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贈送保險行為的簡要評析
2020年04月06日16:42

  對贈送保險行為的簡要評析

  來源:中國保險學會

  作者簡介丨劉學生,中國銀保監會廣東監管局副局長,現借調任銀保監會法規部副主任。本文僅代表個人觀點。

  文章來源丨《保險理論與實踐》2020年第3期

  一、問題由來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以下簡稱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許多保險公司為抗擊疫情一線的工作人員、客戶等贈送了大量保險保障。截至2020年2月15日,已有74家保險公司向抗擊疫情的醫護人員及其家屬、疾控人員贈送意外傷害保險、定期壽險等多種保險保障,總保險金額約9萬億元。在全國上下為抗擊疫情努力奮戰的時刻,贈送保險保障體現了保險行業的社會擔當,尤其是對一線醫護人員的關愛支持,在某種程度上免除了他們的後顧之憂,這種公益行為值得肯定。不過,業界對於贈送保險也有一些不同看法,認為其與保險法理和保險機製不無衝突。本文嚐試從法理、保險機製和監管層面上進行簡要分析。

  二、法理上的正當性

  贈送保險跟其他贈與財物或服務一樣,在法律行為性質上並沒有特殊性。保險是一種對不確定風險的經濟補償保障,屬於金融服務的一種,只要保險機構與受贈人就無償贈送保險與接受贈與意思表示一致,贈與行為即可成立。即便保險關係作為特殊的民商事法律關係,也不存在法律障礙。贈送保險即被保險人不必付出風險成本,就可以獲得風險保障,其核心就是保險人免除投保人和被保險人的保險費交納義務。就此種行為,無論是合同法還是保險法,都無禁止性規定;既不違反公序良俗,也無其他法定無效條件約束,法無禁止即可為。

  三、保險原理上的可行性

  保險是一個社會化的風險管理機製,這個機製的基礎和有效運轉有賴於保險費和保險責任承擔的對價平衡。換言之,保險費對於保險賠償基金的構成是必要基礎,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交付保險費作為風險轉移的成本是一個必要義務。如果某一保險合同項下,風險移轉方即投保人或被保險人不交付保險費,則保險合同效力存疑;如果同時被保險人仍可享受保險保障,則對這個危險共同體內其他承擔了成本的被保險人有失公平;若從精算的角度,則屬於“搭便車”,損害了他人保險保障利益。這是保險機製的基本原理,對贈送保險的異議也多是從此出發的。

  針對這個角度的質疑,首先必須明確,贈送的“無償”不過是對保險合同項下保險相對人保險費支付義務的免除而言,並非意味著這個保險產品的風險成本可以忽略;保險的風險成本必然存在,這個成本尤其是風險保費,應當由保險人一方自行承擔。保險公司必須對贈送保險的成本問題進行適當的財務安排,解決好保險費列支、責任準備金計提等問題,這些財務成本從原理上講,應當與其他保險合同項下的保險費收入分開,從保險機構的利潤或其他合理渠道列支,不得直接或變相挪用其他保險成本。簡單地講,贈送保險的成本問題,有價和無償,“內外有別”。這次疫情期間,有的保險公司先在內部員工中募捐款項,將募捐款項作為對外贈與保險的保險費,這也是種不錯的操作方式。

  因此,只要保險公司解決贈送的成本問題,贈送保險在保險法理上就是可行的。贈送並非指此保險保障不需要考慮風險成本,而是被保險人免於支付保險費。在此前提下,大數法則也好,保險合同的實踐性或者雙務性也好,都不會受到實質影響。必須指出,被保險人免於支付保險費,被保險人一方的其他法定或約定義務並不必然免除,如保險利益要求、如實告知義務等。當然,現實中的贈送保險,為追求社會效果,保險公司往往對被保險人這些方面的要求有所放鬆或疏忽,那麼當發生具體理賠時,保險公司可能會受到“棄權和禁止反言”等權利抗辯限製的約束。這時候,需要記得贈送保險的初衷不是為了噱頭。

  當然,贈送保險不能成為保險行業踐行社會責任或做公益事業的常態,尤其是那些實力不強的保險機構,更應量力而行。畢竟保險有特殊的運作機製,風險的承擔者同時承擔風險的成本,這種“一肩挑”不可持續。除了財物捐獻等直接的捐贈行為外,提高效率,積極履行賠付責任,開發保障性更好的保險產品,發揮行業優勢為緊急狀態下的社會治理作出貢獻,更是保險行業的應有之舉、長處所在。

  四、監管上的合規性

  2020年2月,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人身險部就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人身保險服務有關工作先後發佈了兩份通知。兩份通知都對保險機構贈送保險行為給予鼓勵和支持,明確對於向醫護、疾控等防控一線人員和媒體記者等贈送保險的,可不受險種限製。《關於進一步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人身保險服務有關工作的通知》第三條指出,“規範捐贈保險行為,兌現服務承諾”,特別明確捐贈保險業務要規範運作,除險種豁免監管限製以外,其他均應按監管文件執行,包括產品符合信息披露要求,按規定計提責任準備金,出具保險憑證,做好客戶服務,及時兌現理賠服務承諾。可見,監管上對於上述贈送保險行為的態度是肯定的,但明確要規範,做好理賠,尤其是明確責任準備金計提、信息披露等要求,這與上述分析思路是一致的。監管部門不反對贈送保險,但保險公司必須做好相應的技術性安排,而且監管的風險性和合規性要求並不會因贈送的公益性而寬鬆,保險公司應當清楚這一點。

  2015年下發的《中國保監會關於規範人身保險公司贈送保險有關行為的通知》對於可以贈送的保險產品險種、保險期間、純風險保費進行了明確限製。該規定是對贈送人身保險的一般規範,邏輯清晰,指向明確。筆者以為,該文件雖然同時規範促銷和公益性質的贈送保險,但限製性規定主要針對促銷行為而言,目的在於禁止保險市場的不正當競爭,維護市場正常秩序。若為公益性贈送保險,則可以不受“純風險保費不能超過100元”的限製。按照前述2月發佈的監管文件,新冠肺炎疫情期間的贈送保險,還可以突破險種的限製,即贈送的險種可以不限於意外傷害保險和健康保險。這體現了監管政策的原則性和靈活性,對特殊時期贈送保險的特別現象既給予支持又加以規範,在恪守保險行業規律和服務社會發展大局之間維持適當平衡,值得點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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