確診人數從70例到16萬例,美國到底經曆了什麼?
2020年03月31日18:06

  確診人數70例→16萬例,美國到底經曆了什麼?

  澎湃新聞記者 吳怡 實習生 林海頤 蘇甦 吳旭童

  美國民眾不得不面臨一個殘酷的事實——30天內,全美的確診病例數從僅有70例,飆升2000多倍至16萬多例。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發佈的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3月31日13時,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6.4萬例,是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而時間追溯回3月1日,當日美國報告病例僅有70例。

  這一個月裡美國到底發生了什麼?緣何變成了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新“震中”?

  當地時間3月28日,美國《紐約時報》發佈報導《錯失的一個月:失敗的病毒檢測如何使美國對新冠肺炎視而不見》(The lost month: how a failure to test blinded the U.S.to Covid-19),試圖找到答案:由於技術缺陷、監管障礙、官僚主義和領導層事務等多重因素,美國早期未能對疑似病例進行大規模檢測,使得美國“缺失了一個月”,白白錯失了遏製疫情的最佳時機。

  英國《衛報》同日一篇報導指出,美國和韓國幾乎同時在1月底確診了首例新冠肺炎病例,然而兩國對疫情的反應幾乎是“兩極”,導致兩國現在疫情形勢大相逕庭。

  《紐約時報》對美國50多名現任和前任公共衛生官員、行政官員、資深科學家和公司高管進行了採訪。他們表示,負責檢測和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等威脅的3個政府機構,即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CDC)、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FDA)和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HHS)都沒能足夠迅速地做好應對疫情的準備。即使科學家關注著中國的疫情肆虐併發出警報,這些機構的負責人也沒有及時作出反應。

  而對於3億多的美國人來說,他們並不知道,一場公共衛生災難早在兩個月前就開始埋伏。

  病毒檢測方法失靈

  報導稱,1月7日,對武漢出現的肺炎情況,美國疾控中心建立了“事件管理系統”(incident management system),並建議前往武漢的旅客採取預防措施。1月20日,就在中國科學家分享新冠病毒基因序列的兩週後,美國疾控中心開發了自己的檢測技術,並檢測到了美國的首例新冠肺炎病例。

  美國疾控中心的檢測使用了三組基因序列來匹配從拭子中提取的病毒基因組部分,以檢測樣本是否含有新冠病毒。但是,在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批準疾控中心與州衛生部門實驗室共享其檢測試劑盒後不久,一些人發現了問題。第三個基因序列即“基因探針”(probe),給出了不確定的檢測結果。為探究原因究竟是汙染還是設計問題,美國疾控中心要求這些州實驗室暫時停止檢測。《紐約時報》稱,這一“驚人的挫折”阻礙了美國疾控中心在病毒蔓延最重要的時期及時追蹤病毒。

  而美國疾控中心也幾乎沒有考慮採用世界衛生組織所使用的檢測技術。世衛組織分發給各國的、由德國研製的測試方法也沒有通得到美國監管機構的批準。美國疾控中心首席副主任安妮·舒沙特(Anne Schuchat)說,美國疾控中心認為不需要“其他人的檢測”。全美對於疑似病例大規模的檢測任務也因此被擱置。

  美國疾控中心官網稱,截至2月中旬,美國全國每天檢測的樣本約為100個。由於檢測能力有限,美國疾控中心的檢測標準一度非常有限:只有短期內到過中國或密切接觸過感染患者的人才有資格檢測。

  “檢測至關重要,如果你看不到病毒,你就無法阻止它。”世界衛生組織高級顧問布魯斯·艾爾沃德(Bruce Aylward)說道。

  檢測批準流程繁瑣

  在這場與新冠病毒賽跑的戰役中,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也成為了一大障礙。

  報導稱,在美國疾控中心履行了在公共實驗室快速啟動檢測篩查的義務之後,下一階段應該動員私營部門。然而,履新不久的食品藥品監管局局長斯蒂芬·哈恩(Stephen Hahn)採取了“謹慎的”態度,他不願動員企業,而是遵循了食品藥品監管局以往繁瑣的批準流程。

  這使得醫院、私人診所和公司更難在緊急情況下進行檢測。比如斯坦福大學的研究人員2月起就已經進行了有效的新冠病毒檢測試驗,但直到食品藥品監管局放寬規定後,斯坦福大學3月初才真正開始進行新冠病毒檢測。

  法國生物技術公司bioMérieux的檢測系統BioFire在全美1700家醫院應用,可以檢測流感和其他呼吸系統疾病,能夠在約45分鍾內提供檢測結果。然而,該公司在2月中旬與食品藥品監管局討論後,直至3月24日才獲得了測試的緊急批準。

  韓國的監管機構則適時放寬了檢測規定。據路透社18日報導,韓國政府在1月下旬就召集了20家醫療製造商的高管開會,要求他們協助開發新冠病毒檢測方法。在這一會面的一週後,韓國就批準了首個檢測方法;2月底時,韓國每天就已能夠檢測數千人7周後;會面的7周後,韓國已對29萬人進行了檢測。

  《紐約時報》28日的發佈的新冠病毒檢測時間軸報導顯示,直到2月29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才放寬了對實驗室的規定,允許他們在申請批準之前就開始進行測試。

  然而,這已大大延緩了新冠病毒檢測與疫情防控的進程。2月底,華盛頓州的西雅圖地區已經出現了第一例無明確病毒接觸史和疫情地區旅行史的確診病例。這已經離在該地區發現美國首例確診病例過去了一個多月。

  據美國《華盛頓郵報》3月2日的報導,研究者在對華盛頓州兩個感染者攜帶的新型冠狀病毒進行基因測序和對比後認為,新冠病毒當時已經可能在當地傳播了數週。這兩名感染者來自同一個縣,其中一人為美國的首例確診患者,另一人則沒有已知的病毒接觸史。

  《紐約時報》認為,如果沒有更全面瞭解誰被感染的信息,公共衛生工作者就無法找到所有密切接觸者,無法對對他們進行隔離,以阻止病毒進一步的傳播。

  政府危機意識薄弱

  美國疾控中心前主任托馬斯·弗里登(Thomas Frieden)表示,美國直到“為時已晚”才進行嚴格的篩查,這暴露出整個政府的失敗。

  對於政府批評的聲音不在少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流行病學家詹妮弗·努佐(Jennifer Nuzzo)稱,特朗普政府對新冠病毒的潛在影響的認知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局限性”。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前局長瑪格麗特·漢伯格(Margaret Hamburg)認為,這一失誤導致美國的病例“呈指數式增長”。美國國際開發署國外救災辦公室前主任傑里米·柯寧戴克(Jeremy Konyndyk)更是對《衛報》表示,美國的應對不力是“(國家)基本治理能力和基本領導力在現代最大的失敗之一”。

  這不得不讓人追問:美國政府為何對這場公共衛生災難的演變視而不見?

  報導稱,政府官員之間缺乏信任是一重因素。美國衛生部長亞曆克斯·阿紮(Alex M. Azar)負責監督美國疾控中心和食品藥品監管局這兩個機構,並協調政府的公共衛生部門應對流行疾病。但整個2月,阿紮認為疾控中心提供給他的檢測數據不準確,他與疾控中心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Robert R. Redfield)關係持續緊張。當公眾對檢測問題的批評加劇時,阿紮也無法推動美國疾控中心和食品藥品監管局加快應對速度或改變工作方向。

  《衛報》還指出,特朗普執政期間,“反科學情緒在席捲聯邦政府部門”。一位前任高級官員表示,美國食品藥品監管局屈從於政治壓力,“正在作出完全反科學的決定”。

  而特朗普政府的決策失誤另一重因素。

  《紐約時報》認為,疫情開始時,特朗普還因為彈劾而分心,對威脅公眾安全和國家經濟的疫情“不屑一顧”(dismissive)。直到2月底,他甚至聲稱新冠病毒即將在美國“奇蹟般地”消失。據《衛報》報導,特朗普2月10日還提出將美國疾控中心的經費削減16%。

  在疫情暴發近2個月之後,特朗普才讓白宮牽頭負責應對疫情。在特朗普2月26日任命副總統彭斯負責應對疫情之前,美國的疫情應對工作組缺少有權力的白宮官員強力推進行動。

  此後,美國的檢測量迅速增加,醫院等機構的近100個實驗室都開始進行新冠病毒檢測。3月初,美國聯邦政府官員才宣佈擴大病毒檢測規模的新政策。

  然而對於疫情防控來說,為時已晚。美國各地的醫療機構只能拒絕對症狀較輕的人進行檢測,將試劑留給重症患者,而且後者通常也要等一週才能拿到檢測結果。仍然有很多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國人沒有機會檢測。

  報導稱,特朗普3月23日向韓國請求支援檢測試劑,這相當於他預設了美國的新冠病毒檢測試劑短缺。

  《紐約時報》這樣形容如今的美國:感染病例數最多的國家,死亡人數不斷攀升,城市設施關閉,經濟搖搖欲墜,人們的日常生活被打亂……

  “檢測本來應該將所有方面聯結在一起。” 波士頓大學醫學院特殊病原學部門醫學主任納希德·巴德里亞(Nahid Bhadelia)說道。她認為,美國新冠病毒測試的遲緩目前就像“裂開的縫隙”,“滲透到方方面面,影響了所有人,從整體上影響了美國對疫情的整體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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