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疫事|這出荒誕劇,一遍一遍重複著
2020年03月29日11:26

原標題:紐約疫事|這出荒誕劇,一遍一遍重複著

編者按:在付出了巨大代價之後,中國的新冠肺炎疫情逐漸平靜下來,而在歐美,疫情依然在肆虐。疾病、死亡、混亂、焦灼之外,生活還在繼續。澎湃新聞特約幾位居住在美國、法國、英國等國的華人和留學生,記錄他們疫情下的日常生活。在病毒面前,全世界人民都是一家人。

3月20日

目前,我在澳門進行兩個星期的強製隔離。

我是澳門戶籍,但澳門是個小地方,乘客較少,國際機場的工作人員,總是因為不瞭解最新的政策而不知道該拿我們怎麼辦。飛澳門的大多數國際航班都需要經過香港,我這次也一樣,得飛到香港,然後在香港機場的澳門居民區,等著被送回澳門隔離。

這聽起來很簡單,但當我到JFK甘迺迪國際機場時,麻煩就開始了。隨著隔離政策的不斷變化,國泰航空公司的服務台變得混亂不堪。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不斷更新的搜尋各國的最新規則。而我就陷入了邊界和官僚主義的雙重混亂之中。我必須得不斷給機場工作人員重複那些無聊的政策,那些純粹的荒謬。

此前,我有一整年都在第三世界國家遊走採訪難民,沒有想到,此時此刻,忽然對他們的無助有了更真切的感受。他們日常生活,就是這樣無休止的和這沒救的官僚主義和國界問題纏結在一起。我的中國澳門護照一直以來給我帶來很多利益,但現在在海關和國界面前被一再拒絕入境時,我感到無能為力。我認識到,流動性的特權並不是自然而然就有的,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命運之光眨眼間可能就會改變。

我耐心地等待經理給他們打電話。一個半小時過去了——我旁邊等待的那個韓國女孩得到了許可,進去了——而我需要繼續等待。航空公司的服務台不再擁擠,大多數乘客都已進去。我開始緊張了,經理告訴我,香港的地面管製人員從未聽說過我的這些說法,也沒什麼給澳門居民的特別區域。我嚐試用各種方式說服他們,但他們拒絕相信我。我懇求他們再次跟香港方面確認,他們打了三次,告訴我他們收到的是同樣的否認。他們說,澳門公民只能在香港停留一個星期,但隔離要求每個人入境香港就需要停留並隔離14天。現在,辦理登機手續的時間已經結束,所有人都開始登機了。我拚命給父母打電話,他們嚐試與乘務人員交談,但顯然,沒有任何一種語言,能戰勝這些官僚機構的瑣碎手續。此時,我正在與一家澳門航空代理商聯繫,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仍然不相信我在手機上給他們看的任何東西。在登機口關閉前五分鍾,我幾乎放棄了。

突然,我意識到了他們政策中的一個機會:雖然他們不會讓我入境香港,但他們應該允許我在香港轉機。於是我立刻訂了由香港轉日本,最後去上海的機票(這個時點已無直航班機)。就這樣,他們才允許我登機。我一路狂奔,在飛機門關上的最後一分鍾上了機。但現在的問題是,我的行李將被拖運去日本。但是我想,我可以到香港再處理這些事情的。先到香港再說。誰知道明天的政策又會改成什麼樣,再不走,我可能就完全不能離開紐約了。

經過15小時的飛行,我於淩晨5點到達香港。我下了飛機後,立即被一位航空公司工作人員帶到澳門人接機區。顯然,我的行李已經被放到了飛往日本的航班,好在我的父母在我起飛後向澳門政府寫了申訴,他們花了兩個小時,終於幫我找到了我的行李。忘了說,澳門政府還從Whatsapp上給我寄了一封請求航空管製處允許放行的特別信,在那個緊張的關頭,我的手機只有1%的電量,而乘務員,機場經理,電話裡的父母,所有人都在從四面八方對我大喊大叫,以致這最有用的信息淹沒在噪音之中,當然低效的政府早發函幾個小時一切又不同,從我在政府網站登記,到我到達機場,已過去了20個小時,而它的函只是在最後一個小時才到達,還被完美錯過,怪誰呢?!

在等候區那坐著幾個外國人(我想大多數是葡裔的澳門居民,這也是一種特殊的官僚主義)還在等待。顯然,他們從前一天晚上9點等到現在。如果我當時知道這一點,那麼我將會為漫長的一天做好更多的準備。現在,我精疲力盡,當然因為著陸香港了,也感到放心了一些,我相信澳門政府的能力和效率,他們在認真地對待疫情,也在認真地對待我。但當我們花了整個早上,只是在等待更多的乘客到達時,我的樂觀情緒慢慢消失了。像我一樣,新到達的大多數是從國外回來的留學生。中午時,一位葡萄牙男子開始抱怨:“我從昨晚以來一直在這裏,你只給了我水和餅乾,我也是澳門公民!”其他所有人都異常的得意和安靜,等待著被指示。

最終,在下午1點,這幾個葡萄牙人登上了我們的巴士。算得上寬敞的候車區,此時非常的擁擠。儘管所有人都戴著口罩,但大家並沒有保持距離,所有人都推攘著擠上公車,人與人之間隔的非常近-我不知道的是,這僅僅是嚴重不負責任的隔離的一個開始。

我們大概有40個人左右,他們一次又一次地核對了我們的名字。這樣浪費時間的官僚主義行為,在這些天里大概重複了數百次。我們開車去了香港機場的另一側,又等了一個小時才被批準離開海關。就這樣,我們不得不進入香港,然後又離開香港,開始駛向澳門。我們穿過世界上最長的橋,一個橫跨香港,珠海和澳門的橋,感覺就像是今天的隱喻。

在澳門港口,我們下船等待溫度檢查。接著,我們被安排坐在一個像考場一樣的房間(桌子與桌子之間有著距離),開始接受他們對我們健康史的質疑。那些顯然已經在發燒或生病的人,會立即被送到醫院。整整花了四個小時,所有人才清關成功。等我們再坐另一輛公共汽車到達酒店時,已是晚上7點。在進行了另一輪健康檢查後,他們提供了一些餅乾,除此之外,我們沒有拿到任何其他的食物或水。那位葡萄牙小夥子全天不間斷地站起來抱怨,利用他的白人特權和英語,給各級的工作人員施加壓力,但無濟於事。令我震驚的是,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澳門市民在抱怨,包括我自己在內。也許是因為這些人大多是年輕的留學生,他們似乎很滿足於等待和玩手機——但是卻洋溢著一種莫名其妙的得意和自滿的情緒。甚至還有一個帶小孩的家庭,他們都靜靜地等待著。我無法想像這在其他國家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3月2日拍,澳門議事亭前地。

正如我前面提到的,在我們每轉移到新的一站,他們都點名,並對我們的身份進行新一輪的檢查。荒謬的是,有時我們會從房間的一側被叫到另一側,只是換一個工作人員,他們就要把剛才做的事情重新再做一遍。由於職責權的轉移,我們就像在演一個荒誕劇一樣,一遍一遍重複所有的一切。當我告訴我的父母,我此前真是對澳門的效率有太天真的期待,他們說是香港與澳門所繼承的殖民地法律製度有關。從香港到澳門酒店的車程,本來最多需要兩個小時,而我竟然花了20個小時才到達。當我們被送到酒店時,我們又在外面站了四個小時,重新測量體溫,然後為我們分配了單獨的房間。

唯一的好事是,本來最初指定用於檢疫隔離的酒店,澳門機場附近一家連WiFi都沒有老酒店被住滿了。今天,他們剛剛將一家新的酒店改建為隔離區,是一個在海灘邊上的豪華渡假酒店!真是風浪中的萬幸。

(作者簡介:徐今今,中國澳門人,出生成長於上海。本科Amherst College,2017年獲得Thomas J. Watson Fellowship ,受其資助走訪亞、歐、非九國一年,同難民及其他邊緣女人一起寫作。現就讀於紐約大學 MF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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