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疫情中結婚,我提前三個月搬到一座西班牙小島
2020年04月05日08:48

原標題:在疫情中結婚,我提前三個月搬到一座西班牙小島

原創 Vigil 三明治

文 | Vigil

編輯 | 依蔓

發自西班牙拉帕爾馬島

2018年7月,我從北京到泰國的皮皮島考高級潛水證。那是臨時計劃的假期,並非經過精心策劃,因為泰國無需提前簽證,有海灘,航班不貴,班次又多,再加上同行的朋友愛吃泰餐,才快速選定了這個目的地。

對我而言,那趟旅行就像從海底奮力掙紮到海面來吸一口氣。早在月初時,在一所境外非政府機構工作的我被一通不到一分鍾的電話告知,已經準備了一年的項目成果碰上來自“上面”的“不可抗力”而不能面世。接下來的兩週,我和同事手忙腳亂地處理因此引發的各種危機,尋找補救手段,疲憊不堪。

“殘局”收拾完畢,我立刻和朋友飛往泰國,一分鍾都不想再處理工作的事。

夏天的皮皮島是雨季,並不是潛水的好季節,因此人不多,我可以一個人獨享一個教練。但那天要去的有沉船的潛水點比較特殊,一大早潛店的教練Andrea就告訴我今天不能一對一了,因為她的西班牙朋友會加入,所以她會做潛導來帶我們兩個人。

Andrea是阿根廷人,和朋友對話都講西班牙語,她的朋友一看也是拉丁系的,濃眉大眼,棕色皮膚,曬過不少太陽的樣子,臉上留著黑鬍子,個子很高。在去碼頭的路上試著交流時,我才發現他英文不太好,只能簡單對話。問他來自哪裡,他說加納利群島。我馬上想到那是三毛住過的地方,很驚喜,馬上笑著說:“啊,加納利群島!”他很驚訝問我怎麼知道那個地方,我本想告訴他三毛是誰,但是覺得以我們的交流水平應該有困難,所以就只笑笑:“嗯。”

回憶起來,那一天風很大,船比前幾天晃得猛烈,大浪帶起海底的沙子使水下能見度比平時低。正常情況下水下視覺感受應該像隔著一層薄霧,但那天感覺身處風暴中,幾米外的大珊瑚看起來都很模糊。在水下不能用語言交流,只能靠眼神和手勢,我和搭檔不時會互相問一下對方還剩多少氧氣,他會舉著GoPro拍魚,跟我拍合照,雖然後來看到照片真是慘不忍睹,我的劉海飄起來,整個頭像水母一樣。並且後來我才知道,那天我們在沉船里看到的那條螢光紫的小蛇還是劇毒蛇。

水下照片,我完全找不到鏡頭

皮皮島的潛水船

結束潛水後,我們回到潛水船上。船不大,中間整齊地排著兩行氧氣瓶,周圍一圈不到一米寬的過道。船體並不是封閉式的,兩側有勉強及膝的護欄,加上正上方的手扶杆,就是防止人被甩進海里的唯一保護。船隨著風浪一直晃來晃去,地上有海水很滑,船上加上我們一共有十多個人,都在走來走去把剛脫下的潛水衣和鉛塊歸位,因為空間很狹小,和人側身而過更考驗平衡技能。我從頭到腳都在滴水,一隻手要舉著浸滿水的潛水衣和幾公斤重的鉛塊,又要同時夾住裹在身上的毛巾,只有另一隻手摸索著路上能抓住的邊邊角角,掙紮著保持平衡。就在我狼狽地路過我的新搭檔時,他伸出一隻手讓我抓住,幫我輕鬆地走過他旁邊。我低聲說“謝謝”,他也低聲用英文字正腔圓地說,“不客氣”。

在回碼頭的路上,我和教練Andrea給全身塗好了防曬霜,坐在船頭曬太陽,皮膚微燙,又偶爾被冰涼的海浪濺濕。她的一頭金髮還在滴水,在強烈的陽光下眯著眼睛看著我,爽朗的笑著說,“小心哦,西班牙男孩很有魅力的。”

半年後的聖誕節,我和這個西班牙男孩從拉帕爾馬島發了合照給她。

這並不是個旅行豔遇的故事,因為在遇到這個西班牙男孩的時候,我對自己那幾年的預期是要完全投身於工作的。

在泰國這趟潛水旅行之前,我入職當時所在的那家境外非政府機構已經一年半。入職之前,我在荷蘭和瑞典讀“可持續發展”研究生,討論的話題多是世界經濟系統和環境問題。畢業後我回到荷蘭實習,短短半年時間經曆了英國公投脫歐和特朗普當選這些事件,覺得西方世界正陷入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的政治漩渦,我覺得應該回到有更多發展機會的國內。

實習還未結束,我就幸運地找到了當時能想到的最完美的工作——支援一家有很有影響力的國際機構的中國項目,成為了他們的第一位中國員工。工作涉及的研究內容和我的專業方向完全一致,我常有機會結識領域內最有威望的學術專家、商政界當權者。我盼望著我們的研究成果有可能影響政策的走向、改變人們的觀念和生活,這一切讓我覺得自己在做的事情很有意義,比在歐洲看似可以一眼望到頭的生活刺激得多了。

記得有一次我和總部CEO一起參加一個會議,在歐盟代表處與歐盟駐華的官員聊起歐洲與中國未來在我們所關注領域的合作計劃。會後在路邊等車時,我忍不住感歎道:“I feel so privileged to be here”,大概神情像那個雙眼冒金星的 emoji。身邊一頭銀髮的CEO聽了,像看小孩子一樣笑看著我說:“awww, that's cute”。

那時我天真地以為這樣的理想狀態會一直持續下去,沒想到很快我就會被工作壓得喘不過氣,甚至考慮離開這個我傾注了幾乎全部熱情和理想的行業。

由於早期缺乏政治敏感性,又是初來乍到,我所在的機構沒能按一項新法律的要求獲得官方承認的合法註冊,因此作為在中國運行的境外非政府組織,要開展許多工作都變得非常艱難,無論大小項目都要經過痛苦冗長的中英律師審核、管理機構流程打磨。我尊敬的兩個能力很強的女上司因彼此不和,加上項目的壓力接連離開,這份工作最初吸引我的光環漸漸褪去。接到那通讓付出一年努力的項目成果脫軌的電話只是導火索,它引發的後續的內外部爭執消磨著我最初的熱情,我不得不努力從感情上避免被工作的風吹草動所牽製。

我的生活到那時之前都還算順利,最主要的是一直能得償所願,符合自己的計劃。本科畢業放棄在美國繼續生物醫學方向的研究,而跑到歐洲我最心儀的研究生項目學習做地球小衛士,畢業後找到了領域中最對口又讓我如願回國的工作。但我對自己生活的規劃到這裏似乎就戛然而止了。職場與學習的體驗是那麼不同,一切都如此不可控,我覺得自己更像個旁觀者,對自己職業的未來感到無力和迷茫。

於是那個夏天,我就是在這樣的心情中來到了泰國,遇到了“荷西哥”。因為加納利群島和三毛的關係,我把這個西班牙男孩叫做“荷西哥”。

那天我們下船回到潛店已是中午,街上的商販都開了門沿路兜售紀念品和花花綠綠的沙灘褲,泳衣,人字拖。我和荷西哥並排在人流中穿行,手裡都拎著鉛塊和腳蹼,他告訴我這是他第四次來泰國,第二天他要去另一個島自由潛,看海龜。我們在潛店二樓坐下,在潛水日誌上記下今天兩次潛水的細節:深度,時長,看到了什麼魚蝦珊瑚。那天Andrea忘了帶我的潛水錶,所以我的數據都要從荷西哥那裡抄,正好我也不知道看到的那些魚都叫什麼名字,趁此機會跟他學習了一下,也翻看了他的潛水日誌。算上那一天,他已經完成了26次潛水,我只有 9 次。在Andrea帶我到一邊給我講第二天的計劃前,我和荷西哥互加了 Facebook,因為他會把在水下拍的照片發給我。

其實那天晚上,我有考慮約荷西哥一起吃飯喝酒,但因為我和朋友在一起,並且和他交流並不通暢,怕會很尷尬,於是作罷。但從那天起我們就成了網友,幾乎每天都有聊天,有了Google translate的幫助,語言不再是太大問題,交流也容易起來。起初我以為我們聊天的新鮮度只能持續幾天,尤其在我離開泰國回到北京後聊天都需要翻牆,很不方便。並且我在學生時代就經常獨自背包旅行,對於與路上結識的人的聯繫無疾而終早已習慣。

然而我們竟然真的就這樣一直保持了聯繫。他告訴我其實他是帶著父母去泰國玩,接下來的兩週每天給我講述他們在哪裡做了什麼,上山,出海,或是看古蹟。在他回到拉帕爾馬之後,我們也每天一點點去瞭解對方的生活,大概因為我們的生活太不同了,對彼此都很好奇。他告訴我他所在的拉帕爾馬島也被稱為“美麗的島”,我在地圖上找過去,發現加納利群島不管是地理還是地形,都堪稱是歐洲的夏威夷群島。

他會發給我島上的照片,藍天碧海,我會發給他北京的高樓大廈和擁堵的東三環。漸漸地我們也開始學習對方的語言,我試著用西班牙語發語音信息,他用英語。有一天我告訴了他在皮皮島那天我有想過要晚上約他出來,他問我那為什麼沒有約他呢,他會很高興地來的。

荷西哥發給我拉帕爾馬的海

我發給荷西哥在北京的辦公室窗外

那次坦白之後,我們的對話就越來越粉紅起來,越來越頻繁地互相發著可愛的表情和愛心。

大概兩三個星期後,他邀請我去看看他的島。

如果我當時沒有那份又愛又恨的工作,我和荷西哥很可能就要無疾而終了。

工作儘管沒有想像中的開心,但我們每年至少有兩次團建可以去英國。兩個月後,我們的團建接上了十一假期,我又發現倫敦到拉帕爾馬有直飛,天時地利人和,一切似乎水到渠成,我便做了決定要去玩。他喜出望外,反複問了我好幾遍“真的嗎”才敢相信,我真的要跨過半個地球去看他。

在那之前,我和荷西哥只有在泰國一個上午的相處,我們一起潛了兩次水,在水下互相問了四五次“還剩多少氧氣”,在船上的對話不超過十句。我回想為什麼會對他那麼信任,信任到覺得可以去一個大西洋中間的小島上見這個網友。除了近兩個月的交談,還想起的是那天他微微皺著眉,審視我一身裝備時候的認真。潛水搭檔需要互相檢查彼此是否設備齊全,卡扣繫在合適的位置,氧氣充足,潛水衣是否有漏氣……一個疏漏就可能意味著潛水事故。那天他用手指在空氣中輕點我身上每處可能出問題的機關,也會試探著扯一扯我掛在腰上的鉛塊和背在身後的氧氣瓶是否被固定結實。而我的正牌教練Andrea每次檢查的速度要快得多。我感覺一個這樣認真的人,應該是一個可以信任的人吧。

雖然決定了去拉帕爾馬島,但去幾天卻讓我猶豫了一陣子。假期前後加起來有十天,但我擔心網友見面後很快就會厭倦,所以最後決定只去島上四天,然後去西班牙本土拜訪其他朋友再回北京。

第一次到拉帕爾馬的旅程並不順利。航班因天氣原因降落到臨近的特內裡費,我原本想接受航空公司第二天再飛的安排,但荷西哥以時間寶貴說服了我前往另一個以島內航班為主的機場,搭乘最後一班飛往拉帕爾馬的飛機。於是在原計劃抵達時間的七個小時後,我經曆了視覺上最驚險的降落。因為島很小,看起來就像是一座小山,甚至感覺沒有空間能容納一架飛機,飛行員對準機場跑道就像是把一根線頭以每小時 300 公里的速度穿過針眼。

從飛機上俯視拉帕爾馬

終於,我再次見到了荷西哥。

他穿著襯衫牛仔褲,顯得腿更細長,頭髮也經過認真打理看起來很服帖。一天的奔波終於暫告一段落,我鬆了口氣,向他走過去,我們像是相熟多年一樣,擁抱了一下。

接下來的幾天,上山下海安排得滿滿的。我和荷西哥也很快克服了陌生感。語言障礙沒有想像的難以克服,過去兩個月的對話使他的英語和我的西班牙語都有點提高,加上這兩種語言本來就共通,也能猜準大半,偶爾借助手機翻譯一些解釋不通的詞句,比如在餐廳點菜或他跟我解釋第二天要去的地方。

他開著他的小紅車帶我去小島的南邊看火山腳下的曬鹽場和燈塔。我以為我們只是來走走看看然後野餐,但他打開汽車後備箱拿出了兩件潛水衣,然後叫我過去換衣服。

小島上的曬鹽場

這是我發現的很神奇的事情。荷西哥將近一米九的個子,比我高出 20 公分,但他的衣服,甚至褲子我穿起來都很合適,除了褲腿稍微長些。因為我一向喜歡輕裝出門,所以這次從英國到西班牙前後將近二十天的旅程我只帶了一個背包,那天身上穿的襯衫都是他的。

我們穿好潛水衣,他帶我走下一段通向大海的小石梯,來到一個水泥平台。我們站在平台的邊緣,海就在我們腳下十米左右。

“來,我們一起從這跳下去。”

“什麼”

我馬上後退了幾步。我那時的游泳水平只是在游泳池里帶著泳鏡可以蛙泳,還會偶爾嗆水,隨時需要堅實的地面站起來。看著下面的海面,雖不算大浪翻滾,但也是明顯有生命一般在湧動。

我說我不行。他提議,“那我先下去,等你跳下來可以馬上來幫你。” 我答應了。他後退幾步然後小跑著跳了下去。

我試了幾次,但每次都是小跑到邊緣就不敢再前進。聽到旁邊有人在笑我,我尷尬地看著海里的荷西哥搖頭。他無奈地給我指了藏在一側的台階,我從台階走下去,我們討價還價了半天,最終我從離水面兩米多的台階跳進海里。

雖然從前很多次到過美麗的海邊,但這是第一次有人在海里等我跳下去,然後在我掙紮遊到海面緊張得亂踢時,耐心在我身邊托住我,教我呼吸,放鬆。我雖然還是很緊張,但同時意識到這是多麼難得的體驗。我身上沒有氧氣瓶,沒有救生衣,就這樣浮在不見底的大海中央,一眼望出去是海邊的黑色礁石和香蕉園。

拉帕爾馬島上的景色

我很喜歡這個島炙熱的陽光,湛藍的海,黑色的沙灘,嶙峋的火山岩礁石,形狀各異的仙人掌,加在一起有一種原始的,接近不真實的美感。我很難想像這裏和倫敦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同在一個星球。

在島上的那幾天,我們去了其他海灘游泳,浮潛看魚,也去了樹林里散步,荷西哥笑我笨手笨腳爬不上大石頭。晚上我們還會去海邊看星星,這裏果然不負盛名,在大海中央光汙染很少,是天文觀測寶地。

拉帕爾馬的國家公園

週一上午荷西哥去上班,開車五分鍾的距離,中間有半小時空閑還特意回來一趟看我。他不在的時候,我在他的房子裡工作,洗了衣服,然後去陽台坐著看書,面前就是橫穿島中心的山脈。我會看著霧氣沿著山慢慢飄上去發呆。

荷西哥的工作是政府公務員,管理當地的幾所小學,同時在學校教小孩子音樂,管理一個當地的鼓隊。他同時是業餘魔術師,還會做舞台管理……以上全部主業副業所賺的錢基本全花在他自己正在蓋的房子上。我看他在工作的日子裡進進出出,不停打電話,接電話,語氣在我聽起來總像在發號施令,十足的大男人。

然而他也有另一面,像個小男孩。他沒在加納利群島之外的地方生活過,除了大學在特內裡費,一直生活在拉帕爾馬,離爸媽車程十五分鍾,幾乎每天回家吃午飯。雖然他在野外有絕對權威,隨時告訴我往哪裡走,要注意什麼,但在家時他卻總是表現得像個孩子,要抱,低著頭湊過來搭在我肩上,讓我把他的頭抱在懷裡。

我要走的前一晚,我們坐在他的廚房,聊到以後的事,他問我願不願意搬來島上和他在一起。

我覺得這很瘋狂,也很意外。畢竟在我自己的計劃中我要在這幾年的時光中專心做個職場人,而異地的男朋友肯定對此是無益的。

這對話有些嚴肅,我有些遲疑地通過Google語音翻譯問:“你的意思是你想我當你的女朋友?”

“我不喜歡這些標籤。女朋友是一回事,但我問你的是要不要和我在一起,你就是我的全部。” Google用英語說。荷西哥認真地看著我,我聽了有點感動,伸手抱住他。

他說決定權在我。他的生活全部在這個島上,而我的工作更可能有靈活性。

那天我並沒有給出準確地回答,畢竟這關乎我的整個生活,即使雖然我過去十年都在四處亂跑。但我答應了十二月爭取出差去英國的機會,好順便再來看他。在飛機上給朋友寫信講這幾天的經曆時,我寫下一行,“也許我剛剛第三次陷入了愛情”。

離開拉帕爾馬,在西班牙的朋友那玩了一週後,我回到了我北京的小出租屋裡。

我住在離辦公室步行十五分鍾的一間合租公寓。那是國貿 CBD 還沒來得及被拆的一棟老樓,簡陋不堪,但地理位置絕佳。我的房間很小很基本,一張雙人床,一個衣櫃,一張書桌,一個拚起的小鐵書架搖搖欲墜,剩下的空間夠打開門,夠放一張瑜伽墊。我很滿足。每天的生活就是兩點一線,因為和總部的時差,常常很晚打電話會,週末宅家或約新老朋友吃飯。步行距離就能到達各種風格口味的餐廳,咖啡館,有各種(室內)健身運動的選擇,可以去看電影,逛商場,喝酒。

北京的家附近我常去的咖啡館

生活一如既往的豐富,有這麼多社交和娛樂選擇。我很難想像放棄北京的繁華和機遇,跑到小島上。再加上工作仍是我生活的中心和重心,它出現在我所有的談話中,佔據著我大部分的時間,我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很大部分都和我的工作密不可分。

那時我的職位從研究員變成了項目官,主要對接和政府部門的合作。這期間我做了幾個讓自己很驕傲的項目,都是涉及促進中英政府和專家間的交流,很符合對自己角色的定位和預期。但這些讓我心儀的項目,只占我工作內容的20%。並且隨著本地辦公室的擴大,更多更有經驗的本土同事加入,我也漸漸懂得與合作方的周旋和辦公室政治也是工作中難以避免的。漸漸地,同事們挑起重擔去拓展關係和業務,而項目也不再是我生活的重心。

但那時我也並沒有很認真考慮離開我在北京的生活,畢竟與荷西哥相處時間不長,所以並沒正式許下承諾。但我們也有默契地沒有去發展別的戀情。

那一年的12月底,我再次到了拉帕爾馬,離上一次隔了兩個月零十一天。利用總部過聖誕節的日子,我也放了年假,打算在島上呆三週。

這三週除了上山下海,我見到了他的父母,一起過了聖誕、新年和三王節,這是個西班牙互送禮物的節日。我還看了一場他的魔術表演,一直很為他緊張怕會穿幫,也陪他去給當地頻繁的演出和活動控製過燈光和音響。他帶我去看了他在建的新房子,一面朝海,三面環山,房後還有野栗子樹。他問我,喜不喜歡我們的新家。

我知道他的心意,也看到了他是個很認真生活的人。但我的不確定主要來自我自己。拋開工作和北京的牽絆不提,我知道荷西哥和我多麼不同。他生長在這裏,深深地紮了根,勤奮工作了多年,深知如何在本地尋找掙錢投資的機會,有明確的目標要早日靠被動收入經濟獨立,好去雲遊四方。而我是完全飄在空中的,獨立和自由是我一直的追尋,但我實現它的方式是從職業角度武裝自己。此時剛剛經曆了第一份工作的起起落落,每天想的不是怎麼掙錢照顧自己,而是世界的環境問題,人生的哲學問題和自己的身份焦慮。

他會蓋房子,修牆,鋪路,很多種樂器,下水抓魚,上山騎車等等數不清的生活技能,常笑我笨拙又什麼都不會做。我的時間都花在思考和談話,很難理解為什麼他幾乎從不看書,看的電影都是科幻、動作片和動畫片。我們的審美也很不一致,這是比語言不通更讓人抓狂的事情,無解又沒理可講。記得有次我收到他送的一條有兩個心形的項鏈時,內心真是翻江倒海。

荷西哥下水捕魚的行頭

我終於學會了釣魚

我對親密關係唯一的參考,就是和前男友那樣高度一致的人格和人生走向,兩個人都要保持獨立,彼此有私人空間互不幹涉,必要的時候為了事業全世界亂跑另一方也會完全理解。而荷西哥是個小鎮男孩,希望我們互相依賴,不分離。若不是他對泰國情有獨鍾,又和我在那樣的情境下遇到,我很難想像我們的人生會有任何交集。

後來我讀到一家媒體對李銀河的採訪,她經曆過王小波這樣的靈魂伴侶後,現在和一個跟自己絲毫不相像的人在一起。對此她說,他們在一起只因為愛,沒有任何其他原因。

我似乎突然就明白了什麼。

2019年,我將工作重點從項目轉移到內容和傳播,以此有更多靈活辦公的可能,於是一年中有大半時間我都和荷西哥待在他的島上,遠程工作。

去年夏天,他隨我到了中國,一起在酷暑遊山玩水,也見了我的父母,父母對他還算滿意。我們當然時有爭吵,但總會和解,也慢慢瞭解對方的脾氣。當時我仍然不知道下定決心搬去他那裡是什麼時候,也許從第一次到拉帕爾馬就看到了這個可能性,後來每次拜訪都使”在那生活“這個假設越來越真實。

而經過六個星期旅途困頓的考驗(經過數次關於他挑食的拌嘴),我似乎對一起生活有了更多信心。

今年一月,我又去了島上,本來預計中途回北京,四月再正式搬去拉帕爾馬。沒想到因為疫情影響,我回北京的航班被取消,我便“滯留”下來,提前開始了島上的定居生活。

之前讓我放不下的工作,正式合同在今年三月結束,離職之後,我將以自由職業者的身份繼續做的內容傳播的工作,直到有人接替。離職前,我和總部COO進行了一次談話。我本以為這會是兩個理想主義者對我們共同努力的事業的真誠對話,回顧項目的過去,展望未來。然而實際上這場僱員與僱主的談話只持續了半小時,冰冷得像是在訪問網頁前在彈出的Accept Cookies的對話框中打鉤。過去和我所負責的項目患難與共的感情,在這場充滿條款的對話中顯得有點幼稚可笑。談話中不可避免地提到了當前陷在疫情中的世界。COO說了一句,“it's all about survival now”。

我想我這份“理想工作”也可以以此來概括吧。

我跟荷西哥決定在婦女節這天結婚,那之前我們的申請材料在西班牙和使館間充滿繁文縟節的黑箱子中周轉了將近半年時間,才終於得到允許。荷西哥選了最早的一個週末去市政廳。我是個最沒儀式感的人,想一切從簡,對荷西哥來說,最“簡”也要按西班牙習慣,請親近的親朋好友去吃個午飯。

前一晚我和從德國來陪我的好朋友去門口采了一些野花,正值一種紫色的,像勿忘我的野花開得正好,一簇簇的遍地都是。第二天早上起來,我套上一條原為狂歡節準備的白裙子,認真畫了十分鍾的妝。我的整個準備工作比預計的還快,於是和朋友聊天,無所事事等荷西哥梳妝打扮。與市政廳約的時間是十二點,荷西哥的爸媽十一點多從鄰鎮趕來,帶來了定做的花束和花環,十分精緻,取代了我自己做的野花束。十一點五十五分,荷西哥開車,我們一行人準時到了市政廳。

儀式結束回家,在換下一身盛裝前,我拉著荷西哥去家裡的院子裡和他去年在我生日時送我的20棵果樹合影。這些樹苗買來時已經五歲大了,但枝幹還不及一指粗,不及一人高,感覺可以放在花盆里當盆景。荷西哥的爸爸自己有菜地和果園,對此有經驗,便幫我把這20棵樹種下,一邊告訴我哪棵是橙子,橘子,檸檬,芒果和牛油果。我今天仍分不清橘子樹和橙子樹,但每次看到這些樹就覺得自己是個富翁。

我覺得買來樹苗實際就是買來時光,我拉著荷西哥和這“買來的五年時光”合影,希望以後每一年,都可以陪他們一起長一歲。

我們在新房子的菜地和果園前

原標題:《在疫情中結婚,我提前三個月搬到一座西班牙小島|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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