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震中”紐約,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2020年04月02日21:24

  原標題:疫情“震中”紐約,如何應對這場危機?

  來源:三聯生活週刊

  3月1日,紐約州才報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一個月後的4月1日,紐約州已報告83712例,其中死亡1941例。紐約州不僅是現在的“震中”,曆史地看,也成為了整場疫情暴發以來最嚴重的地區——僅紐約州的確診病例就已超過中國。紐約市則占到本州病例的一半,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城市。

  記者|劉周岩

  實習記者|田鍾靈 張佳婧

  直線上升

  “紐約的形勢就像這樣,”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Anthony Fauci)在電視訪談中,將自己的手掌豎起來,示意紐約的確診病例數字曲線幾乎成90度直線上升,而且“你無法預測它什麼時候會好轉”。福奇從里根時代開始擔任曆任美國總統的傳染病顧問,已經79歲的他在今年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人物。3月20日的政府疫情新聞發佈會中,總統特朗普談及疫情的一種陰謀論解釋,站在身後的福奇憋笑而忍不住捂上了臉的畫面傳遍網絡,成為本次美國抗疫的一個視覺註腳。

  3月1日,紐約州才報告第一例新冠肺炎病例。一個月後的4月1日,紐約州已報告83712例,其中死亡1941例。紐約州不僅是現在的“震中”,曆史地看,也成為了整場疫情暴發以來最嚴重的地區——僅紐約州的確診病例就已超過中國。紐約市則占到本州病例的一半,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城市。

截至4月2日,美國疫情地圖
截至4月2日,美國疫情地圖

  3月30日上午,巨大的美國海軍醫院船“安慰號”(USNS Comfort)緩緩駛入紐約市,它全長約272米,高約30米,相當於10層建築物那麼高。船上有12個手術室,一個醫學實驗室,1000多名海軍軍官和1000個床位。

美國海軍醫院船“安慰號”
美國海軍醫院船“安慰號”

  這艘巨船駛過自由女神像時被拍攝下來的畫面具有著象徵意義。強大的聯邦力量試圖拯救危難中的紐約——但狀況百出,這是荷李活電影中常出現的橋段。作為最常被災難電影取景的城市,有人總結出這樣的規律:如果紐約還沒有被波及,就難以稱之為是全球性的災難。

  紐約市面臨的壓力前所未有:市民震驚地看到家門外的醫院在街道上建起停屍房;報警系統的調度員一天內接到7000多個緊急醫療服務呼叫的電話,達到自“9·11襲擊”以來的最高水平(通常每天4000個左右);醫院護理人員在一個值班輪次里接待了太多心臟驟停的病人,以至於除顫器上的電池耗盡了。

  和其他前期“震中”如湖北、意大利倫巴第大區一樣,紐約的當務之急是確保醫療系統不出現崩潰——現在看來,沒有哪個城市的日常醫療系統為大規模傳染病暴發這樣的小概率事件做好了充分的準備。“安慰號”的目的就是緩解醫療系統壓力,專門收治沒有患上新冠肺炎的患者,以讓紐約市區內的醫院可以更好地救治新冠患者。這同樣是一個危險的任務,“安慰號”上的海軍軍官們正嚴防死守,確保不會有新冠患者上船——只要船上出現一個確診案例,“安慰號”就會從滿載希望的救援船變為病毒的天然培養皿,成為下一艘“鑽石公主”號郵輪。

  大紐約醫院聯盟主席拉斯克(Kenneth Raske)評論,“所有人都在同一條船上,私立醫院、公立醫院,其他所有醫院,都在應對這場危機。”除了借助海軍醫院船之外,曼哈頓Javits中心、紐約中央公園等地正在改建8處臨時醫院。市長擔心醫務人員短缺,已直接要求總統從全國各地派遣更多的軍事和民政醫生和護士。已退休的醫護人員們也在政府號召下回到工作崗位,其中不乏年近八十的老人。紐約大學、哥倫比亞大學相繼宣佈臨近畢業的醫學生可以提前畢業,直接加入到抗擊疫情的工作當中。

  紐約大學人口健康系生物倫理學教授卡普蘭(Dr。 Arthur Caplan)告訴本刊:“紐約多年前經曆過颶風桑迪的襲擊,並且為抵抗恐怖襲擊做了一些計劃,因此與美國其他地方相比,醫院的協調性更高。”經曆過“911”恐怖襲擊、桑迪颶風、切爾西發生炸彈襲擊的紐約,緊急事務管理部門已經對緊急情況——例如惡劣天氣,影響公眾健康安全的事件以及交通中斷——做出過預案,以協調衛生資源需求。但是疫情的情況與以往都不同——紐約一位醫生說,“911”時是“醫院等病人”,現在則是“病人等醫院”。

  民間力量的積極自救在紐約扮演了同樣關鍵的角色。3月25日,紐約州長安德魯·科莫(Andrew Cuomo)在每日簡報里公佈,已經有超過4萬名名醫院系統外的醫學專業人士響應了此前州里發起的動員,誌願加入了紐約的緊急醫療隊伍,其中包括2千多名醫生、2萬多名護士,和6千多名心理健康專家。教會組織參與搭建了中央公園里的臨時醫院,紐約各大博物館與藝術機構也行動了起來,拿出了辦展時為防止吸入油漆、建築灰塵等的防護物品庫存,全部贈予醫院。

  耶魯大學全球健康政策與經濟學助理教授、美國中國衛生政策與管理學會會長陳希告訴本刊,紐約擁有多所美國數一數二的醫療機構,如果病毒在別的城市暴發,醫療系統可能早就崩潰了,可紐約目前還可以應對,“但是往後可能就比較難了”。

一些不堪重負的殯儀館收集屍體的速度很慢,迫使像布魯克林醫院這樣的醫院將其存儲在冷藏拖車中。圖|紐約時報
一些不堪重負的殯儀館收集屍體的速度很慢,迫使像布魯克林醫院這樣的醫院將其存儲在冷藏拖車中。圖|紐約時報

  4月1日上午的疫情通報會上,紐約州政府表示,最高峰——病毒發展曲線的最高點,預計4月底將出現。未來幾週,將是考驗紐約醫療系統能否抗住峰值衝擊的關鍵時刻。

  “模範州長”背後

  “事實就是事實。我們向這個州和這個國家的人民提供的事實,不是悲觀的事實,也不是樂觀的事實……而是目前掌握的最真實的信息。我認為這最有力量。”安德魯·科莫的名言傳遍網絡。隨著本次疫情的發生,這位州長迅速成為了全美乃至世界家喻戶曉的政治人物。

  科莫的每日簡報成為了許多美國人最期待的電視節目,幻燈片中清晰的圖表和數據坦率地告知大家形勢的嚴峻,他不隱藏地表達自己對家人健康的擔心,同時嚴肅要求大家執行社交隔離的政策。科莫在網絡上發聲,積極為紐約州爭取醫療設備、呼籲人們團結起來同時大方感謝各界的幫助(包括華為公司)、主動推銷囚犯們趕製的消毒液,吸引了大量公眾注意。

  3月20日,科莫宣佈了近似於封城的嚴厲防疫政策,禁止紐約州地區的民眾在公共場合聚會、禁止非必需領域員工出門上班。科莫對這一嚴厲措施如此表示:“如果一定要責怪某個人,那就責怪我吧。”《大西洋月刊》評論:他是很多人想像中的“美國領袖”的形象——危機之中勇敢擔責,拯救城市於水火之中。

  不過,在“模範州長”與疫情重災區的現實之間,存在著某種天然的矛盾。作為美國第一大都市,有著無比繁忙的國際交通和超高人口密度,尤其是龐大的華裔和意大利裔社區,其暴發幾乎是“必然”的。紐約如何走到了今天?

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
紐約州州長安德魯·科莫

  3月第一天紐約出現首例確診病例,是一位從伊朗返回美國的醫務工作者。科莫當時表示,患者人數增長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讓恐慌超過了現實”。紐約市衛生局局長奧西里斯·巴博特(Oxiris Barbot)更是表示,“沒有任何必要在社區採取任何措施,我們希望紐約市民繼續他們的日常生活,乘坐地鐵、公交,和鄰居見面。”

  3月3日,一位在紐約曼哈頓地區工作的律師成為了紐約州的第二例確診病例——他近期並未去過疫情嚴重地區,暗示社區傳播可能早已開始。與意大利的“一號病人”一樣,這位律師也被誤診為普通肺炎,早在2月22日就表現出症狀,其間多次就醫、轉院,直到3月2日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隨後的10天內,紐約州的確診病例猛增到了173例,其中就包括了50名被這位律師傳染的密切接觸者。

  紐約地方醫院初期處置失當背後,是美國聯邦層面在檢測問題上的重大失誤。2月上旬美國CDC(疾控中心)下放給各州的第一批試劑盒很快被發現存在重大技術缺陷,此後要求各州等待新的試劑盒。截至2月底,通過CDC下放的檢測盒完成檢測的樣本不過472個,出現首例確診病例時間相近的韓國,此時每天檢測的樣本數已經上萬。而3月以前,私人機構或研究實驗室要想獲得檢測資格,必須先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進行申請。繁瑣的程序中甚至包括郵寄紙質申請報告,還需要提供五個類似樣本。

  陳希告訴本刊:“注重程序是美國一貫的操作,這也是法律完善的表現,但是要注意區分‘戰時’和‘非戰時’的狀態,這一次審批效率就存在問題。”CDC試劑出錯以後,糾錯機製也失靈,“CDC檢測試劑紕漏的產生還是比較隨機的,但是紕漏產生以後怎麼做是需要檢討的。出錯以後,完全可以採用更成熟的技術,比如接受德國提供的試劑。但美國在公共衛生方面一貫有些過度自信,它往往更傾向於採用自己的標準,所以在這次疫情中滯後了很久。”

  即便如此,3月以前紐約州仍和聯邦政府基本保持一致。3月初,州長科莫在一次新聞發佈會上強調,“80%的患者會自愈”,“根據CDC的數據,新冠病毒的致死率只有1.4%”,當局同時向公眾保證,鑒於紐約的醫療系統的能力,疫情將得到控製。

圖|視覺中國
圖|視覺中國

  檢測範圍狹窄、檢測試劑質量不過關、檢測程序繁瑣,一系列的滯後導致了“冰山效應”,疫情的真實嚴峻程度被遮蔽,社區傳播的風險因而越來越高。3月10日,常住紐約的華人徐征還去百老彙看了場音樂會,彼時,偌大的紐約城還僅有16例確診病例,徐征回憶道:“當時的紐約仍然燈火通明,歌舞昇平,劇場坐得滿滿噹噹,站票都賣得一張不剩。僅僅兩天后,州長下午突然下令演出場所全面關閉,當天5點立即生效,隨之而來的是博物館、圖書館等文娛場所接連關門。”

  一些對科莫的嚴苛批評者認為,他的表現不過是“事後聰明”,真正成功應對新冠疫情的政治家應該來自那些根本沒有引起人注意的地方。雖然很多人和“911”類比,但紐約這兩次危機的根本性質不同。在中國已經暴發新冠疫情的前提下,疫情很大程度上並非完全不可預料的“天災”,再暴發則是“人禍”。有評論認為,科莫最主要的優點只不過是面對公眾的“溝通大師”。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同為民主黨人的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在本次疫情中被詬病頗多,他發佈命令時喪氣沉沉的樣子令市民對其沒有好感,以至於連他在城市封鎖中去健身房的事都被當作負面新聞爆料。

  但誰又能說,在疫情中,善於溝通不是一種重要的能力呢?《紐約時報》把科莫稱作“全美國的心理醫生”——與人們的恐懼、損失、不斷增長的狂熱對話。或許此刻的美國人尤其需要此種安撫,很多人原本對自己的國家有著巨大的自信——全球健康安全指數 (Global Health Security Index)曾對每個國家的大流行防備等級進行評分,科技、醫療實力極強的美國得分83.5,為世界最高。然而在新冠疫情的實際考驗下,再自信的美國人也不得不承認殘酷的現實:疫苗聯盟GAVI負責人塞思·伯克利(SethBerkley)認為,美國可能最終成為整個工業化世界中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貧富兩端的衝擊

  紐約百老彙4月13日之前的所有演出都取消了,停演公告上寫著:“對於一個長期信奉‘演出必須繼續’(The show must go on)的行業來說,最近發生的一切對我們產生了驚人的衝擊”。一年有六個月在紐約市演出的愛爾蘭脫口秀演員畢瀚生( Des Bishop) 告訴本刊,聖誕節在紐約演出時,新冠肺炎還未激起任何水花,那時多則幾百個座位的脫口秀場地裡,大量的本地人和遊客擁攘在一起,一邊喝酒一邊放聲大笑,熱鬧非凡。已經成名的演員也會來俱樂部里試自己的新段子,能和他們同台讓其他演員“感覺很好”。在午夜酒吧的歡聲笑語中打破聲望與階級的壁壘,只有在紐約可以實現。

  蓋伊·特立斯(Gay Talese)筆下的紐約車水馬龍:“每天,紐約人要喝下46萬加侖啤酒,吃掉350萬磅肉,消耗21英里長的牙線。。。。。。。10萬名司機每天從喬治華盛頓大橋駛過。”紐約這座全美文化最多元,經濟最繁榮的城市,是無數“逐夢者”心中嚮往的聖地。紐約也因此成為移民和多民族的大熔爐,是美國人口最多,人口密度最大的城市,有850萬公民,200多種語言同時在這座城市生存著。

疫情暴發後,紐約的街道空無一人。圖|紐約時報
疫情暴發後,紐約的街道空無一人。圖|紐約時報

  特別的社會結構帶來了特別的挑戰,窮富兩端,都放大著疫情的影響。

  據最新的一份研究估計,僅眼下的4月份,紐約可能會有40%的人無法交上房租,因為大量的“紐約逐夢人”進行著短期或受停擺影響較大的工作。例如百老彙演員阿爾奇勒(Altchiler),三月中旬還在和劇團一起進行音樂劇《屋頂上的小提琴手》的全國巡演,當他們在底特律站演出時,百老彙暫時關閉、演出取消的消息湧來,巡演也被推遲了。如今,她在 Instagram 上直播教芭蕾舞維生。而她的一些同事,在路上巡迴演出幾個月之後,現在正費盡心思尋找一處穩定的住處。

  根據紐約一家消費金融服務公司 Bankrate 對聯邦數據的分析,美國人的儲蓄帳戶里平均擁有的現金遠遠少於無收入情況下生活幾個月所需的現金量。除去退休基金和其他投資,一個典型的美國家庭在銀行或信用合作社的賬戶中平均僅存有8863美元。更年輕的、沒有孩子的家庭儲蓄更少,34歲及以下沒有孩子的夫婦平均儲蓄為4727美元,同年齡段中沒有孩子的單身人士平均儲蓄為2729美元。像阿爾奇勒這樣流連在紐約的藝術家,在疫情的衝擊下,很可能不得不選擇而離開紐約。

  藝術家們面臨著的只是事業上的損失,更貧困的階層面臨著生命的危險——窮人迫於生計不得不繼續工作、乘坐公共交通,在疫情高峰期有著遠高於其他群體的感染風險。目前紐約市的地鐵總體載客量下降了87%。但具體分析發現,過去兩週中乘客量下降幅度最大的行政區是曼哈頓,那裡的家庭收入中位數是五個行政區中最高的,而貧困地區的地鐵站仍然繁忙。例如第170號街區車站,這個車站位於布朗克斯(Bronx)地區,附近地區大約有一半的兒童生活在貧困中,40%的人口出生在美國以外,四分之一的居民沒有高中文憑。更有許多流浪漢無處可去,就生活在地鐵站內。

  陳希教授告訴本刊,紐約仍然存在大量沒有醫療保險的低收入人群,會為紐約疫情的擴大提高風險。根據2014年的統計數據,紐約州18-64歲的人群仍然有12.4%的人沒有醫療保險,這一數據在2019年也預計在10%左右。“沒有保險的人遇上一般的疾病還是自己扛,等到重症才去急診室,因為他們在急診室可以欠賬單,不用付錢。紐約有大量的流浪漢、無業遊民,他們平常是一個非常隱性的群體,但是他們會使整個城市的病毒傳播風險加大。”陳希說,“此外,美國現在進行核酸檢測還必須通過家庭醫生來預約。有症狀的疑似患者需要通過家庭醫生來聯繫醫院,但沒有保險的人是不可能有家庭醫生的,這一道關口也阻礙了他們的確診、隔離與治療。”

  至於紐約的繁華一面,聚集在此的金融等高端行業,其停擺則會造成全球經濟的一系列連鎖反應——儘管目前還尚未可知具體情形。世界經濟的整體損失也同樣可能導致不平等的進一步加劇。陳希教授說,紐約作為全球經濟中心的角色顯然影響到了其抗疫策略,因為任何公共衛生政策都會考量經濟因素。“在防疫中最先行動的地方會遏製病毒的傳播,這對周邊的地區都有益處。然而,最先行動的地區打擊的卻是本土的經濟。現在聯邦政府雖然撥款巨額來幫助地方抗疫,卻沒有細化到具體怎麼分配。因此,在疫情初期,聯邦政府未能建立其正向激勵的機製,幫助那些疫情重災區盡快行動起來。”陳希說。

  “紐約客”,這個一度最值得驕傲的身份,現在也有了複雜的意味。佛羅里達州、羅德島州等地開始設立路障,專門針對紐約牌照的車子登記。在紐約州內一些地方,也對紐約市的人進行特別追蹤追蹤。“‘紐約客’這個一直讓這裏的人們引以為豪、讓全世界豔羨的稱呼,現在卻成了負累。”居住在紐約市的作家榮筱菁在她的疫情日記里寫道,“這是紐約人做夢都沒想到的事,可一夜之間也就這樣發生了。”紐約人還面臨著另一重艱難選擇:是否逃離自己的家鄉。因為法律限製等諸多原因,聯邦並未對紐約實施強製封鎖——州長科莫稱那將是聯邦對紐約的“宣戰”(Federal Declaration of War),所以人們仍可自由選擇是否離開。隨著情況的惡化,相當一部分人已經去了疫情更為緩和的佛羅里達。許多紐約本地作家呼籲人們留下來,堅守家鄉。一家旅行公司創始人桑頓(Nathan Thornburgh)如此寫道:“逃跑是自私的。那些跑去自己的夏日渡假屋的疾病傳播者們,不該是紐約抗疫故事的一部分。”

  紐約百老彙的停演公告是這樣結尾的:“當這意料之外的中斷結束時——毫無疑問,它終將結束——我們將再次聚集在大堂酒吧,坐在天鵝絨座椅旁,齊聲歡笑,哭泣和歡呼。那一天到來時,這一美好的偉大傳統將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特別。”

  (實習生劉希婷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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