紐約-首爾-大連-北京,我買了1.9萬回國機票
2020年04月06日19:14

原標題:紐約-首爾-大連-北京,我買了1.9萬回國機票

2月,我從北京飛到美國紐約,準備在紐約州參加一個非虛構駐地項目,為期五週。

當時國內疫情爆發不久,出發前一週我在北京幾乎天天在家隔離。到了紐約,看到生活照常,街道車水馬龍,有種久違之感。

到美國的第二天,美國政府就對過去14天到過中國的人頒布了旅行禁令,我不禁暗自慶幸逃離了國內的疫情,可以按照原計劃繼續生活、工作。

駐地項目的參與者來自6個不同的國家。駐地剛剛開始的時候,只有我一個人來自疫情正在爆發的國家。其他人偶爾會問我國內的情況,但是大都終止於禮貌和好奇的詢問。

2月27日,我們駐地平時出入的地方都悄悄放上了1L裝的免洗洗手液。當時美國的疫情剛剛在西北部的華盛頓州出現一點苗頭,我們看到駐地有應對措施,感到放心,同時也互相開玩笑說這些洗手液突然出現,沒有什麼解釋,讓人想入非非。

我們駐地在紐約市北,開車3小時路程的鄉下。這裏居民很少,沒有商店,只有一個公共圖書館、郵局和一個只在週三晚上和週六上午開門的餐館。這種與世隔絕的氛圍讓我們感到安全,但我們不免和新聞里讀到的疫情產生脫節。

3月10日,紐約市外北部郊區New Rochelle感染人數超過100人,我所在的駐地的氣氛也緊張起來。大家吃飯聊天的話題總是回到疫情。第二天,駐地取消了所有對外的活動,大部分員工也開始在家上班,只剩下我們12個駐地參與者和幾個骨幹員工。接下來的幾天里,好幾個駐地參與者擔心疫情大爆發,修改了行程,準備提前離開。除我之外沒有人對疫情有所準備,我給幾個要坐飛機的朋友分了口罩。

3月12日,我搭朋友的車去附近的超市買東西,發現蔬果、清潔用品等生活必需品幾乎被搶購一空。疫情對於身處郊外的我們來說是一個比較抽像的概念,當我看到空空的貨架時,才對疫情帶來的焦慮有一些直觀的認識。

■ 我們結賬的時候,排在我前面的人買了很多罐頭食品,顯然是為了和疫情打持久戰做準備。

3月12日,我給航空公司打電話想提前經香港轉機回北京,等了30多分鍾才接通。最早能改簽的日期是3月25日,雖然不知道接下來2週會有什麼變數,但也只能接受這個改簽。出於好奇我查了一下直飛回國的機票,接下來兩週的票已售空,有些票價已經高至9萬。

之後的等待度日如年。

經曆了國內疫情的爆發,我深切地體會過事態一天一變帶來的不確定性,以及引發的緊張和焦慮。我擔心紐約會突然像武漢一樣封城,這樣我沒法從甘迺迪機場坐飛機回國。我擔心航班取消,這樣我不知道要花多少錢才能買到一張新的機票。我也擔心國內政策變化,給我回國帶來其他困難。

■ 免洗洗手液在美國賣脫銷了,我把駐地提供的免洗洗手液分裝成小瓶,準備到紐約市送給朋友們。

駐地項目的最後一週,紐約市的疫情越來越嚴重。我每天讀新聞,都覺得在讀武漢疫情爆發的閃回。這一週我們幾乎都無心工作,我的生活就像去美國前一週在北京隔離一樣,每天被鋪天蓋地的新聞彈窗轟炸,社交媒體上全是找不到試劑盒、物資緊缺的求助,確診人數一直飆升。

這一週,北京對海外回國人士的政策也在不停變化:從居家14天觀察,到必須自費進行集中隔離觀察。雖然14天的酒店錢對我來說是一筆不小的開銷,但滯留紐約和先飛外地再回北京都不是上策,我還是決定按原計劃飛回北京。

■ 最後一天,我們剩下的3個人帶著採購齊全的物資,整裝待發。我們項目12人中有9人都因為疫情改變了行程,提前離開。

3月20日,我的駐地項目結束了。我原本計劃在飛回北京前,到紐約朋友家中借住。但是權衡利弊後,我決定去住酒店,以減小交叉感染的可能。

■ 高速路上平時播報路況的牌子也改成了“壓平曲線(Flatten The Curve)”。這是美國防疫的主要策略,儘量減緩病毒傳播,減少峰值確診人數,以減輕對美國醫療系統的壓力。

我們的車開到紐約曼哈頓下城,路上幾乎沒有車,偶爾有外賣員騎著自行車飛馳而過。紐約安靜得一反常態。曼哈頓下城是紐約的金融中心,這裏平日是最熱鬧嘈雜的地方,這種冷清的景像我真的是第一次見到。

一路上我們開著廣播,節目全和疫情相關。開車捎我回紐約的朋友卻說:“每天看新聞覺得紐約水深火熱,現在看到這裏一派祥和的場景,我突然不那麼焦慮了。”但我們心裡都清楚,此時此刻,紐約的醫院又是另一番景象:醫生搶救病人的緊張和物資短缺的絕望……

路上偶爾有救護車或警報聲傳來,我就忍不住猜想,車里運送的會不會是危重的新冠病人。

我要在紐約的酒店待5天,等待飛北京的航班。紐約人口密度大,出門感染風險比較高,當時的感染人數還在不斷上升。我提前買好了必需的食品,儘量不出門。

■ 酒店窗外就是紐約的Queensboro大橋。在這裏住了5天也看盡了大橋不同時間的樣子。

3月21日下午,太陽很足,我戴著口罩出門買了一些必需品。紐約已經實行了嚴格的禁令,許多“非生活必需”的商店已經關門,餐館只能外賣,不能堂食。路上幾乎空無一人。路過一家中餐館,門上貼了關閉3周的告示。

■ 在空蕩蕩的路口,抬頭看到街角公寓樓上的露天陽台上站了兩個人,想必也是在家憋久了,出來透透氣。

■ 紐約州州長Cuomo每天上午都會開新聞發佈會,介紹疫情的最新進展,以及紐約州政府應對的舉措。Cuomo對疫情應對得力,廣受讚譽。

■ 在酒店沒有辦法做飯,只能靠微波爐和打開即食的果蔬和零食打發。3月22日的午餐是泡麵配香腸,小胡蘿蔔配蘸醬,水果和餅乾。

3月23日,距離回國的航班起飛不到48小時,香港決定停止轉機服務,我原本訂的紐約-香港-北京的航程飛不了了。雖然之前也看到類似報導,有人因為禁飛令不得不多次改簽航班,但是當這種事情突然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時候,那種震驚和無助特別強烈。同時又不敢讓自己沉浸在這種無力感之中,香港停止轉機是嚴防輸入的信號,我怕大陸也會立刻出台新政策。留給我的時間不多了,除了盡快回北京,我別無選擇。

原本有一張回國的機票以為高枕無憂,我完全沒有關注其他航班的狀況,以及各國的旅行禁令,現在突發變故,讓我亂了陣腳。查了不同的航班,發現直飛航班幾乎都被取消了,所剩的不是天價,就是售罄。又看了各國轉機的政策,結合還能買到的機票,和相對合理的航程考量,我發現只剩下首爾仁川機場轉機還可行,於是下狠心花1萬9買了機票。買了新機票以後度日如年,生怕美國、韓國或國內會有新的禁飛政策。

越是臨近出發,我讀到的在飛機上染病的新聞越多,特別是那些回國後被檢測為陽性的人被一些網友稱為“千里投毒”,彷彿在海外的人在疫情爆發時回到自己國家的權利都可以被剝奪。同時國內對海外歸國人員的政策越發苛刻,似乎在發出鼓勵大家儘量不回國的信號,我心裡很不是滋味,這為原本就已經很坎坷的回國之路又蒙上了一層陰影。

出發當天,我把準備好的口罩、手套、免洗洗手液、消毒濕巾隨身帶好。並提前在腦海中預演了一遍不同場景的防護措施:剛上飛機要如何消毒座位周邊的環境,如果需要上廁所要何時更換手套,等等。

■ 3月25日,終於要飛回北京了。坐網約車去機場的路上。

甘迺迪機場人少得可憐,僅有幾個開放值機的櫃檯排滿了等待託運行李的乘客,大部分人都帶了2個行李箱甚至更多行李,想必是長期生活在紐約、臨時決定回國的人。
在甘迺迪機場不難看到全副武裝的乘客,從他們身邊經過,發現大部分都是中國人。我的家人朋友也都囑咐我在機場和飛機上一定要做好防護措施,有人甚至建議我穿成人紙尿褲,避免在飛機上使用廁所。為了儘量不擠兌在紐約已經十分緊缺的防護資源,我只做了最基本的防護:戴口罩和手套。
飛機在紐約甘迺迪機場起飛,我心裡的一塊大石頭落了地,但是我也知道,接下來還有很多變數,特別是回國後的檢疫流程,會是另一場拉鋸戰。

在仁川機場轉機非常順利,當我再次登上飛機準備飛往大連時,我終於感到安心了:至少不會滯留海外了。

登機後,我驚訝地發現國航的所有乘務人員都穿著全套的防護服。儘管我們上機前已經測過體溫,飛機上又測了一次。
由於飛北京的國際航班改為在其他城市入境,我們的航班要先在大連降落。下午6點半,飛機降落後,幾個做了全套防護措施的海關工作人員上飛機,給大家測了體溫,並讓那些有發熱症狀和申報過去14天曾有症狀的人先下了飛機。當我看到有坐在我附近的人最先下飛機時,嚇了一跳。
隨後,其他人按順序依次下飛機,申報健康狀況,並接受核酸檢測。
檢測核酸的小隔間像是一個簡易牙科診所。醫生把大燈打開, 讓我在躺椅上躺好。之前,我在網上看到過一個奧地利朋友接受鼻咽拭子採集的視頻,看起來異常痛苦,沒想到我也體驗了一番,確實像很多人所說的,有種棉簽要直接捅到大腦的感覺。我問醫生要多長時間出結果,她說6個小時。

隨後我們被帶到候機大廳,一排排的座位上已經貼好了座位標號,我們必須按照飛機上的對應座位號坐好,上廁所也要進行登記。我盤算著如果飛機能繼續飛往北京,至少也是後半夜的事了。這時距離飛機從紐約起飛已經19個小時了,我不知道還要多久才能回到北京,甚至能不能回北京都不是定數——如果同一航班有疑似或確診患者,我們就需要全部就地隔離並接受更多檢測。

淩晨2點,6個小時過去了,我們還在候機廳里等待。不時會看到穿著防護服的工作人員走動,這時也無法根據他們的衣著判斷他們是機場、海關還是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更無從判斷我們的航班是不是就快起飛了。

淩晨2點半,我們聽到廣播,終於可以登機了。沒有人告知我們檢測結果,但是能飛北京就意味著我們都是健康安全的。
事後我才知道有很多原本飛往北京的飛機,因為檢測出一兩例陽性的感染者,整個飛機的人都在其他城市就地隔離了。能夠回到北京的我們無比幸運。
從北京下飛機,連機場航站樓都沒進,我們就被大巴直接拉到新國展。機場大巴上的塑料布密封隔離了司機和乘客,司機也是全副武裝。

■ 我們的行李從貨車上被卸下來,大家紛紛去找自己的行李。後來我在我的行李箱上聞到了消毒水的味道,想必這些行李也都經過了消毒。這時已經是淩晨5:40。

■ 和一個工作人員交談後,我得知他們都是各區的公務員,每天分3班,24小時在新國展坐班。兩班工作人員交接後,有人把脫下的防護服放在黃色醫用垃圾袋里拿走。

我居住的朝陽區只有一家指定酒店,一天700元包餐費。此前我聽說的隔離酒店標準從270元到600元不等,700元超出了我的預期,但是別無選擇。我安慰自己:接下來14天可以住得舒適些。

早上8點,距離飛機從紐約起飛已經過去33個小時了,我們終於坐上了前往隔離酒店的大巴。路上,我發現路邊的樹都長了新芽,花也開了,路上車流不斷,我好像很久沒有看到一個城市正常運轉的樣子了。

未來14天,我可以在一個條件還不錯的酒店房間里安穩度過,這種一切盡在掌控的確定性讓我很有安全感。這一路經曆了這麼多不確定性,和不受自己掌控的無力感,我為自己健康安全回到北京感到幸運。

為了利用好接下來的2周隔離時間,我把房間里的寫字檯佈置成我接下來2周辦公的地方。

我對自己說:北京的生活快要回歸正軌了,能回家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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