿25年後退伍的。在對羅馬軍團每年進出人數進行合理假設後,我們可以看出退伍名單在這一年突然擴大,顯示出軍團在疾病第一次暴發時大約失去了至少15%~20%的人,在隨後的幾年中,軍團又匆忙地將人數填補回來。雖然營房的生活方式可能會加速病原體的傳播,但士兵正值壯年,而且有可靠的供應和護理系統,應該比其他群體的死亡率要低得多。同樣,這個樣本也不具代表性,只是展現出當這種殺手在一定條件下被釋放後,將具備怎樣的能力。

馬可·奧勒留是羅馬帝國最偉大的皇帝之一。他是一個很有智慧的君主,也是一個很有造就的思想家,有以希臘文寫成的著作《沉思錄》傳世。

一些羅馬歷史學家曾經論證過,大規模流行病對人口的嚴重影響,還反映在一系列有時間標記的文獻的突然中斷上,例如埃及紙莎草紙、建築銘文、軍隊退伍證書等等。事實證明,這種探究只具有啟發性而非結論性,主要原因在於這種記錄的中斷只能表明危機的存在,卻不能指出其原因。不過,這種罕見規模的瘟疫,是引發危機的最大嫌疑人。災難迅速演變成系統性危機,其人口上的根源被各地區實際災難迅速演變成系統性危機,其人口上的根源被各地區實際價格水平的長期變化所證實。

在瘟疫中,帝國的銀礦開採似乎突然崩潰,引發了短期貨幣危機。埃及的行省貨幣從164—165年開始出現銀幣貶值,到167—168年進一步加劇。然後,從170—171年直到179/180年,亞曆山大里亞的銀幣鑄造完全停止了,這是行省貨幣生產中一次異常的中斷。我們在巴勒斯坦(從166—167年到175—176年)和敘利亞(169—177年)的城市鑄幣廠也發現了同樣的斷裂,表明這是一個非常廣泛的問題。對抗帕提亞的軍事行動和戰爭機器的開支已經使帝國財政系統備受壓力,而瘟疫又把它推向了更危險的境地。從2世紀60年代一直到70年代,貨幣和財政基礎結構在瘟疫的影響下搖搖欲墜。

在埃及,我們可以看到人口和貨幣受到的衝擊導致價格快速變化。名義價格——價格的貨幣面值,在這裏是德拉克馬——翻了一倍。也就是說,貨幣的購買力降低了一半,這在一系列商品的價格上顯而易見,包括最基本的商品——小麥。

瘟疫對經濟的衝擊很嚴重。以小麥為價值衡量的實際土地價格暴跌。突然之間,土地不那麼值錢了,很可能是因為對土地的需求急劇萎縮。實際工資的變化是一種抵消效應。雖然理論上勞動力變得稀缺,並且死亡衝擊讓工資水平有所上升,但經濟受到的一些損害——商業衰退或技術資本減少造成的生產力損失——使普通工人無法獲得任何可見收益。不過,實際農業租金的變化反映了土地和勞動力相對比重的深刻轉變。佃農租用可耕地的費用猛然下跌,並且在之後的幾十年里一直維持在一個新的平衡狀態。

總之,所有證據——從宗教回應的痕跡到遍佈帝國的關於死亡事件的文字記錄,從瘟疫暴力的微觀顯像到經濟影響的廣闊視圖——都一致地指向同一個結論,安東尼瘟疫是帝國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死亡事件。

人們不可避免地想要得到一份總死亡人數清單,也就是大規模流行病的一份可怕的傷亡統計。關於安東尼瘟疫,我們必須小心處理羅馬疆域內部的巨大差異。與其他地區關係密切的帝國的沿海地區最容易接觸到全帝國範圍內流行的直接傳染疾病。大片鄉村地區由於自身偏僻的位置而獲得了緩衝;埃及村民的境遇要比那些定居點更為分散的行省居民(如帝國西部大部分地區)更糟糕。帝國的年齡結構意味著必然有不計其數的嬰兒和幼童被瘟疫裹挾而去,成為消失的一代人。事先存在的病原體負荷也會加重疾病的死亡率。

大部分估算安東尼瘟疫總體死亡人數的結果都落在10%~20%之間。這場瘟疫唯一的一個流行病學模型(基於病原體是天花的假設),得出整個帝國的死亡率為22%~24%。帝國的核心地區很可能會有高接觸率和高死亡率,而內陸偏遠地區和外圍地區卻能得到很大緩衝。軍隊的死亡率高達約15%~20%,可能已經接近帝國最核心地帶所能達到的最大值,這些地區通常位於地中海沿岸,依靠航線彼此緊密相連。即使我們將羅馬的死亡率定在這一範圍的下限,那也意味著至少有30萬的首都居民感染了這種疾病,其中有一半人死亡。因此不難想像,這樣的破壞會如何在我們所有的信息來源中迴蕩著深刻的恐怖。最後,我們還有大片的信息空白,特別是關於疾病在農村地區的滲透,這些空白大得讓人不安。但是不管怎樣,如果我們要將整個帝國人口作為對象,那麼10%左右的猜測應該是謹慎的,流行病最嚴重的地區,死亡率可能是這個數字的兩倍。如果這種病毒確實帶走了帝國7500萬人中的700到800萬,那麼從絕對意義上講,這是當時為止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次疾病事件。

在歷史進程中,一定有許多病原體如流星一般從森林或田野中跳出來,迅速感染小部落或村莊里所有的易感宿主,直到群體滅絕,它們突發的暴力只會將自己帶向滅亡。引發安東尼瘟疫的微生物如果不是跳上了一座空前廣闊、擁有發達連通網絡的歷史舞台,大概也會走入進化的死胡同,落得如此命運。從這個意義上講,羅馬歷史的進程被微生物進化和人類社會的偶然結合改變了。

韌性與新平衡

安東尼瘟疫標誌著一個轉折點,是羅馬國家和社會發展中一段軌跡的終結。但是,我們不應該把它視為將帝國工程帶向最終覆滅的致命一擊。即使帝國的總死亡率高達20%,也只是將帝國人口減少到了奧古斯都統治末期的水平。一方面,一個半世紀以來的強勁增長的破滅是一個巨大的打擊,但另一方面,奧古斯都的帝國並沒有因此變得人煙稀少。而且,安東尼瘟疫也沒有破壞羅馬人口規模的內在邏輯。這可能就是羅馬帝國與飽受流行病(包括天花)蹂躪的新大陸人群之間最重要的區別。殖民、奴隸製和資源開採讓這些動盪的社會陷入癱瘓狀態;微生物氾濫的真正影響在很長一段時間後才會顯現。“人口系統‘受損’越嚴重,其遭受衝擊之後越是難以回彈,新疾病的長期影響就越大。”

安東尼瘟疫之後的羅馬帝國並沒有發生這種解體。瘟疫過後的幾十年里,倖存者將生育能力提到了最高水平。在第二次暴發之後,直到249年的西普里安瘟疫之前,沒有再發生過重大的流行病事件。如果病因是天花,我們沒有證據表明它曾留在帝國最大的幾個城市里成為本地疾病。流行病過後幾代人之後,人口再次增長,儘管沒能恢復到從前的峰值。就連埃及的索克諾派歐內索斯村的人口似乎也出現了反彈。安東尼瘟疫沒有使帝國陷入無法恢復的人口失控狀況。

但是,這次死亡事件比帝國經曆過的任何事情都要嚴重得多,帶來的衝擊讓帝國系統承受重壓。隨之而來的政治考驗是深遠的。財政危機使帝國面臨嚴峻的挑戰;奧勒留曾在168年靠拍賣宮殿里的珍寶來籌集資金。基礎的農業規律被打亂了。蓋倫記述道:“在許多臣服於羅馬的地區,連續的饑荒不只是幾年而已。”饑餓的城鎮居民來到農村,“按照他們一貫的做法,收集足夠維持一整年的小麥”,將田地搜刮乾淨,讓鄉下人靠樹枝和草根生存。值得注意的是,這份關於帝國盛期時集體經曆的大規模饑荒最生動的證詞,就來自大規模流行病之後。但是總體來說,帝國的結構並沒有面臨解體。

克勞迪亞斯-蓋倫(Claudius Galenus , 129~199),是古羅馬時期最著名最有影響的醫學大師,他被認為是僅次於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的第二個醫學權威。蓋倫是最著名的醫生、動物解剖學家和哲學家。他一生專心致力於醫療實踐解剖研究,寫作和各類學術活動,撰寫了超過500部醫書,並根據古希臘體液說提出了人格類型的概念,主要作品有《氣質》《本能》《關於自然科學的三篇論文》。

大規模流行病的影響從總體來看更為微妙。如果說人口減少到了接近奧古斯都時期的水平,那這期間帝國的政治和道德機製也已經發生了改變。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統治責任的增加。一個四處征服的霸權帝國已經成為一個地域帝國,在一個共同的政體中逐漸同化了各個民族,並且要求他們保持忠誠。帝國的公民和臣民都要求得到和平與秩序的回報。他們對政府是有所期望的;我們碰巧知道有一位埃及的總督,他在瘟疫過後一次為期三天的巡迴中,從行省人民那裡收到了1804封請願書。在馬可·奧勒留統治時期,帝國與城市精英之間的重大交易被證明是成功的,但並不完全穩定;行省貴族在帝國社會的最高階層中逐漸占有一席之地,而帝國需要他們服務的範圍也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他們的財富和責任,都使他們渴求一種奧古斯都無法預見的地位和名望。在奧勒留統治時期,戰爭和瘟疫的緊急狀況,加上這位哲學家皇帝寬容的態度,為那些有天賦的行省人才搭建了更寬闊的舞台。大規模流行病加速了帝國的行省化過程。

邊界之外還有更大的變化。由於受到帝國先進文明的影響,在緊鄰帝國的蠻族地界促進了二級國家形成多瑙河邊界上,強大敵人的崛起代表著一種深層次的地緣政治轉變。被轉移到東部帕提亞戰役中的三個軍團,是冒著經過計算的風險的。這個計劃是讓盧修斯在解決東部問題之後,再轉向解決北方問題。當盧修斯在指揮作戰時,奧勒留在羅馬已經為北方的行動增加了兩個新的軍團。事實證明,這一切都發生在錯誤的時間。盧修斯的得勝部隊在瘟疫的陰影下艱難回到家鄉。在這期間,西部也暴發了瘟疫。北方遠征被推遲了一年。來自前線的消息不容樂觀:馬科曼尼人(Marcomanni)和誇地人要求得到帝國領土的一部分,不然就要開戰。當奧勒留和盧修斯終於開始北方戰役的時候,軍隊在阿奎萊亞的冬季營地裡遭到瘟疫的蹂躪。正如蓋倫所擔心的,他被皇帝召到這裏。盧修斯本人死於瘟疫。

馬可·奧勒留的北方戰爭常常被認為是帝國命運的轉折點。有些事情已經今非昔比。甚至連羅馬人的“升級支配地位”也似乎開始動搖。蠻族侵略軍的進攻力量已經深入到帝國內部,穿越阿爾卑斯山脈以及巴爾幹半島。奧勒留在他最後十年的大部分時間里,都在進行一場艱難而毫無結果的戰爭,其間還被阿維狄烏斯·卡西烏斯的篡位所打斷。這位洗劫了塞琉西亞的敘利亞元老不忠的原因,至今不為人知。儘管叛亂被扼殺,但卻分散了人們對前線作戰的注意力。這也是未來各種叛亂的一個先兆。

這位斯多葛主義皇帝在多瑙河度過了人生的最後幾年,他在那裡宣稱的勝利,從結果來看似乎很空洞。僅僅是維持帝國本身,就已經在悄無聲息中變得讓人疲憊不堪,而且帝國也失去了韌性邊際。羅馬帝國的擴張是以發展為前提的。瘟疫對這個系統造成了衝擊。人口流失立即在徵兵危機中體現出來,但從長遠來看,它微妙地改變了表面之下更深層的壓力。由於徵召變得困難,報酬必須更加豐厚。行省人可以通過以帝國的名義服役而獲得顯赫的地位,其結果很快就會顯現。

歷史學家卡西烏斯·狄奧是一名元老,是在危機過後登上帝國權力最高平台的行省人士之一,他認真思索了奧勒留和他的時代留下的一言難盡的遺產。奧勒留“沒有遇到他應得的好運氣,他的身體並不強壯,並且在整個統治時期不斷被捲入各種麻煩。但就我個人而言,正因如此才更欽佩他,他在眾多非常的困難中不僅自己生存下來,而且保住了帝國”。關於奧勒留的成就,這似乎是一個公正的、經過深思熟慮的評判,他的命運就是與時運的變遷作鬥爭。

卡西烏斯·狄奧(英語:CassiusDio),(150年-235年)。古羅馬政治家與歷史學家。著有從公元前8世紀中期羅馬王政時代到公元3世紀早期羅馬帝國的歷史著作。出身於貴族家庭,後參加政治事務,曾擔任執政官。他的著作現僅存殘篇,風格模仿修昔底德,內容質樸翔實,為後世提供了極為重要的參考資料。

雖然奧勒留的統治很出色,但“羅馬治下的和平”帶來的奇蹟般的全盛期,卻在最繁盛的時刻戛然而止。帝國得以倖存,但是,我們在皇帝的哲學反思中已經感受到了新時代的寒意,這些都被記錄在他的日記里。

“一個人一旦準備好埋葬死者,很快就會輪到他自己,就在一瞬之間。所以歸根結底,要始終認清人間事務是多麼短暫且毫無價值。身體里流淌的東西,明天就會變成屍體和灰燼……所以,要像磐石一樣站在高處。它被海浪不斷拍打,卻巋然不動,並且平息了周圍湧動的潮水。”

《沉思錄》是古羅馬皇帝奧勒留寫給自己的書,內容大部分是他在鞍馬勞頓中寫成的。作品來自奧勒留對身羈宮廷的自己和自己所處混亂世界的感受,追求一種冷靜而達觀的生活。這部著作是斯多葛學派的一個裡程碑。

羅馬帝國倖存了下來。但是,大規模流行病的時代已經到來,在未來與新病菌的接觸中,帝國在面臨自然所發起的挑戰時,無法與之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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