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與國際關係研究|大危機時代的國際政治倫理學思考
2020年04月01日14:11

原標題:抗疫與國際關係研究|大危機時代的國際政治倫理學思考

進入三月份以來,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已經快速發展為一場全球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約有三分之二的主權國家受到這場疫情的攻擊,多國政要隔離治療,世界衛生組織明確地宣告世界進入了疫情大流行階段。

可以預料,這個當代史上空前影響的全球公共衛生事件將蔓延成一股新的國際危機,將近年來興風作浪的地緣政治變局、逆全球化浪潮、英國“脫歐”、難民危機、大國戰略摩擦等裹挾以內,勢必造成更加複雜的國際關係。

這可能是古巴導彈危機、石油危機、1998年國際金融危機、“9·11”事件、2008年國際經濟危機以來對國際關係影響最為深刻的國際危機。這場新型的國際危機將引發“大危機”的概念,深化國際社會關於人類與自然的關係、主權與球權的關係、政治經濟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二元與多元的關係、集權與分權關係等方面的認識,從而進一步強化人類的整體性意識、整體性責任和共同命運感,推進全球治理事業及其議事日程完善。

由軍事、能源、環境、社會、金融以至衛生而致的“大危機”,是綜合性危機,它即使並對人類予以毀滅性的打擊,也會極大地警醒國際社會從更廣更深的角度去理解集體安全,思考優化國際政治運作方式。如果人類足夠智慧,就應當進行又一次政治反思,重建國際政治倫理、創新國際關係理論。本人相信,圍繞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觀念運動將成為這次理論反思的重要內容之一。

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全球危機管理的新理念。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不乏挑戰,大危機之下必須探索出世界秩序新路,謀求多元一體、協調均衡的國際體系。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這個國際體系之關鍵。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雖然離不開必要的政治與外交,但是尤為需要共同利益和共同責任的支撐。

曆史表明,在核擴散、氣候變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和人口災難等涉及生存還是毀滅的問題上,人類已經不能依靠有能力的少數大國或熟練的大國政治來確保“集體安全”了;共同利益約束之下的“合作之囚”要求人類必須協調一致,“脫鉤”行動和孤立主義都是不識時務的權宜之計。現實還表明,政治實力的較量與共同利益的約束,不足以建構人類命運共同體,大危機時代還必須重建國際倫理。

過去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國際倫理只是國際治理的“調味品”。然而,當人類進入全球治理的第三期,“人類怎麼辦”成為全球治理的核心問題之後,國際政治倫理學進入國際政治社會學階段,它的現實化程度大為提高,國際責任、國際倫理成為國際關係理論的關鍵詞。新型的國際合作邏輯要求普遍性的國際責任體系建立起來,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都有義務約束其利益追求,承擔“共同但有區別”的國際責任,為人類可持續發展做出貢獻。

因此,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成為了政治共同體、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的三位一體,責任共同體成為人類危機管理和人類命運共同體建構的支柱。國際政治倫理學的時代已經到來。

(本文作者係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院長郭樹勇。原題《大危機時代的國際政治倫理學思考》。組稿單位:上海國際戰略問題研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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