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戰疫六大要點:全球專家共論人類與新冠病毒之戰
2020年04月03日09:50

  原標題:全球戰疫·洞勢|六大要點:全球專家共論人類與新冠病毒之戰

  “這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地球面臨的最大挑戰。”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3月31日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近來在全球蔓延之勢愈演愈烈,全球累計確診病例在達到10萬例之後,又以越來越快的速度不斷攀升到20萬例、30萬例、40萬例、50萬例,直至如今的90多萬例。

  這場疫情的一些關鍵問題,如“群體免疫”思路、疫情發展趨勢、疫苗研發、血清檢測等,既會影響各國的抗疫政策,也是普通民眾的關注焦點。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從3月16日起推出的“全球戰疫·洞勢”系列文章,專訪了全球多名微生物和免疫學教授、傳染病研究員等,就這些問題進行分析解讀。

  回頭檢視,疫情形勢雖然每天瞬息數變,但在人類與新冠病毒的這場戰爭中依然無法迴避這些問題。澎湃新聞重新梳理“洞勢”系列中各方專家對這些問題的觀點和判斷,撮其精要,撰次此篇以饗讀者,庶幾可使我們對這場疫情及其未來發展有更多的認識。

  “群體免疫”是近乎無情的理性還是抗疫的“奇招”?

  3月12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宣佈的英國抗疫進入第二階段——延緩,而其在當天公佈的抗疫策略被認為是建立在“群體免疫”原則上,即讓數量眾多的人接觸病毒從而獲得群體免疫,將有限的醫療資源用於重症患者的救治。儘管英國首席科學顧問帕特里克·瓦倫斯為政府的策略辯論,說明“群體免疫”的合理性,但英國政府仍因此遭到了世衛組織和英國科學家群體在內的多方抨擊。

  澎湃新聞採訪的多位專家也從不同角度對“群體免疫”概唸作出了評論。

  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公共衛生學院副院長、流行病專家張作風

  教授表示,英國如果要通過讓更多人感染來提升群體免疫水平以阻止疫情發展,將是一個非常被動的做法。這麼大數量的人感染,即使按照現在最低的死亡率來算,也會造成很多人的死亡。他認為,英國政府不進行積極檢測是一個掩耳盜鈴的做法,應該進一步加強其他措施,而不是依賴於“群體免疫”。

  英國牛津大學流行病學教授陳錚鳴

  則表示英國已經準備了更多的舉措,但這些措施在什麼時候實施才能達到最大效果是英國政府的重要考量。“群體免疫”看上去有些近乎無情的理性冷靜,但外界在解讀時須考慮到英國的文化背景、國情和民眾心理。

  英國劍橋大學病毒學及臨床微生物學教授、劍橋治療免疫學和傳染病學研究所核心研究人員拉溫德拉·古普塔(Ravindra Gupta)

  認為應該從更長遠的角度來看疫情帶來的挑戰,疫情有可能在冬天捲土重來,“群體免疫”的重要性在於使疫情曲線變平緩(flatten the curve)的辦法,這樣可以使國家衛生服務的壓力降到最低。

  但對於“群體免疫”的方法是否有效,他表示“沒有人知道這個問題的正確答案”,這個理論有許多未經驗證和未知的因素,因此無法確定這樣做是否正確或可行。

  而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博士候選人周玫琳則在她的文章中援引了

  劍橋大學數學教授高爾斯(Timothy Gowers)

  的演算結論,在英國醫療條件的實際約束下,採取讓疫情曲線變得平緩的戰略意味著要把峰值壓得非常低,而實現這種目標的難度不亞於採取極端的社會隔離措施。換言之,如果真的採取“群體免疫”策略,以英國現有的醫療資源,照樣難堪重負。

  美國艾奧瓦大學微生物學和免疫學教授斯坦利·珀爾曼(Stanley Perlman)

  則直截了當地指出“群體免疫”不是一個好的解決辦法,最好的辦法是遏製疫情,讓(疫情發展時間)變得更長。珀爾曼認為,如果我們遏製住了疫情,只有10%至20%的人感染,這樣在之後的幾個月、幾年再有更多人感染,醫療部門就不會崩潰,死的人就會更少。

  清華大學公共衛生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世界衛生組織COVID-19全球研究路線圖社會科學工作組成員唐昆

  指出,“任何一個疾病最後可以看得到的,都跟貧窮有關”,“群體免疫”策略可能適合歐美國家,但在非洲行不通,甚至會是災難性的。因為非洲的衛生體系能力太差了,如果採取“群體免疫”的辦法,允許大多數人都感染,勢必造成新冠肺炎在非洲的暴發,可以預料到重症患者得不到救治,死亡率一定會非常高,而且新冠病毒的傳播會非常快,因為沒有辦法控製。

  而

  美國範德堡大學醫學中心的威廉·沙夫納博士(Dr。 William Schaffner)

  認為,不僅是非洲,群體免疫在美國也行不通,因為如果允許病毒在人群中傳播,肯定會讓很多人患上重病,大多數會是老年人和有基礎疾病的人,也會有年輕人,這一點非常讓人擔心。

  帝國理工的預測:抑製策略是唯一選擇

  即使英國政府真的有心實施基於“群體免疫”的抗疫政策,英國帝國理工學院的研究報告也將把這種想法扼殺在萌芽之中。該學院3月16日發佈的報告指出,在非藥物干預的防控措施中,存在抑製和緩解兩種策略。報告通過流行病學建模模擬疫情走勢,並對不同策略下的感染人數進行了預測。結果顯示,在不採取防疫措施的情況下,英國預計會有 81%的居民被感染,或導致 51 萬人死亡;在採取了緩解策略且發揮最大效果的情況下,最終也會導致近 25 萬英國人死亡,而在美國,這個數字達到了 110-120 萬。

  這一結果說明緩解策略的不可行,這將導致大量英國人死亡、醫療資源緊張,採取抑製策略才是當下唯一的選擇。而且單一的干預措施得到的效果有限,需要綜合多種干預措施才能有實質性的“抗疫”效果。

  當天,英國政府在一片質疑聲下修改了抗疫舉措。

  帝國理工報告的團隊負責人、該學院教授尼爾·弗格森還表示,要真正將病毒傳播遏製到非常低的程度,就有必要採取更強有力、打破現有社會秩序的干預措施,這類主要包括保持社交距離的措施需持續數月,甚至可能要持續到有效疫苗研發出來為止。

  有聲音指出,按照帝國理工團隊的預測,是否解除防疫措施意味著感染病例會重新增加,之後是不是還要採取更嚴格的防疫措施?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與傳染病動力學中心副主任、流行病學副教授卡羅琳·巴基(Caroline Buckee)

  認為帝國理工團隊的預測是正確的,當放開“社交距離”這類限製的時候,新冠病毒可能會捲土重來,只要再次增加接觸率,並且人群中有足夠多的易感人群,這種疾病就會傳播。解除擴大社交距離之類的防疫措施的影響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有多少人感染了病毒,以及現在有多少人已經對這種病毒具有免疫力。

  “所以,這取決於是否有很多沒有症狀的人,他們已經感染了病毒並且獲得了免疫力——這些仍然是我們不知道的事情。如果真的是這樣,當我們解除限製時,就應該沒問題了,因為有足夠多的人得到了保護,所以疾病無法傳播。 但另一方面,如果沒有症狀的人群比例較低,而且只有有限數量的人被感染了,導致我們沒有獲得所謂的群體免疫,那麼疫情很有可能再次暴發。”巴基說。

  疫苗才能製止疫情再度肆虐,但我們還要等多久?

  無論是“群體免疫”思路,還是弗格森提出的超長時間的干預措施,其實背後都是對新冠病毒可能會像流感那樣與人類長期共存的擔憂。澎湃新聞採訪的多名專家也都不同程度地認為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捲土重來,並繼續導致疫情的暴發。

  古普塔

  認為,即使人類最終控製了新冠病毒,還是會有人感染。當全世界因為第一波疫情過去而放鬆時,人們又會開始旅行(流動),然後那些沒有免疫力的人就會被感染,就像流感每年都會來一樣,這次新冠疫情也會經曆一樣的事情。

  沙夫納

  指出,常見的人類冠狀病毒某種程度上是季節性的,他們在冬天活躍,然後在夏天消失,但像流感一樣不會完全消失。儘管不知道新冠病毒是否也會如此,但沙夫納仍然擔心這種病毒可能會在世界的溫帶氣候地區繼續保持低水平的存在,在北半球的夏天轉移到進入冬天的南半球,再在北半球的冬天到來時再度回歸。新冠病毒“或許會和流感病毒一起出現,在明年冬天引起嚴重的季節性疾病”。

  珀爾曼

  對這一問題則持更為肯定的態度,他認為新冠病毒不僅會在今年冬季再次暴發,而且新一輪暴發會更加嚴重。就像1918年大流感一樣,一次大流行有三波暴發,其中第二波暴發最為嚴重。當人們以為1918年大流感疫情已經消失後,它又在當年10月和11月再次席捲了美國和歐洲,並於次年春天第三次暴發。新冠病毒也存在這種可能性,這“取決於病毒隱藏在什麼地方和有多少人感染”。

  因此,珀爾曼認為控製疫情的關鍵主要還是靠疫苗,如果能夠在明年獲得有效的疫苗,也許能限製第二或第三輪暴發可能感染的人數。因為疫苗的研製和測試有很多步驟,所以明年春天才可能得到疫苗,甚至可能更晚。

  古普塔

  也表示,目前研製新冠病毒疫苗還有很多問題,並且困難重重。至少還要一年,疫苗才能真正投入使用。沙夫納的團隊正在非常努力地研發疫苗,此前已給第一批誌願者注射了他們研發的其中一種疫苗。但他認為疫苗可能要到2021年年初才能準備好。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免疫學和傳染病系主任莎拉·福瓊(Sarah Fortune)

  認為,如果有疫苗,對全世界來說無疑是最好的,但人們應該謹慎對待他們對疫苗的期望。“開發出一種有效的疫苗或者在一小群人身上有效是一回事;然後它必須在更大的人群中起作用”,之後疫苗還得能夠大規模量產,“最終分發給數百萬人使用”。莎拉表示,人們為了疫苗可以在未來12到18個月內完成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我們應該認識到,這個目標只是體現了一種雄心。

  別忘了“水桶”上最短的那塊“木板”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已經席捲了除了南極洲之外所有大洲,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發佈的新冠疫情實時地圖上,歐亞大陸和北美大陸大片大片地被代表著疫情的紅色覆蓋,看上去非洲大陸的疫情尚不算很嚴重。根據非洲疾控中心數據,截至東部非洲時間3月31日15:00,非洲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達5287例,而歐美多個國家的確診病例都已達數萬甚至10萬例。但這並不意味非洲的情況可以樂觀,尤其是當世界上大多數發達國家已陷入與疫情的苦戰之時。

  莎拉

  就提醒人們不應該忘了那些衛生系統非常脆弱的國家,他們幾乎沒有能力應對這場疫情“海嘯”。就如同一個木桶能盛多少水並不取決於桶壁上最長的那塊木板,而是取決於桶壁上最短的木板,莎拉也指出,就控製新冠病毒而言,即使是在局部地區我們所能達到的極限,也是由全球最薄弱的衛生保健系統所決定的。

  “我很擔心在醫療保健系統非常脆弱的地方,接下來發生的事情實際會以一種非常災難性的方式發生”,莎拉表示。

  唐昆

  前不久剛去過非洲,他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也表示,非洲絕大多數國家的衛生體系非常薄弱,很多非洲國家都沒有建立起一個完善、及時的傳染病報告系統。因此也很難評估非洲現在到底處於疫情的哪個階段,“如果只從已有數字來看,可以認為它是在初級階段,但是真實的情況值得探討。我會傾向於認為形勢更嚴峻”,非洲應該至少現在就要開始重視此次疫情了。

  但他也指出,更多的時候人們都是被動應對,尤其是貧窮國家。西方國家只有在非洲疫情暴發後才能看到情況嚴重,但當形勢已經非常嚴重的時候,再採取措施往往已經來不及了。“如果(非洲)自己的國家有資源有能力的話,自己就可以先把防控措施做起來。但是問題是這些都沒有,就只能靠別人的捐助,現在別人自己還顧不過來,那誰能來援助這些國家呢?”

  血清檢測能否告訴我們疫情會在什麼時候結束?

  隨著全球疫情形勢的日益嚴峻,越來越多的國家實施了更為嚴格的管控措施以阻斷、至少減緩病毒的傳播。但這也同時意味著社會和經濟活動的停滯,長時間的隔離措施不僅要付出經濟上的代價,也會造成心理問題等次生災害。這場疫情何時能結束,是全人類都在追問的答案。

  古普塔和沙夫納

  都認為,新冠肺炎可能會成為季節性疾病,這也就意味著新冠病毒可能不會永遠消失。但是沙夫納表示,不管疫情在什麼時候結束,世界都無法長時間執行現在這種極端的社交距離措施。“我們得重新開始工作,讓我們的經濟重回軌道。”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免疫學和傳染病的助理教授約納坦·格拉德(Yonatan Grad)

  認為,要預測疫情什麼時候結束,瞭解我們現在正處在疫情的哪個階段至關重要,為此則需要繼續加強檢測,同時開始對人群進行綜合症狀評估和血清學檢測,“這樣我們就可以通過監測工作,瞭解哪一部分人群已經受到感染,以及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趨勢將如何發展。”

  莎拉

  則對血清學檢測做出了進一步的說明。“鼻拭子檢測是在你的粘膜中尋找病毒,它能告訴你是否攜帶冠狀病毒,但它不會告訴你是否已經感染了這種病毒。血清學檢測是一種可以告訴你是否患過這種疾病的方法。理論上,就是你是否對這種疾病有免疫力。血清學檢測也非常容易操作,類似一種測試懷孕的方法。”

  莎拉認為,我們目前正在努力做的是控製新冠病毒,儘可能挽救更多生命。血清學檢測不僅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我們在疫情中所處的階段,還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是否已經獲得了足夠的群體免疫力,是否“正朝著一個受保護的種群邁進”。

  巴基

  則提醒道,當疫情高峰過去,開始放鬆控製“社交距離”等措施時,必須格外小心,以確保一些地方在它們需要被保護的時候仍然受到保護,比如療養院。而決定是否放鬆防疫措施的其中一個判斷因素就是血清學檢測,因為這樣就可以判斷一個人是否被感染過。

  但是,目前為止,血液中有多少抗體和一個人是否真的受到抗體保護之間的關係還是一個未知數。“並不是所有的抗體都能防止再次感染。關於人們獲得了多少免疫力,症狀非常輕微或沒有症狀的人們是否得到了足夠的保護都還在研究中。所以,我們需要找出答案,這將是我們應在多大程度上擔心病毒再次暴發的關鍵。”

  人類應該從這場疫情中吸取什麼教訓?

  珀爾曼

  表示,我們得小心所有的冠狀病毒和蝙蝠,並研究他們和中間宿主的關係。

  古普塔

  也提醒道,這次的疫情不是第一次來自動物的感染,而且這種情況還在繼續發生。因為人類使動物大量繁殖以獲取食物,並且越來越接近動物生活的環境,在動物間傳播的疾病也隨之傳染給了人類。

  沙夫納

  則總結稱,病毒提醒我們,這不是一個“國家性病毒”,而是一個“國際性病毒”。 為了最成功地發揮作用,我們必須作為一個國際社會進行合作。無論有什麼政治分歧,這是一個國際性問題。病毒不需要護照。此外,開放性和透明性非常重要。

  在中國付出巨大代價抗疫並未國際社會贏得寶貴時間後,歐美國家依然未能阻擋疫情在本國的暴發和擴散。珀爾曼認為應該思考為什麼最開始其他國家的警告沒有得到重視,導致了疫情大暴發。

  如今不斷增長的新冠肺炎病例已使不少發達國家的醫療資源不堪重負,古普塔認為國家在國防和武器上花的錢越來越多,卻沒有花足夠的錢來保護我們自己的健康。“我們需要強大的公共衛生。我們需要確保世衛組織資金到位,他們多年來資金不足”。

  而珀爾曼則指出“我們還應該真正為大流行做好準備,比如我們有多少帶呼吸機的床位?需要做多少檢測?”但從當下的情況看來,很多國家在這場疫情面前仍然是倉促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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