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富足不再帶來快樂?| 一文看懂世界經濟史
2020年07月13日17:25

原標題:為什麼富足不再帶來快樂?| 一文看懂世界經濟史

世界經濟史的基本輪廓出奇簡單,簡單到可以用一張圖表總結:圖1.1。在公元1800年以前,人均收入(每人可獲得的衣、食、住、熱、光)因社會或時代而異,但整體沒有呈上升趨勢。受到一種簡單卻有力的作用——馬爾薩斯陷阱(MalthusianTrap)——的桎梏,技術進步帶來的短暫收入提升最終一定會被人口增加所抵消。

因此,公元1800年一般民眾的生活並不比公元前十萬年的一般民眾優渥。更確切地說,1800年全球多數人口甚至比他們遠古的祖先貧窮。有幸生在富裕社會,如18世紀英國或荷蘭的民眾,物質生活水準大致與石器時代相同;但為數眾多的東亞及南亞居民,特別是中國人、日本人和印度人,則只能勉強維持生計,各方面的條件可能還不如穴居人。

不論從哪一方面看,生活品質均毫無進展。人們在1800年的平均壽命不比狩獵採集時期長:只有30至35歲。石器時代人類的身高甚至高於1800年。石器時代的採集者從事少量工作即可滿足物質所需,1800年代的英國人卻得拚命一輩子,才能購得起碼的舒適。物質消費的種類也沒有增加。一般採集者的飲食和工作生活,遠比1800年的典型英國工人豐富多彩——儘管當時英國人的餐桌上多了茶、胡椒和糖等舶來品。

簡·奧斯汀(JaneAusten)或許描寫過貴婦闊少享用下午茶時的優雅對話,但對1813年的英國大眾而言,生存條件其實並未好過他們在非洲草原赤身裸體的祖先。達西家族只是少數,多數人家生活窮苦。〔譯註:達西(Darcy)是簡·奧斯汀《傲慢與偏見》一書中的貴族家庭。〕

《傲慢與偏見》

因此,若依照最廣義的物質生活標準,人民的平均福祉從石器時代到1800年甚至不進反退。

近兩百年前展開的工業革命,永久改變了物質消費的可能性。一群受惠國家的人均收入開始持續增長。當今最富有的現代經濟體,比1800年平均富裕10至20倍。此外,到目前為止,工業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術性工人。原本就很有錢的地主或資本家,以及受過教育的人固然從中獲得豐厚的利益,但工業化經濟最大的恩澤是留給了最貧困者。

然而,繁榮並未蒞臨每一個社會。某些國家(主要分佈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現今的物質消費遠低於工業革命前的水準。現代醫學、飛機、汽油、電腦——這些兩百年來科技豐饒的象徵,已在那裡創造出近乎史上最低的物質生活水準。這些非洲社會仍陷於馬爾薩斯的年代:技術進步徒使人口增加,並使生活水準下降到僅夠“維持生計”的水平。但現代醫學已將最低生存必需物質降至遠低於石器時代的水平。工業革命一來縮小了社會內的收入不均,另一方面也拉大了各社會間的收入差距,這個過程近來被稱作“大分流”。各國間的收入差距高達50:1。在此時此刻的地球上,同時出現了前所未見的富裕和貧窮。

因此世界經濟史引發三個彼此相關的問題:馬爾薩斯陷阱為什麼會持續這麼久?為什麼率先在工業革命時代逃脫陷阱的是英國這個蕞爾小島,又為什麼在1800年?隨後為什麼會出現大分流?

01

馬爾薩斯陷阱:公元1800年以前的經濟生活

本文將討論一個簡單的模型,即全人類社會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經濟邏輯,並闡釋這個模型如何與史證相吻合。

關鍵因素在於技術進步的速度。只要技術進步速度緩慢,就算已累積到相當的程度,物質條件仍不可能永遠改善。馬爾薩斯經濟中技術進步的速度可由人口增長情形推斷。1800年以前每年的進步速度不及0.05%,是現在的三十分之一。

在這個模型中,公元1800年以前的人類經濟只不過是所有物種的“自然”經濟,決定生活狀況的因素與其他動物如出一轍。它被稱為馬爾薩斯陷阱,是因為其最重要的理論基礎為托馬斯·羅伯特·馬爾薩斯牧師的識見,他於1798年在《人口論》中,踏出理解這種經濟邏輯的第一步。

馬爾薩斯,《人口論》

馬爾薩斯經濟中的經濟策略與現今背道而馳——今日之惡為昔日之善,反之亦然。現代國家的劫難——戰爭、暴力衝突、混亂、歉收、破敗的公共基礎設施、惡劣的衛生條件——在公元1800年以前可是人類的好朋友。它們能減輕人口壓力,提升物質生活水準。相形之下,今天世界銀行和聯合國熱愛的方針——和平、穩定、秩序、公共衛生、濟貧——是繁榮的大敵。它們會促進人口增長,而使社會一貧如洗。

乍聽之下,“公元1800年以前沒有物質進步”的說法荒謬可笑。但馬爾薩斯模型的邏輯符合前工業世界的實證。儘管早在工業革命之前,少數權貴已過上富裕的日子,但1800年時,一般人的生活並不優於他們舊石器或新石器時代的祖先。

以英國為例,我們將提出有說服力的證據,說明在1250至1800年間倖存的類別,其中尤以經濟成就強有力地轉化為生殖成效為最——富裕人家子女的存活率是貧窮人家的兩倍。在馬爾薩斯陷阱中的英國,最貧窮人民的孩子幾乎夭折殆盡,家族因而斷後。因此前工業時代的英國是個不斷“向下流動”的社會。基於馬爾薩斯經濟的停滯特性,富裕人家多生的子女通常必須離開權貴集團,往社會下層尋找就業機會。手工業工匠的兒子變成工人,大商人的公子變成無足輕重的小販,大地主的子弟變成小地主。這些後來造就了經濟活力的特性——耐心、勤勉、機靈、創新和教育——遂透過遺傳及教養等過程傳予全英國人民。

一如人類塑造經濟,前工業時代的經濟也在塑造人類,至少在文化上如此,說不定在基因方面亦然。新石器革命創造了和現代社會具有同樣資本密集度的農業社會。至少在英國,這麼一個製度穩定、資本密集的經濟體系創造了一個以“代代相傳”的生殖成效獎勵中產階級價值的社會。伴隨這個選汰過程而來的,是前工業經濟特性的轉變——主因是大眾採納了中產階級的偏好。利率下跌、謀殺率下降、工時增加、對暴力的喜好降低,計算與識字能力也向社會較低階層普及。

工業革命

02

靜如止水、卻占了人類歷史絕大部分的前工業世界,被1760年至1900年歐洲社會發生的兩件看似前所未有的大事瓦解。第一件事是工業革命,知識發展提升生產效率,高產能帶動空前迅速的經濟增長。第二件事是人口轉型,生育率從上層階級開始下滑,而後這個趨勢蔓延到整個社會。人口轉型也讓工業革命提升的效率不再是僅產生越來越多但仍處於貧困線上的人口,而是驚人地提升了公元1800年後的人均收入。

工業革命及與其有關的人口轉型構成了下列經濟史領域的重要問題:為何在所有前工業社會技術發展都如此緩慢?為什麼過了公元1800年卻一日千里?為什麼技術發展的副產品之一是生育率下降?最後,為什麼不是每一個社會都能分享到工業革命的豐碩果實?

對於這些謎題,目前只有三種已確立的解釋。其一是將工業革命置於經濟體系之外的事件中,例如政治製度的變革,尤其是近代民主製的推行。其二是主張前工業社會陷於一個穩定但停滯的平衡,某些衝擊點燃了動力,而將社會導向全新的動態平衡。最後一種解釋則主張工業革命是社會環境在馬爾薩斯時代逐步演進的產物:增長是內生的(endogenous)。根據前兩個理論,工業革命有可能根本不會發生,也可能延後數千年之久。只有第三種解釋暗示工業革命是必然發生的。

根據古典派學者的描述,工業革命是兩種經濟製度之間一段唐突的過渡時期,如圖1.1所示,在短短五十年內,生產率的增速即從前工業時代的水平演進到近代的水平。如果這種說法正確,那麼就只有強調外來衝擊或平衡轉換的理論才可能說明工業革命的緣由。

古典派的描述同時暗示工業革命期間的增長動力,是在不同經濟層面出現的重大技術發展,而將矛頭再度指向製度變革或平衡轉移。這表示我們應該能借由查看公元1800年之前英國發生的製度或經濟情況變化,來找出工業革命的先決條件。於是,心中只有這種解釋的經濟學家和經濟歷史學家前赴後繼投身於這個問題,結果卻徒勞無功。

為什麼工業革命起源於英國?為什麼不是中國、印度或日本?本書大膽提出的答案是:英國的優勢不是煤礦、殖民地、宗教改革或是啟蒙運動,而是出於製度穩定和人口的機緣。特別是英國的製度最晚從1200年開始即出奇穩定,人口在1300至1760年期間增長緩慢,而富人和有經濟成就者的繁殖力驚人。基於這些原因,中產階級的價值觀最早嵌入英國的文化,甚至基因之中。

中國和日本在1600至1800年的走向與英國一致:邁向一個體現勤勉、耐心、誠實、理性、求知慾及學習等中產階級價值的社會。兩國也都享有長期製度穩定及私有財產權。但它們走得比英國慢。大衛·蘭德斯“歐洲文化較有利於經濟增長”的說法是正確的。

中國和日本無法像英國那般一日千里的原因很簡單:他們上層社會的生育率僅比大部分人口高一點點。因此兩國沒有大量受教育階層的子女向下流動。

因此,一如社會風俗的機緣擊敗衛生、婚姻及繁育而成為歐洲人在馬爾薩斯時代比亞洲人富有的主因,這些因素似乎也為歐洲提供了更強勁的文化動力。

無論其成因為何,工業革命在社會方面構成了深刻的影響。基於兩大力量——技術發展的本質及人口轉型——資本主義經濟體製在工業革命後的成長大力促進了平等。雖然害怕人類會被機器吞沒,但到目前為止,工業革命最大的受惠者是低技術性勞工。

因此,在前工業時代的農業社會中,通常有半數以上的國民收入進了地主或資本家的口袋,而在現代工業化社會中,他們的收入佔比一般不到四分之一。或許有人預期技術發展將使低技術性工作的工資大幅降低,畢竟,整個階層在前工業經濟時代只能供應體力,沒多久便被機械完全取代。縱使19世紀初期仍有百萬匹馬在為人類服務,1914年時,大部分的馬匹已從英國經濟中消失,被蒸氣和內燃機取代。一旦它們創造的價值低於飼養成本,就難逃進屠宰場的命運了。

同樣地,資本家或地主沒有理由不增加他們的收入比例。國民收入向低技術性勞工的重新分配已經造成更深遠的社會後果。但到今天為止,在這些皆大歡喜的發展背後,並沒有什麼可以保證現代經濟增長必將持續產生如此良性的影響。

03

大分流:時薪的秘密

工業革命為什麼一方面促進成功經濟體內部的收入平等化,同時又導致各國經濟財富的大分流。為什麼會造就一個由少數國家獨享前所未有的財富、其他國家卻自工業革命後每況愈下的世界?這項分歧反映在時薪這條日漸加寬的鴻溝上。例如,2002年印度製衣工人每小時的工資為0.38美元,美國本土工人則要價9美元(見圖16.12)。這是否表示當世界貿易組織(WTO)取消全球賸餘的貿易障礙後,先進經濟體將停止所有基本製造活動?富裕社會未來會面臨“反烏托邦”——低技術性工作的工資跌落至第三世界的水準嗎?

這一收入水平的大分流是個謎題,難度不亞於工業革命本身。而且它是對任何試圖解釋工業革命的理論的嚴格測試。這些理論有辦法解釋世界經濟變本加厲的分流現像嗎?

棉花業是早期富國與窮國皆有發展的少數產業之一。一項針對該產業進行的深入調查顯示,大分流的解剖結構既複雜又出人意表,亦難以套用經濟學家最愛用的解釋——不好的製度、不利的均衡、不良的發展路徑。事實上,在表現欠佳的經濟體中,工人們真正為工作付出的勞動力很少。例如印度現代棉紡廠的工人,每小時的實際工作時間可能只有15分鐘。因此在考量貧富國家的工資率差異之後,全球時薪的差距其實比表面看起來小得多。印度的時薪或許只有0.38美元,但它每工作單位的實際工資則高得多。和第三世界進行自由貿易對於美國低技術性勞工生活水準的威脅,並沒有時薪水平暗示得那麼嚴重。工業革命帶來的新技術固然可以轉移到世界大部分地區,全球各地也能取得物美價廉的生產物資,但有樣東西沒有那麼容易複製,或無法大量複製,那就是在那些技術發祥地中,支援人們進行生產合作的社會環境。

我們先前討論過的物競天擇過程也有助於說明,歐洲、中國和日本在建立定居農業社會方面最初(或許得自地理條件)的優勢,如何在後來的經濟競爭中化為長久的文化優勢。未經曆過長治久安的定居農業社會的社會,無法立刻採納較先進經濟的製度和技術,因為他們的文化尚未適應高生產率的資本主義的需求。

但歷史也教導我們,即便是在具有相同傳統與歷史的社會中,也會有經濟能量充沛的地區和時期,以及經濟停滯不前的地區和時期。英國南部和北部的經濟財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反轉;愛爾蘭在明顯比英國貧窮至少兩百年之後迎頭趕上;德國南部也已經超過德國北部。

這些社會經濟活力的變化在馬爾薩斯時代就已屢見不鮮,迄今仍持續存在。不同的是,在馬爾薩斯時代,這些變動的影響會遭當時的經濟體系削弱。它們主要左右了人口密度。例如19世紀初期的波蘭農場工人,據說比英國農工邋遢、懶散且好杯中物,但當時英國的生活水準只比波蘭高一點,而波蘭的人口則非常稀少。自工業革命以來,這種經濟環境的差異就反映在收入水平的差異上了。

然而,在富裕國家發展的現代生產技術就不是這麼回事了,這些技術是為受過訓練、認真盡職、全心投入的勞動力設計的。產品會經過很多雙手,而每一雙手都有可能摧毀成品的大部分價值。個別工人的犯錯率必須儘可能壓低,生產過程才可能順利。隨著19世紀英國採用這些技術,工人的訓練便備受關注。既然貧窮國家的工人欠缺這種紀律和投入的品質,為儘量降低差錯率,現代生產體系就只有在對工人沒什麼要求時才可能實行。這個概念有助於說明印度等貧窮國家的紡織工人的努力程度為什麼會低得那麼離譜。僱用懶散的工人總比讓機器閑置或生產出瑕疵品划算。

財富的崛起與經濟學的衰落

04

經濟學被當成一種學科研究,始於馬爾薩斯時代落幕前的數十年間。古典經濟學確實能夠精闢地描述當時的世界。但工業革命造成產能突飛猛進的結果,不僅讓各國的貧富差距擴大,更損害了經濟理論解釋這種差異的能力。

因此,經濟史界存在著一個諷刺的現象。在多數領域——天文學、考古學、古生物學、生物學和歷史學——隨著我們走出我們的時代、星球和社會,所剩的知識愈來愈少。我們已經知道遙遠的迷霧中潛伏著奇怪的物體:類星體、侏儒人種、以硫化氫為能量的細菌。但馬爾薩斯時代的經濟學,不管有多古怪,都是已知的世界。前工業時代的生活水準可以根據疾病和環境的資料推估。各社會之間的能量差異,皆為馬爾薩斯時代的限製所消弭。它們對生活水準的影響極微。然而,自工業革命開始,我們已經進入一個詭異的新世界,我們幾乎無法拿經濟理論來說明各社會的收入差異,也無法預測任一社會的未來收入。貧富差異在當地社會互動中會被經濟體系放大而非抑製,進而帶來豐收或饑荒。

經濟史所呈現——在過去三十年才浮出檯面——的最後一個令人意外的結果是:物質豐富、幼兒死亡率降低、成人壽命增加,以及不平等的消弭,並未讓我們比過狩獵採集生活的祖先更快樂。高收入深刻塑造了現代發達國家的生活方式,但財富無法帶來快樂。這又是經濟學另一項錯誤的根本假設。

在任何社會中,富人都比窮人快樂。然而,一如我們最早在理查德·伊斯特林1974年的研究報告中所見,自1950年以來,成功經濟體中人均收入的迅速增長並未製造出更大的快樂。以日本為例,1958至2004年間,人均收入增長了近七倍,但人們自陳的快樂程度卻不增反減。這證明了我們的快樂並非完全仰賴我們的絕對幸福水平,而取決於我們與參考群體的相對水平。每一個人都可以透過取得更多收入、買更大的房子、開更名貴的車來讓自己更快樂,但這種快樂往往會損害那些收入低、房屋簡陋、汽車破舊的人的利益。金錢確實可以買到快樂,但那種快樂是從別人身上轉移過來的,而非在總體水平上額外增加的。

那就是為什麼雖然今日各社會貧富差距如此巨大,最貧窮社會民眾所反映的快樂程度卻只略遜一籌,即使窮國民眾可以透過電視媒體目睹成功經濟的富足盛況。因此,收入對快樂或許沒有絕對的影響,甚至連收入最低的族群也一樣。1800年的人民——當時所有社會都較現在貧困,也不如現在這樣交流緊密——可能和當今最富裕的一些國家(如美國)的人民一樣快樂。

既然我們的祖先大多是在前工業世界更進取、經濟成就高於同輩的奮鬥者,或許上述研究結果還反映出馬爾薩斯時代另一個文化或生物學上的影響。那些知足的人可能已經在公元1800年以前的“達爾文掙紮”中遭到淘汰。在馬爾薩斯時代的經濟體中功成名就者,其動機很可能是想擁有比別人更多的東西以獲得快樂。現代人則可能永遠無法得到滿足,嫉妒者已經繼承了地球。

本文節選自

《告別施捨》

作者: [英] 格里高利·克拉克

出版社: 理想國 |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副標題: 世界經濟簡史

譯者: 洪世民

出版年: 2020-7

責編 | 李牧謠

主編 | 魏冰心

關注我們Facebook專頁
    相關新聞
      更多瀏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