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如何看待31個省和300個城市經濟財政數據變化?
2020年04月08日07:34

  2020:如何看待31個省和300個城市經濟財政數據變化?

  摘要:

  各省經濟財政有何變遷?

  從各省GDP增速來看,中西部地區GDP增速普遍高於東部地區,東北地區及部分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缺乏內在動力。

  各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基金預算收入及總財力與其GDP規模相匹配。在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背景下,各省預算收入增速普遍下降,財政自給率亦多呈下降趨勢。在總財力的構成中,我們還關注兩個結構性指標,一是土地出讓依賴指標,二是中央補助依賴指標:東部沿海地區對土地出讓依賴程度普遍高於中西部地區,並且近幾年各省土地依賴普遍提高;中西部地區對中央補助依賴程度普遍高於東部沿海地區。

  各地級市(州、盟)經濟財政有何變遷?

  2019年地市GDP增速分佈主要集中在4.5%-10.0%的區間內,其中:東部地區GDP增速整體略高於全國平均增速,但個別省內(如山東)各地級市增速分化明顯;東北地區GDP增速普遍低於全國平均增速,遼寧地區GDP增速略高於黑龍江及吉林;中部地區GDP增速整體高於全國平均增速,省內增速分化現象依然存在,極個別地級市GDP甚至出現負增長;西部地區GDP增速遠高於全國平均增速,雲南省GDP增速居前列。

  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來看,約15%的地級市2019年一般預算收入呈現負增長,以東北及西部地區居多;約8%的地級市預算收入增速超過10%,仍以東北及西部地區居多,這也反映這些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分化現象較為嚴重。

  2019年,共有22個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減少超過5%,多源於稅收收入的大幅減少,大致原因可分為以下兩類:

  (1)因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稅收減少導致的一般預算收入下滑,這與當地部分主導產業及相關企業規模效益下滑密切相關,如廣東揭陽、遼寧撫順、湖北宜昌、湖南湘潭、寧夏銀川等市;(2)因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稅收減少導致的一般預算收入下滑,這或與當地土地及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更主要集中在區縣)有關,如山東煙台、山東威海、江蘇徐州、廣東梅州等市。

  財政自給率較低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這類區域經濟基礎較弱,受中央轉移支持力度較大。基金預算收入比較高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這與其所在區位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有很大關係。

  土地依賴度比較高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東部地區,此類區域經濟產業發達、人口聚集效應較強,但也要關注區域土地市場景氣度波動帶來的衝擊;而土地依賴程度較弱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東北地區及西部地區,並非意味著自身經濟產業創稅較強,反而意味著土地出讓難度較大,同時這些地區對上級補助的依賴度或較高。

  近期,2019年各地方政府經濟、財政數據相繼公佈,本文將從省級和地級市[1]兩個層面,分析闡述2019年各區域經濟、財政和債務有何變遷?

  各省2019年經濟財力有何變遷?

  本章將主要分析31個省級行政區的經濟、財力和債務情況,數據來源包括但不限於各省《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關於201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0年預算草案的報告》,以及財政、統計等政府部門公開發佈的信息。1. 哪些省份GDP值得關注?

  2018年GDP統一核算後,部分省份GDP規模及排名出現雙下降。2019年,我國進行了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國家統計局按照統一標準核算了各省、市2018年GDP。整體來看,GDP統一核算後,南方省份GDP多核增,而北方省份GDP多核減。部分省份調整幅度較大,其中GDP核減幅度超過10%的有天津(-28.96%)、吉林(-25.35%)、黑龍江(-21.48%)及山東(-12.84%);GDP核增幅度在10%以上的有雲南(16.78%)、安徽(13.34%)及上海(10.20%)。此外,統一核算後部分省份的GDP規模排名出現較大變化,比如天津及河北因此次核減,GDP排名均下滑4位。(括號內為各省份GDP修訂幅度)

  按統一核算後口徑,2019年各省份GDP排名未出現較大變動。對比修訂後的2018年各省份GDP規模排名,2019年GDP規模排在前三位的依然是廣東、江蘇和山東;大部分省份排名並未發生變化,僅“四川(6)&湖北(7)”、“重慶(17)&雲南(18)”排名發生了交換(括號內為2019年GDP規模排名,與2018年修訂後的排名出現了交換)。

  從各省GDP增速來看,西部地區GDP增速普遍高於東部地區,東北地區及部分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缺乏內在動力。2019年,全國實現GDP同比增長6.1%,從各省GDP增速來看,主要有以下兩個特徵:

  (1)(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速較高,比如貴州、雲南、西藏,2019年GDP增速均超過8%。一方面,西部地區城鎮化進程較東部沿海地區要晚,近年來固定資產投資,尤其是房地產開發投資增速較高(2019年,貴州、雲南及西藏房地產開發投資完成額同比增速位列全國前三);另一方面,中部地區承接了東部地區部分產業轉移,工業增速較高。

  (2)東北地區及部分東部地區GDP增速遠低於全國平均增速,主要包括吉林(3.00%)、黑龍江(4.20%)、天津(4.80%)、內蒙古(5.20%)及山東(5.50%)。東北地區經濟失速問題由來已久,2012年中國進入經濟增速換擋期、經濟結構調整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疊加”時期,東北地區的經濟便在這段時間內出現了斷崖式下降。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東北地區以重工業為主導產業,工業產業體系一度為當地經濟增長作出了突出貢獻,但過度的產業關聯性和產業結構剛性在其後期發展中逐步顯現出路徑依賴的負鎖定狀態。這也反映了過度依賴資源及重工業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不具備可持續增長性。天津及山東的經濟增速放緩與東北三省存在著部分共性問題。

  對比2018年,經濟下行壓力增大之下,2019年各省經濟增長普遍減緩,省份間GDP增速變化存在較大差異。2019年各省GDP增速多數下降,31個省份中有26個省份GDP增速下滑,1個省份持平,僅4個省份增速上漲,分別為天津(3.6%~4.8%)、重慶(6.0%~6.3%)、河北(6.6%~6.8%)及新疆(6.1%~6.2%),但這可能與前期這些省份GDP擠水分導致基數較低有關(括號內分別為該省2018、2019年GDP增速)。

  進一步來看,省份間GDP增速變化存在較大差異,主要表現在:頭部省份增速放緩,中間省份增速相對平穩,經濟體量較小省份的GDP增速和增速的波動幅度均比較大。具體來看:(1)GDP規模排前三的廣東、江蘇和山東增速平均下滑0.7個百分點,而且各省的增速下滑幅度均超過了全國平均水平;(2)GDP規模在3-7萬億區間內的10個省份的增速波動幅度均比較小,增速平均下滑0.4個百分點,低於全國平均;(3)3萬億以下區間的18個省份增速平均下滑0.51個百分點,但波動幅度十分大,比如天津市2019年GDP增速上漲1.2個百分點,漲幅最大,而陝西省GDP增速下滑最多,達2.3個百分點。

  陝西省2019年GDP增速較2018年下滑2.3個百分點,從其三次產業增速來看,第二產業增速下降了3個百分點、第三產業增速下降了2.3個百分點。通過分析增速下降較多的第二產業的具體行業發現:各行業2019年的規上工業增加值增速整體下降,其中石油和天然氣開採業(-8.2%)、汽車製造業(-5.6%)及煤炭開採和洗選業(-4.3%)下降幅度最大。進一步來看,陝西省GDP增速嚴重下滑源於其省內產業結構問題,一方面過度依賴資源及重工業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模式不具備可持續增長性,另一方面汽車產業的不景氣亦帶來了較大沖擊。

  2. 2019年各省財力有何變遷?

  下面我們主要統計了各省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及總財力情況,並進一步分析了各省的總財力構成及地方政府對2020年財政收入的展望。

  2.1. 哪些省份一般預算收入值得關注?

  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主要來自稅收收入和非稅收入,其中稅收收入占大多數。2019年,全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19.04萬億元,同比增長[1]3.8%;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本級收入10.11萬億元,同比增長3.2%。

  整體來看,2019年各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與其GDP規模相匹配。2019年廣東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最高,而甘肅、海南、寧夏、青海和西藏等省份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較低,均不足千億。

  [1]本文對財政收入的各類增速計算均採用名義增速

  從增速來看,省份間預算收入增速分化,東北地區預算收入甚至出現負增長。從地方一般預算收入的增速來看,2019年地方一般預算收入增速較2018年下降3.8個百分點。其中,東部、中部、西部及東北地區2019年財政收入增幅[1]分別為3.5%、4.6%、2.8%和-2.1%,中部地區收入增幅相對高一些,東北地區收入下降。從各省份來看,湖南(5.11%)、河北(6.51%)、浙江(6.82%)、四川(7.2%)等9個省份增速在5%以上;吉林(-9.99%)、重慶(-5.77%)、西藏(-3.67%)、寧夏(-2.97%)、甘肅(-2.39%)及黑龍江(-1.56%)6個省份2019年預算收入出現負增長。(括號內為各省份2019年預算收入增速)

  [1]http://www.eeo.com.cn/2020/0210/375981.shtml

  對比2018年,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背景下,各省預算收入增幅普遍下降,低收入省份增速波動更大。2019年我國繼續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各省多措並舉,進行了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長期來看,減稅降費有助於釋放經濟活力,但短期對地方財力存在一定的負面影響。2019年,各省份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普遍下降,增幅平均下降約4.6個百分點。具體來看:

  (1)預算收入在3000億以上的省份2019年增幅下降幅度相對較低,平均降幅約3.53個百分點;(2)收入低於3000億的省份,增速變動方向不一且幅度均較大,如天津預算收入增速反彈了23.27個百分點,從而由負轉正;(3)而甘肅(-9.18)、西藏(-27.63)、吉林(-12.46)等省份增速下降幅度較大,2019年預算收入增速由正轉負。(括號內為各省份2019年較2018年增速的變動百分點)

  對個別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逆勢上漲或下跌的省份進行單獨分析,如天津和吉林:

  l 2019年,天津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較2018年上升了23.27個百分點,主要原因有兩個:(1)2018年天津市預算收入較2017年下降8.83個百分點,下滑幅度過大導致2018年基數較低;(2)2019年,天津市非稅收入大幅增加,主要系2019年天津市市屬國企混改步伐加快,政府持有股權轉讓收入大幅增加,導致2019年非稅收入中的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由預算數的1億元擴張至227億元。

  l 吉林省2019年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9.99%,較2018年下降12.46個百分點,主要系稅收收入較上年降低93.86億元。分稅項看,增值稅收入減少33.64億元,企業所得稅減少17.79億元,個人所得稅減少16.69億元,除因落實更大規模減稅降費政策的原因外,汽車、醫藥等重點行業效益下滑也是稅收減少的主要原因。2019年,吉林省八大規上重點產業中,汽車製造業(-6.6)、醫藥產業(-15.3)、能源工業(-6.9)及紡織工業(-17.8)的工業增加值增速較2018年出現大幅下降。(括號中為各行業2019年工業增加值增速較2018年變動的百分點)

  從財政自給率來看,各省份這一指標多呈下降趨勢。2019年,除上海、北京和內蒙古外,其他省份的財政自給率均低於2018年的財政自給率,其中浙江(-6.37)和重慶(-5.85)的財政自給率下降超過5個百分點(括號中為各省份2019年財政自給率較2018年變化的百分點)。2018年末,財政部部長劉昆在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提出,2019年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力提效,具體體現在實施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普惠性減稅和結構性減稅相結合)以及增加支出規模助力高質量發展,在此大背景下,整體財政自給率有所下降,中央轉移支付及補助有所增多。

  2.2. 哪些省份政府性基金收入值得關注?

  基金預算收入主要來自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2019年,全國地方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同比增長12.6%[1],2017、2018年分別同比增長37.3%、23.8%;其中,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增長11.4%,2017、2018年分別同比增長40.7%、25%;增速整體持續下滑,但絕對增速相對較高。

  從規模上看,各省2019年基金預算收入整體同其GDP規模相匹配,東西部地區差異較大。從各省份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來看,基金預算收入規模最大的4個省份也是GDP規模最大的4個省份(浙江、江蘇、山東、廣東),其中浙江省是唯一一個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超過萬億的省份;而中西部及北部地區,如黑龍江、吉林、甘肅等省份2019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不足千億,西藏甚至不足百億。

  [1]http://gks.mof.gov.cn/tongjishuju/202002/t20200210_3467695.htm

  從增速上看,各省2019年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增速存在明顯差異且各省增幅變動明顯,方向不一。

  (1)橫向來看,2019年各省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增速差異比較大,既有增速超過30%的省份,比如湖南(32.84%)、遼寧(32.97%)、貴州(36.89%)、安徽(39.04%)和青海(79.11%);也有負增長的,比如四川(-38.51%)、西藏(-15.41%)和新疆(-14.31%)等8個省份。

  (2)縱向來看,各省2019年增速較2018年變化亦存在較大差異,比如四川(-82.03)、新疆(-53.46)、江西(-53.45)、內蒙古(-53.23)和雲南(-52.32)增速均下降超過50個百分點;而安徽(63.01)增速上升超過50個百分點(括號內為增速變動的百分點)。這也體現了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本身的較大波動性。

  2.3. 如何看待各省總財力?

  所謂總財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基金預算收入和上級政府的補助收入(補助收入包括稅收返還和轉移支付收入,具體到省級政府的補助收入,指的是中央政府的補助)。

  2019年,各省份總財力整體也和當地經濟實力相匹配,東部及中部地區高於東北及西部地區。其中,廣東及江蘇總財力最高,均超過了2萬億;浙江及山東其次,均超過1.5萬億;河南、四川、上海、湖北及河北五地的總財力也在1萬億以上;而黑龍江、天津、吉林、甘肅、西藏、海南、青海、寧夏等地不足5千億。

  從增速上看,各省總財力整體正向增長,但增速下滑略嚴重。

  (1)從總財力增速來看,2019年各省總財力增速差異也比較大,除四川、福建、重慶、海南、黑龍江五個省份2019年總財力出現負增長外,其餘省份均為正增長。

  (2)對比2018年、2019年各省份總財力增速發現,除安徽、北京、天津、吉林、青海之外,各省2019年總財力增速均低於2018年。山東、河南、四川、福建、海南、湖北、西藏、新疆、浙江、山西等省份增速下降幅度較大,均超過8個百分點;其中,各省當年政府性基金收入或中央政府補助收入下降是總財力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比如四川、海南、福建等。

  在總財力的構成中,我們關注兩個結構性指標:一是土地出讓依賴指標,即基金收入/總財力;二是中央補助依賴指標,即中央補助/總財力。

  地區分佈上,東部沿海地區對土地出讓依賴程度普遍高於中西部地區(也反映出東部區域土地市場較為景氣)。從土地出讓依賴指標來看,總體呈現“東部地區> 中部地區 > 西部地區”的特徵,具體來看:浙江(56.16%)、江蘇(45.68%)、山東(41.53%)及福建(38.38%)等經濟發達的東部省份對土地出讓依賴程度普遍較高;而西藏(3.43%)、寧夏(8.27%)、新疆(9.72%)等中西部省份對土地出讓依賴程度較低,亦是由於此類區域土地價值較低。(括號中為各省份2019年的基金收入/總財力)

  政府性基金收入主要來自土地出讓收入,土地出讓收入很大程度上又取決於地區經濟產業發展水平。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展水平普遍較高,整體土地市場景氣度較高,土地價格較高。對比各省份2019年住宅用地成交均價,也可以發現,除北京(3189.53)外,其他住宅用地成交價較高的地區均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如浙江(812.67)、江蘇(539.2)、福建(605.73)。(括號中各省份2019年住宅用地成交均價,萬元/畝)

  近幾年各省土地依賴度普遍提高。2017-2019年,土地出讓依賴度整體在提高,具體來看:江蘇、浙江、山東、廣西、貴州等省份持續提高;上海、湖北、河北、安徽、雲南等省份波動較大;而四川、新疆、江西等省份2019年土地依賴度有所下降。

  各省中央補助規模整體上逐年增加。2019年河南、四川、湖南、雲南獲中央補助規模最大,均超過3500億元;海南、上海、寧夏、天津獲補助規模最小,均不到1000億。

  地區分佈上,中西部地區對中央補助依賴程度普遍高於東部沿海地區。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地區,中央補助依賴度較低,比如浙江(6.52%)、上海(8.58%)、廣東(9.6%)、江蘇(10.85%)等;經濟偏弱的中西部地區對中央補助的依賴程度較高,比如西藏(86.48%)、青海(71.65%)、甘肅(66.19%)、黑龍江(65,2%)、寧夏(62.16%)、新疆(61.22%)等。

  各省份對中央補助依賴程度總體下降。橫向來看,總財力規模越高的省份,對中央補助依賴程度越低,比如廣東(9.6%)、江蘇(10.85%)、浙江(6.52%);而總財力越低的省份對中央補助的依賴程度越高,比如寧夏(62.16%)、青海(71.65%)、西藏(86.48%)、甘肅(66.19%)(括號中為各省份2019年總財力)。

  縱向來看,2017-2019年,各省份對中央補助的依賴程度總體下降,其中,海南、貴州、四川、陝西、青海等省份2019年對中央政府補助依賴度下降較多。

  2.4. 2020年各省級政府預算草案有何關注點?

  各省份的《201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0年預算草案》還會同時公佈各地方政府對2020年收支預算情況,我們根據幾個主要指標觀察地方政府如何看待2020年的財力變化。

  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來看,地方政府對2020年財政收入的整體態度相對悲觀。2020年全國29個地方政府一般預算收入的預算值合計[1]為11.45萬億,同比增長2.55%,增速相較於2019年一般預算收入實現的3.2%增速下滑了0.65個百分點。具體來看,29個省份中有26個省份2020年一般預算收入增速為正,但16個省份2020年預算增速出現下滑,表明地方政府對2020年財政收入整體態度相對悲觀。

  [1]四川尚未公佈《201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0年預算草案》,本節未將這兩個省份納入分析。

  從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來看,地方政府對2020年的土地市場的整體態度較為悲觀。 2020年29個地方政府基金預算收入的預算值合計為6.85萬億,同比下跌8.24%,在29個省份中,21個省份公佈的基金收入預算值相較於2018年出現下跌,25個省份公佈的增速出現下跌,反映地方政府對2020年土地出讓收入十分悲觀的態度。但也有部分省份2020年的預算出現雙增,即同比增速為正且相較於2019年上漲,如福建、天津和寧夏。

  此外,我們還關注另外一個指標,也就是一般預算支出,它代表的其實是地方政府可以獲得的一般預算收入、中央補助收入、債務收入等一系列預算內收入的總和,代表的是預算內的支出能力,由於基金預算中收入與支出一般等額相抵,因此一般支出更能反映地方政府對2020年政府經濟財力的衡量。

  從一般預算支出來看,地方政府2020年將切實做好財政節支工作。2019年末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指出2020年的財政政策要提質增效,支出要“以收定支、量力而行”,從各省公佈的2020年支出預算來看,各省也將切實做好財政節支工作:18個省份的2020年預算支出減少,27個省份的預算支出增速下調,2020年地方政府將貫徹“以收定支”原則,進一步優化財政支出結構。

  3. 各省債務情況怎麼樣?

  我們主要統計地方政府債務情況,這裏的地方政府債務特指地方政府負有償還責任的債務,在《201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2020年預算草案》中均有披露[1],包括債務餘額和債務限額。

  對地方政府債務壓力,我們一般使用兩類衡量指標,一是負債率,即債務餘額/GDP,國際上通常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負債率60%作為政府債務風險控製標準參考值;二是債務率,即債務餘額/總財力,國內財政一般以100%作為衡量壓力是否過大的預警線。為反映地方政府自身真實負債水平,我們在債務率的計算也將地方城投有息債務考慮在內,用廣義債務率來衡量各地債務水平,即:廣義債務率=(地方政府債務餘額+城投有息負債)/總財力

  [1]雲南未公佈2019年地方政府債務餘額,這裏使用的是2019年末地方政府存量債券。

  3.1. 各省債務規模如何?

  各省份債務餘額整體與經濟體量成正比,個別省份除外。地方政府債務的總體量與經濟體量有比較大的關係,比如債務餘額最大的四個省份,江蘇、山東、浙江和廣東,也是經濟體量最大的4個省份;但也有些省份經濟體量相對有限,債務餘額卻很大,比如貴州、遼寧、雲南等,債務壓力相對較大。

  2019年各地區債務餘額均有所增加,但從曆史的維度來看,實際上並不是所有地區每年的債務餘額都是增加的。2015-2017年債務餘額下降的地區分別有18、5、2個。此外,從2014年債務審計到2019年末,債務餘額整體出現下滑的地區有三個,財政狀況比較好的北京和上海,以及債務規模比較大的遼寧。

  3.2. 各省負債率如何?

  絕大多數省份地方政府負債率處於預警線以下。整體來看,地方政府負債率大小與經濟發達程度整體成反比,具體的:青海、貴州、寧夏、內蒙古、海南等欠發達地區負債率比較高;廣東、北京、江蘇、山東等發達地區的負債率比較低。結合《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的60%的預警線來看,2019年僅有青海(70.88%)一個省份超過了60%的預警線;貴州2018年負債率雖有下降但亦十分接近預警線(59.66%),但2019年負債率有進一步下降(57.68%)。

  多數省份負債率較為穩定,部分省份近三年負債率持續攀升。2017-2019年,各省地方政府負債率有漲有跌。新疆、陝西、江西、安徽、福建等省份2019年負債率在波動中與2017年基本持平;寧夏、內蒙古、海南、甘肅、廣西等省份負債率持續小幅度上升;也有小部分省份近三年負債率持續攀升,主要為債務壓力較大的欠發達地區或是近幾年經濟發展存在失速現象的地區,如青海(57.63%、70.88%)、吉林(21.37%、37.05%)、天津(18.46%、35.16%)、黑龍江(21.37%、33.93%)等。(括號內分別為各省2017年和2019年的負債率)。

  3.3. 各省債務率如何?

  從地方政府債務率來看,2019年有13個省份的債務率超過100%預警線。除2018年債務率已經超過預警線的貴州(148.48%)、遼寧(137.24%)、內蒙古(136.85%)、雲南(111.01%)、天津(113.60%)、青海(113.00%)、湖南(105.33%)7個省份外,新增寧夏(115.55%)、吉林(106.63%)、福建(105.03%)、海南(102.57%)、四川(101.32%)及黑龍江(100.73%)6個省份。(括號內為各省份2019年債務率)

  2019年各省份債務率整體在增加。寧夏、吉林、黑龍江、重慶、河北、甘肅等省份債務率出現快速增長情況。而債務率最高的貴州及遼寧近三年債務率整體下滑。

  考慮各省份城投有息債務後。天津、北京、江蘇、重慶、貴州等省份的廣義債務率有所增加;遼寧、內蒙古、海南、河北、山西、上海及西藏等省份的廣義債務率較債務率變化不大。

  3.4. 地方政府債務限額,新增債空間和置換債空間如何區分?

  按照財政部披露的數據[1],2019年地方政府債務限額為24.08萬億,而實際餘額為21.31萬億,尚未利用的限額空間為2.77萬億。

  按照《關於對地方政府債務實行限額管理的實施意見》(財預〔2015〕225號)的規定,各地方政府債務餘額不得超過限額,但並不限製當年新增的餘額超過當年的限額。

  2019年而言,已經出現了4個省份使用往年限額在發地方債。比較單個省份2019年的新增債務限額與新增餘額,我們可以發現有4個省份的新增餘額超過新增限額,意味著這些省份使用了往年的債務限額進行發債,包括貴州、遼寧、內蒙古及青海,均是債務率較高的省份。

  http://yss.mof.gov.cn/zhuantilanmu/dfzgl/sjtj/202001/t20200121_3462828.htm

  但深入來看,雖然全國範圍來看地方債發行限額空間依舊很大,但是不同省份的限額空間差異很大,且其中很大部分屬於未使用的置換債額度,實際會被利用的地方債新增限額比較有限。理論上限額空間達到2.77萬億,其中有1.92萬億為未使用的置換債額度,實際曆史累積的未使用新增債額度為0.85萬億。

  一方面,未來置換債的發行空間如何來評估?

  首先,未使用置換債額度遠大於非政府債券形式的政府債務的原因是部分地區處理存量債務時,核減或者償還了一部分債務,導致部分置換債額度未使用;未來而言,直觀上來看置換債的潛在發行規模為1889億(非政府債券形式的政府債務),但考慮到當前地方債試點置換隱性債務,潛在置換債可發行規模應高於1889億,但考慮到試點置換隱性債務的種種約束,這一規模應不會太大(具體可參考此前報告《地方債試點置換隱性債務怎麼看?》。

  另一方面,2019年底的新增地方債賸餘未使用額度發行空間如何來評估?

  需要區分一般債和專項債來看:(1)由於一般債納入預算赤字,地方政府只能根據財政部給定的新增一般債限額逐級分配新增債額度,同時列入各級政府的預算調整方案。根據地方政府跨年度預算平衡機製:“一般公共預算如果出現短收,可以通過調入預算穩定調節基金或其他預算資金、削減支出實現平衡,仍不能平衡的,省級政府報本級人大或其常委會批準後增列赤字,並報財政部備案,在下一年度預算中予以彌補;市、縣級政府通過申請上級政府臨時救助實現平衡,並在下一年度預算中歸還。這意味著地方政府出現短收要超過限額髮行新增一般債需要報本級人大批準後增列赤字,並報財政部備案才可,且需要在下一年預算種予以彌補;(2)專項債納入政府性基金預算管理,不涉及赤字問題,餘額使用上相對比較靈活。2018年3月,財預〔2018〕34號文明確提出:“鼓勵各地區按照《財政部關於試點發展項目收益與融資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專項債券品種的通知》(財預〔2017〕89號)規定,積極利用上年末專項債務未使用的限額”;即超過當年限額增發新增專項債不需要人大審議或者預算調整,較為靈活便利。

  各地級市2019年經濟財政有何變遷?

  本章我們主要對2019年各地方政府的GDP、一般預算收入、一般預算支出、基金預算收入數據進行蒐集整理,數據來源包括但不限於各省、市《政府工作報告》、《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關於 2019年預算執行情況和 2020年預算草案的報告》、《經濟運行快報》,以及財政、統計等政府部門公開發佈的信息。

  此外,為科學反映我國不同區域的社會經濟發展狀況,根據2012年發佈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若干意見》、《國務院發佈關於西部大開發若干政策措施的實施意見》,以及黨的十六大報告的精神,我國的經濟區域劃分為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四大地區[1]。這裏我們對四大經濟分區中各地方政府經濟財政狀況分別進行比較。

  [1]東部地區包括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上海市、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山東省、廣東省及海南省在內的“七省三市”;中部地區包括山西省、安徽省、江西省、河南省、湖北省及湖南省在內的六個省份;

  西部地區包括內蒙古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雲南省、西藏自治區、陝西省、甘肅省、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十二個地區;

  東北地區包括遼寧省、吉林省、黑龍江省三省。

  1. 哪些地級市的GDP值得關注?

  2019年各地級市GDP增速主要分佈在4.5%-10.0%區間內,其中,增速排名前10的地級市GDP增速均大於9.5%,其中6個地級市分佈在雲南省(文山、西雙版納、麗江、保山、昭通、曲靖),廣西省(賀州),山東省(泰安)、安徽省(滁州)、貴州省(遵義)各有1個地級市。

  1.1. 東部地區的GDP怎麼看?

  東部地區GDP增速整體略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在東部地區“七省三市”中,現有85個地級市公佈了2019年GDP實際增速,其中有57個地級市GDP增速高於或等於6.1%;28個地級市GDP增速低於6.1%。山東-泰安是唯一東部地區中GDP增速超過10%的地級市;山東-菏澤、浙江-舟山、福建-寧德三地的GDP增速在9%以上;此外,山東-濟寧的GDP增速僅0.8%,其他低於3%的地級市還有廣東-中山、江蘇-鎮江、山東-淄博、山東-威海。

  個別省內各地級市增速分化明顯。從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山東省內各地級市GDP增速分化明顯,既有泰安(10.8%)、菏澤(9.3%)、日照(8.9%)、濟南(8.8%)等經濟高增長地級市,也有濟寧(0.8%)、淄博(1.9%)、威海(2.2%)、棗莊(3.4%)、濰坊(3.5%)等近年增速下滑嚴重的地級市。除山東外,其他東部省份內也存在類似情況,如廣東-陽江(8.2%)與廣東-中山(1.2%)、江蘇-南京(7.8%)與江蘇-鎮江(1.9%)。

  1.2. 東北部地區的GDP怎麼看?

  東北地區GDP增速普遍低於全國平均增速。從東北地區已公佈GDP增速的21地級市數據來看,僅3個地級市(盤錦、營口、阜新)2019年GDP增速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另有5個地級市(遼寧-鞍山、遼寧-朝陽、黑龍江-齊齊哈爾、黑龍江-綏化、黑龍江-黑河)GDP增速為6.0%,接近全國平均水平;其餘13個地級市GDP增速均低於6%。

  遼寧省GDP增速略高於黑龍江及吉林,但省內亦存在增速分化現象。東北地區GDP增速排在前五的地級市均屬遼寧,如盤錦、營口、阜新、鞍山、朝陽。但與此同時,遼寧省的丹東和錦州GDP增速排名靠後。從已公佈數據來看,吉林省內各地級市的GDP增速普遍不高,最高的通化市也僅5.0%,而鬆原市僅1.0%。

  1.3. 中部地區的GDP怎麼看?

  中部地區GDP增速整體高於全國平均增速。從中部地區已公佈GDP增速的45個地級市數據來看,除山西-太原、安徽-淮南、安徽-蚌埠、山西-陽泉、安徽-淮北5個地級市外,其餘40個地級市的GDP平均增速為7.86%,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其中安徽-滁州、安徽-亳州、安徽-阜陽三個地級市GDP增速在9.0%及以上。

  省內增速分化現象依然存在,極個別地級市GDP甚至出現負增長。中部地區中以安徽省省內GDP增速分化最大,省內GDP增速呈現出“北高南低”的態勢,其中滁州、亳州、阜陽、宿州四市GDP增速遠高於中部地區其他地級市;但與此同時,淮北、淮南、銅陵三市的經濟增速表現不佳,尤其是銅陵市(-1.70%)2019年經濟負增長,主要系第二產業同比下降7.1%。銅陵市經濟增速的下滑也反映了資源枯竭型城市在新舊動能轉換期的發展“陣痛”。

  1.4. 西部地區的GDP怎麼看?

  西部地區GDP增速遠高於全國平均增速,雲南省GDP增速居前列。西部地區已公佈GDP增速的74個地級市GDP平均增速在7.25%,具體來看:GDP增速超過10%的有三個地級市,分別是廣西-賀州、雲南-文山州、雲南-西雙版納州;其他GDP增速高於8%的21個地級市中,雲南省有8個、四川省有5個、廣西省有4個、貴州省有2個、甘肅省占1個。此外,還有9個地級市的GDP增速低於6%,分別為:四川-涼山州、廣西(防城港、南寧、來賓、梧州、柳州)、陝西-安康和甘肅(慶陽、武威)。

  2. 哪些地級市的一般預算收入值得關注?

  截止目前,共有239個地級市披露了2019年的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情況,因此,本節我們僅對已公佈數據的地級市進行分析。

  2.1. 四大經濟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表現如何?

  約15%的地級市2019年一般預算收入呈現負增長,東北及西部地區居多。東部地區,共有83個地級市公佈了2019年一般預算收入增速,其中11個地級市負增長,占13.25%;東北地區,公佈數據的30個地級市中有9個地級市負增長在,占比30%;中部地區,70個地級市公佈了2019年一般預算收入增速,5個地級市負增長,占比7.14%;西部地區,56個地級市公佈了2019年一般預算收入增速,12個地級市負增長,占比21.43%。綜合來看,東北及西部地區2019年各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減少的較多。

  約8%的地級市預算收入增速超過10%,仍以東北及西部地區居多,這也反映這些地區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兩極分化現象較為嚴重。2019年,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高於10%的有:(1)東部地區,河北-張家口、山東-濟南、浙江-湖州等市;(2)東北地區,吉林-四平、黑龍江-黑河+七台河等市;(3)中部地區,河南-駐馬店+濟源+開封、湖南-永州、安徽-亳州、江西-景德鎮等市;(4)西部地區,陝西-延安+銅川、內蒙古-鄂爾多斯、廣西-河池+柳州+賀州、雲南-西雙版納等市。

  2.2. 哪些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下滑嚴重?

  2019年,共有22個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減少超過5%,包括東部地區6個、東北地區2個、中部地區3個及西部地區11個。其中,山東-威海、江蘇-徐州、廣東-揭陽、遼寧-撫順、黑龍江-鶴崗、湖北-宜昌、貴州-六盤水、貴州-安順、寧夏-銀川等9個地級市降幅超過10%。

  各地級市一般預算收入的下降多源於稅收收入的大幅減少,從各稅項來看,主要集中在增值稅、企業所得稅、個人所得稅、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稅收規模的減少。除減稅減費的因素外,可將上述一般公共預算收入減少的原因,歸納為兩類:

  (1)因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稅收減少導致的一般預算收入下滑,這與當地部分主導產業及相關企業規模效益下滑密切相關,如廣東揭陽、遼寧撫順、湖北宜昌、湖南湘潭、寧夏銀川等市。以銀川為例,銀川市稅收下滑主要是增值稅大幅下滑所致。2019年,銀川市34個大類行業中17個行業呈現下降態勢,其中降幅超過10%的有7個行業(如醫藥製造業下降14.8%),占20.6%;此外,銀川市年末360餘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中停產企業54戶,全年累計減產企業131戶,減停產面達50.5%;截至11月份,銀川市工業大類行業中,企業虧損面接近40%。整體來看應該是銀川部分行業規模效益下降導致的增值稅的大幅下滑。

  (2)因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稅收減少導致的一般預算收入下滑,這或與當地土地及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有關,如山東煙台、山東威海、江蘇徐州、廣東梅州等市。以徐州為例,徐州稅收大幅下滑最主要還是土地增值稅和契稅的大幅下滑導致的,其中土地增值稅下滑又主要集中在縣域(目前公佈了財政預決算報告的邳州、新沂、沛縣都有10-20億左右的下滑),結合整體克而瑞統計的徐州市區2019年房地產銷售數據來看,全年市區內房地產銷售並沒有出現大幅下滑,整體來看應該是徐州縣域房地產市場的不景氣(縣域的具體銷售數據還沒有),導致的土地增值稅的大幅下滑。

  3. 如何看待一般預算收入和支出的關係?

  對於地級市這一級地方政府的一般預算支出,在一般預算收入之外,實際上還包含了上級政府轉移支付、上級政府債務轉貸收入,三種收入合計值基本對應一個地區的可支配財力,對應著實際的可支出規模。因此,對地方政府的一般預算支出和一般預算收入進行比較,可以大致判斷出上級政府對下級政府的支持力度,一般預算支出/一般預算收入比較大的地區,意味著上級政府的支持力度更大,反之亦然。

  從全國範圍內來看,各地級市的一般預算支出/收入比值主要集中在1.0-5.75[1]之間,這個區間內集中了近90%的地級市;但與此同時,部分地區獲得了較大的上級政府支持,如黑龍江-伊春、廣西-河池。

  [1]這裏僅針對數據可得的188個地級市的一般預算支出/收入作統計。

  從區域來看,一般預算支出/收入比值較大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東北(如黑龍江、吉林)和西部(如雲南、貴州、廣西、甘肅)地區,這類區域也是我們通常所比較熟悉的中央轉移支付力度比較大的地區。

  進一步的,在分析一個省份內的地區支持差異時,可以用一個省份內不同地區的一般預算支出/收入的比值,來判斷上級政府的支持力度。但是這裏要注意,高比值對於貧困地區有一定借鑒意義,而對於發達地區,比值比較低更多原因是因為地區本身經濟實力較強。

  4. 如何看待基金預算收入/總財力的關係?

  地方政府的基金預算收入主要來自於土地出讓收入,相比於一般預算收入主要源自稅收收入,基金預算收入具有更大的不確定性,也體現了地區財力的波動性。

  基金預算收入比較高的地區,主要分佈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如廣東(廣州、深圳、中山)、江蘇(南京、揚州)、福建(福州、廈門)、山東(濰坊、濟寧)等,這與其所在區位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有很大關係。對於基金預算收入,我們還可以關注一個結構性指標——土地出讓依賴指標[1],即基金收入/總財力[2]。

  同政府性基金收入類似,土地依賴度比較高的地區,主要分佈在東部地區,如廣東(中山、江門、惠州)、江蘇(鎮江、徐州、揚州)、山東(威海、濰坊、棗莊、淄博、濟寧)等,此類區域經濟產業發達、人口聚集效應較強,但也要關注區域土地市場景氣度波動帶來的衝擊。而對於土地依賴度較低的地區,主要分佈在東北地區及西部地區,如黑龍江(伊春、鶴崗、雙鴨山、黑河、綏化、佳木斯、七台河、牡丹江)、遼寧(阜新、朝陽、鐵嶺、撫順、本溪、遼陽、鞍山、錦州)、吉林(白山、遼源)、甘肅(酒泉、平涼)等,並非意味著自身經濟實力較強,反而意味著土地出讓難度較大,同時這些地區對上級補助的依賴度或較高。

  [1]未公開基金預算收入的地區比較多,我們僅統計已公佈的141個區域的數據,因此結論可能有偏差,僅提出一種數據處理思路供參考。

  [2]總財力,主要包括地方政府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基金預算收入和上級政府的補助收入;由於地級市的一般預算支出實際上包括了一般預算收入、上級政府轉移支付在內,故用一般預算支出及基金預算收入之和粗略概括總財力。

  小結

  近期,地方政府經濟、財政數據相繼公佈,我們將從省級和地級市兩個層面,分析不同地區的經濟、財政和債務有何變遷?

  各省經濟財政債務有何變遷?

  在2019年我國進行了第四次全國經濟普查,國家統計局按照統一標準核算了各省市2018年GDP,整體變化調整較大。2019年各省GDP規模排名較2018年統一核算後的情況變化不大。

  從GDP增速來看,西部地區GDP增速普遍高於東部地區,東北地區及部分東部地區經濟發展缺乏內在動力。頭部省份增速有所放緩,中遊省份增速相對平穩,經濟體量較小省份的GDP增速和增速的波動幅度均比較大。

  各省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基金預算收入及總財力與其GDP規模相匹配。在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背景下,各省預算收入增速普遍下降,財政自給率亦多呈下降趨勢。在總財力的構成中,我們還關注兩個結構性指標,一是土地出讓依賴指標,二是中央補助依賴指標:東部沿海地區對土地出讓依賴程度普遍高於中西部地區,並且近幾年各省土地依賴普遍提高;中西部地區對中央補助依賴程度普遍高於東部沿海地區,各省對中央補助依賴程度總體下降。

  此外,各地方政府對2020年財政收入的整體態度相對悲觀,財政支出將貫徹落實“以收定支”原則。

  從各地級市(州、盟)經濟財政數據來看:

  2019年地區GDP增速分佈主要集中在4.5%-10.0%的區間內,其中:東部地區GDP增速整體略高於全國平均增速,但個別省內(如山東)各地級市增速分化明顯;東北地區GDP增速普遍低於全國平均增速,遼寧地區GDP增速略高於黑龍江及吉林;中部地區GDP增速整體高於全國平均增速,省內增速分化現象依然存在,極個別地級市GDP甚至出現負增長;西部地區GDP增速遠高於全國平均增速,雲南省GDP增速居前列。

  從一般公共預算收入來看,約15%的地級市2019年一般預算收入呈現負增長,以東北及西部地區居多;約8%的地級市預算收入增速超過10%,仍以東北及西部地區居多,這也反映這些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增速分化現象較為嚴重。

  2019年,共有22個地級市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比減少超過5%,多源於稅收收入的大幅減少,大致原因可分為以下兩類:

  (1)因增值稅、企業所得稅等稅收減少導致的一般預算收入下滑,這與當地部分主導產業及相關企業規模效益下滑密切相關,如廣東揭陽、遼寧撫順、湖北宜昌、湖南湘潭、寧夏銀川等市;(2)因城鎮土地使用稅、土地增值稅等稅收減少導致的一般預算收入下滑,這或與當地土地及房地產市場不景氣(更主要集中在區縣)有關,如山東煙台、山東威海、江蘇徐州、廣東梅州等市。

  一般預算支出/收入比值較大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東北地區和西部地區,這類區域經濟基礎較弱,受中央轉移支持力度較大。基金預算收入比較高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經濟較為發達的東部地區,這與其所在區位及當地經濟發展水平有很大關係。

  土地依賴度比較高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東部地區,此類區域經濟產業發達、人口聚集效應較強,但也要關注區域土地市場景氣度波動帶來的衝擊;而土地依賴程度較弱的地級市,主要分佈在東北地區及西部地區,並非意味著自身經濟產業創稅較強,反而意味著土地出讓難度較大,同時這些地區對上級補助的依賴度或較高。

  風險提示地方政府財政預算數據與決算數據存在差異,疫情影響下2020年地方財力下滑超預期。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