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夢錄丨老佛爺的“夫人外交”
2020年04月07日18:36

原標題:中美浮夢錄丨老佛爺的“夫人外交”

1900年是晚清史上至為悲慘的一年。這一年歲在庚子,先是義和團團員潮水般地湧進了京城,然後是八國聯軍占領了北京城。慈禧皇太后和光緒皇帝提前逃竄到了西安,即所謂“西狩”,這是有清朝廷第二次逃離京城,上一次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時候,慈禧的丈夫鹹豐皇帝跑到了熱河,是為“北狩”,鹹豐也很快死在了熱河。1901年9月,清廷代表李鴻章與英、美、俄、法、德、意、日、奧、比、西、荷十一個國家的代表,李鴻章代表清廷在北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醜議和約條》。恐怕沒有比“風雨飄搖”這個詞更能形容清政府當日的窘迫的了。簽約兩個月後,李鴻章去世,這位臣子一輩子都在試圖拯救他的國家和朝廷,但終究還是辦不到。

慈禧太后與康格夫人

作為權力中樞的慈禧皇太后,從西安“回鸞”北京以後,展開了一系列的夫人外交,從她認識的美國公使康格(Edwin H. Conger)的夫人薩拉·派克(Sarah J. Pike)入手,試圖改換一下局面。

慈禧1898年12月第一次接見各國駐京公使的夫人,也是從那個時候認識薩拉的。“回鸞”北京後,慈禧經常會見康格夫人,幾乎每次都送很多精緻的禮物,加以示好和籠絡。慈禧太后比康格夫人年長7歲,多少算是同齡人,大約對彼此的交流和信任也起了較大的作用。與此同時,慈禧太后開始了所謂的新政改革,鼓勵發展實業、勸戒漢族女子纏足、允許滿漢通婚等等,和康格夫人的交流正好映襯了這些改革的新背景。

康格夫人那邊,在八國聯軍占領北京和辛醜議和以後,無疑是處於勝利者的位置上的,但她相信坦誠交流會營造更為美好的未來,所以秉承中國“來而不往非禮也”的路子,頻繁地與慈禧以及清朝官員的夫人和格格們交遊,特別是在美國公使館舉辦下午茶點聚會,開創了一種中美婦女俱樂部式的交流形式。

在此期間,薩拉更為挽救慈禧太后的每況愈下的形象,做了很多實際努力。其中的一件大事是促成美國女畫家凱瑟琳·卡爾(Katharine Augusta Carl)繪製慈禧太后的巨幅肖像油畫,並運到美國參加聖路易斯博覽會的展出,最後贈給了美國總統。

慈禧與康格夫人交往的往事,是掩在時代風雲背後的一幅以女性交遊為主題的景象,談不上多麼驚心動魄,卻也映照出劇變中的時代,以及中國人對這一變局的調適。

慈禧太后在這一時期受到極大的打擊,其對外政策也因之發生變化,放低身段委曲求全,做了很多“從來未有事”。就是在展開“夫人外交”的時候,她開始照相,其留存後世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在這一時期內拍攝的,可謂改變自己以順應潮流的一種努力。

應該說,夫人外交取得了些微的成果,也展示出慈禧太后作為一名女性政治家的外交手段和魅力。但這在1900年前後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之中,終歸只是螳臂擋車,無法挽回清王朝覆亡的命運。

殖民者的“昭昭天命”

1895年,中國在甲午戰爭中敗給日本。借此機會,歐美列強對華上下其手,租借中國沿海沿江港口城市,並劃分勢力範圍 。

德國借兩名傳教士在山東巨野縣被殺一事,強迫清政府於1898年3月簽署了《膠澳租借條約》,租借膠州灣99年。同期,沙俄與清政府簽訂《旅大租地條約》,租借旅順和大連港口25年。英國除了在1897年“拓展”香港租借地獲得新界大片土地之外,更於1898年7月脅迫清政府簽訂《威海衛租界專條》,在膠東半島東北部的威海衛建立了租界。僅1898年下半年,日本、沙俄、英國和德國的勢力已經從東北三省一路跨過渤海灣到達了青島膠州灣一帶,從戰略上封鎖了清政府一度引以為豪的北洋地區。

與此同時,美國在亞太的勢力迅速擴張。1898年4月,美國和西班牙在古巴開戰,亦即“美西戰爭”。戰火從西班牙在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古巴和波多黎各,迅速蔓延到西太平洋的菲律賓,6月美軍占領關島。同年12月10日,美西簽署了《巴黎和約》,西班牙全面放棄古巴,波多黎各和關島等割讓給美國,菲律賓賣給美國。

占領古巴、菲律賓和關島,並在同期兼併夏威夷,是美國對外關係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事件。此前,美國在“門羅主義”方針下反對海外殖民主義;此後,美國轉換說辭,躋身殖民國家之列。正如學者阿爾伯特·溫尼伯格(Albert K. Weinberg)所說:“美國要求獲得菲律賓是建立在戰爭賠償的合法基礎上的,但在根本層面上也是建立在帝國主義式的預期之上的,即勝者可以在和約中寫上他想要的一切。”

伴隨美國的軍事勝利出現的,是一套“昭昭天命”的說法,不但要使占領合法化,更要使之合理化。照此說法,美國不能在打敗西班牙人以後就散手不管,放任曾經的壓迫者繼續壓迫當地百姓,不能因為美國的不負責任,使菲律賓陷於混亂與無序。總統麥金萊(William McKinley)聲稱,美國不僅要去教育、解放、文明化和基督化呂宋島,而且要將這一事業推向所有的菲律賓群島,這是美國的天命。

在許多人看來,這是美國式的帝國主義,又或稱之“仁慈帝國主義”(benevolent imperialism),其使命在於文明化和基督化這個世界。還有人提出,可以借此推銷帶有美國印記的“自由” (liberty),美國公理會傳教士林曼·艾伯特(Lyman J. Abbott)就曾呼籲把傳統的帝國主義轉變為“一種新的帝國主義,即自由帝國主義”。

當時,美國國內處於“鍍金時代”的末期,工商業大發展積累了大量財富,為其海外殖民政策提供了經濟支持,而天命昭昭的基督教觀念又為這種轉變提供了精神和道義的支持。可以說,從一開始,美國帝國主義便是由這種基於無差序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所謂“天賦使命”包裝起來的。

正是在這樣的曆史背景下,菲律賓成為新興的美帝國主義的第一塊海外試驗田。《華盛頓郵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一種新的意識似乎降臨到了我們頭上——一種力量的意識——伴隨著這種意識的是一種新的渴望,一種去展示我們的力量的渴望。這或許可以和野獸新嚐了鮮血之後的反應相比較。不管是出於雄心、利益、榮耀,還是出於對土地的渴望,又或是對戰鬥本身的熱愛,我們被一種新的感覺所支配了。我們面對著一種奇怪的命運,正如叢林中鮮血的味道那樣,我們人民的口中已經品嚐到了帝國的滋味。它意味著一種新的帝國政策將用武裝起來的國家取代重新站起來的共和國。”

帝國的滋味讓華盛頓的政客們興奮不已,認為美國終於擺脫了西方第二梯隊的位置。參議院庫什曼·戴維斯(Cushman Kellogg Davis)宣稱,“美國已經不再是西方大陸上的中國了。我們還活著,感謝上帝,我們絕不能被這個世界上的任何國家欺負,不管是大的國家還是小的國家。1898年後的美國,“干涉主義”日漸抬頭,儼然是一個積極擴張的新興帝國了。

“門戶開放”政策

美國占領菲律賓之時,英、法、俄、德、日等掀起瓜分中國的競賽,占了先手。為免本國商業利益受此瓜分狂潮的影響,美國國務卿海約翰(John Hay)於1899年9月至12月之間,分別向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俄國和日本發出照會,要求各國維繫在華勢力範圍內的通商口岸的貿易自由,互相保持開放。這就是所謂的“門戶開放”政策,要點有三:

一、對他國在中國取得的“利益範圍”(sphere of interest)、租借地內的條約口岸和既得利益,一概不加干涉。

二、在各勢力範圍口岸裝卸的各國貨物,均按中國現行條約稅則繳納稅款。此種稅款由中國政府徵收。

三、各國對於駛入其勢力範圍的他國船隻不得徵收高於本國船隻的入港費;對於使用其所修建或經營的鐵路來運送的他國貨物,不得徵收高於本國貨物的運費。

對此“門戶開放”的提議,各國接受的程度不同,但均未公開反對。1900年6月,海約翰發表聲明說各國都支持該提議,當時,義和團已進入北京并包圍各國駐華使館區。7月,美國政府再次照會各國,重申此“門戶開放”政策,並呼籲各國維繫中國的領土和行政權完整。

不少人對“門戶開放”望文生義,認為是列強要求中國開放門戶,其實大錯特錯。這一政策繫在華列強約定彼此開放其門戶,在各自勢力範圍覆蓋下的口岸自由通商,利益均霑。質言之,是一種諸強共同壓榨中國的“聯合殖民主義”和“聯合帝國主義”。保持中國領土及行政權的完整,是諸國在華彼此門戶開放、利益均霑的前提,如若中國被割裂為若干小塊的殖民地,則該政策根本無從推行。

1899年8月23日美國雜誌Puck刊發的有關“門戶開放”政策的漫畫。代表美國的山姆大叔站手持“對華貿易協定”,站在中國地圖上,而德國、意大利、英國、俄羅斯、法國則忙著切割中國。

“門戶開放”是海約翰的好友、美國外交官柔克義(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構思的。柔克義早在1884年就到北京任駐華使館秘書,漢文功底很好,他本人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感情頗深,但其謀劃“門戶開放”並非要去拯救中國,而是美國一個多世紀以來奉行對華外交“中立”的結果。而這種政策在1900年前後也走到了盡頭。

美國1784年與中國建立貿易關係,此後百餘年對華交往均圍繞商業利益這個唯一核心,並不直接插手中國政治。1898年美國從西班牙手中搶占菲律賓,快速帝國化,在此背景下,其對華政策也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事實上,“門戶政策”推出還不到一年,美國海軍陸戰隊便作為八國聯軍之一打進了北京紫禁城,柔克義則出任美國代表到北京談判,最終在《辛醜議和條款》上籤字。從此,美國的對華政策除了商貿,還帶上了“征服”的意味。

西苑會面

就在國勢窘迫的1898年,中國國內展開了一場變法自救的運動。6月11日光緒皇帝下詔改革,包括革除冗官、興辦實業、開辦新學等。而慈禧太后擔心其所掌控的權力中樞失控,於當年9月13日囚禁了光緒帝,並取消多數變法舉措。此次變法前後103天,史稱“百日維新”,其歲在戊戌,又稱“戊戌變法”,總體上是失敗的。

但慈禧太后也並非全然僵化守舊。事實上,就在“百日維新”開始前不久的1898年5月,她還破例接見了德國的海因里希親王(Prince Albert Wilhelm Heinrich)。海因里希親王是德國皇帝威廉二世的弟弟,當時率領德國海軍前來加強膠州灣防衛,系山東巨野教案後德國強租膠州灣的後續。

慈禧太后心知朝廷危殆,決定接見這位年輕的親王,這是她第一次接見歐洲男性官員。當時駐京公使團主任(通常由外交資曆最深的公使擔任,非正式職務)是英國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竇納樂夫人則擔任公使夫人們的領班,她托海因里希親王向慈禧太后轉達公使夫人們覲見太后並為太后賀壽的願望。

慈禧太后很爽快地答應了。這可是件破天荒的大事,因為太后從未接見過任何公使夫人,這次不僅答應接見,還要接見所有的公使夫人。各公使館都十分興奮,卻也發生了一些爭吵,主要為了翻譯的人選以及各館秘書的夫人和女兒也想一起前往。鬧騰了一陣,最終還是決定只能公使夫人們和三四名翻譯前往。

覲見本來要在慈禧太后的生日,即農曆十月十日(公曆11月23日)舉行,不巧有位公使夫人不在北京,且新任俄國公使尚未遞交國書,只好延期。禮部選擇十一月初一(公曆12月13日)為接見的良辰吉日,即冬月朔日,是大雪後第六天、冬至前第九天。負責外事的總理衙門提前製定了覲見禮儀,發給各夫人,見面時她們只行鞠躬禮,無需磕頭下跪。

12月13日上午10點,總理衙門派隨員一名、馬伕兩名和五人抬的轎子一頂,到英、美、法、日、俄、德、荷七國公使館迎接各公使夫人,到英國公使館齊集後,11點準時出發,前往紫禁城西側的西苑(今中南海)儀鸞殿。儀鸞殿是慈禧太后的冬季寢宮,並不在紫禁城中。

公使夫人們抵達西苑第一道門蕉園門(今已不存),換乘鋪著紅布的轎子,每頂轎子都由六名太監抬著往里去,四名翻譯則只能步行;到第二道門福華門時,再換到法國贈送的火車車廂里,由太監們沿著“西苑鐵路”(全長1500米左右,民國時期全部拆除)拉一小段;到瀛秀門,各位夫人下車,有若干中國官員在迎候。夫人們喝了一杯茶,便隨慶親王奕劻等幾名高級官員來到儀鸞殿。

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已經在殿內等候。七名公使夫人將外套脫在外室,按照居京時間長短排好順序,和四名翻譯一起,朝著坐在寶座上的太后和皇帝深深鞠一躬。第一位翻譯將公使夫人逐一介紹給慶親王奕劻,再由奕劻再介紹給太后和皇帝。

接著,竇納樂夫人做了個簡短致辭,表達獲太后接見的喜悅之情,“並大膽希望……東西方人民在相互交往中越走越近”。慈禧太后由奕劻宣讀了她的回覆,“今天接見的外國公使太太們已經一起獻上了福願,她們說的都是吉祥話兒,叫我很高興。現在中外融洽,天下太平。我打心底裡希望公使太太們在中國生活平安,萬事如意。”

隨後,公使夫人們逐一向前登階,先到光緒皇帝的寶座前鞠躬行禮,再到太后的寶座前深深鞠躬,翻譯則在階下翻譯。皇帝伸出手來示意平身和友好,太后則逐一把公使夫人們的雙手攏在自己手裡,給每個人套上一枚大珍珠金戒指,和顏悅色道:“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此後,各位公使夫人下階,恢復進殿時的順序。

覲見結束後,夫人們到偏殿用膳。禦膳房已經備好美味佳餚,由中方翻譯以英文和法文向公使夫人們逐一介紹。慶親王奕劻和幾位格格陪同用餐,氛圍十分融洽。餐後是茶點,此時慈禧太后攜隆裕皇后前來,待太后坐在一張黃色的椅子上,公使夫人們便如前般坐好。太后向公使夫人們介紹隆裕皇后,皇后略顯靦腆,但康格夫人對她的印象很好。

之後,慈禧太后讓夫人們前往戲樓聽戲,也就是觀賞京劇。聽完戲,公使夫人們回到偏殿,再次見到等候在那裡的慈禧太后。待各她們入座,茶點都上好了,太后起身到每一位夫人面前,舉起茶杯自己先抿一口,再遞給她們,說道:“一家人,都是一家人。”接著,又送了公使夫人們一些精緻的禮物。

最後,七國公使夫人與太后告別,乘轎子從蕉園門離開西苑,返回英國公使館,再各自乘轎回家。整個接見流程與總理衙門事先擬定的基本相同,但賞賜禮物、聽戲及戲後賜茶和更多禮物等,則是慈禧太后自己的臨時決定。接見中的一些禮儀,如太后拉著諸位公使夫人的手、抿一口茶再遞給對方等等,都是表示友好和善、親密如一的姿態。

1903年康格夫人薩拉與另外三位夫人以及攝影師裕勳齡的女兒一起與慈禧太后合影。薩拉牽著慈禧太后的手。照片上方寫著“大清國當今聖母皇太后萬歲萬歲萬萬歲”,落款是“光緒癸卯年”即1903年,中間禦寶印款是漢文篆書“慈禧皇太后之寶”。攝影師裕勳齡是當時擔任慈禧英法文翻譯的裕德齡(即所謂“德齡公主”)的二哥。四名西方女士中,三人雙手戴著同樣的鐲子,胸前掛著同樣的小葫蘆,應該都是慈禧賞賜的禮物。

今天的曆史評論對慈禧太后多有撻伐,也常做“落後中國vs先進西方”的對比。但在北京城那段曆史時空中,西方人總是以見到中國皇帝和皇太后為榮的,更不必說中國人自己了。見過與沒見過皇上和皇太后,是很不一樣的,例如“百日維新”的干將康有為,曾受光緒皇帝召見,至死都是“保皇派”,而他的得意門生梁啟超沒見過皇帝,就沒有這方面的“負擔”。

對於覲見一事,美國公使康格的夫人薩拉尤感興奮,她給美國的姐妹寫信,激動地回憶道:

我們陶醉在新奇和美麗之中,一切都那麼、那麼地不真實,完美得像一場夢!想想看,中國緊閉了幾百年的大門終於打開,在這之前,沒有外國女人見過中國的統治者,而中國的統治者也從沒見過外國女人!回到英國公使館後,我們仍然興奮難耐,便一起照了張相,想要留住這非同尋常的一天——1898年12月13日,對中國和世界而言,都是偉大的一天!

她的丈夫美國公使康格於次日,即12月14日,致信國務卿海約翰,報告覲見的過程。也許是受到夫人雀躍歡欣的影響,他評價道:“由皇太后或是皇后出面接見外邦女性,這在中國曆史上是頭一次,應該會帶來諸多好的影響。在紫禁城里,想要去瞭解西方和西方人的想法會越來越多;中國人在得知太后待見外國人後,也會放下一些原有的敵對情緒。”

由此可見,慈禧太后此番“夫人外交”,對緩和中外關係還是有些作用的。但義和團運動的興起,迅速改變了很多東西。康格和他的太太,連同其餘幾個國家的公使和太太們,都被圍困在使館區內。這些我們在下一篇再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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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元崇,系美國特拉華大學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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