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非虛構”與百年“報告文學”的內在承接,為何被忽視?
2020年07月03日09:41

原標題:十年“非虛構”與百年“報告文學”的內在承接,為何被忽視?

原創 王磊光 文學報

伴隨第七屆《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揭曉的,是我們邀請了八位獲獎者從各自文學觀念出發,一起來探討當下文藝評論環境里,如何“朝向‘真’的批評語境奮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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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獲獎者或是評論家身份,或是作家身份,或是橫跨兩者兼具一身,他們無一例外都尊重且期待著文學批評展現應有的力量,這種力量可以貼近文本內部聯結寫作者的心靈,並將其拖入到當代歷史的核心問題中去評價。

針對當下火熱的非虛構寫作,身為其中一員的王磊光頗有感觸,他曾因為“博士返鄉日記”而受到網友的關注,也在這個領域繼續深耕。在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觀點,將非虛構潮流放置在百年報告文學史當中,會發現上世紀初的寫作觀念與當下非虛構觀念內在聯通,這將有助於學界重新審視報告文學與非虛構之間的關係。

博弈與回歸:在十年“非虛構”與百年“報告文學”之間

文 / 王磊光

茅盾與高爾基對於報告文學的認識,幾乎完全一致。他們當時所論,不僅可以幫助今人重新來認識彼時的報告文學,用它們來檢驗最近十年來的“非虛構”寫作,也是完全成立的。

關於“非虛構”的討論眾多,且已達成了一些共識,其中一個基本認識就是:“非虛構”再現生活的能力及其傳播效果,是對處於衰落狀態的報告文學的一種補位乃至替代。事實上,報告文學並沒有被替代,而且在“中國夢”、“鄉村振興”等具有“共名”性的重大時代主題的召喚下,還呈回暖之勢。但是,不得不承認,“非虛構” 對報告文學確實構成了巨大的衝擊。

現實性、真實性是“非虛構”和報告文學能夠成立的共同前提。但是,在作者處理自身與對象的關係之時,二者的敘事倫理是不同的。“非虛構”追求的是一種“個人化的真實”,即強調從作者或故事中人物的觀察和感受出發,來記錄個人眼中和心中的世界,因而它具有強烈的個人性。而報告文學呢?丁曉原在《國家誌·文體史:新中國報告文學七十年》一文中指出:“報告文學在中國化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它的意識形態特質,政治化是其基本特徵,因而,有時被稱為‘政治的文學’。”可以這麼說,人民、政治、國家在創作的背後注視著報告文學作家,而“非虛構”則是作家在生活的現場注視著土地、人民和國家。

以上觀點,如果用來檢驗1949年以來的報告文學和2010年以來的 “非虛構”,毫無疑問是成立的。但是,如果將其放在報告文學百年發展史中來做考察,是否還能完全成立呢?

“非虛構”在百年報告文學中的迴響

按照一般所論,報告文學源起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歐洲,隨後傳入中國,這與當時報刊的興盛、世界的動盪等因素密切相關。1949年之前的中國報告文學代表作有:《執政府大屠殺記》(朱自清)、《餓鄉紀程》《赤都心史》(瞿秋白)、《包身工》(夏衍)、《流民圖》(蕭乾)等等;1949年之後的報告文學代表有:《誰是最可愛的人》(魏巍)、《縣委書記的榜樣——焦裕祿》(穆青、馮健、周原)、《哥德巴赫猜想》(徐遲)、《祖國高於一切》(陳祖芬)、《根本利益》(何建民)、《木棉花開》(李春雷)、《塘約道路》(王宏甲)……將兩個階段的作品放在一起對讀,我們發現,以1949年為界,在此之前的三十年報告文學與在此之後的七十年報告文學,雖然共享一個名稱,卻有著兩種極為不同的“肉身”。

《流民圖》(局部)蔣兆和 中國美術館 / 藏

《中國在梁莊》插圖

如果再將“非虛構”代表作《梁莊》(梁鴻)、《定西筆記》(賈平凹)、《羊道》(李娟)、《蓋樓記》《拆樓記》(喬葉)、《女工記》(鄭小瓊)等置於其中比較,會發現一個更有意思的現象:2010年以來的“非虛構”,在寫作觀念、敘事方式和表達效果上,明顯區別於1949年以來的報告文學,卻十分接近於1949年之前的報告文學。據此,筆者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非虛構”可否看作是對前三十年中國報告文學的一種回歸?

在筆者看來,這種回歸,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敘事視角的回歸。

01

“非虛構”和1949年之前的報告文學,都體現為一種“個人化”的視角。比如《執政府大屠殺記》,朱自清以“三一八”慘案親曆者、見證者的身份和視角,敘寫了段祺瑞政府屠殺青年學生和市民的情景,對於自己視力無法所及之處,則做小心的交代和合理的推測,而對於自己面對屠殺時表現出的怯懦,則展開了自剖和自我批評。這種敘事視角,其實也是“非虛構”的基本寫作倫理。作者是現實的見證者、追蹤者和“觀看”的引導者,對於世態人心、人情世故和社會變遷葆有興趣。所以,個人化視角,本身就意味著對於日常生活的關注和書寫。而且,二者相同之處還在於,這種個人化視角的背後其實往往都隱藏著國家/民族的視角,即對於關係國家、民族、人民的重大問題的關注。

《執政府大屠殺記》一文收錄在不同版本的朱自清散文選中

寫作姿態的回歸。

02

報告文學生存危機的出現,並不在於它以大視角敘寫時代大主題,而是在這種大視角和“主題先行”觀念的支配下,很多作品的 “可信度”出現了問題。按照尼爾·波茲曼的說法:“講述者的可信度決定了事件的真實性。”可信度不在於講述者是否傳達了事實,而是取決於他表現出的真實度、真誠度或吸引力。也就是說,“可信度”是一個超越客觀事實本身的寫作倫理的問題,即寫作者在處理自身與寫作對象間的關係時表現出了何種態度。

如果將“非虛構”代表作《梁莊》與1936年的報告文學《流民圖》相對照,就會發現二者的敘述精神都是樸素的,對待寫作對象的感情也是樸素而真切的。作為敘事者的“我”,習慣於平視寫作對象,採用忠實的記述和白描等手段來表現對象。而1949年之後的報告文學,作家往往喜歡站在高處俯瞰社會,對寫作對象進行全景式描繪,高拔的敘事者形象、強烈的抒情、宏大的議論,是它呈現給讀者的面貌。相對而言,“個人化視角”更具有日常感、親和力和個性化。

作家高爾基,1900年

“他仔細地把一切‘充滿熱情’的字眼,文體上的矯飾,用詞上故意的、虛偽的‘華美’從原稿中刪去,而力求文體謹嚴,語言樸實,事物名稱和數字準確。”

一個作家,尤其是對於紀實文學作家來說,他的寫作姿態,往往直接體現於他對待語言的態度之上。1929年,高爾基在寫給伊凡·日加的信中,特別強調了“特寫家”“應該學習使語言平易、準確,只有這樣才能使語言具有‘表現’力”。蘇聯的“特寫”,即報告文學。高爾基寫這封信,源於當時蘇聯編選了一本全國各地青年作家的報告文學作品集《我們的生活》,高爾基對於這本六百多頁的手稿,從前到後詳細地做了修改、刪節和增補,他所做的最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處理語言的問題。伊凡·日加說:“他仔細地把一切‘充滿熱情’的字眼,文體上的矯飾,用詞上故意的、虛偽的‘華美’從原稿中刪去,而力求文體謹嚴,語言樸實,事物名稱和數字準確。”無獨有偶,李敬澤曾表示,《人民文學》在編輯“非虛構”稿件時,做的最多的工作就是刪掉作者過多的抒情和議論。

我們要認識作為舶來品的報告文學在中國的百年發展與變異,必須將其放置到世界文學的語境中來做考量,尤其是要與其原初狀貌進行比較。也只有在這樣一個大的歷史語境中,我們才能更加清晰看到今天的“非虛構”與報告文學的關係。

注重在場感,強調“有我”。

03

在場感的發生有兩種情況:一是作者本人就是事件的親曆者、見證者,把親身經曆記錄下來,自然就容易產生在場感;二是作者本人雖未經曆事件,但是他詳細記錄下了自己對於事件的調查過程,同時還特別注意尊重和突出事件當事人的聲音,通過呈現他們的講述來還原現場感。這兩種情況,在“非虛構”和1949年之前的報告文學中,都有鮮明的體現。這裏有個特例就是《包身工》,它是夏衍對日本紗廠經過兩個多月的辛苦調查後才完成的報告文學,但敘事者“我”在文本中幾乎是隱藏的(只在發表議論時出現過三次),然而,讀者卻能從中明顯感覺到隱藏的敘事者以兩種身份在交替出現:一種是作為作家和記者,他彷彿是拿著攝像機在跟拍包身工從淩晨到夜晚十二個小時的勞作過程,一種是作為歷史學者,他追溯了包身工製度的來龍去脈,將相關材料穿插在對於包身工一天勞動的記述當中,直到進入文章最後四段的議論和抒情部分,兩種身份才完全融合在了一起。

建於1921年的日本紗廠,如今改造成購物園區

藝術面貌的非固態化。

04

高爾基還談到 “特寫”與其他文體的區別:“特寫是介乎研究論文和短篇小說之間的東西。”高爾基的定義,其實說明了 “報告文學”的創作,既要有文學性,又要有對於現實的研究性,它既在這二者間滑動,也是二者的統一,這樣一來,它在具體形態上擁有多種可能性。

茅盾在1937年發表了《關於“報告文學”》一文,指出了以下兩方面的重要內容:一是報告文學的“形式範圍頗為寬闊;長至十萬字左右,簡直跟‘小說’同其形式的,也被稱為‘報告文學’,日記,印象記,書簡體,sketch——等形式的短篇,也是。”二是對於哪些作品是“報告文學”的判定,“大概不以體式為界,而以性質為主”,這個“主要性質是將生活中發生的某一事件立即報告給讀者大眾”,但“好的‘報告’須要具備小說所有的藝術上的條件”。

1936年,茅盾公開徵文,彙編大型報告文學集《中國的一日》

《關於“報告文學”》是一篇重要的理論文章,今天重讀,尤其有意義。茅盾的看法,其實也強調了報告文學的多種可能性,強調了它是真實性和藝術性的高度統一。茅盾與高爾基對於報告文學的認識,幾乎完全一致。他們當時所論,不僅可以幫助今人重新來認識彼時的報告文學,用它們來檢驗最近十年來的“非虛構”寫作,也是完全成立的。

回到歷史與回到未來

綜上所論,將1949年以來七十年報告文學的形態和特徵當作百年報告文學的全部形態和特徵,是片面的、機械的,不利於文學的創新和發展。之所以出現這種情況,原因有三:一是為“名”所囿,看不到“名”下的“實”原是有著階段性和多樣化。二是為報告文學的當代理論所限製,很多研究者僅僅是從報告文學的一般定義和特性出發來認識具體的作品,而不是從具體的作品來推進報告文學的理論研究;三是非歷史化,對於中外報告文學的發展史,缺乏整體性追蹤和認知。以上三種態度,其實都是違背了唯物主義的要求。

只有回到歷史化的語境中,我們才能回答本文所追問的核心問題:“非虛構”在什麼意義上構成了對報告文學的“反動”,又在什麼意義上形成了對報告文學的回歸?

不難預見,“非虛構”與報告文學將會是長期並存發展的,它們之間互有博弈,又互相滲透,互有消長,甚至殊途同歸。所以,我們不能因為某些非歷史化、去歷史化的認識誤區乃至偏見,就輕易臧否“非虛構”和報告文學。對國家和人民充滿熱愛,對現實保持真誠,帶著探索精神進入生活的深處,直面社會現實和日常生活的高度混雜性,這才是一切報告文學作家、“非虛構”作家的立命之本。

稿件責編、新媒體編輯:鄭周明

配圖:出版書影、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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