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演員三浦春馬自殺 社交媒體扮演著何種角色?
2020年07月21日10:46

  原標題:三浦春馬自殺背後:名人自殺事件中,社交媒體扮演著何種角色?

  7月18日,日本著名演員三浦春馬在家中的衣櫃里被發現疑似自縊身亡。7月20日,日本警方公佈了三浦春馬的屍檢結果,表示沒有什麼需要特別說明,目前的線索都傾向於三浦為自殺離世。

  “我曾經很幸福過”是三浦春馬在大熱電影《戀空》里的台詞。7歲出道的他,2007年憑藉與新垣結衣共同主演的電影《戀空》獲得日本電影學院獎最佳新人。這部當年最紅的影片,在收穫了三十億日元票房的同時,也令三浦春馬人氣暴漲,一躍成為最受矚目的少年新星。此後,三浦與上野樹里、水原希子、長澤雅美等日本當紅影星合作,雖然尚未在影壇建立起不可替代的地位,但也被普遍認為星途一片大好。

  三浦春馬(Miura Haruma,1990年4月5日-2020年7月18日) ,出生於日本茨城縣土浦市,日本男演員。代表作品包括《那年夏天的第一次》《14歲的媽媽》《戀空》等。7月20日,日本警方公佈了三浦春馬的屍檢結果,表示沒有什麼需要特別說明,目前的線索傾向於三浦為自殺離世。

  據媒體報導,三浦在自殺的家中留有遺書,但詳細內容並未被公開。不過,一封三浦二十歲時寫給十年後自己的信,卻在網絡廣為流傳,信中三浦開頭便問未來的自己:“有在過著幸福的日子嗎?”他期許自己在三十歲時依然可以是強大的人,“把珍貴的東西緊緊抱在懷裡。”

  然而,作為演員不得不置身於各種媒介場域里的三浦,顯然並沒有如願過上幸福的日子。事實上,近年藝人自殺的新聞並不少。2016年,喬任梁因抑鬱症在家中去世;2017年,金鍾鉉以燒炭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2019年,韓國藝人崔雪莉上吊自殺,韓國歌手具荷拉在家中自殺身亡。。。。。。無論是疑似網絡暴力致死,還是自殺事件在網上引起軒然大波,媒介也在公眾人物自殺事件中扮演著越來越不可忽視的角色。

  而在本文作者看來,諸多的討論與猜測之中,最缺少的正是對自殺悲劇中媒介所扮演角色的反思。當悼念、紀念的浪漫敘事通過媒介刺激和挑動著受眾的情感,對這一現象的反思也止步於此。震驚、惋惜、傷感過後,文化傳統、藝人體製、情緒處理,當然還包括媒介角色等境況如果仍然毫無變化,那麼一個悲劇的發生可能僅僅只是無數悲劇的複製。

  撰文 | 胡雅雯

  明星還能在社交媒介上表達真實情緒嗎?

  對於明星自殺,許多觀眾、粉絲首先感到的是“震驚到無法表達”“不能接受”“太突然了”,就三浦春馬的離世,最多的敘述也是:他明明幾天前還在社交網站發文宣傳新劇。翻看三浦最近的微博:宣傳新劇、為高考學子打氣、唱歌給粉絲聽……一系列舉動都散發著滿滿的正能量,並且在許多時候依舊展現著他那陽光甜美的笑容。這的確令大眾難以從社交網站上察覺他的內在情緒。因此,眾多粉絲在其社交網站留言:“希望這不是真的”“快點出來闢謠”等等。而他的死訊,也是由於無故缺席了原本已經安排好的工作,才被“找上門”的工作人員發現。

  眾所周知,演員這一職業本身,就是要將自己的個人形象通過各種媒介不斷暴露在大眾眼前。同樣,與普通大眾使用社交網站不同,明星等公眾人物開通、經營社交網站這一方式也是其工作和商業運營的一部分,更多的是為了達到營造人設、宣傳作品等目的。再這一目的之下,明星本人的生活、想法等一舉一動都有著明確的吸引消費的目的,必然應和著市場與消費社會的需求。當人設作為商品用以獲取收益,積極、美好、健康的一面不可避免地成為暢銷的特質,將此類特質呈現在不同的媒體上,便能收買更多消費者的心;反之,不開心、憂鬱、感傷等則被認為是負面情緒和形象,自然要通過壓抑、無視被小心翼翼地收好。畢竟,“人有時候是很軟弱的,但我們都希望見到堅強的人。”

  《倦怠社會》,[德] 韓炳哲著,王一力譯,見識城邦|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6月。

  縱然韓炳哲的《倦怠社會》已經超出哲學閱讀的範圍,成為一本暢銷書,告誡著人們二十一世紀的病理樣貌已經被神經元所引起的疾病——憂鬱症、身心俱疲症候群等——所主導,提醒著我們福柯的規訓社會已經被功績社會所取代,但許多人依然執著地相信著無遠弗屆的更完美的“可能”。這令人們不斷對自己提出“要更努力”“要更強大”“要更好”的要求,以為只要保持此種追求,就可以做自己、成為自己的主人,取得想要的成就。只是,當這種自我要求遇上三浦、雪莉等所謂追求完美的努力型藝人,再加上社會對積極情緒的提倡和肯定,效果更加適得其反了。

  情緒與行為專家蘇珊·大衛認為,負面情緒的價值也應當被關注。在TED演講中,她曾提到自己十五歲時一邊忍受父親離世的悲痛,一邊以看似平靜的情緒、一如往常的笑容面對校園生活的經曆。即便她被問到“最近過得怎麼樣”時,也依然會“積極地”回應說“我很好”。之所以如此,就是因為她相信,我們所處的社會是一個鼓吹“無情文化”的社會,即便自己已經墮入深淵或感到孤立,也不會有人願意來瞭解別人的內心痛苦。在這種規訓下,大眾也開始習慣在技術、政治和經濟愈發複雜的境況中,學著強化並嚴格控製自己的情緒反應。在對七萬人的調查研究中,她發現有三分之一的受訪者,選擇在面對負面情緒時主動推開這種感覺,不僅對自己如此,對家人、孩子等身邊的人也是如此。這形成了一種“道德正確”,即時刻保持積極的態度,忽視負面情緒作為一種訊息、一種數據的對生命個體自身的價值。

  但實際上,被忽略、被壓抑的東西往往會通過潛意識影響著主體,僵化的情緒反應不僅起不到作用,也不可持續。由此,她呼籲大眾體認情緒所帶來的多樣化訊息,從而培養情緒敏捷

  (emotional agility)

  ——以好奇心、同情心,特別是勇於採取與價值相連的方法步驟和情緒共存,而不是否定、忽視負面情緒。

  電影《戀空》劇照。

  能夠令蘇珊面對悲痛,最終將情緒作為畢生研究對象的轉折,是她當時的英語老師敏銳地察覺了她的負面情緒並讓她寫下感受,這一契機被她視為人生的革命性時刻。這讓人不禁想起日劇《倫太郎》中,堺雅人所飾的心理醫生巧遇輕生者時,說出的那句:“不要再努力了。”

  需要通過媒體獲取曝光率、樹立形象等職業特徵,使得許多公眾人物直到自殺離世,才被發現情緒出了問題。而當朋友圈、微博等社交網站將越來越多的人帶入公共空間,希望變得受歡迎早已不再是明星們才有的心理狀態。在這樣的媒介環境下,負面情緒如何得以被察覺又如何與之共處?我們能否敏銳地察覺他人的情緒,並為他人創造一個“革命性的時刻”?這也成為更多普通人需要面對的難題。

  網絡暴力或助長了自殺傾向?

  社交網站等媒介不僅給了藝人樹立形象的平台,也為網絡暴力提供了最大空間。近年,明星自殺成為屢見不鮮的社會現象,並呈現出低齡化的特徵——越來越多的年輕藝人以自殺結束自己在這一光鮮職業背後承受的痛苦。三十歲的三浦春馬令人扼腕歎息,也在於他擁有著最好的年華;別忘了,去年以同樣方式結束生命的韓國歌手、演員雪莉

  (Sulli)

  ,離世時也只有二十五歲,可以說正值“尚好的青春”。除了年輕和相同的辭世方式,網絡暴力也成為產生於虛擬空間,卻對實體生命有著巨大現實影響的因素之一。

  崔雪莉,1994年出生於韓國釜山,於2005年加入韓國SM娛樂有限公司成為旗下練習生,2009年9月5日以演唱組合f(x)成員身份正式出道,並主演偶像愛情劇《致美麗的你》、電影《時尚王》《真實》等。

  在目前找到的筆記中,三浦潦草地留下了“好想死”的字跡,關於事件的更多細節也待進一步確認。然而,同一經濟公司的友人賀來賢人在社交網站的發文,成為目前解釋三浦死因的線索之一。賀來將矛頭指向SNS上的負面訊息,暗指三浦的死同樣是受到網絡霸淩的結果。他認為,三浦是因為發表了對東出昌大婚外戀的評論而遭到了網民圍攻。此外,也有報導指,疫情期間本應自我約束的三浦還出演了舞台劇,遂遭網民批評。

  明星因社交網站上的公眾言論導致私生活被入侵,最終不堪壓力的話題並不新鮮。這些冒犯言論由於大多涉及對他人信念、態度、情感的批評,或內容涉及性、政治、宗教等議題,雖然不會直接造成“肉體傷害”

  (physical harm)

  ,但往往是“精神傷害”。哲學對於言論自由的論爭中,“歧視言論”“仇恨言論”也一直是爭論的焦點。儘管約翰·密爾

  (John Stuart Mill)

  在《論自由》

  (On Liberty)

  中提出了著名的“傷害原則”

  (the harm principle)

  ,認為“傷害他人”是限製個人自由的唯一合理理由,也就是說言論是否對他人造成傷害,可以作為限製的準則。範伯格

  (Joel Feinberg)

  也以“冒犯原則”

  (the offense principle)

  指出:“冒犯”他人之言論應受限製。但他同時也對這種限製做了更詳細的規定:僅當該言論“冒犯”了所有人,而且該言論為“受冒犯之他人”無法合理避免者。

  然而,一方面,“冒犯”帶有一定主觀性;另一方面,嚴格來說,沒有任何言論可以同時“冒犯”所有人。因此“冒犯原則”在實際應用上有著許多困難。可見,網絡上的言論暴力在“言論自由”這一框架下,一時間也不可能消失。在此,也有人引用科學家傑克·帕森斯

  (Jack Parsons)

  的話——權利自由

  (freedom)

  是一把雙刃劍,希望大眾同時關注責任

  (responsibility)

  。

  儘管網絡暴力可能並未是三浦自殺的唯一原因,但若果說這些信息對於“心很纖細”、“很少向別人傾訴”的他毫無影響,想必也不太可能。在近年的明星自殺事件中,網絡媒介本身成為了裹挾著“否定”“負面”甚至“惡意”的訊息,使當事者最終情緒崩潰。當然,也有霸氣如張雨綺這樣的小姐姐表示被網友吐槽了,公眾人物也可以回擊,也可以吐槽網友,但這並非是對每一個藝人都容易的事情。

  網絡悼念與“維特效應”

  每每有明星自殺的消息被爆出,各個媒體平台無不第一時間持續跟進。除了新聞報導之外,對其事業的回顧、人格品質的品評成了最為煽情、觸動也最為吸引眼球的熱點。這次三浦春馬的離世也不例外,有媒體將三浦的逝世稱作一代人青春的散場;套用他在《戀空》中的台詞,說他如今也“變成了天空”;曝光他二十歲寫給未來自己的書信,讓自殺事件呈現出更加令人唏噓的對比;“愛笑的人不一定快樂”,各路友人評價三浦真誠、努力又脆弱、敏感的個人化敘述也在互聯網上感動著一個又一個讀者……然而,在一系列浪漫化自殺的敘事之後呢?每一次惋惜,是否又會成為一段遺忘甚至下一個悲劇的開始?

  電影《戀空》劇照。

  現代媒介的形成與發展,無疑改變了人類的時間、空間觀念,令世界各地的訊息得以在受眾眼前不斷湧現。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劇了“壞消息就是好新聞”的媒介道德狀態。在信息全球化和此種觀唸作用下,暴力、衝突、死亡等事件成為了“炙手可熱”的新聞,甚至形成了“消費死亡”的文化——對於一些公眾人物來說,死亡引發的熱議成了其一生最為高光的時刻。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社會學家戴維·菲利普斯在研究媒介與自殺的關係時,首次提出了“維特效應”。所謂“維特效應”,來源於歌德著名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指的是這本小說風靡全球時,對其癡迷的全球讀者紛紛效仿主人公維特而自殺的風氣。在戴維的研究語境中,“維特效應”用來指涉受傳媒影響而模仿自殺的行為。當時戴維的研究對象主要還是報紙,通過研究1947年至1988年間英美兩國的自殺率,他發現當報紙發表自殺新聞後,自殺率會上升這一現象。

  究其原因,可以總結為以下幾點:首先是細節描寫和簡單化歸因,為了令讀者們“感同身受”,媒體常常對自殺地點、方式、氛圍等詳細描寫,卻忽略了自殺者長期、複雜的心理成因,例如簡單的歸因為壓力大、有抑鬱症等;其次是娛樂化、渲染化的敘事,因為這樣的描寫往往能夠帶來更多的流量效益,造成更大的影響,更容易達到“壞消息即是好新聞”的效果。此外,一句“天堂沒有暴力/傷害/痛苦……”的總結,看似悲天憫人,表達願逝者安息的美好祝願,卻可能無意中給原本正飽受情緒困擾的潛在讀者一種“自殺可以解脫”的訊號。

  以上種種發現,在互聯網媒介高度發達的今時今日似乎更有意義。以三浦的自殺來說,作為娛樂圈中人,三浦應該不太可能對此前其他明星自殺的消息聞所未聞。那麼,此類悲劇性新聞會否潛移默化地引發了一種“維特效應”?在此,我們當然不是說三浦的自殺是一種對此前明星自殺的“盲目效仿”,他必定有自己難以承受的苦痛與絕望,但是此類訊息的影響,會不會造成他在絕望中放棄其他做法——例如向周圍人或專業機構求助,而別無選擇的影響因素?自殺真的只能是他絕望之中,唯一的選擇嗎?事實上,這才是令人痛心和惋惜的;而這樣的提問更不僅僅只針對三浦的離世。

  公眾人物對媒介依賴的職業特性,加之更高的網絡暴力風險與“倦怠社會”現實,令一些藝人在歇斯底裡地追求積極完美的同時發動了自己對自己的“攻擊”。越來越多對此類事件的報導,也可能加劇著他們內心的絕望和無助,從而尋求以此解脫。而當悼念、紀念的浪漫敘事通過媒介刺激和挑動著受眾的情感,對這一現象的反思也止步於此。震驚、惋惜、傷感過後,文化傳統、藝人體製、情緒處理,當然還包括媒介角色等境況如果仍然毫無變化,那麼一個悲劇的發生可能僅僅只是無數悲劇的複製。

  或許唯有當更多人反思這種悲劇並產生變革力量時,我們在緬懷逝者時,才好說一句“他曾經幸福過”,或至少讓更多備受困擾的人有繼續活下去的希望和可能。

  作者 | 胡雅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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