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家庭|有房才嫁:婚房消費中的性別資本斡旋
2020年04月05日11:30

原標題:中國家庭|有房才嫁:婚房消費中的性別資本斡旋

電視劇《安家》圍繞房子講述了幾個家庭的悲歡離合。房子,在中國社會、中國家庭具有深刻的意義與寓意。比如在婚戀市場,它可以是一種身份象徵,也可以成為競爭資本。

當下,住房問題已給城市青年帶來了婚戀選擇方面的桎梏,沒有房產的夫妻很有可能推遲結婚;此外, 與女性相比, 年輕男性及其家庭在提供婚姻住所方面的壓力要大得多。

1990年代中國正式停止實物分房, 全國範圍內的住房市場化改革加速。在福利分房舊體製被取消、新住房保障機製尚未全面建立的情況下, 不少城市居民在住房問題上承受著巨大的經濟壓力。

關於當代中國社會婚房購買方面存在性別差異的原因,要求已婚婦女從夫居並為其丈夫的家庭成員提供照顧的父權傳統可能能為該現象提供其中一種與文化背景相關的解釋。

此外,建國初期,部分涉及代際共居安排的政策給予兒子比女兒更多的幫助,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女性婚後與男方家庭共同居住的傳統。在這種情況下,男性被期望承擔提供婚房的主要責任就不足為奇了。

然而也有研究指出,住房市場化改革後居住選擇的增加逐漸帶來婚居模式的多元化,與男方父母共居的從夫居模式的比例在逐漸下降(Logan, Bian, and Bian 1998)。當更多的父母與已婚兒子分開居住,核心家庭模式逐漸被更多中國的年輕人認可,那麼為什麼男性(和他們的家庭)仍然需要承擔購買婚房的主要責任?現有的少量研究主要強調性別比失衡與社會經濟發展等宏觀因素的影響。例如,男多女少的狀況迫使男性通過房子等物質資源提高自己在婚姻市場上的競爭力(Wei, Zhang, and Liu 2017);同時,消費社會的文化背景使得男性在婚姻支付方面壓力巨大的情況進一步惡化(Zavoretti 2016)。此外,年輕女性在家庭財產繼承、父母支持購房、夫妻財產登記和離婚財產分割等領域的性別平等權利受阻,從而鞏固了男性主導的社會秩序(Hong Fincher 2014)。

當前,在國內的社交媒體和網絡論壇上,有大量的帖子抱怨在婚姻要價方面的“女性特權”,批判青年女性在擇偶實踐中的物質主義邏輯。從2011年8月至2017年6月,筆者在廣州與深圳採訪了48位年齡在24歲至40歲之間的女性,以考察青年女性如何在與婚房購買相關的婚姻要價協商中利用自己的“性別優勢”,探討她們在這一過程中的觀念和實踐如何與當前中國的性別關係、代際關係和社會經濟轉型密切相關。通過分析這種“女性特權”的來龍去脈,筆者也希望引發讀者對當前我國社會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現象的更多關注。

婚房購買中的性別差異:男性需要承擔更多購房責任

不少被訪女性坦陳她們想找到一個能夠提供婚房或者至少承擔大部分婚房消費的伴侶。在這些女性中,部分人希望對方提供無貸款的婚房,少數人提出如果男方在婚前已經購買了房產,她們會要求婚後對方在房產證上加上自己的名字。還有部分女性提出希望男方負責首付,她們在房產共有的情況下願意共同還房貸;如果男方在婚前已經有無貸款的房子,她們則希望對把房子賣掉,用所得的現金作為首付再購置一套新房,她們參與還房貸,這樣在房產證加上自己的名字會相對“心安理得”一些。當被問及女性為什麼尤為看重婚房和房產證加名字等問題,不少被訪者提到在當今生活壓力大、婚姻穩定度低的高風險社會,她們寄望於通過擁有房產來提高自己的“安全感”。

這種在家庭經濟支出中應該有性別差異的價值觀在被訪者中非常普遍。這些女性都有能自給自足的工作,這是她們能強調自主性的重要前提。然而,在購買婚房這一需要大量資金投入的重要生活事件上,她們似乎採取了一種自我削弱式的自主,讚同男性主外的價值觀,認為男人應該承擔更多養家餬口的經濟責任。

如今的年輕女性不再像她們的父母輩那樣能享受由福利分房製度提供的社會保障網絡,她們被迫參與到由市場化住房改革等社會變遷所帶來的住房經濟壓力增大、不確定性增多的社會生活中。有學者指出,在當前以市場為導向的消費社會中,中國年輕人往往追求有物質保障的戀愛與婚姻(Zavoretti 2016, Farrer 2011)。在這種情況下,部分被訪者對傳統婚戀文化與女性角色的工具性利用或許可以被解讀為一種性別資本斡旋的策略,其實質是風險社會中自我保護的實踐。然而,這種策略性的做法往往不得不以犧牲她們的男性伴侶的部分權益為代價。

以物質為基礎的“安全感”

在提到婚房購買的問題時,許多被訪者將討論延伸到為什麼她們不願意“裸婚”,強調自己對以物質為基礎的“安全感”的重視。從她們的話語中,筆者提煉出這些青年女性在擇偶與做婚姻決策時強調物質基礎的原因。

首先,婚房在很多女性眼中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有不少被訪者都提到住在不是租來的房子裡,才感覺有一個“真正屬於自己的家”。

其次,不少被訪者擔心“裸婚”使她們難以在充滿不確定性的社會環境中應對風險。很多人提到,近年來不斷攀升的離婚率影響了她們對自己婚姻關係的信心。當婚姻有可能不穩定時,她們會更想要抓住一些物質的東西來增加自己的安全感。在她們眼裡,婚房可以鞏固承諾,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未來的不確定性。

此外,在照顧家庭方面的性別不平等也影響到部分青年女性對婚姻中物質基礎保障的要求。在本研究中,絕大部分的已婚女性表示,她們在養育孩子上投入的時間和精力比丈夫多得多,而且這種育兒的負擔通常都得不到製度性的支持。同時,她們曾目睹或聽說的女性比男性在離婚財產分割中通常更弱勢的事例也讓她們感到擔憂。這是促使她們想要在婚姻中得到更多物質“保障”的重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本研究中約三分之一的被訪者也強調,她們不想在婚房購買中“占男人的便宜”。這些女性大多對自己的職業發展有充足的信心。她們希望通過保持經濟獨立,在兩性關係中獲得“平等的話語權”。這類被訪者普遍相對年輕,還沒有打算馬上購房。與“房奴”的壓力相比,她們在這個階段更注重生活享受。

代際互動影響下的婚房購買與性別資本斡旋

然而,女方父母對未來女婿的物質要求高也是一個普遍現象。儘管一些年輕女性想要獨立,不少父母仍然鼓勵女兒遵循男性承擔家庭主要經濟責任的傳統。

有學者對中國父母干預子女婚姻的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這可能與父母過往的生活經曆相關。這些父母中有很多人在文革期間經曆過下鄉插隊回城受阻,所以他們非常認真地對待子女的婚姻,希望盡最大努力幫助孩子結婚並在城市定居(Zavoretti 2014)。在市場化改革中,城市的中老年父母逐漸失去了計劃經濟時代從單位製度中獲得的利益和保護。因此,他們中的很多人想幫孩子找到門當戶對甚至是經濟狀況更好的對象,希望這有助於保障甚至提高整個家庭在社會生活中抗風險的能力。在城里有房或是有購房的能力,通常被這些父母認為是一個人的能力和家庭背景良好的標誌(孫沛東2012)。因此,在評估子女的戀愛對象時,房產是一個明確的指標。

此外,儘管住房市場化改革等社會變遷使得兩代人合作購房的情況在增加,但父母在對子女的購房投資方面存在性別不平等。受重男輕女的觀念以及房產通常登記在丈夫名下的舊習俗的影響,尤其在非獨生子女家庭,很多父母不願意給女兒提供購房支持。

在婚房購買這個議題上,女兒的性別資本常與其父母的經濟資本共同作用,引致婚房購買與相關婚姻要價方面的“女性特權”現象。該現象通常又可分為兩種情形。一方面,對於來自經濟狀況較好的家庭的父母來說,儘管他們有能力也願意為女兒的住房消費提供支持,許多父母仍然認為,男性及其家庭應該為小兩口的家庭做出更大的經濟貢獻。儘管一些女兒對此有不同的觀點,她們也很少與父母發生直接衝突。與家庭經濟狀況較差的同齡人相比,這些女性在成長的曆程中得到了父母更多的投資,所以她們常常覺得自己需要給父母更多的回報。在兩代人出現意見不一致時,她們更有可能有意識地屈服於父母的壓力,以此作為對父母的回報。其次,由於經濟狀況良好的父母有能力為成年子女的重要生活事件(例如住房消費)提供不可或缺的經濟援助,這種經濟優勢也會促使代際權力的天平向有利於父母的方向傾斜。

另一方面,對於來自經濟狀況較差的家庭的青年女性來說,她們從父母那裡獲得購房消費資助的可能性要小得多。筆者觀察到,由於社會經濟背景相對較弱的父母無法為女兒提供物質幫助,他們更有可能要求自己未來的女婿比女兒更有能力,賺更多的錢,有更好的職業前景。有些父母甚至敦促女兒利用傳統的性別文化,讓男性承擔更多的養家責任。對於考慮在婚房購買協商中利用自己的性別資本的女性來說,這種父母的聲音助推了她們的決定。當女性(以及她們的家庭)能夠調動的經濟資本較少時,她們會更有可能寄望於運用性別資本去獲得利益。值得注意的是,也有部分相應背景的被訪者拒絕這樣做。對於她們來說,缺少父母的經濟支持,也不失為一個重新定義兩代人話語權的機會。

結語

在當今社會離婚率攀升、情感生活穩定性降低的背景下,不少年輕人寄望於通過婚房等物質資源抵消親密關係的不確定性。在消費社會里人們對婚姻的物質要求日益增加的背景下,青年們似乎也更傾向於借助具體的經濟和物質資源來傳達、鞏固與婚戀相關的承諾。

此外,在家庭勞動分工、離婚案件處理和職場發展機會等領域存在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也影響了部分女性對婚姻物質保障的要求,促使她們重新宣揚“男強女弱”等傳統性別話語。不可否認的是,部分女性的確通過對傳統性別觀念與婚戀文化的策略性使用使男性承擔起大部分的婚姻與家庭生活的經濟負擔。然而,這種性別資本的運作並不意味著女性地位的提升;諷刺的是,它使男女兩性都陷入了不平等的惡性循環。

[作者鄭靜為深圳大學社會學助理教授、香港大學博士。更詳細的研究內容可查閱作者近期發表於《中國社會學評論》(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的文章。論文檢索信息:Zheng, Jing. 2020.“Women’s ‘Gender Capital’Experiences in Conjugal Housing Consumption: Understanding a New Pattern of Gender Inequality in China."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52 (2):144-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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