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國被裁掉的華人工程師
2020年07月23日18:03

  實習生 張穎鈺 澎湃新聞記者 任霧

  從4月開始,華人工程師尹晟就惴惴不安,在疫情和裁員危機面前,他擔心自己會被矽谷的這家公司拿來“開刀”。

  5月5日,公司在中午12點的全體會議上宣佈了正式的裁員計劃。會議結束後,尹晟一直守在電腦前,工作群裡滿屏是有關裁員的討論。如果下午五點前還沒有收到裁員通知,就意味著“安全”。

  到下午4點,尹晟在居家辦公時接到了總監的電話。對方通知他,“不好意思,你受到影響了”。

  尹晟隨即在工作好友群裡更新消息,“我中招了”,附上了一個哭泣的表情包。這是他在美國工作的第十個年頭。

  在新冠疫情席捲全美的大背景下,做出裁員決定的公司遠不止一家。據《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報導,截至6月18日前的三個月內,舊金山灣區410萬工作崗位中有超過3%被裁撤,裁員人數超過136000人。

  數字背後是一張張具體的面孔,有人不敢把被裁員的消息告訴家人,有人在父親離世後的一個月失去工作,感覺自己“被拋棄”。更多失業的華人工程師們還需要考慮到居留身份問題——他們持有H1b工作簽證,若在失業後的60天內未找到新工作,就必須離開美國。

  在這個春夏之交,這群人原本平靜的生活被打破了。

  “可能今天有的,明天就沒有”

  裁員不是突如其來的,尹晟和同事們早在一個月前就察覺到了危險的信號:或許是業務數據的下滑,或許是公司接受了條款苛刻的融資,又或許是員工大會上有人問起是否會裁員,CEO答覆的那句“nothing is off the table”(一切皆有可能)。

  總之,裁員已不是什麼秘密,“是裁多少和裁誰的問題。”

  尹晟去年才加入這家公司,是組內同級別員工中最晚加入的。此外,他的工資較高,負責的也不是公司最核心的業務。他覺得自己處境比較“危險”。

  不安感在員工之間傳遞。在尹晟的敘述里,等待的過程尤其煎熬,“不知道會不會裁到自己”。3月起,公司讓員工居家辦公。尹晟能明顯感覺到,那段時間組里的工作效率有所降低,大家各懷心事,群裡的聊天也不似從前活躍了。

  最終看到自己被裁的郵件通知時,尹晟心情“很複雜”,可以放下之前的忐忑,但失落感又湧了上來,失業意味著和同事離別,以及未來生活的不確定性。

  去年尹晟加入這家公司時,公司業務穩定,即將上市,沒想到一年後旋即陷入裁員風暴之中。公司給持有H1b工作簽證的被裁員工續發了兩個月工資,還把找新工作的期限從兩個月延長到四個月。但尹晟仍然倍感壓力,“平時再找份工作當然沒問題,但是不知道疫情會持續多久,不知道市場有多差。”

  與尹晟不同,在矽谷的同行林宇並沒有預料到自己會被裁員,雖然他剛剛工作才一年。

  他收到的郵件的意思很明確:“由於疫情,公司業務縮減,你的職位也受到了影響。”

  林宇覺得發生的一切都不太真實:“工作這些東西就是非常短暫。可能今天有的,明天就沒有。”林宇整理好自己的工作文件,一個個給同事們發私信告別,互相留下私人聯繫方式,做完這些,他才意識到自己非常疲憊。

  林宇只把自己被裁員的事告訴了一位特別要好的朋友。他和朋友說,不要告訴別人,尤其是不能讓自己的父母知道,“我自己可以消化,但他們(知道了)會非常擔心。”和父母聊天時,他隻字未提工作的變動。在異國他鄉工作生活,他習慣了“報喜不報憂”。

  最後一面

  華人工程師孫玲的經曆更為曲折。

  三月初,在國內的母親和哥哥發來消息,說父親的癌症正在惡化,讓孫玲盡快回家。彼時美國已對華發佈旅行禁令,回家一趟容易,想要再回美國就難了。孫玲向公司申請了84天的家人陪護假,人事的同事告訴她,崗位不支援遠程工作,如果假期結束時還不能回去,她將會失去工作。

  孫玲當時的想法很樂觀,美國疫情尚未蔓延,中國的疫情也有了控制住的趨勢,或許疫情很快就會結束,到那時,旅行禁令也會解除。

  上飛機前,朋友們還在勸她考慮清楚,屆時不能回美國就有失去工作的風險。但孫玲的手機里,母親催促的消息一條接著一條,父親的病情每天都在惡化。她心裡明白,這大概是父女倆的最後一面。

  3月9日晚上,孫玲回到老家,填了一張信息登記表就匆匆往家趕。她陪伴父親走完了生命的最後一程,3月12日早上,父親離世。

  父親去世的當天,孫玲又接到電話,稱回來的航班上有人確診新冠肺炎,所有乘客都要集體隔離。沒能等到送父親出殯,孫玲當天下午就被救護車拉去了縣城賓館。

  隔離的賓館不能開空調,房間里有些冷。孫玲把燈徹夜開著,電視機調到音樂頻道,她並不在意裡面放的是什麼,只是希望空蕩蕩的房間里能有一些聲音。孫玲給最好的朋友打電話,講起這幾天的經曆,她止不住流淚,“感覺天都要塌下來”。

  4月9日淩晨,她接到公司方面的電話,問她是否還在陪護父親。孫玲將情況如實告知,但對方回應說,由於她的父親已病故,家人陪護假不再成立,需轉換成個人事假,假期最長只能到4月30號。也就是說,如果4月30號前孫玲無法回到美國工作,工作合同也將中止。

【圖說】孫玲收到的郵件通知。受訪者供圖
【圖說】孫玲收到的郵件通知。受訪者供圖

  孫玲一下子慌了,她諮詢有沒有特殊政策解決當前的問題,結果仍是徒勞。負責人事的同事告訴孫玲,當時簽訂的合同是at-will employment(自由僱傭關係),僱主或員工都可以在任何時間、以任何理由結束關係,並且不用支付賠償。

  四月底,孫玲收到了公司最後一封郵件通知,末尾寫著“We will have to consider your exit from the company”(我們將不得不考慮你退出公司)。孫玲久久地盯著“exit”這個單詞,半天沒有緩過勁來。她在公眾號日記中形容當時的心緒:“被拋棄的感覺。”

  壓力與選擇

  人們知道30歲的孫玲,大抵是因為一篇名為《從深圳流水線廠妹到紐約高薪程式員》的文章。她十年的經曆被概括成一個“奮鬥改變命運”的故事:出生於湖南婁底的普通家庭,沒考上大學,高中畢業後到深圳一家電池廠做女工,2010年離開工廠自學編程,成為程式員後開始學習英語,並拿到了本科自考的學位。2017年赴美留學,一年後入職Epam Systems公司。這家公司專門從事產品開發與數字平台工程方面的業務,作為公司與Google對接的程式員,孫玲的辦公地點也到了Google總部。2019年,孫玲的故事被眾多媒體報導,她也在這一年登上了TED的演講台。

孫玲在Google的辦公室。受訪者供圖
孫玲在Google的辦公室。受訪者供圖

  美國的生活在她看來平靜又美好:在國內做程式員時,她壓力很大,項目上線時,熬夜成了常態。而在美國工作她從沒加過班,工作之餘還有時間拓展自己的愛好,比如參加馬拉松比賽,和朋友們玩飛盤,走上街頭採訪陌生人的故事,組織一場讀書活動,“能探索自己未知的可能性”。

  眼下暫時不能去美國,孫玲開始留意國內的工作機會,卻發現自己的簡曆在國內並沒有多少競爭優勢。公司會優先考慮有互聯網“大廠”項目經曆的面試者,而孫玲在美國工作時使用的技術框架和國內不同,做的是一些小項目,“不算是加分項”。

  她的學曆也缺少認可度,有次她在求職app上遇冷,有家公司起初對她感興趣,但人力得知她是高中畢業,本科是自考後,就告訴她“學曆背景不太符合要求”。

  5月底,孫玲聽說可以從柬埔寨轉機去美國,這讓她看到了回美國工作的希望,她又重新把關注重心放在美國的工作機會上。時差是最棘手的問題,隔著十二個時區,她只能在晚上安排面試,有時要面試到淩晨一點多。

  找工作的這段時間里,孫玲有過很多自我懷疑的時刻。面試時出現了表達錯誤,她會在面試後一直回想,“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行”。YouTube上刷到別人的面試經驗,看到人家用6個月的時間拿下了Google和Facebook的面試,她想“別人那麼厲害,我怎麼那麼差”。

  更大的壓力來源於居留身份問題。孫玲持有F1學生簽證,即可以在畢業之後有一年專業實習(OPT)的時間,簽訂正式的僱傭合同後才能將簽證轉為H1B。如果累計90天沒有工作,OPT會自動失效,孫玲的限期到7月30日。

  儘管面臨著因居留身份被遣返的壓力,留在美國仍然是大多數人的選擇。剛剛畢業時,尹晟的想法很現實,留學已經花了家裡太多錢,如果回國內工作,不知道要多久才能收回“成本”,“但在美國工作的話,一年就可以。”

  這一待就是十年,他在美國組建了新的家庭,也適應了這裏的生活。相比於國內,這裏的收入和機會更多,也不必過著“996”式的高壓生活,“挺輕鬆自在的”。

  在明確的截止日期面前,他們沒有太多時間沉浸在被裁員的情緒里。被裁員後的第二天,尹晟與林宇都開始尋找新的工作機會,準備知識點、刷算法題、面試,日程表上排得滿滿噹噹。

  林宇每天要花八九個小時刷算法題,偶爾閑下來,失落的情緒又回來了。情緒低落時,他會聽聽音樂,出門曬太陽,迅速調整好狀態,“抓緊時間做正事”。有時腦海中閃過一個問題——“萬一真的找不到工作怎麼辦?”他沒敢繼續往深了想,只告訴自己“可以找到的”。

  職場救援

  看到同事兼好友尹晟被裁的消息,李宏偉心裡一緊。在他眼裡,尹晟的工作能力非常強,裁員看起來有些不可思議。

  裁員正式開始前,李宏偉還在和項目組里的另一位同事討論未來兩三個月的規劃,這位同事卻在幾個小時後遭遇了裁員。李宏偉描述自己的感受,“像自己的戰友不得不離開”。

  李宏偉一時間不知道該怎麼安慰好友和同事。比起空洞的鼓勵,他更希望能尋找一些工作機會幫助好友。當天晚上,他建了一個華人互助求職微信群,有招聘需求的人可以將需求發在共享文檔里,方便求職者查詢。

  最初,李宏偉想著“哪怕只幫一個人都可以”。他沒料到,消息在朋友圈刷屏,三天內,文檔里就有了270條招聘信息,李宏偉的手機上不斷跳出好友申請,他收到了幾百條私信消息,微信群建了8個,總人數超過2000人。

  正在找工作的林宇也看到了消息,他從兩百多條招聘信息中挑出二十多條感興趣的,往郵箱投簡曆,80%都會收到回覆,“相比其他渠道,比例已經非常高了”。

  社群裡大多是被裁員的失業者,也有面臨就業問題的畢業生。除了分享招聘信息,還會討論面試時遇到的問題。不少人在群裡講述自己的困難,有人剛簽好的offer又被取消了,有人仍然為居留身份焦慮。李宏偉曾經在其他匿名社區里看到失業者發泄心中的苦悶,“是不是我不夠好才被裁員?(不然)為什麼我被裁了,別人沒有被裁?”

互助社群頁面截圖  受訪者供圖
互助社群頁面截圖 受訪者供圖

  李宏偉理解這種心態,“是正常的心理應激反應。”他常在群裡說,被裁員和個人能力沒有關係,只是公司在大環境下不得已的選擇。不少人私信他,說被裁員後一直找不到工作,“不知道該怎麼辦了”。他給每個人回覆鼓勵的話,告訴他們這是大家都在面臨的問題,可以再去群裡或求職軟件上找找機會。

  從5月底開始,群裡陸續開始有人“報offer”,分享面試經驗。尹晟是群裡第一個“報offer”的人,他在群裡鼓勵大家,“市場上總會有機會,多嚐試總有收穫”。

  有應屆畢業生聯繫上尹晟,說起最近找工作的種種難處,每天都在海投簡曆,一直收不到回覆。在美國的應屆畢業生在畢業後60天內找不到工作也會被要求離境,他們沒有積蓄,也缺乏經驗,求職難度更大。

  這讓尹晟想起自己2010年剛畢業的時候,金融危機給美國經濟帶來的陰影還沒有消散,市場上幾乎沒什麼機會。尹晟每天都對著電腦搜索招聘信息,填申請表格、上傳簡曆,但投出去往往石沉大海,偶爾有面試也以收到拒信告終,“蠻受打擊的”。尹晟告訴應屆畢業生,他可以幫忙聯繫獵頭,那樣比海投成功的概率要高得多。

  華人工程師緹娜和允頌曾組織公司的工程師們向互助社群捐了價值近六萬美元的約200個高級賬號,方便求職者直接和公司溝通。考慮到畢業生求職難度更大,互助社區將這些賬號優先發給了他們。拿到賬號的畢業生在群裡發感謝的話,有人說,“上岸以後,我們要像你們一樣幫助更多的人”。

  重新找到工作後,林宇也加入到了誌願者團隊中。目前,這個基於華人群體的互助社群已經有4500多人,並組建了10人的誌願者團隊。李宏偉和誌願者們希望能擴展職場互助的層面,包括面試經驗分享、個人職場發展建議等,不僅僅停留於幫忙求職。

  孫玲目前還沒有確定工作,她決定從柬埔寨轉機去美國,“冒險一把”。她原計劃在美國待夠三年,再決定未來去哪裡發展。這一年經曆的事情打亂了她原有的計劃,眼下最緊要的問題是能否在7月30日之前找到一份正式工作。

  孫玲概括自己的生活“就是發現問題和解決問題的過程”,面對眼前的難題,她並不悲觀,“不能改變就接受,能改變就儘量去做”。

  她在網上發了一封求助信,希望有人能幫忙介紹工作機會。“2020 is a tough year.”(2020年是艱難的一年。)在求助信的末尾,孫玲寫道,“Stay tough!”(保持堅韌!)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文中尹晟、林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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