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為什麼註定走不進海南的新時代?
2020年07月15日08:18

  原標題:他們為什麼註定走不進海南的新時代?

來源:北京青年報

  7月13日,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又一次“深夜打虎”。落馬的兩名副部級官員其中之一,是海南省政協副主席王勇。

  王勇一向以“能吏”的姿態行走在海南官場,先後處理過海南出租車罷工、三亞旅遊亂象等敏感問題。談起王勇落馬原因,人們會想起海南島上另一個人,原海口市委書記張琦。2014年10月31日,張琦從儋州市委書記轉任三亞市委書記,在同一天的三亞市幹部會議上,時任市委副書記、市長王勇去職,轉任省委統戰部長。

  有人說當時王勇因為沒能競爭過張琦,才與市委書記一職失之交臂。無論如何,兩人之間的關係的確有些“和雲伴月不分明”。張琦落馬後人們知道,他的一些重要腐敗行為,發生於他在三亞大搞城市建設期間。此前三亞分管城建、園林的原副市長王鐵明,藍文全等都已落馬。但這些人同時也是王勇任市長期間提拔起來的。本月9日,落馬近一年的張琦受審。僅僅幾天之後,王勇也落馬了。他們之間究竟是誰咬出了誰,這筆爛賬只有他們自己才捋得清吧。

  他們兩個之間的“孽緣”還不僅於此。據公開資料,1991年兩個人都是以正處級幹部身份南下海南、開啟人生轉折的。

  上世紀90年代初,那是一個改革方興未艾的大時代。和張琦、王勇一起加入“十萬人才下海南”大軍的,還有來自四川某法院的張家慧夫婦。1992年,他們夫婦被海南中院作為高學曆人才引進到海口。在那樣一個日新月異的時代,在那樣一片激情湧動的熱土上,他們大概都會覺得自己擁有美好的明天吧。

  他們有個共同之處,就是改變自身處境的願望非常強烈。和王勇的“能吏”形像一樣,張琦36歲就成了海南最年輕的廳級幹部之一。據起訴書,他是從2005年才開始利用權力尋租的,但這並不代表此前他就是個清澈見底的人。90年代時,張琦就特別擅長跑官。他的親戚回憶,早年的張琦為了陞官,“別的一切都可以不要”。為了避嫌,親戚在三亞的生意,都被他給拿掉了。就是這樣一個看上去公而忘私的人,多年以後卻被中紀委點名批評其大搞家族腐敗。

  那邊廂,剛到海南的張家慧和所有年輕人一樣囊中羞澀,甚至要靠同事捐款才解決了住房問題。和張琦的“放長線”不同,張家慧夫妻一到海南就迫切希望致富。其丈夫劉遠生利用張家慧的法院關係,很快就成為炙手可熱的勝訴律師,幾年後兩人就搬進了別墅。

  從張琦和張家慧身上,能看到很多相似之處。兩人都搞家族腐敗的“夫妻店”,張琦的妻子人稱錢姐,到處插手三亞等地的城建綠化工程。劉遠生則利用張家慧海南高院副院長的身份,行走於法律界和商界,巧取豪奪,甚至在被人鐵證如山地舉報時,仍然敢動用司法力量打擊報復。更有趣的是,這兩對夫婦都試圖以“離婚”的方式,互相撇清。據說張家慧與海南另兩位有權勢的女性結成了三姐妹,不知道假離婚這套是不是她們“大姐圈”里盛行的。

  更重要的是,他們的案件涉案金額都很大。檢方指控,張琦單獨或通過其近親屬收受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物,共計1.07億。雖然落馬的貪官很多,但是涉案金額上億的,仍然是少數。張家慧本人非法收受財物4375萬元,不過劉遠生名下資產達到18億之多。曾當過交通廳長、三亞市長的王勇,涉案資產如何,我們只好拭目以待。

  一樣巧妙的套路,一樣巨大的胃口,與其說這是巧合,不如說是某種官場風氣的表象。我們難以想像,張琦等人當初來到海南的初心是什麼,或者他們自己都已經忘記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央曾經對海南的發展寄予厚望,但是種種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海南一度成了房地產炒作的樂園。改革創新的期望,讓一些人玩成了“西部淘金”般的冒險。無論是體製創新還是經濟活力上,海南多年來都與深圳有著一定的差距。我們很難說究竟是海南的大環境讓曾經的人才迷失了,還是少部分腐敗分子令海南的發展走了彎路,或者說,兩者互為因果。

  當年下海南的十萬人才中,又有多少散落在天涯?

  如果說“大時代”到來之初,難免總會有些人靠各種手段淘到金,那麼所有美好時代想要有序持久地延續下去,都要走法治開放之路。由於孤懸海外的地理區位,我們往往很久都看不到海南島上發生了些什麼。這種利於躲避眾人目光的天然“優勢”下,難免有一些人習慣了任性。發生法庭上驅趕律師,法庭外腐敗分子家屬敢於毆打記者的事情,也就不難理解了。

  建設自由貿易港,這無疑是海南迎來的新的大時代。那些利用中央政策、炒作撈金的投機行為,那些目無法紀、大搞權錢交易的行為,那些對中央重大部署敷衍抵製、另搞一套的行為,在新的時代都會受到五指山般的重壓。因為對於海南而言,它承載的不僅是自身的發展,更有改革先行先試的重任,這個時代不容再次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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