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超球員反對降薪,俱樂部都不願意先出頭
2020年04月06日13:59

  原標題:中超球員反對降薪,俱樂部都不願意先出頭

  拜仁慕尼黑、多特蒙德、尤文圖斯、巴塞羅那……這是一份不斷增加的“足壇降薪大名單”,那麼,這份名單中是否會出現廣州XX、上海XX、北京XX等名字呢?

3月11日,在2019-2020賽季歐洲足球冠軍聯賽八分之一決賽第二回合比賽中,法甲巴黎聖日耳曼隊主場以2比0戰勝德甲多特蒙德隊,從而以總比分3比2晉級八強。新華社/路透
3月11日,在2019-2020賽季歐洲足球冠軍聯賽八分之一決賽第二回合比賽中,法甲巴黎聖日耳曼隊主場以2比0戰勝德甲多特蒙德隊,從而以總比分3比2晉級八強。新華社/路透

  疫情肆虐,全球職業體育賽事遭遇重創,基本處於停擺狀態,帶來的經濟損失也讓從業人員痛徹心扉。目前已有多支德甲、西甲、意甲球隊頒布“減薪令”,財政危機甚至波及足協,澳州足協70%的員工暫時停薪離崗,烏拉圭足協臨時解僱所有工作人員。

  那麼,同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重創的中超聯賽和俱樂部,是否也會降薪?新華社記者近日多方採訪,梳理了有關中超降薪的各種聲音。

2019年12月1日,2019賽季中超聯賽收官。圖為北京人和隊球員曹永競(中)在比賽中拚搶。新華社記者龍雷攝
2019年12月1日,2019賽季中超聯賽收官。圖為北京人和隊球員曹永競(中)在比賽中拚搶。新華社記者龍雷攝

  俱樂部:痛並糾結著

  虧到心痛,不願出頭,也不方便出聲。這是中超俱樂部相對普遍的心態。

  收入為零,純支出——青島黃海俱樂部總經理孫迪曾對媒體這樣形容俱樂部近期的狀態。“聯賽不開打,招商讚助就舉步維艱,就很難很難,然後球票包括方方面面的售賣也都是停滯的。所以說俱樂部原本還可以有一些收入,現在就為零,真的純支出了。”此外,許多外援、外教由於疫情原因還沒歸隊,但俱樂部依然需要支付酬勞。

  這也是中超俱樂部面臨的共同困難。

2019年12月7日,2019賽季中超聯賽頒獎典禮在上海舉行,圖為獲得本賽季中超冠軍的廣州恒大淘寶隊球員在頒獎典禮上與火神杯合影。新華社記者丁汀攝
2019年12月7日,2019賽季中超聯賽頒獎典禮在上海舉行,圖為獲得本賽季中超冠軍的廣州恒大淘寶隊球員在頒獎典禮上與火神杯合影。新華社記者丁汀攝

  儘管如此,不少中超俱樂部在接受採訪時都表態暫不考慮降薪。一支傳統勁旅就表示:“暫時沒有具體的降薪想法和方案,回頭跟球員一起商量一下。”

  某中小俱樂部負責人進一步指出:“這不是一個簡單的降薪問題,新賽季還沒開始,特別是有保級任務的俱樂部,如果球員因為降薪問題出現牴觸情緒,比賽失控,那就得不償失了。”

  還有俱樂部分析,是否降薪要看疫情發展態勢,要看對賽事的整體籌劃,薪資和賽事的開展程度密切相關;不建議強行推進,也不建議對工作人員薪資進行大幅調整;降薪是整個職業聯賽需要統籌考慮的事情,“如果說是俱樂部自發的單方面行為,是否合理值得商榷”。

2019年12月1日,武漢卓爾隊球員與球迷在賽後向觀眾致意。新華社記者肖藝九 攝
2019年12月1日,武漢卓爾隊球員與球迷在賽後向觀眾致意。新華社記者肖藝九 攝

  另一支近幾年衝超成功的俱樂部雖然表態“傾向於降薪”,但又提出,還是要看國際足聯和中國足協的政策,如果有,俱樂部會參照執行。

  有俱樂部更是直言:“各俱樂部都在觀望,問題是誰都不願意第一個出頭。”

  有消息稱國際足聯將於近日出台關於降薪的建議,中國足協方面則還沒有公開發聲。一位足協內部人士表示,最近可能要組織俱樂部管理層和球員代表一起商討,“個人建議先設一個保底,有一個基礎保障,剩下的工資按照比例,比如今年聯賽恢復了100%那就發100%,70%就發70%”。

  另一名足協相關人士也對適當降薪表示讚同,認為具體措施應因人、因俱樂部而異,“但最終還是要由俱樂部去做,協會去呼籲或者要求可能都不太合適”。

3月8日,拜仁慕尼黑隊球員穆勒(左二)在德甲比賽中進球後與隊友慶祝。新華社發(菲利普·魯伊茲攝)
3月8日,拜仁慕尼黑隊球員穆勒(左二)在德甲比賽中進球後與隊友慶祝。新華社發(菲利普·魯伊茲攝)

  球員:中歐應有別

  作為可能的利益受損方,球員怎麼看?從新華社記者瞭解到的情況而言,不少國內球員並不太願意接受降薪,但他們也不願意公開表態。

  一名老牌俱樂部的隊員表示:“俱樂部還沒聊過降薪的事,但都不希望降薪。”

  武漢卓爾隊的艾誌波算是少見的公開發言的球員。他在社交平台主張減薪應“中歐有別”——中超俱樂部營收不主要靠轉播分成和俱樂部周邊,疫情短時間內難以造成傷筋動骨的影響;歐洲球隊球員都放假回家了,而中國球員大多仍在集訓;合同中相關條款不健全,降薪缺乏法律依據。

圖為武漢卓爾隊球員艾誌波(上)在比賽中爭頂。新華社記者毛思倩攝
圖為武漢卓爾隊球員艾誌波(上)在比賽中爭頂。新華社記者毛思倩攝

  的確,中超職業化程度相對較低,俱樂部受停賽的衝擊不同於五大聯賽。足協曾公開的一份職業俱樂部財務成本分析顯示,2016賽季中超16支俱樂部總收入70.82億元,虧損39億多,收入64%來自商業讚助。

  至於艾誌波列舉的第二點,大多數人仍堅持訓練,也是很多球員反對降薪的理由。有球員就表示:“從去年12月起一直跟隨著俱樂部訓練,按時出勤,做好了自己該做的事情。”

  此外,據其他媒體報導,也有球員認為適度降薪可以理解,表示:“現在最重要的是,如果不降薪,還能不能支撐得住?如果說降薪能夠讓企業運轉得到緩解,那麼接受降薪就是與俱樂部共患難吧。”

2019年12月1日,江蘇蘇寧隊球員吳曦(左二)在比賽中搶點進攻。新華社記者楊磊攝
2019年12月1日,江蘇蘇寧隊球員吳曦(左二)在比賽中搶點進攻。新華社記者楊磊攝

  球迷:薪資早就該降

  在球迷之中,綜合網民評論以及記者的採訪,主流聲音傾向於“該降”,且“早就該降”。

  在PP體育及網易發起的投票中,均有九成多球迷支持降薪;在微博投票里,71%的人認為應該降薪,16%認為需要看具體損失。支持者的觀點是:“沒比賽就要減收入”“和疫情沒關係,本身就應該降”“正好是個全面降薪的契機”。

圖為微博投票截屏
圖為微博投票截屏

  中超球員身價虛高問題早就存在。在“體育情報”網站發佈的2019年全球體育薪資調查報告中,中超以120.7萬美元的平均年薪排名足球領域第六,僅次於五大聯賽。足協在2018年底出台“四大帽”政策,對俱樂部薪酬等進行限額。

  足協內部人士坦言:“如果是趁這個機會把薪酬標準調下來,對於中國足協下一步推行降薪政策可能會有一定幫助。”

圖為“體育情報”網站公佈的2019賽季中超俱樂部平均薪資
圖為“體育情報”網站公佈的2019賽季中超俱樂部平均薪資

  除了高薪引發的關注,還有球迷認為疫情期間降薪意義不大。“歐洲降薪考慮的是降低運營成本,避免虧損,中超有不虧損的嗎?”

  也有人反對:“因為母公司體量大且投資中超原本就虧錢,所以不應該減薪,這是‘流氓邏輯’。”

3月30日,中超河南建業隊在位於鄭州的建業足球訓練基地舉行以體能恢復為主的訓練課。新華社記者李嘉南攝
3月30日,中超河南建業隊在位於鄭州的建業足球訓練基地舉行以體能恢復為主的訓練課。新華社記者李嘉南攝

  部分球迷指出,在球員堅持訓練的情況下降薪有失公平,如球迷侯潔玉認為:“日常訓練也是工作的一部分,何況聯賽後面還會恢復。”但也有人表示當下經濟不景氣,球員應體諒。球迷趙誠則說:“設身處地地想,干多少活拿多少錢,沒比賽打就應該降薪。”

  一名國安球迷預測:“應該降薪,但我認為不會發生,至少不會大規模發生。既然企業更多是為宣傳自己而不是賺錢,那沒必要為了幾個月的薪水和球員撕破臉。而且入籍球員也一起降嗎?”

圖為廣州恒大淘寶隊球員鄭智在比賽中傳球。新華社記者李明攝
圖為廣州恒大淘寶隊球員鄭智在比賽中傳球。新華社記者李明攝

  專家:呼喚聯盟共度時艱

  “俱樂部和球員,在勞資關繫上可能有一些對立,但總體來講,大家是一個利益共同體。”關鍵之道體育諮詢公司總裁張慶說。

  他認為,從俱樂部購買的角度看,付給隊員的薪資是通過出售競賽表演性產品來獲取轉播收益、門票、讚助等,若賽事縮水,收益必然縮減。“從這個意義上講,我認為適當的降薪是合理的,而且作為球員也可以表達這樣一個姿態。”

  體銀商學院聯合創始人、國際體育仲裁法庭仲裁員安壽誌也讚同“共同體”的觀點,表示:“鼓勵球員適當考慮俱樂部受疫情影響的實際情況,與俱樂部共度時艱。”

12月1日,在廣州天河體育場進行的2019賽季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第30輪比賽中,廣州恒大淘寶隊主場以3比0戰勝上海綠地申花隊,奪得第八冠。新華社記者 李明攝
12月1日,在廣州天河體育場進行的2019賽季中國足球協會超級聯賽第30輪比賽中,廣州恒大淘寶隊主場以3比0戰勝上海綠地申花隊,奪得第八冠。新華社記者 李明攝

  但降薪最終能否發生,兩位專家都覺得說不準,畢竟中歐足球生態邏輯、談判機製等都有不同。

  張慶認為,俱樂部會慎重考慮,“中國企業投資俱樂部,不是嚴格意義上按照一個投資生意去經營,所以疫情之下不會單單從收益成本損失的角度去考慮,還要考慮決策出來後可能造成的社會影響”。

  還有媒體人指出,對不同俱樂部要分別而論,一些中小俱樂部普通球員的薪資可能並不高。安壽誌也提示:“一些因財政困難已存在對球員拖薪或欠薪情況的俱樂部,如果貿然提出降薪,可能會激發原本已存在的薪資矛盾。”

3月11日,德甲第21輪比賽,門興格拉德巴赫隊主場以2比1戰勝科隆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比賽空場進行。新華社發(烏爾里希·胡夫納格爾攝)
3月11日,德甲第21輪比賽,門興格拉德巴赫隊主場以2比1戰勝科隆隊。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比賽空場進行。新華社發(烏爾里希·胡夫納格爾攝)

  降薪是個複雜的決定,如果最終施行,協商必不可少。一方面,多位受訪對象都提到,當前缺少一個協調各方利益關係的機構,疫情下更加凸顯成立職業聯賽理事會、中超聯盟的迫切性。

  另一方面,就實際情況來說,安壽誌介紹,如果球員合同有約定不可抗力或時勢變更的條款,俱樂部和球員可按照約定進行調整;如果沒有約定,則應當按照友好協商的原則進行溝通。他還建議明星球員發揮表率作用,俱樂部管理層也可主動降薪。

  “無論降還是不降,都應當依法進行,各方的權利都應當受到尊重。”安壽誌說。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