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國攝影師鏡頭中的“隔離”攝影
2020年04月06日10:38

原標題:各國攝影師鏡頭中的“隔離”攝影

由於疫情的蔓延,世界各地的攝影師們都將鏡頭對準了自己所能觸及的戶外,社交媒體在過去一段時間內充滿了“隔離主題”:擁擠的公寓的快照,主人的寵物,公寓的人,荒蕪的街道景象等。

同時,5位美國著名的攝影師,如斯蒂芬·肖爾,凱瑟琳·奧佩,托德·希多、蒂姆·戴維斯和康蘭絲也將關注點轉向了社交媒體。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他們各自談及了疫情與社交媒體對他們的工作、生活所產生的影響。

現在有個好消息:你口袋里的相機比專業攝影師在30年前夢想的產品更加清晰。還有個壞消息:你只能在家裡按快門。

由於新冠疫情的蔓延,世界各地的博物館和美術館大都關門大吉了,Instagram在過去幾週充滿了“隔離內容”:擁擠的公寓的快照,主人的寵物,公寓的人,荒蕪的街道景象,以及穿著養蜂服的謹慎的超市購物者。但是,在Instagram超過10億的用戶中,你還會發現一些世界上最優秀的攝影師們,有的正用iPhone或Android拍照,有的則依靠數碼相機拍攝照片後手動上傳。與阿根廷對津巴布韋的強製性禁閉措施相反,這些攝影師以嶄新的活力登上了社交平台,將他們的圖像投入到社交活動中。

“我從柏林回到上海,在家中隔離,”青年攝影師劉樹偉這樣說道。他以肖像和裸體攝影而聞名,並於2月,在隔離期間將照片傳向了社交媒體。他表示,自己日複一日地在位於市區的公寓窗外拍攝了曆史建築和開花的樹木。這些攝影也讓他緩了口氣,因為“大部分時間都感到生氣和失望。”

在Instagram,以及微博等其他社交平台上,中國攝影師提供了當今全球狀況的第一視角。 藝術家曹斐現居住於北京和新加坡,其作品是將洗手液和隔離宣傳的照片與孩子的原始照片混合在一起。

在德黑蘭,年輕攝影師塔希米(Tahmineh Monzavi)一直透過窗戶拍攝戶外的春天。目前,伊朗正遭受嚴重的疫情爆發襲擊,因此大家需要躲在適當的地方。塔希米在社交媒體上的最後一條帖子裡說,“我在新年的第一天,在諾魯孜(Nowruz)拍攝了這張照片,心情卻和往年不同。現在,德黑蘭是一座死城。”但是,Instagram讓他們在孤獨中得到了喘息的機會。她還發佈了父母的肖像照片,在他們自己的公寓窗邊揮舞著雙手。

在佛羅倫斯,攝影師米歇爾·博爾佐尼(Michele Borzoni)稱自己“僅在一天中的某些時間”出門,拍攝他的意大利同胞孤單地在超市排隊,就像在貧瘠的廣場上的雕像。上個月,在佛羅倫斯中央廣場上,博爾佐尼遇到了一個臨時祭壇, 上面有鮮花和念珠的裝飾,用來紀念武漢的醫生李文亮。

數字影像的全球湧入包括日本著名的攝影師川內倫子(Rinko Kawauchi),無視限製地發佈著充滿溫暖光線的圖片。而在處於禁閉狀態的南非,敏銳的年輕攝影師林鐸庫樂·索貝瓦(Lindokhule Sobekwa)將鏡頭轉向天空:烏雲籠罩,淒涼,一群正在遷徙的鳥類。

在美國,五位藝術攝影師(某些是Instagram的狂熱用戶,另一些是最近剛使用此社交媒體)以攝影呈現疫情危機對他們生活的影響。他們描述了社交照片在他們工作中的作用,以及隔離期間,社交媒體與全球之間的關係。

凱瑟琳·奧佩(Catherine Opie):

在凱瑟琳·奧佩(Catherine Opie)看來,自己是諸多攝影師中不怎麼會用到社交平台的人。“我一直很難弄清楚如何以一種有趣的方式使用社交平台。我平時很少發帖,但是現在,我覺得發帖是因為那是可以與更大社區聯繫的方式。“

“我想騎自行車拍洛杉磯的照片,可能使用手機,並上傳。我每天都在附近散步。我是游泳愛好者,但現在,游泳池也被關閉了。所以現在我走來走去,去發現那些有著奇怪的造型的東西的瞬間,例如廢棄的洗碗機,或是落在棕櫚葉上燈。

“在這種情況下,我還將點開Instagram上更多的內容,以便查看照片。我平時在工作室或圖書館中看書,現在,社交媒體是我的新書。”奧佩表示,自己的“美國城市”系列作品想表達的空蕩蕩的城市、空蕩蕩的高速公路。“這些年來,我不得不在週日清晨起床才能找到空曠的風景。而如今,我有一個絕佳的機會去做,但是我沒有去做的願望,現在的情況和我的設想是有所不同的。”

斯蒂芬·肖爾(Stephen Shore):

“隨著我生活中情況的變化,我所做的一些工作也在變化。 ”斯蒂芬·肖爾(Stephen Shore)表示,在社交媒體中可以看到兩種方式,一個是出去拍照,而另一種是更加差異化的方法。

“我最近發佈的一些圖片,其中之一是手套,洗手液,絕對是對冠狀病毒現狀的直接參考。 但是後來,我在社交媒體上使用#ArtInTheTimeOfCovid標籤發佈了我一年前輕鬆拍攝的照片。其中有一張,可能我在45年前拍過類似的。”

“這是紐約哈德森的一條街的照片。這條街是空的。 它的結構非常像我在70年代於德克薩斯州拍攝的照片。那時,我給很多空蕩蕩的街道拍照,但沒人會把它解釋為人們的自我隔離。 現在,我拍攝相同的圖片,照片的含義卻改變了。”

斯蒂芬·肖爾(Stephen Shore)拍攝於70年代的攝影作品,圖片來源:MoMA

肖爾說,“60年代,當我第一次在歐洲停留的時候,我獲得了很多經驗。我當時所瞭解的美國都是從《先驅論壇報》上讀到的。,好像這個國家正在崩潰。但是,報紙並沒有報導依舊流淌至今的哈德遜河,而重力定律仍然存在。 圖片提醒我們,生活的確在繼續,有春季,也有暴風雪,無論好壞。”

托德.希多(Todd Hido):

在攝影師托德·希多(Todd Hido)看來,當人們開始處理孤立和不得不待在家裡的影響時,他的工作突然變得很熱門。“我一直以為我的照片很容易解釋,同時,我也一直在嚐試讓自己的作品變得含糊不清。

“而且我一直在嚐試讓自己的工作含糊不清。當我第一天發佈加州要開始封鎖的消息時,令我驚訝的是,人們真的接受了。這是圖像含義的靈活性的完美示例。 前段時間,我拍了一張這張令人難以置信的冰島岩石的風景照片,然後我寫道,‘讓我們來拉平疫情曲線’,將一整天都在新聞中討論不休的術語應用到藝術中。從來沒人說我的攝影作品代表著幽默,但當你添加了‘隔離和冷卻’的標題後,它開始變得有趣了。”

蒂姆·戴維斯(Tim Davis):

蒂姆·戴維斯(Tim Davis)表示,“當所有這些事情發生時,我的第一本能就是拍張照片,表達我的沮喪和困惑。 我曾經教過一個名為‘攝影敏感性’的課程,該課程是關於如何通過攝影將您的內在世界與外部世界聯繫起來,以及如何通過攝影與您的情感生活聯繫起來。說起來,我自己並不是真的很故意地做過。”

“隨後,我開始梳理已經製作的照片,尋找悲傷,死亡和困惑。然後我開始走出去,當然走不遠,只是尋找真正表達疑問的照片。”

“前幾天,我得到了一些啟發。我在走路時看到了一些朋友,並想著為他們拍些照片。我手上有相機,但離我得不太近。我想到了哈里·卡拉漢(Harry Callahan)的妻子埃莉諾(Eleanor)的照片。他的照片里有很多人離他們很遠。我一直很喜歡這些圖片,因為它們談到了你可以將情感聯繫擴展到某個對象,並且仍然可以在相機中顯示出來。 整個過程有點像一組關於受控實驗的家庭。”

康蘭絲(Lois Conner):

康蘭絲(Lois Conner)表示,“我一直認為藝術在某種程度上應該是樂觀的。我幾天前才剛開始製作這些圓形圖片。 懸浮在空中的是我的感覺,圓環將我帶到那像望遠鏡一樣的視野和缺乏堅硬的邊緣。對我來說,這絕對是一種新的看待方式,就像學習一種新語言一樣。當然,你也不會放棄常規的攝影。新的攝影方式只會讓你的視覺生活更加豐富。這段時間的緊張程度和這種作品形式,好像對我的存在至關重要。”

“我希望我們可以利用社交媒體的力量以某種方式將我們凝聚成一體。視覺是可以立即產生影響的,無論是戰爭圖片,還是人們戴著面罩走在街上,或無人在街上的場景。看到那些藝術家、非藝術家發佈的圖片讓我安心,讓我看到了我們可以做些什麼。我關注的不是攝影質量,而是圖片所描繪的事情。”

(本文編譯自《紐約時報》,本文圖片來自社交媒體。作者係藝術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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