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蔡司攝影獎結果公佈,對話入圍中國攝影師王攀
2020年04月01日18:14

原標題:2020年蔡司攝影獎結果公佈,對話入圍中國攝影師王攀

昨天(當地時間3月31日),蔡司攝影獎公佈了2020年度獲獎者及其作品。韓國攝影師KyeongJun Yang憑作品《轉變》(Metamorphosis)獲比賽大獎。中國攝影師王攀憑作品《如父如山》(Like a father like a mountain)入圍該獎項。

大賽每年都會在“Seeing Beyond ”(超越視界)的宣傳主旨下設置一個不同的主題,攝影師可以自由運用各式創作手段,對這一主題進行影像闡釋。今年的主題設置為“發現”。

本屆大獎得主KyeongJun Yang捕捉了青少年時期移民美國的中國女孩陳詩祺(音譯)在不同文化環境下身份認同的迷茫與困惑。而中國攝影師王攀則以兒時與父親去秦嶺時的模糊記憶為線索,在父親去世三十多年後,在他自己也成為父親的那一年,開始走向廣義上的大秦嶺,重返那座被稱為“父親山”的山脈,用三年多的時間拍攝了這座佔據他內心的“山”。

《如父如山》

(Like a father like a mountain)

我們聯繫到王攀,與他就入圍作品與個人攝影經曆進行了對話。

新京報記者:首先,麻煩你簡單介紹一下此次蔡司攝影獎入圍作品“如父如山”(選自《大秦嶺》)。

王:我成長於秦嶺支脈驪山腳下,那是個距離秦始皇兵馬俑坑不到兩公里的地方。少年時曾逃學至山中摘杏偷桃、摸魚抓蝦,那裡有著我太多的美好回憶。在我殘存的回憶里,時常會浮現五歲時父親推著自行車艱難上山,我坐在自行車橫樑上雙腳發麻的畫面。

在父親去世三十多年後,在我也成為了父親的那一年,我說服了妻子,在她的支持下,開始拍攝。從甘肅的白石山經陝西秦嶺到河南的伏牛山脈,我花了三年時間操作這個選題。也是幸運,在國家藝術基金的幫助下,我得以從容完成了這個對我來說意義大於成果的《大秦嶺》。

新京報記者:在拍攝《大秦嶺》前,你做了哪些準備工作?

王:拍攝之前的幾年,繪畫作品看了不少,米勒的《晚鍾》和康斯坦勃爾的《乾草車》不知看了多少遍。賈樟柯和是枝裕和兩位導演在電影中對日常生活和場景的處理也讓我對攝影有了不同的理解。

此外,我也對自己的狀態進行了調整,擇定了相機,帶足了膠卷,確定了線路起點和終點,並以3~7天為一個行程週期。此外,便不再為自己做過多設定,走到哪兒算哪兒,期待轉角的小驚喜。

新京報記者:《大秦嶺》和您同期進行的“小城系列”項目有什麼相同與不同?在拍攝、編輯《大秦嶺》的過程中,你有什麼新的嚐試?

王:相同的是我使用了同一款相機,同一個鏡頭,同一款富士膠片,即Mamiya7 II+65/4。還有就是使用了相同的散點式拍攝模式,即用多個點呈現一個面。

不同的是拍攝動機,“小城系列”是以家鄉為原點展開的城鎮化觀察,而《大秦嶺》是出於童年殘存記憶和對父親的懷念。

在拍攝以及編輯呈現《大秦嶺》時,我會更多的考慮情緒的展現,而弱化具象的事物和人物的面部,使畫面的每一個元素都服務於內心的傾訴。

新京報記者:你的個人情緒在創作過程中處於何種地位?

王:情緒是我作品的烙印,在創作過程中我培養情緒、遵從情緒,從而合理運用情緒,唯有帶有個人情緒的影像才完全屬於我,不再空洞,不再與己無關。

新京報記者:從以自我修行為出發點的《呼吸間》,到挖掘狂歡夜店中人性本色的《動物派對》、捕捉明星別樣狀態的《當明星‘平靜’時》,再到記錄日常的《小城碎戲》及“小城系列”和《渭水泱泱》《大秦嶺》……你的攝影項目風格跨度很大,是什麼驅使你進行這樣多元的嚐試?

王:之前對《呼吸間》自我修為的闡述現在看起來像一句笑話,感覺是牙牙學語的自己想要給自己套個看似高深的外衣,其實是硬湊的“虛”,但這也是個過程。所以在拍攝十年後的某天,我決定換個標題《呼吸間—在人間》,從成長和不斷修改自己的變化來進行重新闡述。

《動物派對》是我漂泊異鄉時的一段夜店生活體驗;《當明星“平靜”時》是因為不甘於明星影像常規爛俗的拍攝模式,而給明星們出的一道試題;《小城碎戲》及“小城系列”是基於個人的小城屬性所做的延展,是以家鄉為原點開啟的城鎮化觀察,關注當下的個體命運;《渭水泱泱》是依託自己對成長環境的回憶,想要追溯“我從哪裡來”,而展開的河流生態環境調查;《大秦嶺》則是基於對離開人世三十多年的父親的回憶和惦念,基於個人情感而展開的尋訪式影像探索和敘事。

從這些作品可以看出,我的拍攝項目並沒有受到題材本身的影響,也沒有隨波逐流地擠進所謂的創作熱潮中,而是遵從自己內心的感召。什麼時候做什麼事都是極其自然的選擇,我要做的就是做好案頭工作後出發去經曆。

當然,這也可能是受到刻在我基因里的倔強的影響。我是個題材挑戰者,越是被人拍“爛”的題材越是想找到個人的角度去做更多的嚐試。那麼多人拍過江河湖海、溪流山川,我還是躍躍欲試,拍攝結果雖未跳脫太多,但每次總不至於空手而歸。

新京報記者:由《小城碎戲》起,到《大秦嶺》《渭水泱泱》,家鄉、親情、回憶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你的攝影作品之中,你似乎在進行著從拍“ta”到拍“我”的轉變?產生這種轉變的原因是什麼?

王:這是一盤棋局,現在只待隨著春去春又回的四季去變化——落子。在“ta”中有“我”, “我”中有“ta”間不斷變換角色,從取景器中看到的“ta”只是內心的倒影,在按下快門合焦的一瞬間,我們融為一體。一切遵循個人情緒的自然選擇,回歸到“我”, 不可複製的“我”,這才有可能在被拍“爛”的家鄉題材中捕捉到些許不同。

新京報記者:從你近年的創作主題與內容看,“平淡”一詞幾乎貫穿始終,這種狀態受到了哪些因素的驅動?

王:個人經曆跌宕起伏,長期漂泊、居無定所導致故事纏身、瑣事不斷,“平淡”是我從前的一個奢望,一個渴望的狀態。離開媒體後,沒有了發稿、截稿的煩惱,我拿起膠片相機,讓自己慢下來,遵從內心。

新京報記者:從媒體視覺從業者轉型獨立攝影師的契機是什麼?

王:首先是個人訂單量到了已經不需要依靠平台來養活自己,想要外出創作的野心也不甘於被困在辦公室的格子間里做管理工作,看上級臉色、做ppt、完成KPI和“變態”的工作週報。每日看著別人拍的照片不斷受刺激,想想自己想要創作的項目就血脈噴張、抓耳撓腮、如坐針氈……我思來想去,既然積蓄的能力隨時能噴發,不如放縱一下檢驗自己。於是“洗腦”自己是跟不上移動端傳播的節奏了,說服妻子我還有很多夢想要實現……現在想來當時也是荒唐,但人生總要有那麼一點不管不顧和孩子氣。

新京報記者:早年間做攝影記者的經曆對你後來的藝術創作產生了什麼影響?

王:有段時間,我幾乎全盤否定了自己在從事攝影記者期間拍攝的職務作品,認為那樣的攝影行為所生產的內容是以傳播為主,有著固有的套路模式,有想法並且能實現想法的機會並不多。

在攝影記者職業生涯里,我從不以單片拍攝成功考量自己,也不會因為偶然所得的小小成功而沾沾自喜,而是一直以完成系列組照、圖片故事的品質來檢驗自己。前兩年,我開始整理自己膠片時代的攝影作品,驚喜地發現了一些可以延伸創作的有價值的內容,這是我當年並沒有想到的。

攝影記者是一個能綜合體現個人素質的職業,它教會我思考問題的方式,看待事件的方式,與人溝通的方式以及應對突發事件的方式等等。在轉型後的個人項目創作上,我依然保留著這些工作習慣。

但攝影記者這個職業教給我的是所謂的決定性瞬間和接近新聞現場。這是我在個人項目創作時首先捨棄的。我不再關注單一的事件,不再帶著大廣角侵入現場,而是更注重觀察、思考,退後幾步去看待事件的發生,政策的落地帶給人的長期影響。

新京報記者:接下來有什麼攝影計劃安排?

王:我的拍攝計劃是由不同的線交織的,一般會同時操作幾個看似無關的選題,但它們最終都會彙入一條河流。當下,我最迫切的拍攝計劃就是去武漢,但著急也沒用……另一計劃就是繼續完成“小城系列”的拍攝。我一邊希望能盡快結束這個項目,一邊又想繼續拍下去,不斷地發現更多有趣的地方……

文字 新京報記者陳婉婷 圖片由受訪者供圖

編輯 陳婉婷 校對 翟永軍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