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逝世23週年: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
2020年05月16日20:08

原標題:汪曾祺逝世23週年: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

張守仁 鳳凰網讀書

今年是汪曾祺先生百年誕辰,而今天,是他逝世的日子。人們如今提到文學大家,總先想到汪曾祺。這位淳樸、溫潤、通透而童心不泯的“可愛老頭兒”,從陽春白雪到民俗風情,由美食到花草,無所不通,如心有乾坤,卻泰然處事,為讀者留下諸多如沐春風般的篇章和語句。

今天,我們借由一篇特殊的文章回憶他——作者是《十月》雜誌創始人,也是汪老當年的編輯,兩人因公務時常同住,因此記錄了許多有關汪老的趣聞軼事。如他曾“足飲”;愛抽“紅塔山”;洗衣速度快,潔淨度卻很高;擅給友人“量身定製”畫作,給作家鄧友梅送了一幅梅花,用的“顏料”卻是牙膏……

正如這位老編輯所言,“像汪曾祺這種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愛的老頭兒,只能孕育於特定的時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環境,以及西南聯大那樣特別自由的教育方式。”我們如今或難再遇見此般瀟灑人物,但獨特如汪老,永遠鮮活地存在讀者的記憶里,談笑風生。

在我多年編輯生涯中,面對有幾位大家的稿子,只有欣賞的份兒,他們的文本嚴謹得不能動一個字,比如鄧拓、孫犁、汪曾祺。

閻綱兄是資深老編輯,春節期間我向他祝賀乙酉新年吉祥時談起這種職業經曆,他對我說,他編葉聖陶、老舍的稿子,也是這樣的感受。

自從拜讀了汪曾祺先生的《受戒》《大淖記事》後,我多次央請汪老給《十月》寫稿。我發現,就是蘿蔔白菜,他也寫得異常精彩。我曾編髮過他的一篇散文《蘿蔔》。他從從容容,娓娓道來,談及高郵家鄉的楊花蘿蔔、蘿蔔絲餅如何好吃。說北京人用小蘿蔔片汆羊肉湯,味道如何鮮美。他說一位台灣女作家訪問他,他親自下廚,給她端出一道干貝燉蘿蔔,吃得她讚不絕口。說天津人吃蘿蔔要喝熱茶,這是當地風俗。寫到四川沙汀的小說《淘金記》里描述那幺吵吵每天用牙巴骨熬白蘿蔔,吃得一家人臉上油光發亮。還提到愛倫堡小說里寫幾個藝術家吃蘿蔔蘸奶油,喝伏特加,別有風味。還寫到他在美國愛荷華中心附近韓國人開的菜鋪里買到幾個“心裡美”蘿蔔,拿回寓所一吃,味道和北京一切開嘎嘣脆的“心裡美”差遠了。他隨隨便便地寫下去,我饒有興味地讀下去。一直讀到“日本人愛吃蘿蔔,好像是煮熟蘸醬吃的”,文章戛然而止。我深感遺憾,嫌它太短了。讀完了, 欣賞完了,也就編完了。那不是工作,是美餐一頓的享受。

汪曾祺畫作,“吾鄉有紅蘿蔔白蘿蔔無青蘿蔔”

其實,在旅遊途中或到外地講學或開筆會,跟汪老共住一室,深夜無拘無束神聊,更來勁。

記得1991年4月,作家朋友們在馮牧率領下,組團去雲南採風。我們在下關市遊了洱海,參觀了蝴蝶泉,參加了大理白族歌舞團為我們演出的三道茶歌舞晚會,回到賓館脫衣就寢。汪先生靠在床欄上神秘又得意地對我說,他寫過幾篇論述烹飪的文章,是《中國烹飪》雜誌的特約撰稿人。他說他愛吃蘇北家鄉的醉螃蟹、上海的黃田螺、北京天橋的豆汁、天津的燴海羊(燴海參、螃蟹、羊肉)、昆明的過橋米線和汽鍋雞。他吃過蛇、穿山甲、老鼠乾巴(肉絲)、炸蝗蟲、牛肝菌、炒青苔。他像神農嚐百草似的,什麼東西都想嚐一嚐。他認為名廚必須有豐富的想像力,不能墨守成規,要不斷創新,做出新菜、新味來。照著菜譜做菜,絕沒有出息。比如油條,你把它剪成一段一段,中間嵌入拌有榨菜、蔥花的肉末,再放到油鍋裡煎,撈出來就特別好吃。這種菜不妨叫作“夾餡回鍋油條”,對此他要申請專利權。他稱讚香港有道菜做得別緻,用冷布包住鴨肝,濾掉筋頭和粗糙部分,把鴨肝汁放入打碎的雞蛋裡,這樣蒸出來的雞蛋羹味道極佳。

話說到這裏,老人家更來了興致,坐直了身子告訴我, 他有一次細看五代顧閎中所繪《韓熙載夜宴圖》,想瞅清畫面案几上的碗碟里放的究竟是什麼食物。用放大鏡看,有一隻碗裡,盛的好像是白肉丸子,有一碟顏色鮮紅,似乎是擺著幾個帶蒂的柿子;其餘許多碗碟里盛的是什麼菜餚、瓜果, 就怎麼也看不清了。他遍覽《東京夢華錄》等著作,沒有發現宋朝人吃海參、魚翅、燕窩的記載。他仔細研究過元朝菜譜《飲膳正要》。他還考察過天壇祈年殿里每個皇帝神位前案桌上的祭器里擺放的黍、稷、稻、粱、蔬菜、肉類、酒類、瓜果等供品,從而研究明、清皇帝們的食譜……

汪先生對於食文化有研究、有實踐、有理論、有創造, 是個真正的美食家。如果說他老師沈從文解放後是衣文化、服飾文化的權威,那麼汪曾祺無疑是一流的食文化專家。

《人間滋味》

作者: 汪曾祺

出版社: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4-4

有一年我在《十月》上給汪老簽發過一個短篇小說《露水》,才三千多字。寫的是從高郵到揚州往返行駛的運河輪船上兩個藝人做露水夫妻賣藝的底層生活。從小說看,汪先生對小曲、唱詞、胡琴、通俗節目、蘇北一帶平民百姓的習俗相當熟悉。語言乾淨得像用水洗過似的。讀了以後,如含橄欖,餘味悠長。

汪老一輩子重視民間文化。他當過《說說唱唱》《民間文學》的編輯,與酷愛民間文藝的趙樹理共事過,整理過評書《程咬金賣柴筢》,寫過關於民歌的論文《讀民歌劄記》。他在 20 世紀 80 年代發表的《我和民間文學》中告誡青年作家:“我認為,一個作家想要使自己的作品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民族特點,離開學習民間文學是絕對不行的。”他的小說都是以平淡的文風寫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在這方面,他繼承了“五四”前後平民文學的思潮,將目光轉向絕大多數民眾,就是實踐一種走向民間的布衣精神。他的眾多作品的表現對象大都是民間的能工巧匠以及在封建禮教壓迫下命運悲慘的婦女,對他們表示出一種同情、善良、溫婉的情懷。

有一次和汪先生到南方水鄉講學,因他喜跟我聊天,又讓我跟他同住在一起。講學後傍晚出去散步,我看見湖邊青鬱濃密的蘆葦蕩,對汪老說:我不是京劇迷,但對您執筆寫的《沙家浜·智鬥》中阿慶嫂那段唱詞——壘起七星灶,銅壺煮三江。擺開八仙桌,招待十六方。來的都是客,全憑嘴一張。相逢開口笑,過後不思量。人一走,茶就涼……——特別欣賞,銘記不忘。汪先生手裡夾著一支菸,湊到嘴邊吸了一口,笑道:“你對這段唱詞別看得太認真。我在那裡故意搞了一組數字遊戲。‘銅壺煮三江’,是受到蘇東坡詩詞的啟發。其中‘人一走,茶就涼’,也是數字概念,它表示零。”

現代京劇《沙家浜·智鬥》

他這樣一講,更使我吃了一驚。我說:“沒有詩詞修養、舊學功夫,是寫不出這段唱詞的。您的古文底子是怎樣打下的呢?”

汪老看了一眼寬闊的湖面,回憶著遙遠的童年,說:我祖父汪嘉勳是清朝末年的拔貢,特別寵愛我。從小就督促我握筆描紅、背古文。到了小學五年級他親自給我講《論語》, 叫我多練毛筆字。祖父說:“你要耐心,把基礎打好了,夠你受用一輩子呢。”我小學高年級、初中寫的作文,老是被老師批“甲上”,作為範文在班上朗讀。我十三歲那年寫了一篇八股文,祖父見了歎息道:“如果在清朝,你完全可以中一個秀才。”老爺子見我有了長進,就贈我他收藏的幾本名貴碑帖和一方紫色端硯。

這時候,夕陽西下,晚霞染天,映照得湖面、蘆葦都紅了,連汪老原本黧黑的額頭也紅了。我說:“您祖父寵愛您, 得到了他嚴格的言傳身教。”汪先生說:“我父親汪菊生也多才多藝。”走回賓館的路上,汪老懷念起他的父親來了。他說:“我父親汪菊生學過很多樂器,笙簫管笛、琵琶古琴都會,胡琴拉得很好。我在小學演戲時,還叫父親去給我們伴奏呢。我父親手很巧,會糊風箏,會紮荷花燈。早年在南京讀中學時,是個出色的運動員,在校足球隊踢過後衛,做過撐竿跳高選手,並在江蘇省運動會上拿過冠軍。母親楊氏得肺病去世,那年我才三歲。母親死後父親用各種色紙親手給亡母做冥衣。四季衣裳,單夾皮棉,應有盡有。裘皮衣服做得極細,和真的一樣,還能分辨出羊皮、狐皮。我父親還喜畫畫。畫友中有一個鐵橋和尚,是高郵善因寺的方丈。父親畫過一陣工筆花卉,用筆似乎倣傚吳昌碩……”

汪曾祺父親汪菊生

我想:汪曾祺文好、字好、詩好,兼擅丹青,被人稱為當代最後一位文人作家,這是因為天資聰穎的他從小就受到了書香門第的熏陶。

汪先生在《七十抒懷》中寫道:“悠悠七十猶耽酒,唯覺登山步履遲。書畫蕭蕭餘宿墨,文章淡淡憶兒時……”我和汪老多年接觸中,發覺他嗜酒嗜煙。我對他日常生活愛好的概括是:“每飯不離酒,香菸常在手。”

汪先生愛喝酒。他十幾歲就和父親對坐飲酒。父親抽菸時拿出兩支,一支給兒子,一支給自己,真可謂“多年父子成兄弟”。

有一年在泰山筆會上,他寫字贈送給東道主,請與會者葉夢弄點酒來陪他喝,他說只有喝了酒,字才寫得好。葉夢聽命陪他喝。汪先生喝一杯,寫一幅字。喝著喝著汪老就寫了一大摞字。因此葉夢認為,汪老的字裡,飄著濃濃的酒香。

那次到雲南旅遊採風,不論中餐、晚餐,一路上先生都要喝酒提神。他似乎白酒、米酒、啤酒、洋酒都喝,並不挑剔。他只要抿一口,就能鑒別酒的產地和質量。一瓶威士忌端上來,他嚐一嚐,就能品出是法國的還是美國的產品。到了玉溪捲菸廠,攀登紅塔山時,汪先生崴了腳,從此腳上敷了草藥,纏裹了繃帶,拄杖跛行。於是我攙扶他,和他同桌就餐。席間,他喝了一口白酒,旋又把酒倒在纏著紗布的腳上,“足飲”起來。我感到納悶,問他:“您為什麼不僅嘴喝,還讓腳喝呢?”他笑道:“這樣可以殺菌。”

汪先生喝酒史上,有一樁軼事:20 世紀 40 年代,有一次在昆明西南聯大,他喝得爛醉,像個醉漢似的,昏坐在路邊。沈從文那天晚上從一地方演講回來,看見前邊有個人影, 以為是個從淪陷區來的難民,生了病,不能動彈。走近一看, 原來是他的學生汪曾祺喝醉了。他連忙叫了兩個學生攙扶著他的得意高足回到住處,給汪曾祺灌了好多釅茶,他才清醒過來。

汪曾祺與沈從文

在聯大,汪曾祺特愛聽聞一多講《楚辭》和唐詩。聞一多以魏晉人王孝伯語“痛飲酒、熟讀《楚辭》,乃可為名士” 作開篇。汪曾祺是否受了魏晉風度的影響呢?醉酒路旁是一種失態,我不好意思問他。

汪先生是位煙精。一支菸,他用手摸一摸,即可知道製作工藝水平如何。捏一捏,蹾一蹾,看一看,聞一聞,就可評定煙的質量。據他考察,雲南煙業的興起,大約是在 20世紀40年代初。那時的農業專家經過研究,認為雲南土壤、氣候適宜種煙,於是引進美國維珍尼亞的大金葉,試種成功, 當地煙業隨後得到大發展。玉溪的緯度和美國的維珍尼亞相似,土質也相仿,故煙葉長得好。滇中的空氣濕度有利於煙葉存放,是個天然煙庫。加之製作精細,配方得當,故“紅塔山”牌香菸,味道醇,享譽全國。後來汪老給《十月》寫過一篇《煙賦》,說紀曉嵐嗜煙,是一邊吸著煙,一邊校讀《四庫全書》的。他愛吸“紅塔山”,為之賦五言打油詩一首:“玉溪好風日,茲土偏宜煙。寧減十年壽,不忘紅塔山。” 汪老之嗜菸酒,竟至於斯,乃性情中人也。

我記得遊星雲湖、撫仙湖那天晚上,汪先生喝了酒,面色紅紫,容光煥發,呈微醺狀。額上的皺紋也就展開了,談話就多起來了。高洪波、李林棟、李迪、高偉等作家聚集在我房間里聽汪曾祺聊文學創作。汪先生說,早年他寫的作品, 在半年之內大都能背出來。《沙家浜》劇本在打字過程中, 有一場戲的稿子丟失了,打字員急得團團轉。他安慰她,叫她放心,坐在打字機旁,從該場戲第一個字一直背到最後一個字。之所以能背,他說是由於文章有內在的韻律。他對在座的年輕作家們說:要隨時隨地注意用精確語言描寫生活現象。有一次,他在北京西單看見一輛宣傳交通安全的車子, 聽到車上喇叭里說:“橫穿馬路,不要低頭猛跑。”這句話不能增減一字。西四一個傢俱店,有修理棕床、出售椅子的業務。營業員在店前寫道:“本店修理舊棕床、出售新椅子。”只加了“新”“舊”二字,就增添了文學意味……

汪曾祺到美國做訪問學者,應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的邀請作演講,題目就是“中國文學的語言問題”。由此可見他對語言的重視。汪先生認為寫小說就是寫語言。小說的魅力首先在於語言。在他的小說中,你會看到這樣的句子:“失眠的霓虹燈在上海的夜空燃燒著。”“馬兒嚴肅地咀嚼著草料。” 他覺得語言像水,是不能切割的。還認為不能把語言和思想內容剝離開。語言不能像橘子皮那樣,從果肉內容上剝下來。

我喜歡寫散文。便利用同住一室的方便,向旅伴請教寫散文的經驗。汪先生告訴我:寫散文應克製,不要像小女生的感情那麼氾濫。老頭寫情書,總歸不自然。有的散文家的作品像一團火,熊熊燃燒,但看完空空洞洞,留不下什麼印象。沒有坎坷,沒有痛苦,便寫不出來好文章。散文不能落入俗套,要平易自然。我希望把散文寫得平淡一點,像家常便話、寫家信那樣,切忌拿腔拿調。當然也可以工筆、繁密,像何其芳的《畫夢錄》,別有風采,但那是另一種穠麗的花, 我寫不出來。

《畫夢錄》

作者: 何其芳

出版社: 人民文學出版社

出版時間:2000-1

住在一起的日子多了,我和汪老相處得很隨便。南方天熱,每天都要在賓館里洗澡、換衣。汪老擦完身子,站在盥洗室洗臉盆前搓洗衣服。他洗衣速度極快,三四件衣服,搓巴搓巴,十來分鍾就洗完了。我問:“您怎麼比我還洗得快呢?”他回答:“見水為淨,去掉點汗漬味即可。”我曾經偷偷檢查過汪先生洗的衣服,仔細翻看過衣領和袖口,發現其潔淨度比我的要高。先生在1957年“整風”中因對人事部門提了點建議被打成右派,送到張家口農科所勞動,在艱苦的塞外練出了獨立生活的能力。他在口外刨糞、運糞,十分賣力,1960年就摘掉了右派帽子。三年困難時期,當地的馬鈴薯價值突然提高。馬鈴薯又稱山藥蛋。當地民歌唱道:“想哥哥想得迷了竅,抱柴火跌進了山藥窖。”山藥蛋是那一帶的活命糧。故農科所十分重視馬鈴薯的品種、質量、退化等問題。汪曾祺會畫畫,農科所就交給他畫一部《中國馬鈴薯圖譜》的任務。他到城里買了顏料紙筆,回來到薯田里掐了把花枝,插在玻璃瓶里,對著實物畫。馬鈴薯花一落,薯塊成熟,就挖出來,放到桌上臨摹。畫完,埋進火裡烤。烤熟了,就吃。這時他想起梵·高的名畫《吃土豆的人們》,不禁啞然失笑。畫多了,汪曾祺發現馬鈴薯不同品種之間差別很大:有的個兒大如瓜,一個能當一頓飯;有的外皮呈烏紫色,烤熟後味道像栗子;有的形似雞蛋,生吃時味道甜脆如水果。他還發現有一種馬鈴薯花是香的,連所里的專門研究人員聽了都覺得新奇。這部《中國馬鈴薯圖譜》,像他的恩師沈從文的《中國古代服飾研究》一樣,是被迫改行後創作的一部奇書——遺憾的是它的原稿在農科所“文革”中毀掉了。

梵高《吃土豆的人》

汪先生像他父親那樣,也是多才多藝。他在西南聯大和同學們一起演過戲,扮演過話劇《家》中的更夫和《雷雨》中的魯貴。他能吹笛子,喜歡京劇,尤愛唱崑曲。這給他後來執筆寫《沙家浜》這樣的劇本打下了某些基礎。至於他的詩、書、畫,更是秀逸婉約,惹人喜愛,故求索者甚多,一般來者不拒,都能滿足大家。

跟他多次同住一室之後,我發覺他分對象,區別男女, 相應地或贈字,或送畫,或賦詩。外出旅遊,對接待單位, 他一般寫幾幅字,留贈主人,以表謝意。他對男士們一般寫詩相贈,而對女士們、女作家們,則大抵送畫——因為他主要畫花卉。我曾在張潔和平門的寓所里,看見她新裝修的素牆上掛著一幅汪先生的《水仙》:水仙們亭亭玉立,蔥綠可愛。他送給宗璞的畫則是一幅墨葉紅花的牡丹。但也有例外, 男作家鄧友梅名字中因有一個“梅”字,他畫了一幅鐵稈梅花相贈。樹幹樹枝是墨染,梅花是白色。有一次乘車參觀崇文區百工坊,坐在我身邊的友梅告訴我:“汪曾祺曾送給我一幅畫,畫中夾著一個字條,上寫:‘你結婚大喜我沒送禮, 送別的難免俗,亂塗一畫權作為賀禮。畫雖不好,用料卻奇特。你猜猜梅花是用什麼顏料點的?猜對了,我請吃冰糖肘子……’我跟韓舞燕(編者註:鄧友梅夫人)猜了兩個月也沒猜出來。”我問友梅:“那到底用的是什麼顏料?”友梅說:“汪老後來告訴我——牙膏 !”

作家鄧友梅

我讀過汪曾祺先生許多舊體詩。1984 年發表的散文《昆明的雨》,寫的是四十年前即 1944 年他和後來成為語言學家的朱德熙從西南聯大新樓舍到蓮花池去。池邊有小酒店。他們進店買了一碟豬頭肉,半市斤酒,邊喝邊等雨停下來。院子裡有一棵木香花,被雨水淋得濕透。雨下大了,沒法走, 他倆一直等到午後。先生在文末寫了一首詩:

蓮花池外少行人,

野店苔痕一寸深。

濁酒一杯天過午,

木香花濕雨沉沉。

那詩很有味道,我看了一遍也就記住了。

撰寫本文時,我一抬頭就見書房右側牆上掛著汪老於辛未秋日給我寫的贈詩:

獨有慧心分品格,

不隨俗眼看文章。

歸來多幸蒙閨寵,

削得生梨浸齒涼。

前兩句詩是汪老對我這個後學的過獎之詞,實不敢當。“慧心”和“品格”,應屬於汪老。後兩句卻是實情,我曾告訴過汪老,我懶得吃水果,都是妻子把Apple、梨削去了皮送到書桌上,我才勉強吃幾口。

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曾說過:“中國文化有三個支撐點,即三個系統: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的影響面很廣,佛教次一點,道教就更少一些。但它們都對人們的生活,甚至是家庭有著很深的影響。”

哲學家、歷史學家任繼愈

在我看來,汪曾祺除了大學時代對西方近現代哲學、現代派文學有過某種短暫的心儀之外,他一生主要受到了儒、釋、道三家的影響。他自己在一首四言詩里就說過:“有何思想?實近儒家。”孟子所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民本思想,你從他的許多小說中可以感受得到。他對佛學頗有研究。我就親耳聽過他和何潔即圓各居士(流沙河妻子)探討佛、禪方面的學問。汪先生的作品從最初的《複仇》到他後來的名篇《受戒》,經常寫到寺廟、小庵、禪房、齋戒、經文。晚年他以優美的文筆為《世界名人畫傳》寫過一本《釋迦牟尼》。他的慈悲、平和、富有同情心,是和他喜研佛學分不開的。汪先生年輕時愛讀《莊子》,受到過老莊的熏染, 一生自自然然,隨遇而安,把事情看得很淡。他甚至豁達、幽默地說:“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他的小說《徙》《鑒賞家》里的人物,無不表現出典型的道家風度,寄託著他的人生理想。

因此可以說,儒、釋、道文化是汪曾祺思想血脈的三個源頭。像汪曾祺這種才子型的文人作家、如此可愛的老頭兒,只能孕育於特定的時代背景、特殊的家庭環境以及西南聯大那樣特別自由的教育方式。此等人物,往而不再,永逝矣。這是中國文壇的遺憾,但這是屬於歷史的、無法彌補的遺憾。

本文節選自

《名作家記》

作者: 張守仁

出版社: 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

出版年: 2019-8

責編 | 巴巴羅薩

主編 | 魏冰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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