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中科院院士葛均波: 中國醫學教育體製亟需改革 不該以論文論英雄
2020年07月28日00:51

原標題:獨家專訪中科院院士葛均波: 中國醫學教育體製亟需改革 不該以論文論英雄

葛均波:我們的教育有時候使學生創新的動力受到了一些影響。我們喜歡背書、答題,不喜歡去“出題”。就這一點我們應該去學習其他國家的一些先進的經驗、教訓和理念。我們應該在具備一定的能力的情況下去“出題”,而...

中國科學院院士、複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內科主任、中華醫師協會心血管內科分會會長、中國科技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安徽省立醫院)院長……葛均波的頭銜很多,但他直言:“我們過去這些年所有行業都要評職稱,一定要有級別之分,其實沒必要這麼做,稱呼醫生即可,這就是尊稱。”

“現在我國醫學教育體系設有專碩、科碩、專博、科博四個學位,而且還有四證合一、八年製博士,搞得體系比較混亂。”近日,葛均波接受21世紀經濟報導的獨家專訪時呼籲,“醫學教育5年足夠了,之後再進行3年的住院醫生規範化培訓,完成規範化培訓就應該獲得‘醫學博士’,可以看病,也能選擇繼續做科研。”

酷愛金庸武俠小說的葛醫生覺得自己更像蕭峰,“願意打抱不平,願意主持正義。路上看到有人打架受欺負,就忍不住想上去幫忙。”2016年4月1日,葛均波在萬米高空的赴美航班上緊急救治了一名突發心衰合併房顫的美國乘客,並一路護航至飛行目的地,此事被廣為流傳。

對於當前的抗疫,葛均波表示我國做得很成功,而就世界範圍而言,還是應該鼓勵、倡導和活躍國際之間的合作,因為醫學是無國界的。“我們不能因為保守就閉關鎖國。有一點是肯定的,新的治療手段、新的治療藥物等成果應該是人類共享的。”

人工智能對醫學是劃時代的技術

《21世紀》:這次因為新冠疫情,數字化醫療獲得了大量的關注。你怎麼看待醫療在數字化方面的發展?

葛均波:這次新冠疫情期間,數字化的應用主要是通過現代化的傳播手段,讓原來無法去醫院就診的病人在家裡就能獲得便捷的服務,但是原則上講這還不能承載真正的人工智能項目。

未來的人工智能會幫助醫生使治療同質化。我們一直呼籲病人去基層醫院,但是病人好像並不願意,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病人不信任基層醫院,二是基層醫院的醫生確實也不能提供高質量的醫療服務。未來有了人工智能以後,社區衛生中心的醫生可以與人工智能配合,或者與專家遠程問診,對一些慢性疾病的診斷和管理、病人的隨訪建立一體化的治療方案,這樣很多慢病的病人就無需耗費大量時間去大醫院排隊就診。

未來的人工智能,我個人認為會是對目前醫療的一個補充,完全替代在近幾年可能無法實現。

《21世紀》:隨著醫療的數字化,對醫生來說會有哪些機遇和挑戰?

葛均波:與原來不一樣,現在的醫生都有現代化的輔助方式。以穿刺為例,之前穿刺可能會穿透血管導致出血,現在穿刺會有超聲波的輔助,可以清晰看清血管的位置,醫生可以清晰地判斷該穿多深。原來我們的操作是基於自己的經驗,並且在自己犯的錯誤中學習,現在有超聲波、人工智能的引導,比原來會容易一些,而且併發症會減少。

在疾病診斷方面,未來人工智能的計算速度可能比醫生更快,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把所有資料整合到一個平台,供醫生選擇。這樣醫生就可以根據人工智能的推薦,選擇一個治療方式。因此,人工智能將提高治療的精準性。

《21世紀》:你有沒有從事這一領域的研究?

葛均波:我們對人工智能在心血管領域的研究開始得比較早。我們希望可以根據病人的年齡、性別、有無危險因素等主學特徵判斷他在這個年齡段可能患的疾病、臨床會出現的表現、需要哪些檢查。

2018年東方心臟病學會議上,我們進行了一次“老葛跟小葛”的對話,老葛就是我,小葛是一個通過深度學習和不斷積累的人工智能醫生。當時,我給小葛出了一個考教授的題:一位53歲的女性患者,3天前進行了子宮肌瘤手術,今天下床時突然感到胸痛、出大汗,考慮是什麼疾病?建議做哪些檢查?小葛表現得比較理性,會仔細閱讀病人的各類檢查報告,並在短時間內輔助醫生做出明確的診斷。而教授面對同樣的題目可能會緊張,然後無法正確回答。因此,人工智能未來對疾病的精確診斷、精確治療提供了便利而且提升了效率。

《21世紀》:我們剛剛聊了人工智能+醫療,而今年是5G的商用時代。隨著5G的應用,5G+人工智能+醫療又會有哪些變化?

葛均波:我覺得不管是5G,還是未來可能的6G、7G等,將會改變數據傳輸,快速計算和智能分析。5G將來可以讓許多病人無需從偏遠地區跑到上海看病,只要在當地做完檢查再通過線上傳輸,醫生就能遠程提供一個治療方案和診斷方案。此外,5G可以在很短的時間之內進行海量數據的整合,這也是人工智能在醫學當中的應用,是一個革命性的劃時代的技術。

成功完成國內首例心臟瓣膜植入手術

《21世紀》:你的團隊近日剛剛完成我國首例主動瓣膜衰敗後再植入手術,可以介紹一下這項技術嗎?

葛均波:在2002年以前我們的瓣膜置換都是開胸,在體外循環下把原來壞掉的瓣膜割下來,換一個新的。2002年4月16日,法國醫生Cribier給病人做了第一例經皮主動瓣膜置換術,主要是先給病人穿刺,然後通過導管將特製的人工瓣膜送到主動脈瓣的位置,來代替原來有病變的主動脈瓣。當時,我就與這位醫生聯繫過,因為我們中國人覺得這開刀失血“傷元氣”,更喜歡微創和介入。但是,當時這個技術還未商業化。後來,產品在西方上市,我多次申請把這個技術引入中國,一直未能通過。直到2010年國慶節前夕,我的申請得到倫理委員會的批準,以研究需要的模式去給有限的病人做這一手術。2010年10月3號,我做了中國的第一例主動瓣膜植入手術。這位病人經過定期隨訪,今年發生了關閉不全的嚴重問題,於是我們與他商量之後,病人同意再換一個瓣膜。手術成功以後,他就抓著我的手激動得嚎啕大哭。我覺得作為一個醫生,有這麼一次病人給你帶來的感動,就覺得很值得,即使有時候病人對你不理解、家屬不理解,但自己都可以去理解、去接受。

不過,我們不建議年輕人做經皮瓣膜置換,而是建議外科手術植入機械瓣。因為這個瓣膜就維持十幾年,如果病人才60歲就放了一個,活到70歲又換一個,活到80歲,幾乎每十年就要換一個,這樣費用會比較高,而且瓣膜會越放越小。

《21世紀》:這個技術對整個中國的醫療水平有哪些重大意義?

葛均波:一旦第一例失敗可能會影響這個領域大家的情緒。所以我想這一次的成功對這個學科的推動也是非常大的。我們之後再做100例、1000例,就不會有太重的思想壓力。

醫學教育需要改革

《21世紀》:你覺得我國現在的醫療水平在世界上處於什麼位置?

葛均波:我國醫療水平是發展不平衡的,大醫院跟國外的差距可能比較小,有的領域甚至手術技巧比國外還好。但是我們也在反思。對於一個疾病,美國梅奧診所收治400例病人,就會去總結,製定治療指南。我們收治4000例病人,還是會運用別人的方法,而不去總結。

此外,我們不願意把實踐上升到理論水平。為此,現在我們鼓勵年輕一代的醫生最好能夠擁有原創的成果。

但是,回過頭來講,我們的教育有時候使學生創新的動力受到了一些影響。我們喜歡背書、答題,不喜歡去“出題”。就這一點我們應該去學習其他國家的一些先進的經驗、教訓和理念。我們應該在具備一定的能力的情況下去“出題”,而不是只會“答題”。

《21世紀》:你在兩會提案中指出,中國醫學人才培養系統混亂、不該以論文論英雄。那麼,我們要如何加強醫療人才的培養?

葛均波:我作為一個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的成員,又從事這麼多年的臨床一線工作,還主編了過去十幾年的教材《內科學》,我在反思我們的醫學教育,為什麼找不到好醫生、怎麼能夠培養我們的好醫生。

我們目前沿用了舊的教育模式。醫學生畢業讀碩士三年,碩士研究生第一年學英語、統計等基礎課,第二年去實驗室做研究,第三年就要開始複習考博士或者找工作,就無法安心地做高質量研究。考上博士以後,又要根據導師的研究方向考慮換研究方向。不僅如此,博士第一年又是上基礎課,第二年到了實驗室開始做全新方向的研究,但沒多久又要找工作、考試。從本科到博士的整個過程就讓學生天天沉浸在考試里,等畢業後回過頭看,研究沒做好,醫生沒學好。

對此,我就提出來以後是不是可以把碩士跟博士打通,入學以後第一年學英語、統計等基礎學科,第二年開始進到課題組以後,紮紮實實做三年研究,最後畢業時是博士學位。除非有的人非常不濟,中間輟學退學,但他找工作也是允許的,只要完成5+3的規培就能做醫生。但是如果想做醫學科學家,原則上應該有一段時間如三年做一個高質量的課題或者有相關的科研成果。這樣改革後,可以節約原來碩士加博士研究生6年里考試和複習的時間、2年重複基礎課的時間,整個學製可以設定為4年或者5年,給學生省了時間的同時,也給國家省了錢、給社會省了資源。

還有一點就是我們目前把住院醫生規範化培訓和讀博士混為一談。博士就一定會看病嗎?這是不對的。醫學上一定要完成輪轉、看了足夠的病人後才會看病,而博士完全有可能只會當老師。那麼我們可以將兩者進行區分,只要完成了大學5年和3年的規範化培養,能拿到醫師證書就代表是醫生,可以看病,然後再開始做科研。或者大學畢業以後先考研究生、做研究,但是研究生畢業以後一定要完成規範化培訓才能當醫生,這對任何人都是公平的。

但目前現實並非如此。現在我國醫學教育體系設有專碩、科碩、專博、科博四個學位,而且還有四證合一、八年製博士,搞得體系比較混亂。現在誰能找得到人或者託了關係,或者找到導師指導一下應該怎麼做好,學生就能省一些時間,把自己培養成一個好醫生。我覺得不應該這樣,應該從國家層面上關心和關注我們整個醫學的人才的培養。我們國家的醫生原來有4年製的、5年製的、6年製的、7年製的、8年製的,憑什麼城里人看病可以找8年製的,農村人看病要找4年製的,要怎麼改變這樣的現象呢?我們的醫學教育5年足夠了,之後再進行3年的規範化培訓,我個人認為完成規範化培訓就應該獲得“醫學博士”,但是現在改革無法推進。我覺得能夠走通這條路對國家和國家醫學教育是有利的,對學生也是有利的,因為學生就不要這麼辛苦,而且除了考試之外什麼都不會,科研、看病都不會。

醫學應該是無國界的

《21世紀》:你曾經在德國學習和工作過。可以聊聊這一段經曆嗎?主要研究哪些內容?

葛均波:我在德國做醫生做了10年,對德國的醫學教育製度也做了調研。德國醫生可以沒有博士學位,只要學完醫學、通過考試就可以行醫,因為老百姓看病不是看醫生發表的文章,而是他會不會看病。 在擁有醫生執照的基礎上,如果想做科研或者探討些新的治療手段,那麼做一篇論文答辯,就能獲得醫學博士。

醫學是一個終身教育的學科,大學學的知識只是入門。如果想要成為好的醫生,就要真心地探討新的方法、參加會議、繼續教育。如果要做教授,德國一個科只有一個人是教授,其他是主治醫師,再就是住院醫師。我們國家把教授、博導當成一個頭銜,其實是不對的。我們過去這些年所有行業都要評職稱,一定要有級別之分,其實沒必要這麼做,稱呼醫生即可,這就是尊稱。

《21世紀》:在你看來,德國有哪些方面值得我們學習?

葛均波:整體來看,德國是一個比較理性的國家。德國人很守規矩,我們如在與德國人談判的時候,突破他們底線的事就很難說服他去改,但有的國家說是朋友、拉拉關係、喝一點酒就能改,但是在德國好像行不通。這就是為什麼我鼓勵我們的學生去德國留學,學習德國人的嚴謹。我覺得我們一些年輕人應該在靈活的同時,懂得守規矩。

其實,近代醫學技術,尤其對近代醫學微生物的發現、動脈粥樣硬化的機理研究,包括一些新的治療手段,都是從德國誕生的。醫學院最早也在德國興起。

中國的體系是一個醫學院下面有多家附屬醫院。德國是醫學院附屬於醫院,一個醫院旁邊有一個醫學院,學生們第一天開始就由臨床教授上課。教授提出一個問題,然後學生們帶著這個問題去解答,心臟是怎麼回事,圖像代表什麼,哪裡有問題。這跟中國完全不一樣,我們的學生是在大學里埋頭學了四五年,到了臨床笫一次見病人,就把大部分知識忘記。他們不是帶著問題去學習的,所以我覺得我以後的醫學生的培養應該改變我們原來的模式。

《21世紀》:你曾在德國工作十年,現在在中國也工作了幾十年,又經常與多個國家的專家進行學術交流,你覺得醫學是不是應該是無國界的?未來將怎麼發展?

葛均波:我們覺得醫學的成果應該全世界都享有,我個人認為醫學包括科學應該是無國界的,這為什麼我們說在戰爭年代,紅十字會車上的病人,敵人的飛機是不會炸的,因為違背了人類最起碼的道德跟良心。但是,我們也理解一個新的成果、治療手段、新藥出現以後,應該讓企業有這麼一段時間能夠收回它的投資。這樣能有更多的資金、更多的資源去研發新的治療手段,新的藥物。

未來我個人認為我們還是應該鼓勵、倡導和活躍國際之間的合作,無論是對醫學,還是對科學。我們不能因為保守就閉關鎖國,就像這次新冠肺炎,病毒是不認人的。 無論是從哪個地方爆發,它不過是第一個被發現的地方,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理性地去看待這樣的情況,而不應該去指責。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新的治療手段、新的治療藥物等成果應該是人類共享的。

當前我國抗疫工作十分成功

《21世紀》:你剛才也提到在上海參與雷神山的遠程會診。我知道你曾兩次申請跟隨上海援鄂醫療隊前往武漢,但是都被拒絕了。不過,你也參與了不少病例的遠程會診。根據你的經驗,這一次新冠肺炎有哪些特點呢?

葛均波:現在回過頭看當時的情況,我們最初對這個疾病是不清楚的。我們人類不僅是中國人對這個病原體是缺乏免疫力的,每一個人都是易感的。當時我說沒有旁觀者,每個人都要參與其中。我們開始在沒有一個有效的治療方案的時候,是靠病人自己去恢復。

馬克·吐溫有句名言:“手裡拿著錘子,看什麼都像是釘子。”這句話在醫學上也適用,同樣一個病,不同科室的醫生會給他做不同的處理,比如消化科醫生首先想到是胃的問題、需要做胃鏡;心內科醫生會覺得是心臟有問題,會開阿司匹林藥物。

當時派出的專家以急診、呼吸科、感染科等專科醫生和護士為主。而新冠肺炎的治療以多學科聯合治療為主,因此我作為《內科學》第八版、第九版的主編,是一個全科大夫,想去看看可以提供哪些幫助。這次我自己也覺得很遺憾,但也不能堅持獨自前往,這樣去了也是給當地添麻煩,可能還是在後方參與比較好。作為一名醫生,在國家需要的時候,對沒有能夠上前線感到遺憾。但是,我覺得國家統一安排是對的,要不然每個人獨自前往會把前方攪得一塌糊塗。

不過,我參加了好幾次遠程會診,從中也學到了很多的東西,也提了很多的建議。比如,當時出現多例年輕人發生呼吸衰竭的情況,眼睛睜得很大,雖然用了呼吸機,但是血氧飽和度下降。我們就會研究是什麼原因導致的這種情況,因為老年人去世可能是心肺功能不好,而二十幾歲的年輕人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當時我就提出是不是炎症風暴會導致的結果。所以在我們醫院基於我們測的細胞因子,就用了抗體進行治療,也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也得到同行的公認。這一個治療方案目前也推廣到了伊朗、意大利等國。

《21世紀》:從今天這個時間節點回顧抗疫的過程,你覺得我國公共衛生防控體系還有哪些不足的地方?

葛均波:我覺得這次應該做得很好。2003年非典暴發的時候,我們是沒有準備的,好多醫務人員感染,因為我們不知道它的傳播途徑。有了那麼一次之後,我們積累了不少經驗。這次我覺得我們做得很好。任何傳染病都要隔離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感人群。1月23日,國家決定對武漢進行封城。這一點我覺得做得非常對。如果不封城,那麼春節期間的大波人員流動或將令疫情失控。這次我們覺得應該做得非常成功,比起西方那些醫療條件比我們好的國家出色很多。

(作者:施詩 編輯:辛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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