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靈魂交流的地點,在網上
2020年05月07日19:47

原標題:和靈魂交流的地點,在網上

編者按:在我們死後,我們在網上的私人信息並不會憑空消失,而會成為一種前所未有的遺產:“數字遺產”。終有一天會死於數字時代的我們,要如何處置自己的“數字遺產”?數字時代讓人們面對死亡時的痛苦和悲傷都變得更加複雜,我們渴望保留回憶,也渴望保留某種程度的隱私。作為心理諮詢師,《網上遺產》的作者曆經十餘年,記錄了人們在處理“數字遺產”時遇到的種種困境,用無數觸動人心的真實事例,讓我們前所未有地思考在數字時代的記憶與愛,死亡與不朽。本文摘自引言《紀念伊麗莎白》。

我在洗手間里躲了大約10分鍾。這是我有生以來最灰心喪氣和尷尬的時刻。幾個月前,我在一場專業研討會上做了相同的演講,當時非常成功。社交媒體是一個相對新鮮的事物,在社交媒體上悼念別人也真的是一件新鮮事,所以,我是最早談論這個話題的人之一。在那場研討會上,我所在領域的學者給出了那麼多良好的反饋,也進行了非常積極的討論。

但是,今天的情況完全不同。幾乎每個在場的人都顯得心不在焉或困惑不解。我看到很多人交叉雙臂,還有很多人擺出了令人沮喪的肢體動作。到了問答環節,現場安靜得可以聽到一根別針掉落到地上的聲音。這次我的聽眾是普羅大眾,顯然,我對他們做出了錯誤的判斷。我怎麼會錯得這麼離譜呢?一開始,我假設每個人都知道社交媒體是什麼以及它們是如何運作的,帶著這個前提我直接開始了演講,但顯然大部分聽眾都不知道我在這40分鍾里都講了些什麼。實際上,這並不令人感到驚訝。2010年,在30歲以上的人群中,社交媒體的使用率低得令人難以置信。天啊,我真是個大笨蛋。我把涼水拍在滾燙的臉頰上,下定決心要回到正在舉行的以“死亡”為主題的《星塵》藝術展研討會的畫廊。人們在四處轉悠,等待著小組討論開始。我仍然感到緊張不安,於是站在一個角落里,想和壁紙融為一體,但沒有成功。

她在房間另一頭看到了我,然後徑直朝我走來。在這個房間里的所有“數字移民”中,她肯定是最資深的一位。她那一頭蒲公英般蓬鬆、稀疏的白髮被綰起,胳膊上挎著一個特別大的、過時的手提包,就像女王一樣。儘管她步態虛弱,個子也很小,但她的步伐堅定自信,而且顯然有話要說,我也相當確定她要說些什麼。我無力地笑了笑,準備好接受勒德分子[1]的抨擊,比如:這些新奇的觀念,像是全球的某某玩意兒,不過是一堆廢話。

“你意識到了,”她尖刻地說道,“你說的不是什麼新鮮事。一點兒新的內容也沒有。”

“一點兒新的內容也沒有?”我茫然地問道。我以為她會說這場演講的內容太新潮了,人們不太容易接受。畢竟,Facebook 對公眾開放僅有4年的時間[2][3]。人們不僅在網站上創建了紀念頁面,而且每天訪問逝者在世時的資料。他們將這些網站重新利用,不僅僅是為了悼念和紀念,也是為了對逝者說話。我注意到他們說的話是日常的、隨意的,而且幾乎總是用第二人稱。比如:“我不敢相信今年你不會和我們在一起了。天哪,這糟透了。親愛的,想你!!”有些評論似乎表示,上網對逝者說話是很有必要的,至少更有效果:“對不起,昨天我沒能對你說生日快樂,因為我待的地方不能上網。”

當我和身為研究者的研討會參與者交流時,他們的確證實了在Facebook上和某個人說話是確保自己熬過那段痛苦時光的最佳方式。他們不一定相信天上有一家網吧,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有天堂或其他形式的來世;但是,宗教人士和無神論者說了一樣的話:如果你在墓地,或者在某人的房間里對他說話,誰知道他會不會聽到?如果你給死者寫了信,然後把信放在了某個地方,誰知道他們會不會看到?然而,如果你在 Facebook 上給他們留言——是的,他們會看到。這怎麼不是新鮮事呢?實際上她認為這一點兒也不新奇,她覺得很無聊。“這件事和太陽一樣老。”她歎息道,然後從手提包里拿出了一個信封。她打開信封,遞給我一疊褪了色的、邊緣粗糙的紙片,上面印有穿著19世紀晚期服裝的人的深色調圖片。照片上的人僵硬地坐在直背椅子上,臉上寫滿了悲傷和堅忍。在背景中,透過柔和的雲霧,可以看到一些模糊透明的面孔和身影,那是已經離去的親人的靈魂。

“你看到了嗎?”她問。她肯定看到了我看不到的東西。“我是格拉斯哥唯心論者協會的成員,”她繼續說道,“你說的和這是一回事。我們一直可以和靈魂交流。他們有自己的方法。”

“這些是靈異照片。”我試探著說道。

“是的。”她得意地回答。

她繼續說了一些話,但是我不記得她說了些什麼。這一回,我的腦袋突然一片空白。我裝出彬彬有禮的樣子,我的目光在她的肩膀處閃爍不定,尋找著能讓我脫身的人,一個我必須在他/她離開之前找到的人。我那時心想,這位女士顯然有點瘋狂,她不理解這個現象,也不理解我表達的觀點。但是,如今不論現在她在哪裡,我正在向以太(或許是那些照片中的靈魂穿越過的同一片以太)傳遞一條信息:夫人,真的很抱歉,我無視了你說的話。不是你沒有理解我說的話,而是我沒有理解你說的話。而且你說得非常好。

有一種關於悲傷的理論叫作“持續聯繫”(continuing bonds)。後文我將對持續聯繫做更多說明,這裏先點明它的本質:與逝者繼續保持聯繫是一種完全正常的現象。如果你覺得這聽起來很奇怪,甚至認為這是個不健康的觀念,那麼看看周圍,看看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幽靈是否正從你身後的薄霧中慢慢浮現。這位早期心理學家對西方思想的影響就是如此深厚,至少目前,他能夠改變我們心中所有關於死亡和悲傷的現存假設。他自身對“健康的”悲傷所提甚少,卻極大地影響了我們關於“健康的”悲傷的觀念。在一篇題為《哀悼與憂鬱》(“Mourning and Melancholia”)的文章中,他就像講述常識一樣,把一切都講給我們聽。他說道:“我不認為用下面的方式來描述它有些牽強附會。”他繼續解釋,悲傷指的是逐漸地、“零零星星地”放下“所愛的對象”,也就是逝者。他沒有具體說明細節,但顯然,你需要回顧你所珍視的關於逝者的每一段記憶和每一個失去的希望,然後你才能放下它們,平穩地、逐步地釋放你的痛苦。弗洛伊德說,如果“逝去的對象繼續存在於我們心中”,我們就無法“自由和無拘無束”,因為我們需要“處理”悲傷的情緒。

不過存在一個問題。這些權威的、實事求是的聲明經不起任何推敲。它們沒有描述大部分人的經曆,甚至沒有反映弗洛伊德失去一樣東西或一個人的經曆。沒有任何經驗證據或逸事證據支援這些觀點,但是,至少在西方,這位偉人關於逝者之歸屬的觀點貫穿了 20世紀剩下的那段時間。在接下來的幾十年里,當人們使用“無法克服”“難以釋懷”和“拒絕承認”這樣的說法時,我們可以聽到他的聲音在耳邊迴響。和逝者保持著緊密聯繫的西方人依然傾向於認為自己是病態的,而且別人也容易將他們視作是病態的,儘管越來越多的人意識到這些觀念有問題。事實上,他們只是在回應一種與時間一樣古老的衝動:珍惜甚至有意經營與逝去的親人之間的心理和情感聯繫。有無數個原因促使我們與對我們而言很重要的逝者保持聯繫,本書將會對其中一些原因進行探索。

通信技術完美地說明,我們與逝者繼續保持聯繫的慾望是如何根植於我們內心深處的,因為一有新的工具出現,我們就會抓住它,用它和逝者保持關聯。在19世紀40年代的紐約,年輕的凱特·福克斯(Kate Fox)和瑪格麗特·福克斯(Margaret Fox)擁有活躍的想像力和強烈的戲劇感,她們成功地讓眾人相信她們可以和幽靈交流。其事業如野火般迅速發展。她們在第一次接觸和懺悔之間進行的干預完全就是一場精心設計的騙局。這對姐妹扮演靈媒,大賺特賺了幾十年。她們回應了人們似乎無窮無盡的與逝者交流的渴望,使唯靈論運動在美國大受歡迎。到了19世紀80年代,虛假的唯心論風靡一時,成就了當時一場轟轟烈烈的騙局。對於福克斯姐妹發起的著名的降神會來說,所選擇的表現幽靈的方式很能說明問題:當神奇的新事物——電報響起的時候,幽靈們也在敲打著發出聲音。我們永遠不會知道,是不是對這種最新器械的興趣直接帶給了凱特·福克斯和瑪格麗特·福克斯靈感,但是,電報傳播得越廣,人們就越是把敲擊等同於交流,幽靈以這種方式說話就越能說得通。

還不止如此。隨著攝影越來越普及,攝影設備傳播得更廣、更容易獲得,“幽靈照片”成了精明的通靈者放入菜單中的標準項目。 1880年,一名調查記者在卡特(L. Carter)夫人位於洛杉磯的攝影工作室中進行採訪。儘管她向記者保證,她的通靈絕不會徹底失敗,但記者仍拒絕接受3.5美元一次的定價。卡特夫人向他保證,如果他想要見的那個幽靈正在做其他的事情,會有一個替身代替它出現。

當這位先生看上去可能會去別處拍攝幽靈照片時,靈媒接到了一條來自“星界”的信息:費用降到2.5美元一次也行。

然而,與進取的卡特夫人和她憤世嫉俗的顧客不同,有些人真的相信依靠技術的力量可以捕捉到幽靈,赫赫有名的托馬斯·愛迪生也是其中之一。愛迪生在19世紀晚期發明了留聲機。1920年,他在《科學美國人》(Scientific American)雜誌上撰文說,他希望有一天能夠製造出一台足夠靈敏,能捕捉到逝者聲音的留聲機。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剛剛結束,在這場終結所有戰爭的戰爭中,那麼多年輕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世人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損失驚愕不已,對他們來說,愛迪生的設想一定非常具有吸引力。到了20世紀80年代,在電影大片中,幽靈通過靜態的嗡嗡聲和未調諧電視機的閃爍線條顯現出來。在21世紀的日本,人們從四面八方來到佐佐木格(Itaru Sasaki)位於山頂的房子,走進他建造的風之電話亭,拿起話筒,訴說對逝去親人的思念。

[1] 勒德分子:19 世紀初英國手工業工人中參與搗毀機器的人,指強烈反對機械化或自動化的人。——譯者

[2] 作者參與這次研討會的時間為 2010 年——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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