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張國榮的愚人節懷古
2020年04月03日19:45

原標題:寫給張國榮的愚人節懷古

原創 趙汗青 北大青年

全文共4080字,閱讀大約需要7分鍾。

本報記者

趙汗青 中國語言文學系2015級本科生

2019年4月1號,我背著書包,塞上寥寥幾件衣服、電腦和書,無情拋棄了因弄丟全部證件滯留深圳、只能靠住豪華酒店聊以自寬的苦命隊友,一個人去了香港。

那幾天,香港春風肆虐,基本上已經成了颱風。而張國榮自殺的文華酒店在中環,緊鄰四面透風的Victoria港,連暴風都是八方通衢的。跋涉其中,時刻都像在做一場360度的通體浸沒式SPA。瘦高抽條的摩天大樓錯落粘連,如生長激素分泌過剩的鋼鐵雨林,令風的方向來勢愈發莫測詭詐,人好像穿梭於正在進行開胸手術的肋骨之中。我的頭髮被吹成了一隻笑口常開的八爪魚,滿是吸盤的手臂風騷無賴,輪番吸附在我眼前。我跟頭髮撕扯著搏鬥著,忽然抬頭,一眼望就到了遠處樓頂上幾個巨大的單詞:“Mandarin Oriental(文華東方酒店)”。

它像資本主義密林上空的一橫北鬥星,乍亮於天色杳冥之上。我還沒來得及愣住,一招亢龍有悔級的陰風當胸拍了我個滿懷,推得我趔趄地撞在了身後的高樓上。我順著牆滑到了地上,過了好久,居然有路人給我遞紙。我才發現我可能在哭,至少看起來是。可是海腥氣的大風直往眼裡頂,我也不知道這眼淚是生理性還是心理性的。或者,用古往今來無數騷人上銅雀台、弔古戰場,過陳琳或蘇小小墓的心境自我套用一下,是“歷史性”的。

然而哥哥遠算不上“古人”。我對哥哥的愛也只有七年,儘管的確符合段小樓對蝶衣說的“這不小半輩子都過來了嗎?”,但這前提是我統共也沒活幾年。所以這愛本質仍是“嫩而不古”的。但在4月1日來看哥哥,對我來說,真真正正有著一種“懷古”的意義。

酒店外的花海漲潮一樣擁著沿街黑色鏡面樣的樓身,幾乎半條街都要被騰溢的濃香醃入味了。從清早到傍晚,獻花圍觀的人群始終排成長龍,鮮花一圈圈、一層層地堆疊,如趕快就要開啟預警的積雪。在四月的第一天,這裏的花勢增長,迅速得像一個飛快有絲分裂的春天。

我徘徊了老半天,還是叫不到鮮花速遞,能搜到的店大部分還都在廣東。於是我對著手機地圖,開始了抓耳撓腮的識途之旅。我這才意識到,香港最最寸土寸金的地方,其道路、建築的縝密複雜程度,簡直是一個把我騙進來殺掉的路癡屠宰場。這豈止是麻雀雖小,五臟俱全,對我來說,完全是麻雀在骨縫裡雕族譜、肺腑內壁繡染色體雙螺旋。在經曆了一次次跋天橋涉人潮,最終依舊返回原地的摸爬滾打後,我終於鑽進了一家看起來有幾分精緻氣息的花店,問:有白玫瑰嗎?

“有啊,你要幾朵?”

我慘慘地看著瓶里稀疏的碗狀白花——它們精緻但卻面黃肌瘦,滿臉寫著膠原蛋白流失,像更年期的貴婦人:“46枝……有嗎?”因為哥哥活了46歲。“……有!”店員小哥一頭紮進花堆裡找了起來。過來一會,我才後知後覺地問,多少錢一朵?

當聽到這殘花敗柳一枝50港幣時,我感覺自己被錢包窩心捅了一刀。我看著它們年老色衰的臉,對哥哥的癡愛和被資本主義仙人跳的悲憤在心裡迅速天人交戰了一下,當場決定把哥哥的壽命砍成了夭折。

在抱著一束玫瑰一束百合找回路的過程中,我恨恨地給朋友發微信,詢問香港的正常物價。最終得出一個結論:香港的鮮花有情人節價、清明節價、Leslie價。其中,以Leslie價最誇張。

我一直在中環轉悠到了日落,腿酸腳軟、電量耗盡。在咖啡館靜待手機這一生命之源複活,兼候港大學妹前來撿我的過程中,我翻開了隨身帶的唯一一本書:臧棣的詩集《騎手與豆漿》。我正好讀到後面的詩論部分,有一篇文章叫《一首偉大的詩可以有多短》,講的是戴望舒的短詩《蕭紅墓畔口占》。全詩只有四句:“走六小時寂寞的長途/到你頭邊放一束紅山茶/我等待著,長夜漫漫/你卻臥聽著海濤閑話”。

幾年前我就慕名讀過這首詩,但沒有一次共情到了臧棣浩浩蕩蕩寫下的那種動容:語言的重與輕,氣氛的黏稠與清新,1944年整個中國隱隱的遲遲鍾鼓初長夜,在詩中摳下的一個青色的指甲印。我從文學上理解,從情感上不允。但那一刻,坐在窗前,一種啟示般的感覺,如落山的日光,角度刁鑽地照了進來——我好像突然間共鳴了戴望舒。不過共鳴的不是詩歌,是行為。

……我也是遠遠地,特地來香港就為了看你啊!我也是走了六個小時,就為了“在你頭邊放一束”白玫花啊——不,我走得時間更長,差不多十個小時了,這還不算飛機里程……我捏著呲牙咧嘴的腳踝,暗暗腹誹戴望舒你有什麼了不起的。

然後我試圖改這首詩的字,看它能不能變成一個天賜的《張國榮墓畔口占》。緊接著,我猛然發現,它一個字也不能改。“寂寞的長途”無法替換,紅山茶好像根本不可以是第二種花。我揪著頭髮搜刮自己的漢語詞彙量,最終發現似乎戴望舒隨手拾起的一個最樸素基礎的詞彙,已經是檢閱了千萬種漢語組合後,擇定的最佳選項,沒有之一。我的任何替代,在它面前都成了不倫不類的綴飾,像為秋水塗眼影,給山桃花夾眼睫毛。我不能說我走了多久虯亂的山路,我也不能說我的哥哥像流星閃過……縱然是一塊再不起眼的頑石,當你發現無論是刀劈斧鑿還是針紮,都無法破壞它的結構一絲一毫時,就不得不承認:這是一顆金剛石,是渾金璞玉。

因為我真的體驗不到“長夜漫漫”。即使我再有憂患意識,我如今的國家也無法讓我感到切膚的“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而哥哥,亦是快樂的、天真的、爛漫赤誠的——當我們說一個人是赤子的時候,往往先驗地賦予了他一種悲劇意蘊,卻忘了“赤子”首先是“孩子”。紀念與懷念哥哥更是快樂的,就好像不會有人含淚賽龍舟吃青團一樣。尤其是晚上,文華酒店前的空地有巨幕放映哥哥的紀念長片。很多爺爺奶奶級的人在人群中甩著腦袋揮著螢光棒,跟著台上勁歌熱舞的張國榮唱《Monica》《大熱》《熱辣辣》這種頗可令人老臉一紅的歌。愛他是一種酣暢的永遠:永遠的青春,永遠的流行,永遠的裙下之臣。

但一種純粹私心的文學史共情,讓我把蕭紅和張國榮無緣由卻有緣份地聯繫到了一起。忽然間,這座歷史並不悠久的城市,好像一瞬間,在作家“傾城之戀”的歷史與明星演藝風流的歷史間,被打通了任督二脈。它成了一個“她”死在這裏、“他”也死在這裏的地方——一塊“埋人的地方”。在這個地偏成滄海遺珠的地方,有人孤城落日斜地離世,有人一顧傾人城地死去。我知道人與人之間的傾慕和迷戀大多是難以講出堂皇的道理的:我喜歡張國榮,臧棣喜歡《蕭紅墓畔口占》,戴望舒喜歡蕭紅……但死亡雋永而透亮的共性,讓我理直氣壯地感覺,甚至是深信,我對張國榮,是“愛這世界哪夠愛你偉大”——就像他自己唱的那樣。

我對哥哥的愛本質是愛《霸王別姬》。我已經在無數文字與場合里跟人重複過,15歲生日那天如何被程蝶衣傷筋動骨地影響至今——甚至一定會繼續影響下去。那種震撼,是在一個剛剛走過中考創傷,每天在懷疑中思考學習、努力與人生的意義的青春期少年,被宿命陡然降臨的羽翼,扇了個頭暈目眩;是逃出戲班的小豆子看到風光無限的戲台,突然決定“從一而終”成一個“角兒”;是削骨還父、削肉還母后破碎的哪吒,被太乙真人重塑蓮藕的肉身。或者,它的本質其實是,在一個人已經快乾渴貧血而死的時候,忽然有一股同類的血型強力打入她的頸動脈——那血澎湃、清新,比心臟本身更鮮活。

直到大二一個五月的夜裡,我和羅茂軒喝著啤酒繞燕園聊天的時候,我才把這種感動及震動的本質表述了出來:“程蝶衣不是別的,他是一種哲學——在一個人人都不再相信了的時代里,他把相信本身視為了一種信仰。”

我不認同把《霸王別姬》視為一種後殖民的鏡像、性別意識的綺靡樣本、酷兒理論的套用場;我也不認同陳凱歌定義的“迷戀與背叛”的愛情故事,我甚至不認為它是一個藝術家為藝術獻身直至殉道的現代神話。我認為程蝶衣是一種哲學——甚至連“道成肉身”的稱謂都顯得多餘,遮蔽了“道”本身的純粹。小蝶衣徹底決定“師哥,我要讓你跟我……不對,就讓我跟你,唱一輩子戲,不行嗎?”的瞬間,不是那個有強暴與閹割意味的師哥用煙袋燙嘴,而是師父為他們講《霸王別姬》的故事,說虞姬問什麼要死?——因為“從一而終”。

從一而終本質是一個動作,它是一個主語和孤零零的謂語在漢語里孤單單的死生契闊。這個“一”是哲學里“道”的第一個孩子,它投胎到世間後可以選擇任何一種形態:一項事業,一種概念,一個人。在《莊子》里,它是一種對“自然”偉大的戕害: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日瓦戈醫生》里,這是一種現代人最根本的精神特質:“個性自由和視生命為犧牲的觀點”。蘇格拉底說未經反思的生活是不值得一過的。而反思過後,一個哲學的結論——或者說,一個程蝶衣的結論,便是“生的意義,便是有朝一日為某而死”。

《霸王別姬》把這種精神總結為了“愛”,所以主題曲成了一首地道的情歌《當愛已成往事》。但這種愛是一個孤絕的動詞,而非兩個名詞的黏貼——是張國榮一個人在MV里沉入水底,而不是李宗盛林憶蓮的情史追憶。像臧棣在詩里寫過的一句:“除了愛,一切都是假象;但多數時候,我們都太聰明,往往止於愛是最大的假象”,是一種無象的真相。

我愛程蝶衣。並且在一次次自問中,我確認了這種感情,和“愛張國榮”密不可分。原著里的程蝶衣,不過是一本三流小說里,“婊子有情,戲子有義”的奇情主人公。若換成別的演員——換成尹正,那蝶衣就是嚼餅乾的胖倉鼠;換成餘少群,可能就只突出了哀感頑豔的美麗與哀愁(換成薑文還是算了,無法想像)。如果真是尊龍來演的話,儘管《蝴蝶君》證明了他雌雄同體的美感,但雌雄同體的本質是有雌有雄、男女兩面。而張國榮演繹的蝶衣則是磨滅了與性別有關的一切詞彙,成為了一個還帶著“原”與“初”的胎記的孩子,“嬰兒之未孩”。這可能也是為什麼,從1995年的專輯到2013年張國榮逝世10週年鋪天蓋地的紀念,以及唐鶴德寫下的話裡,對他都使用了“寵愛”。

回到2019年的4月1日。當時,我站在香港千人散場的夜裡,往日記里寫了這樣一段話——

“哥哥對我是一種塑造精神般的影響。捫心自問,他詮釋的程蝶衣和何寶榮,早已是我無意識中願循此以生、依此而立、幾死未悔的人格理想。這兩派對立的精神彙到一起,融為一個可被名為‘Leslie’的意象。我願將其稱為‘情的妖孽與愛的赤子’,弄魅意以殺人,為理想而殉難。極招搖而極深邃,極浪蕩而極莊嚴,極柔媚而極剛強。”

圖1感謝微博用戶“影視綜藝大賞”供圖

微信編輯|李潤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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