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的另一種結局
2020年04月01日15:18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主筆/袁越

  世界衛生組織於3月11日正式宣佈將新冠疫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病”,這就意味著新冠病毒的結局不太可能像17年前的“非典”病毒,而是更有可能像100年前的西班牙流感病毒,而且是加強版的。

2009 年英國聯賽杯的一場比賽中,彼得伯勒聯隊的球迷在看台上戴著畫有豬流感圖案的口罩
2009 年英國聯賽杯的一場比賽中,彼得伯勒聯隊的球迷在看台上戴著畫有豬流感圖案的口罩

  人類的好運氣與壞運氣

  2003年的那場“人非大戰”只持續了半年左右便以人類完勝而告終,“非典”(SARS)病毒徹底從這個世界上消失了,只剩下幾家病毒實驗室還保存著少許樣本。

  但是,這次新冠疫情已經持續了3個多月,情況卻不容樂觀。截止到發稿時為止,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所做的統計,新冠肺炎的全球確診總人數已經超過了30萬,分佈範圍遍及全世界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並導致其中的1.3萬人死亡。這3個衡量傳染病危害程度的關鍵數字均已超過了當年的“非典”,而且還在繼續攀升中。

  為什麼17年前的人類贏得如此徹底呢?是因為那時的人們比現在強嗎?答案是否定的。雖然我們應對新冠病毒的方式仍有很大的改進空間,但無論是科學家們的反應速度還是政府和民間的動員能力都要明顯好於2003年,相信大多數親身經曆過兩次疫情的人都會認可這個觀點。

  那麼,難道是因為“非典”病毒的戰鬥力太弱了嗎?答案正相反。事實上,“非典”病毒的毒性非常強,絕大多數感染者很快就會出現體溫升高、肌肉痠疼和呼吸困難等典型症狀,其中約有10%的感染者病情會逐漸加重,直至死亡。

  相比之下,新冠病毒的毒性則要弱得多。從目前的情況看,約有五分之四的感染者症狀輕微,甚至出現了不少沒有任何症狀的感染者。已經有科學家根據“鑽石公主號”郵輪上發生的情況做了外推研究,認為如果把所有感染者(核酸陽性)都算成病人的話,那麼這個病的真實病死率約為0.5%,其中絕大多數死者都是身體狀況本來就不佳的中老年人和慢性病患者。

  既然如此,為什麼“非典”病毒反而顯得那麼“不禁揍”呢?答案是它的運氣太差了。如果早生100年的話,這個病毒一定會比現在厲害得多。可惜2003年時的人類已經掌握了很多關於傳染病的科學知識,建立了一套相對完備的現代公共衛生體系,這個病毒的很多先天特徵決定了它只善於和原始人展開肉搏戰,卻不太可能逃得過現代防疫機製的圍追堵截。

  首先,“非典”病毒雖然十分霸道,但這一特點反而為防疫部門提供了一個很方便的篩查指標,只要在各個交通要道設立檢查點,篩查那些發熱的病人,將其集中隔離,就能高效地阻止病毒的傳播。

  其次,當年雖然也有少量“非典”病毒的感染者症狀輕微,但他們大都不具備傳染性,即使偶有漏網也不至於釀成大禍。

  第三,“非典”病毒感染者的潛伏期似乎也都不長,感染之後很快就會表現出明顯症狀,這就減輕了疑似患者的隔離壓力。

  “非典”病毒的不幸就是人類的萬幸。因為上述這3個原因,2003年時的人類幸運地逃過一劫,只付出了少許代價就贏得了勝利。

  但是,“非典”病毒的這3個特點在新冠病毒身上都不具備。來自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清華大學和香港大學等數家研究機構的科學家們聯合在2020年3月16日出版的《科學》(Science)雜誌上發表了一篇重磅論文,通過對375個中國城市所做的調查統計,發現在1月23日武漢宣佈“封城”之前,有86%的病毒感染者因為症狀太輕而未被發現。這些人傳播病毒的能力雖然比已經表現出症狀的感染者低一半左右,但由於他們人數眾多,後續的傳播擴散病例當中有79%都是由這些人造成的。

  換句話說,如果防疫部門不採取措施的話,每7名新冠病毒的感染者當中只有1人會因為症狀明顯而被檢測出來,剩下的6人都不會認為自己已然中招,從而成為行走的傳染源。

  “封城”政策的實施,以及核酸測試的普及,迅速降低了新冠病毒的傳染效率。這篇論文還研究了1月24日至2月8日的中國數據,發現因為症狀輕而未被檢出的感染者比例從之前的86%降到了35%。不過,這個數字意味著“封城”之後仍然有大約三分之一的輕症患者逃過了檢查。

  這個結果表明,雖然“新冠”的致死率沒那麼高,但輕症或無症狀感染者數量龐大,潛伏期長,潛伏期內仍然具備很強的傳染性,所有這些特點都正好抓住了現代防疫體系的軟肋,似乎新冠病毒是專門為打敗現代人而生的。

  於是,壞運氣便降臨到了我們的頭上。即使中國政府實施了史無前例的“封城”政策,中國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延緩了病毒向外傳播的速度,但它還是出現在地球上除了南極洲之外的每一個角落。世界衛生組織的官宣之前,其實新冠病毒早已遍及全世界,不太可能像當年的“非典”病毒那樣容易就範了。

2020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將新冠疫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病”
2020年3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正式宣佈將新冠疫情定義為“全球大流行病”

  此時的我們也許應該考慮為新冠病毒換一個模板,那就是一個世紀前暴發的西班牙流感。那次流感讓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中招,導致其中約5000萬人死亡,真實病死率約為2%~3%,可以說極其慘烈。雖然當年的統計方法誤差太大,數據的可靠性存疑,再加上當時的醫療條件遠不如現在,同樣的病毒如果出現在今天,病死率肯定不會如此之高。

  但是,有一個相對可靠的數據卻值得我們高度重視,那就是疫情的持續時間。西班牙流感暴發於1918年初,第一波疫情並不嚴重,而且在當年的夏天來臨前就結束了。可還沒等大家慶祝勝利,1918年秋天北半球又暴發了第二波疫情,而且要比第一波嚴重得多,主要原因就是第一波疫情中的輕症患者大都在家養病,只有重病人才會去醫院,結果反而導致毒性更高的毒株在醫院那樣一個密閉空間里發生了交叉感染,隨後又在普通人群當中擴散開來。所幸第二波疫情也並沒有持續太長時間,到1919年夏天便結束了。但這個病仍然沒有徹底消失,而是繼續在人群之間隱蔽地傳播,又導致了幾次小規模暴發,直到1920年底才算正式結束。

  如果新冠疫情真的像當年的西班牙流感一樣,我們就必須換一種思路去看待它了。想像一下這樣的情景:在不遠的將來,中國境內不再有新增病例,絕大多數患者也已治癒出院,但在國外卻依然流行,而且預計還會持續很久,那時的我們應該如何應對呢?是否還像現在這樣舉國上下嚴防死守,並要求所有境外旅客一下飛機就立即隔離14天?或者乾脆關閉邊境?

  另一個更加嚴肅的問題就是:假如這個病毒無論怎麼防都很難防得住,如果我們把重點放在治療上是不是就足夠了呢?這個問題的答案同樣和運氣有關。雖然從現在的情況來看,無論是“非典”還是新冠都不太可能給人類帶來滅頂之災,但這隻是因為人類運氣好而已,稍微差那麼一點點,結果很可能就會大不相同。

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發期間,一名護士在醫院的流感病房裡護理病人
1918年西班牙流感暴發期間,一名護士在醫院的流感病房裡護理病人

  傳染病的圍堵與減損

  目前已知的大部分傳染病有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傳染性和致死性成反比。越是毒性強的病原體,傳染性往往就越低,反之亦然。問題在於,這個特點不是絕對的,歷史上出現過好多次反例,每一次都讓人刻骨銘心。

  最著名的一次例外大概要算是暴發於14世紀的黑死病,那個病殺死了大約10%的地球人,原因就是鼠疫杆菌無論是傳播力還是毒性均非常強。要不是後來發生在印度的一場大地震使得大量亞洲褐家鼠逃到了歐洲,並迅速取代了傳染性更高的歐洲黑家鼠,這個病肯定還會殺死更多的人。

  也許有人會說,當時的人類不懂科學,不知道這個病的病原體來自寄生在老鼠身上的跳蚤,這才會讓鼠疫流行起來。今天的我們早已明白了這一點,只要把老鼠控製住,鼠疫便不再是問題了,這說明現代科學足以戰勝壞運氣。

  這個說法當然有一定道理,但卻無法解釋前文提到過的西班牙流感。那次流感殺死了大約5%的地球人,說明流感病毒的傳染性和致死率同樣可以雙高。現代醫學雖然能夠把流感的死亡率降低一些,但仍然無法阻止這種依靠飛沫傳播的流感病毒在人群當中擴散開來。

  另一個案例就是肺結核。結核杆菌在古代社會的傳播力曾經非常之強,隨著人們防衛意識的提高和衛生條件的改善,如今結核杆菌的傳染能力已經降到了和流感差不多的水平,但致死率卻仍然比流感高出很多,每年還會有超過100萬人死於這個病,我們絕不可掉以輕心。

  以上這3個例子足以說明一個問題,那就是現代醫學雖然進步很快,但仍然不敢打包票說自己有能力對付一切傳染病,這就是為什麼當一種新的傳染病出現時,防疫部門的第一反應一定是“圍堵”(Containment),因為我們不知道這個新病原體究竟是更像西班牙流感還是更像普通感冒。

  顧名思義,“圍堵”就是對病原體圍追堵截,盡一切可能防止其擴散,終極目標是將其徹底殺死。要想做到這一點,首先必須找出每一位病人,一個都不能漏掉,然後追蹤這些病人在感染期間的全部活動軌跡,將所有有可能接觸到這些病人的人立即隔離起來。這次新冠疫情暴發後,新加坡採取的就是這種模式,只是因為表面上相對比較寬鬆,居然被誤稱為“佛系”,實在是大錯特錯。

1920年西班牙流感傳播到日本,日本女學生戴著口罩以防流感暴發
1920年西班牙流感傳播到日本,日本女學生戴著口罩以防流感暴發

  “圍堵”政策從理論上講似乎天衣無縫,但從實踐的角度來看,這個模式要想取得成功,必須滿足以下3個條件:第一,防疫措施剛開始時病人的數量不能太多,否則工作量會大到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防疫部門能夠應付得了的程度;第二,這個病的傳染性不能太強,否則需要隔離的人太多,防疫部門同樣會不堪重負;第三,這個病的潛伏期不能太長,潛伏期間最好不具備傳染性,否則也會讓防疫部門應接不暇。

  新加坡的做法之所以能成功,除了運氣好之外,主要原因就在於這個國家國土面積小,人口也少,加之防疫部門反應迅速,在疫情早期就立即開始全力“圍堵”,工作量雖大,但仍在可承受的範圍之內。歐美國家一開始也是這個思路,但無奈這個病毒的傳染能力太強了,很多沒有症狀的感染者依然具備很強的傳染性,對於任何一個人口大國來說“圍堵”的工作量都太大了,所以很快就失敗了。

  類似情況並不罕見,2009年暴發的豬流感就是很好的例子。那次流感的罪魁禍首是一種來自家豬的H1N1流感病毒,首次人傳人應該發生在當年的3月9日,地點是墨西哥中部的一個以養豬為主業的農莊。但因為墨西哥防疫部門的警惕性不夠高,病毒順利地跨越邊境,傳到了美國。美國疾控部門在4月底第一次檢測到了病毒,發現它和當年的西班牙流感病毒極為相似,於是整個北美地區迅速開啟了“圍堵”模式,世衛組織也立即將其定性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PHEIC),這是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此後的發展和本次新冠疫情很相似,比如墨西哥也曾實行過類似中國的“封城”政策,甚至關閉了邊境。可惜這個流感病毒的傳播力太強,很快就傳遍了全世界,病例數直線上升。眼看堵不住了,世衛組織不得不放棄了每日統計並追蹤新確診病例的行為,於當年6月底宣佈此次疫情為“全球大流行病”(Pandemic)。

  通常情況下,一旦宣佈某個傳染病為“全球大流行病”,便意味著“圍堵”失敗了,防疫策略自動轉入下一個階段,即“減損”(Mitigation)。顧名思義,這一階段防疫工作的目標不再是追求對病原體斬盡殺絕,而是通過各種辦法減少這個病帶來的生命和財產損失。當年世衛組織之所以敢這麼做,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就在於H1N1流感病毒不是一個陌生的病毒,科學家們對它的傳播方式和致病機理已經瞭解得非常清楚了,藥櫃里也早就準備好了幾種具備一定療效的抗病毒藥物,所以世衛組織知道這個病即使放開了也不會失控,或者說即使失控了,損失也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新冠是一種全新的病毒,我們對它的瞭解很不充分,不知道放虎歸山會有怎樣的後果,這就是為什麼世衛組織遲遲不肯宣佈新冠為“全球大流行病”的原因之一。好在隨著研究的深入,科學家們掌握的信息越來越多,知道新冠病毒的傳染性極強,“圍堵”的難度極大,但致死率卻不算太高,尤其對於身體健康的中青年來說更是如此,世衛組織這才終於下定決心將新冠從“突發公共衛生事件”升級為“全球大流行病”。

  此次升級之所以拖了那麼久,還有另一個隱含的原因。2009年世衛組織宣佈豬流感為“全球大流行病”之後,在全世界引發了強烈的恐慌情緒,結果這個病遠不如預估的那麼可怕,真實病死率還不到0.1%,比一般季節性流感還要低。於是各國政府紛紛指責世衛組織小題大做,白白浪費了很多錢。世衛組織的活動經費來自各國政府的捐款,他們不可能對這些指責置之不理。

  寫到這裏必須指出,一般季節性流感的殺傷力也是很大的,感染人數通常占到全世界人口總數的10%左右,死亡人數通常都在30萬~50萬。2009豬流感的最終統計結果顯示,這個“全球大流行病”的感染率大致在11%~21%,死亡人數在28.45萬~57.9萬,這兩個數字都和普通季節性流感差不多,幾乎沒有統計意義上的差別。

  從目前得到的信息來看,2019~2020流感季也是近年來比較強的一次季節性流感大暴發,迄今為止全球已有11%的人口中招,死亡人數大致在45萬~120萬,甚至比2009豬流感還要嚴重。

插圖所繪是14世紀黑死病流行期間,在倫敦挖掘的用於掩埋屍體的巨大坑洞
插圖所繪是14世紀黑死病流行期間,在倫敦挖掘的用於掩埋屍體的巨大坑洞

  既然如此,為什麼季節性流感沒有新冠這樣的“待遇”呢?答案就在於傳染病的防控絕不僅僅是消滅一種病原體那麼簡單,背後還會受到文化傳統、社會輿論、政治製度、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性差異等等諸多因素的製約,是一門非常複雜的學問。

  比如,季節性流感的感染性雖然很強,但它的致死性卻不高,一般情況下不會造成醫療擠兌,所以世界各國都不約而同地採取了“減損”的策略,不會每天公佈確診病例數,更不會因為流感而封城罷市,而是把重點放到了治療重症患者上面,儘量減少生命損失。

  再比如,愛滋病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傳染病,致死率非常高,既沒有疫苗也沒有特效藥。雖然我們早就瞭解了愛滋病毒的傳播方式,知道只要杜絕濫交和不潔靜脈注射就能避免傳染,但直到今天這個病還在人群當中持續擴散,每年仍然會導致70多萬人死亡。即使如此,也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強製給每個人做HIV檢測,然後將病毒檢測呈陽性者隔離起來,雖然這麼做肯定能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

  這兩個例子充分說明,很多傳染病僅靠“圍堵”是不行的,因為人性和國情實在是太複雜了。這就是為什麼世衛組織雖然名義上是全世界衛生防疫的總指揮,但它沒有權力對各個國家發號施令,而是鼓勵各國政府根據自己的國情採取最適合自己的防疫策略。

  就拿新冠來說,當初世衛組織建議各國實施“圍堵”政策時,一些國家要麼因為公共衛生管理能力不足,對“圍堵”的效果沒有信心,要麼因為製度約束,不願承擔經濟劇烈下滑的風險,甚至有可能是因為政府官員擔心民眾抗議,負不起這個責任。無論哪一種原因,都足以讓這些國家不願採取像中國這樣嚴厲的“圍堵”措施,而是把重點放到了“減損”上來。有些國家甚至連輕症的病毒檢測都不願做,只負責收治病情嚴重的患者,導致這些國家的真實感染人數比公佈出來的數字大了很多,這就是為什麼很多專家認為新冠的真實病死率比現在統計的要低一些的原因所在。

  需要提醒各位讀者的是,“減損”絕不等於什麼都不做,而是根據新冠的特點設計出具有針對性的防疫措施。從目前得到的數據來看,新冠患者的死亡率和年齡正相關,約有80%的感染者症狀很輕,痊癒後體內便會產生抗體,大概率不會再被同一種病毒感染。於是,只要通過減少人員流動(尤其是老年人)和增加人與人間距(Social Distancing)等方式減緩病毒的傳播速度,把感染曲線拉平(Flattening the Curve),防止重症患者集中出現而導致的醫療擠兌,就可以大幅降低死亡率,靜待特效藥或者疫苗的出現。即使近期內等不來疫苗和特效藥,等到感染人數到達一定比例後,也有可能通過群體免疫來達到保護老弱病殘的目的,這就是一些西方國家看似“佛系”的防疫政策背後的想法所在。但是這樣的理念也遭到不少質疑。

  有意思的是,既然世衛組織已經宣佈新冠肺炎為“全球大流行病”,為什麼最後還要加上一句“也許這將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可防可控的全球大流行病”呢?答案和中國有很大關係。當武漢宣佈“封城”時,大家一開始的反應都是將信將疑,各國科學家紛紛表態說,這將是史無前例的一次防疫試驗,沒人知道結果將會如何。隨後發生的事情把他們驚呆了,他們無法想像一個擁有幾千萬人口的大省說封就封了。他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可以做到每個人的行蹤都被嚴格管理,每一個疑似患者都被隔離兩個星期而沒有怨言。當年在墨西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今天在中國做到了。

  中國的成功給了世衛組織極大的信心,這就是為什麼他們直到今天都沒有完全放棄“圍堵”策略,依然相信新冠病毒是有可能被防住的。中國的成功也給一些西方國家政府增加了信心,尤其是當意大利的疫情急轉直下之後,這些國家紛紛修改防疫政策,逐漸注重中國的方法。這一點毫不奇怪,因為我們面對的是一種全新的傳染病,防疫政策肯定會隨著我們對病毒瞭解的逐漸深入而做出改變,這就是科研的意義所在,也是我們之所以要鼓勵各國進行自己的防疫試驗的原因所在。

  不過,因為國情差別太大,中國經驗是很難被全盤複製的,所以各個國家的防疫政策都帶有很強的自身烙印,每個國家都有一些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那麼,未來的疫情將會以怎樣的面目出現在世人面前呢?讓我們跳出人類視角,從整個生物圈的角度重新審視一下人與傳染病之間的關係。

  生物圈的民主與霸主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研究教授巴里·布魯姆(Barry Bloom)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舉辦的一場關於新冠疫情的研討會上指出,流行性傳染病的一大特點就是疫情起伏不定,雖然有時病原體會死灰複燃,但多數情況下它們會徹底消失。

  西班牙流感和“非典”就是徹底消失的經典案例。這兩種病毒的遺傳物質都是RNA,優點是突變率高,容易逃過免疫系統的攻擊,缺點是穩定性差,不可能在人體內長久存活,必須持續地人傳人才能延續下去。可是,西班牙流感病毒和“非典”病毒都太過強勢,和宿主是你死我活的關係,很難做到這一點,所以被消滅了。

  但是,有一些RNA病毒是可以持續地人傳人的,比如普通感冒病毒就是如此。事實上,大約10%~20%的人類普通感冒都是由冠狀病毒引起的,我們的免疫系統適應了這些冠狀病毒的存在,不會對它們發起猛烈的攻擊。但是,當年這些冠狀病毒首次入侵人體的時候絕不會像現在這般善良,而是更像“非典”和“新冠”。想像一個沒有急診室和重症病房的人類社會遭遇新冠病毒時的情景吧,那才是古代社會的常態。

  我們甚至可以說,那才是生物圈的常態。

  自從40億年前地球上首次出現生命以來,生物圈一直保持了一種“民主”的狀態,沒有任何一個物種能夠獨霸天下,大家都安心地待在屬於自己的生態位上,相互依靠,共同進化。當然這並不等於說生物圈沒有競爭和殺戮,但這種競爭對於雙方都是有好處的,這就是為什麼沒有任何一種捕食者的目標是吃光所有的獵物,也沒有任何一個宿主有能力殺死一切寄生蟲。

  人類出現之後,情況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因為各種機緣巧合,人類獲得了快速進化的超能力,終於謀反成功,當上了生物圈的獨裁者。自那之後,人類成功地馴化了多種動植物,讓它們成為專為人類服務的奴隸。此舉甚至改變了生物進化的規律,此前地球生命相互選擇,共同進化,現在則是人工選擇佔據主導地位,導致地球上絕大部分地區的物種生存和繁殖的效率主要取決於是否與人類兼容,比如各種農作物、家禽家畜、寵物、雜草和老鼠等等就是因為人類的存在而興旺起來的。

  微生物同樣如此,凡是有能力入侵人體的病菌和病毒同樣會比其他種類更具優勢,因為人類的數量和體積都遠超其他哺乳動物。但是,古時候的人類主要生活在偏遠的鄉村,人口密度低,傳染病在感染完所有可能的宿主之後便銷聲匿跡了,很難對人類整體構成威脅。隨著工業化導致的人口數量激增,越來越多的人搬進了大城市,居住密度成倍增加,這就為傳染病的持續傳播提供了良機。再加上人類的活動範圍越來越廣,不斷侵占原本只屬於大自然的原始熱帶雨林和沼澤地,生活在那裡的微生物終於得以和人類發生親密接觸,這才導致了人畜共患病的大暴發。

  一位名叫愛德華·詹納(Edward Jenner)的英國醫生在1789年時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人類偏離自然原先設定的狀態,這才成了各種疾病的來源。”有趣的是,正是這位詹納醫生用自己發明的牛痘疫苗,幫助人類進一步偏離了大自然設定的狀態。

  按照原先的設定,當一種病原體初次入侵人體時,必然會和免疫系統來一場短兵相接的戰鬥,結果往往互有勝負。如果人類僥倖獲勝的話,免疫系統就會記住病原體的樣子,一旦再次遇到同樣的敵人,便會出動大軍圍剿,勝率提高。

  如今大家耳熟能詳的“免疫力”這個概念,指的主要就是免疫系統出動大軍圍剿病原體的能力。這個能力和每個人的基本營養狀況有關,也和每個人的遺傳因素有點關係。但是斯坦福大學免疫學教授馬克·戴維斯(Mark Davis)通過對一群雙胞胎所做的對照研究,發現絕大部分身體健康的成年人的免疫力有75%都是後天因素造成的,只有25%和遺傳因素有關。而這個後天因素,指的就是每個人此前遭遇過的病原體的種類和數量。

  簡單來說,一個人在幼年和青少年時期遇到過的病原體種類越多,成年後他的抵抗力往往就越強,因此也就越有可能留下後代。反之,那些因為各種原因在傳染病攻擊時敗下陣來的青少年自然也就不會留下後代,他們的基因便被淘汰了。從這個角度講,我們必須感謝那些病原體,因為人類的基因就是在和病原體日複一日的較量過程中逐步變強的。

  像這樣平等的相互競爭和互相選擇,才是自然生物圈的常態。

  當人類演變成霸主之後,生物圈內的大部分動植物很快就都臣服了,只有微生物不服管教,因為它們個頭太小了,早期人類沒有能力去瞭解它們,因此也就沒有辦法去控製它們,這就是為什麼直到100多年前人類還只能用“隔離”這個起源於中世紀的辦法來對付傳染病。可惜無數歷史案例證明,隔離只能暫時延緩病原體的傳播速度,很難徹底消滅它們,所以人類和病原體在很長一段時期內依然保持著相當程度的平等關係,人類的基因也一直在持續地進化著。

  但當疫苗和抗生素這兩樣新式武器被發明出來之後,勝負的天平便開始向人類的方向傾斜。再加上DNA的發現所帶來的遺傳學革命,以及現代醫學水平的不斷進步,人類終於相信自己有能力成為微生物的主人。1967年,美國公共衛生署長(US Surgeon General)曾經向美國國會表示:“是時候宣佈傳染病就此成為歷史了。”

  可惜人類高興得太早了。病菌們很快進化出了抗藥性,逼得人類必須不斷升級武器庫,新的一輪軍備競賽就此拉開了序幕,至今看不到盡頭。疫苗看似是對付病毒的最佳武器,但一來這同樣需要面對病毒變異的問題,二來疫苗是給健康人用的,對於安全性和產能的要求遠比抗生素高得多,這就極大地限製了疫苗在對付新型傳染病時的反應速度。就拿這次新冠疫情來說,目前已經有好幾種特效藥進入了臨床試驗,有些藥甚至已經開始用在危重病人身上了,但疫苗的研發至今進展緩慢,最樂觀的估計也需要至少一年的時間才能上市。

  雖然存在上述種種困難,但人類似乎仍然沉浸在20世紀中期的那種樂觀心態中無法自拔,依然相信科學能夠包治百病,對傳染病失去了應有的耐心。比如,抗生素耐藥性的問題之所以愈演愈烈,主要原因就是現在的病人越來越心急了,一旦有個頭疼腦熱便立即去醫院要求開抗生素,希望自己第二天就能痊癒,因為還有一大堆工作等著他去做呢。

  病毒性疾病也是如此。雖然人類目前尚未找到對付病毒性傳染病的可靠方法,但很多人仍然渴望迅速打敗敵人,甚至不惜嚐試各種偏方,不管它們到底是否有效。

  與此對應的,是現代人對“乾淨”的盲目崇拜。尤其是生活在大城市的中產階級兒童,從小便生活在一個“衛生”的環境里,很難接觸到多種多樣的病原體。其結果就是長大後免疫系統出現了各種問題,要麼免疫力低下,連普通感冒都應付不了,要麼免疫系統過度亢奮,不分敵我地盲目攻擊,最終導致自免疫疾病。

  歸根結底,核心問題就在於人類普遍相信自己是生物圈的霸主,凡事都以自己的需求為準,不願給其他生物留條活路。可惜大自然的力量遠比我們想像的要強大得多,而人類自身的力量卻又遠比我們自認為的要虛弱得多,總有一天生物圈的“臣民”們會起來反抗的,類似戲碼已經在人類社會上演過很多次了。

  總之,這次新冠疫情的暴發絕不是偶然的。如果我們再不改變自己的行為,學會和其他物種的相處之道,未來很有可能還會遇到更加厲害的傳染病。

  大自然是最公平的,運氣沒有理由永遠站在我們這一邊。

  結語

  目前科學家們已經發現了7種冠狀病毒能夠感染人體,OC43、HKU1、NL63和229E這4種冠狀病毒能夠長時間在人群當中傳播,但毒性較為溫和,最多隻能導致普通流感。SARS和MERS這兩種冠狀病毒的毒性很強,但前者已經滅絕,後者目前主要生存在中東的駱駝體內,只偶爾傳染給人類,人傳人的能力非常低。

  導致此次新冠疫情的COVID-19是科學家發現的第7種冠狀病毒,雖然其基因序列更像SARS,但幾個關鍵突變決定了它的某些行為可能更像另外那4種普通感冒病毒,我們必須做好與之長期共存的準備。

  出現這種結果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答案將取決於目前人類當中已經有多少人被感染過了。科學家們正在緊鑼密鼓地研製一種簡易高效的抗體檢測試劑盒,準備在普通民眾當中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抗體檢測。如果一個人曾經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那麼很大可能他體內的病毒已經徹底被消滅了,核酸檢測將出現陰性結果,只有抗體檢測才能發現真相。

  在大規模抗體檢測結果出來之前,一切皆有可能。

  如果未來“新冠”真的變成了一種季節性傳染病,我們應該怎麼辦呢?是繼續“圍堵”還是改為“減損”?這絕不僅僅是個科學問題,政治和經濟等因素同樣不可忽視,需要各界人士群策群力,一起來出主意。

  無論我們做出怎樣的選擇,都必須考慮人的因素。

  (參考資料:《Something New Under the Sun》,John R.McNe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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