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體關注會影響學醫的意願嗎?
2020年04月03日18:35

原標題:媒體關注會影響學醫的意願嗎?

​#2020年全國高考延期一個月舉行#

2020年,我們接連見證歷史。

當疫情漸漸平息,整個社會的暫停鍵緩慢鬆開,媒體的關注也開始從疫情、醫護群體轉向了社會和生活的正軌上。

幾週之前對於醫護群體密集的媒體關注,似乎已經成為過去。不過,對於正在備戰高考的考生來說,曾經的那段令人熱血沸騰的“高光時刻”,是否會影響他們對於醫學專業的選擇呢?如果是,媒體又是通過哪些因素,何種機製作用於考生學醫的意願呢?

今天,讓我們一起來聊聊這個話題。

一、我國缺醫護人員嗎?

先解決一個前提問題,我國缺醫護人員嗎?缺。

數量上,同其他國家相比,

我國每千人的醫、護人員數存在差距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數據顯示,2015年,我國每千人執業醫師數為1.79人,比美國每千人約少一位職業醫師(2.58人);每千人護士數為2.31人,比美國每千人約少6名護士(8.55人) 。

質量上,我國臨床醫師隊伍學曆層次和執業資質參差不齊

。其中,近半數執業醫師為本科以下學曆,近五分之一為執業助理醫師。

從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來看,若我國醫護人員培養進程保持現狀,且專業護工和駐院社工仍然普遍缺位,

在老齡化愈演愈烈的未來,醫護資源只會更加捉襟見肘

供需雙方體量失衡,資源配置不均,還要兼顧質量、效率與可獲得性,醫護群體負擔加重,醫患關繫緊張的情形或將難以避免。

對於醫療這一專業門檻較高的行業而言,高考考生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未來這一領域人才儲備的數量與質量。而這,將會對我國未來健康、衛生、醫療事業的發展產生重要影響。

因此,

大學專業選擇,不僅是個人私事,更是影響社會資源配置與發展的公共事件

既然我國醫護人才儲備需要擴充,那麼回到我們最初的問題,媒體關注會影響考生的學醫選擇嗎?

二、榜樣的力量

這一個月以來,看鍾南山院士更新疫情信息,聽張文宏主任幽默指示,似乎成為了一種習慣。

在密集的媒體關注下,“平時在醫院里,繞著牆根走”的張文宏醫生,成為了“可愛的中年男人”,圈粉無數。鏡頭下奮戰在疫情一線的醫護群體,也展現出了人性的可愛,職業精神的堅守,與社會責任的擔當。

那麼,這樣高光的人和事,除了情緒上的激勵,是否會真正對專業選擇這一實際行為產生影響呢?

研究者證實了這種榜樣的力量。

研究發現,

行業榜樣 (Superstar) 的出現會帶動更多人投身相關行業

,這種帶動作用在控製了行業收入的情況下,也仍然顯著 (Choi, Lou & Mukherjee, 2016)。

“學生們開始湧向計算機科學,因為他們夢想成為一下個馬克·朱克伯格”

(Students are flocking to computer science because they dream of being the next Mark Zuckerberg.) New York Times

或許大家已經注意到,我們的大腦總是有關注那些奇特,不同尋常事物的偏好 (Kahneman, 2011)。相比於普通的人與事,格外出眾的事物往往會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這也是“標題黨”能夠吸睛的原因。

一方面,

媒體關注催化且加強了榜樣們的優秀特質

。密集的媒體關注,多種媒體呈現形式,所帶來的不僅僅是數量上“說三遍”的重複效果,而是全方面,多時段的魅力展現,從而產生出類似於偶像的激勵效果。

另一方面,

行業榜樣本身,象徵著極高的職業回報

。如同前文提到的,在富豪榜和影響力個人榜上,均占有一席之地的朱克伯格。我們對鍾南山院士和張文宏主任的信賴,其實也體現出醫生這一職業較高的職業聲望。

由此可見,榜樣,可以激發一腔熱血,喚起社會責任感與自我實現的強烈願望,並激勵人們採取行動。

但熱忱的同時,也會有冷水潑下。

三、負面新聞“勸退”效果顯著

若將時間倒帶,在疫情之前,媒體關於醫療行業的相關報導,常常是令人感到憤怒或悲痛的。

今年1月份,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The Lancet) 刊登評論文章《保護中國醫生》(Protecting Chinese doctors),直指在2019年12月24日,急診醫生楊文被刺死後,中國醫患關係陷入最低穀。

針對醫護群體的暴力行為是全球性問題,但在中國,“醫鬧”行為的規模、頻率、危害程度,尤為惡劣。這樣的暴力傷醫事件,成為了考生在考慮臨床醫學相關專業時“真實可感”的顧慮。

剝離開醫鬧事件本身對醫生的職業吸引力影響,研究者發現,對於醫鬧事件的媒體宣傳,同樣會降低學生學醫的熱情:

報紙上每新出現一篇醫鬧報導,醫學相關專業入學率下降大約0.6%

,而在與患者直接接觸的臨床醫學等專業,這一影響甚至翻倍 (Bo, Chen, Song, & Zhou, 2019)。

研究者還發現,

這些報導除了使報考數量下降外,報考學生的平均水平也在下降

,即錄取考生的平均排名降低了。換句話說,高分學生可能對於醫鬧宣傳更加“敏感”,或因更有選擇空間,而被真實勸退。

而這種“勸退”的背後,實則是考生對於職業風險的考量。醫鬧宣傳所呈現的職業風險,觸發了考生對於未來工作環境安全性,職業生涯穩定性的擔憂。

若我們再回憶的更久一點,除了聚焦於“醫鬧”外,還有一類關於醫療行業的負面報導:醫生的“違規行為”。

前者醫鬧問題,暗示了職業風險;而後者違規行為,則損害了醫護群體的社會形象與信任度。

比較這兩類關注,職業風險的提高與職業聲望的下降,誰的“勸退”效果更強呢?

答案是前者。

因為,關於醫鬧的報導,往往熱衷於展現出人身傷害與暴力行為的細節,從而傳達出更強烈的負面情緒。而這種情緒使得媒體的說服效果大大增強 (Bo, Chen, Song, & Zhou, 2019)。

媒體對於醫療行業負面事件的關注,通過對職業風險和社會聲望的建構,塑造了考生對於相關職業的印象。

四、是生存策略,更是向上社會流動的考量

但我們不禁要問,真的沒有人願意學醫了嗎?

實際情況或許比我們想像的要好一些。

從數據來看,醫學類專業報考人數呈上升趨勢,臨床醫學專業甚至屬於畢業生規模前十的專業。

學醫人數在數量上,沒有下降

但不可忽視的是,考慮到我國整體人口數量,年齡結構,供求關係,目前的增長似乎還遠遠不夠。

回到專業選擇本身。醫學類專業具有社會認知度高,預期收入好,職業確定性強,累積社會資本這四大優勢。

先說社會認知度。

醫生,作為絕大多數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具有較高的職業認知度。相比於其他諸如“社會學類”的小眾專業,“醫學類”在厚厚的《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錄》中,具有天然的“臉熟”的優勢。

再說職業回報。

上大學,歸根結底還是為了找工作。這個邏輯,恐怕深埋在大部分人的潛意識中。

經濟學常常關注於市場真實回報與教育投資的關係,但更多的研究認為,是考生及其家庭的認知回報影響了教育決策 (Jensen, 2010)。而學醫,在普遍認知中,象徵著專業,體面,穩定與受尊重。因此,讓孩子做醫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有家人或朋友從事醫療健康工作的考生,具有獲得更深入的一手數據的優勢。而更多的考生對於醫療行業的認知,可能來源於媒體所傳遞的二手數據。在這種情況下,媒體承擔著縮小信息不對稱,塑造認知的功能。

再看職業確定性。

除了體面的收入外,與眾多“萬金油”專業相比,醫學專業,尤其是臨床醫學,往往對應著相對單一的職業道路。另一角度看,這種“單一性”體現了醫學專業職業前景的相對確定性與穩定性。滿足了考生家庭對於“好找工作”的期望。

麥可思發佈的《2019年就業藍皮書》顯示,超三成的2018屆大學畢業生的工作與專業“不對口”。而醫學類專業,成為本科學科門類中,畢業生工作、專業相關度最高的專業(93%)。

具體來看,相關性高的Top10專業中,除小學教育和建築學外,均被醫學影像、臨床醫學、口腔醫學等醫學類專業佔據。

最後,看社會分層。

在我國醫療資源仍不充分的場景下,“醫生”這一身份本身就附帶著稀缺的社會資源,連接著一定的社會資本。出於這種考量,對於一部分家庭來說,學醫,不僅僅是一種生存策略,也是一種向上社會流動的考量。直白來說,包含著一種“醫院裡面有人”的樸素願望(李飛,2015)。

五、媒體關注打破信息壁壘

有研究者認為,目前,我國醫學畢業生從事臨床醫生的興趣下降。通過整理2005-2014年的《衛生健康統計年鑒》發現,

十年間,我國共培養了約470萬臨床醫學畢業生,但執業醫師的數量只增加了75萬 (Lien et al., 2016)。

造成這種差異的潛在原因有很多。可能來自於“執業醫師”本身的門檻設置,也有可能來自於專業選擇之時,由於考生對於專業、職業的瞭解途徑有限,而帶來的盲目性。研究者證實

,學生們在入學之前往往過於樂觀,從而對於自身能力以及學業要求的認知產生偏差

(Stinebrickner, 2013)。

欣喜的是,

一些媒體形式已經開始彌補這種信息不對稱帶來的不足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紀錄片將鏡頭投向了醫院,聚焦在了醫護群體身上。《生門》、《人間世》、《急診室故事》、《中國醫生》,醫療類紀錄片逐漸湧現,全景化展現出醫護群體的工作狀態,醫療體系的運轉,以及醫患之間的真實生態。

有治癒,也有失敗。醫學中存在太多無法踰越的變數,現代醫學也只是在未知中不斷試錯。這樣的呈現,或許會讓更多考生燃起熱血的同時,也具有應對壓力,責任與挫敗的思想準備。

“每天早晨8點鍾開始交班、查房、換藥、上手術、收病人、寫病曆、理病曆……忙碌、枯燥卻又充實的一天就這麼結束了。這是我,也是很多醫生一天的工作日常。”——《中國醫生》南京鼓樓醫院皮膚燒傷科醫生 徐曄

榜樣的事蹟帶來激勵,負面的新聞倒逼措施與製度的出台,紀錄片更好的打破“神話”,回歸到人的努力,回歸到職業本身。

真實、深入的媒體關注,有助於打破信息不對稱的壁壘,這不僅僅為未來潛在從業者提供可靠信息,優化社會資源配置;也能夠搭建起醫患溝通橋樑。為轉變文化氛圍,打造更良性的醫患生態助力。

六、疫情之後呢?

疫情過後,還有更多的事情值得思考。

不管承認與否,媒體,在塑造大眾認知上,茲事體大。

面對更有底氣承擔職業競爭風險,更勇於追求自我實現的下一代,媒體在提供更多關於行業的數據、調查等經驗證據,

展現更多專業要求與職業現狀,助推尊醫重衛社會文化氛圍等方面,大有可為。

新冠大幕落下,那段對於醫護群體的高曝光時刻也已成為過去的故事。

但願醫患之間這份“生命所繫,性命相托”的信任長留;致力於投身醫療行業人們的情懷不滅;關於健康、衛生領域的政策、製度的討論熱度不減。醫生、護士可以成為充滿安全感,使命感與成就感的職業。

最後,祝2020年經曆了這場不尋常備考的廣大考生,“衝刺”順利,學有所成!

參考文獻

[1].Bo, S., Chen, J., Song, Y., & Zhou, S. (2019). Media attention and choice of major: Evidence from anti-doctor violence in China.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170, 1-19. https://doi.org/10.1016/j.jebo.2019.11.012

[2].Choi, D., Lou, D., & Mukherjee, A. (2016). The effect of superstar firms on college major choic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https://doi.org/10.2139/ssrn.2845711

[3].Jensen, R.(2010). The (Perceived) returns to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schoo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25(2),515-548. https://doi.org/10.1162/qjec.2010.125.2.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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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Lien, S. S., Kosik, R. O., Fan, A. P., Huang, L., Zhao, X., Chang, X., Wang, Y., & Chen, Q. (2016). 10-year trends in the production and attrition of Chinese medical graduates: an analysis of nationwide data. The Lancet, 388, S11. https://doi.org/10.1016/s0140-6736(16)31938-9

[8].Manski, C.F. (1993). Adolescent econometricians: How do youth infer the returns to schooling?. In Studies of supply and demand in higher education (pp.43-60).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9].Stinebrickner, R.,& Stinebrickner, T. R. (2013). A Major in Science? InitialBeliefs and Final Outcomes for College Major and Dropout.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81(1),426-472. https://doi.org/10.1093/restud/rdt025

本期作者&圖文編輯

杜姍姍

中國人民大學 人口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研究生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 社會政策研究生

本期責編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靳永愛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 李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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