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家:數字基建應突出規模與協同效應 打破"數據孤島"
2020年04月06日03:32
圖蟲創意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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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 數字基建投資應突出規模與協同效應

  來源 國際金融報

  “數字基建不應當只是公共財政投資行為,應當以減稅、貼息以及各種讓利方式吸引企業與社會資本踴躍加入進來,並最終形成以市場為主體的投資陣容。”

  作為新型基建的最主要陣容,5G、大數據、AI智能和工業互聯網組成的“數字基建”近日被國家發展改革委、工信部和科技部等國家部委反複提及並強調,因為它們不僅扮演著貫穿今年全年中國經濟的最重要逆週期投資拉動角色,而且代表著未來中國基礎設施建設的全新打開方式,更將成為中國經濟高質量成長的核心與關鍵動能。

  與鐵路、公路、機場和房地產等組成的傳統基建顯示出非常明顯的重資產表徵完全不同,數字基建往往以輕資產和高科技含量的形象閃亮登場;另一方面,傳統基建產生的投資效應更多地局限在行業內部,或者僅僅從外延層面拉動相關的產品需求,而一旦這種需求弱化和消失,產業關聯作用與市場繁榮週期便很快終止與結束,但數字基建則攜帶著天然的跨行業賦能特質,或者說可以從內涵深度為所及產業植入全新增長基因,且這種基因具有永續之力並可實現自我迭代,從而維繫產業持久擴張與市場經久繁榮。

  核心經濟訴求的差異進一步顯示出數字基建與傳統基建的不同。雖然像後者那樣數字基建的投資加碼與強化能夠成為擴大就業的催化劑與穩定增長的強心劑,但這些短期目標顯然不是數字基建的全部承載或者實質性效用的體現,以科技為核心驅動經濟發展才是數字基建的最主要著力方向,由此帶動的產業結構不斷升級與新興產業成長以及經濟增長持續久遠則是數字基建的必然邏輯。以此觀之,數字基建才是經濟高質量成長的必然之路。

  具有高連接速率、超低網絡延時、海量終端接入以及高可靠性等特徵的5G投資堪稱是新型“高速公路”的戰略佈局,其中不僅形成網絡設備、光纖光纜、大小基站等多元硬件產品需求,還會在終端產生無可估量的應用需求,包括C端的雲遊戲、AR/VR和高清直播等線上產品以及B端的雲辦公、車聯網等。根據中國信通院《5G經濟社會影響白皮書》預測,2030年國內5G帶動的直接產出和間接產出將分別達到6.3萬億和10.6萬億元,創造就業機會800萬個以上。

  按照總體構成,工業互聯網包括網絡、平台、安全三大功能系統,而有了5G的單獨投資安排,工業互聯網的投資重點就在平台與安全兩大地帶展開,尤其是作為核心的平台建設乃重中之重。在這裏,工業互聯網平台就好比是5G新型“高速公路”上的加油站與服務區,企業藉此能夠快速完成對資源的整合,並及時響應市場,實現個性需求與產品設計、生產製造精準對接的規模化定製,同時依託工業互聯網平台開展數據集成應用,形成基於數據分析與反饋的設備維護與事故風險預警能力,實現企業生產與運營管理的智能決策和深度優化。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目前國內工業互聯網平台類數量達到269個,至今年底,工業互聯網市場規模有望突破7000億元,2030年將超過11.3萬億元。

  AI智能在推送由圖像識別和智能交互等組成的智能軟硬件產業、以無人機和無人船等為主的智能運載工具產業以及以由高靈敏度和高可靠性智能傳感器件等關鍵器件組成的物聯網基礎器件產業等新型產業集群的同時,更深刻的顛覆作用就是實現對傳統產業的深度改造並推動與加速產業的智能化升級。在數字基建的棋盤上,AI智能攜帶著企業快速行進,就好比是新型“高速公路”上飛奔的車輛。據麥肯錫預計,我國人工智能市場將以50%的增速逐年增長,2019年AI市場規模達570億元,2022年將超過700億元。

  無數據不計算,無數據不經濟,無數據不管理。經濟與社會生活已經呈現鮮明的萬物數據化特徵,數據價值與數據應用需求呈指數爆發,而置於整個信息基礎設施系統中,數據如同就是新型“高速公路”軀體上快速穿行的血液。作為數字基建的關鍵部分,大數據建設與投資不僅體現為數據中心等物理場所構建,還可牽引出龐大的數據中心產業鏈,包括硬件設備製造商、軟件服務開發商、數據中心基礎架構提供商、零售型數據中心服務商以及增值服務提供商和終端用戶等。根據賽迪顧問數據,去年我國數據中心數量約50萬個,IT投資規模3698億元,同比增長13.5%,今年投資規模將達到4166億元;另外,國內數據中心業務銷售額的平均年增長率約為35%,到2030年中國數據原生產業規模量將擴張至整體經濟總量的15%。

  需要強調地是,數字基建其實已經演化為世界各國在信息技術領域競爭的主要高地。來自Gartner的最新調查數據顯示,今年全球IT數字基建支出總額將達到3.9萬億美元,同比增長3.4%,明年投資規模有望突破4萬億美元。對於中國而言,中央與地方預算內資金、專項債、政策性銀行金融債以及國內貸款無疑構成了對新基建的強大資金供給支撐,但投資分佈絕對不可像撒胡椒面那樣在各種板塊上平均用力,而應當重點向數字基建傾斜。對此有必要因地製宜地確定全國各地數字基建的投資底線與佔比,並將政府專項債、政金債的增量配置規模與數字基建的完成結果緊密掛起鉤來,同時切忌像傳統基建那樣“村村戶戶冒煙囪”,無論是全國還是區域性數字基建,都應該注重拳頭工程與精品工程的打造,突出規模與協同效應。

  還應當明確地是,數字基建不應當只是公共財政投資行為,應當以減稅、貼息以及各種讓利方式吸引企業與社會資本踴躍加入進來,並最終形成以市場為主體的投資陣容。另外,作為數字基建的重要策應,有必要通過建立行業標準強力推升企業及單位組織的信息化、數字化水平,特別要有效打破組織之間的信息壁壘與“數據孤島”,因為只有更高的數字化水平與更暢通的互聯互通才能形成對數字基建的更強大需求,在倒逼數字基建運營主體提升與改進產品與服務質量的同時,創造與衍生出更多可以落地的數字基建附加值。(作者係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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