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公祭日:為了不能忘卻的記憶
2020年04月04日08:57

原標題:寫在公祭日:為了不能忘卻的記憶

死亡,在中華文化中,大多數時候是個禁忌。

大多時候,人們總是隱晦地提及“死”,比如“走了”。還有一些地區文化中,把“死”叫做“回去”,彷彿只不過是離家到了人世走一遭,然後又回到了那個本屬於自己的棲身之所。

可能究竟走到哪兒或者回到哪兒,都與逝者無關了,只是活著的人,希望靈魂可以不滅,期待未來可以再見,帶著彼此共同的記憶重逢在另一個世界。

在地球的另一端的墨西哥,有著“亡靈節”的傳統,對於死者,只要還有人記著他的名字,就不會在亡靈的世界里消失,由此,除卻死後的世界構建,活著的人還有一個任務——對逝者的懷念和祭奠。

在基督教文化中,似乎也有著類似的雙重意義——人的自然死亡和名字被剝奪或遺忘的死亡。可以說記憶,是逝者在人世間的一種延續,是跨在此岸和彼岸之間的橋樑,有記憶的存在下,就存在著生與死之間的溝通。

很多時候,活下去的人並不是生存的勝利者。死者才是真正的英雄,不論他們是否是被迫直面死亡,但他們帶著尊嚴走上了一條告別的路。而活下來的人,是倖存者,不僅僅要繼續面對這個略有些殘酷的世界,更要背負著逝者的記憶以及其中的責任。

生者對於逝者盡的第一個責任,似乎是祭奠。但實際上,祭奠是生者自我安撫的一種行為。週遭人的死去,就好像在一張原本鋪好的塑料薄膜上開了個洞,或者是一張大網中間被剪開。死亡不僅帶來了恐懼,還帶來了對原本平衡的社會秩序的衝擊。

祭奠也好,儀式也罷,只不過是生者應對恐慌的一種心理建設過程,是倖存者們聚集在一起,重新編製社會大網,填補逝者空白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我們用一種彷彿逝者還存在的心理安慰,撫平死亡的恐懼。

在生者忙於恢復往日平靜的時候,可能會在祭奠的過程中,將記憶的責任卸下,彷彿祭奠行為本身就已經盡責了,祭奠過後就可以一身輕鬆的走向新的生活。

一位社會學家曾說:“在這個生產和消費大眾記憶的時代……對過去紀念的越多,思考和研究反而越少。我們一朝給了記憶一個紀念形式,就在某種程度上放棄了記憶的責任。我們讓紀念館負起記憶的重任,而參觀者自己則無需再有負擔……就在我們鼓勵紀念館為我們記憶的時候,我們反倒是在遺忘。”

毫無疑問,記憶是有倫理的。特別是對死者的記憶,是道德中的一種特別呈現。

在世俗社會中,群體共同承擔和麵對過去的創傷記憶,人們可以選擇遺忘,因為人本身就是健忘的。但在創傷、錯誤面前,如果是單純地遺忘,就是對逝者的背叛。除了要記住他們的名字,和他們的故事之外,還有他們逝去的原因,和身為這個社會成員所共同肩負的責任。

人類以人性道德的理由記憶。哪怕對那些與我們只有淺淡關係的人們,我們也與他們由人性道德的記憶而聯繫在一起。借由人類共同創傷的記憶,各種社會群體、民族社會,有時候甚至是整個文明,不僅在認知上辨認出人類苦難的存在和根源,還會就此擔負起一些重大責任,警惕袖手旁觀的冷漠。

英國歷史學家伊恩·克肖曾說過“通往奧斯維辛的道路,為之開道的是仇恨,為之鋪路的是冷漠。”在災難面前,記憶是一種對遭受災難人的尊重,也是一種為不曾遭受災難的人在未來避免災難所肩負起的責任。所以在這個層面,我們不應該問該記住什麼,而要去問我們有責任去記住什麼。

在公祭日,祭奠是一種形式,而記憶是一種責任,我們不能把責任丟給祭奠這種形式,從而滿心輕鬆地踏上新的生命曆程。這個世界上雖然人是孤獨存在的,但沒有一個人可以單獨生存下去。逝者並不是一個與我們無關的人,而是這個社會整體中,跟我們一樣的,也許未來就可能是我的一個人。

所以,祭奠不再是一種形式,也不能只是一種形式,更不僅僅是寄託哀思。祭奠,應該是一種反思,為了不能忘卻的記憶,為了我們共同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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