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將“同性戀是病”告上法庭
2020年07月30日21:11

  原標題:她將“同性戀是病”告上法庭

  “西西”不是真名,它來自“推石頭的西西弗斯”——這個古希臘的神話人物,日複一日推著巨石上山,每每接近登頂,石頭就要滾下。

  20歲的大學生西西也在做一件可能“徒勞”的事。她要起訴暨南大學出版社及銷售平台,在教材中將同性戀歸為“性心理障礙”。

  這是國內首例“恐同”教材產品質量糾紛案。在2017年7月立案後三次延期,2020年7月28日,在江蘇宿遷法院開庭。

  西西曾無數次想像在庭上陳述的場景,卻因為疫情關係,無法親自到庭。代理律師代她參加了庭審,而被告及辯護律師均未到場。

  三年的等待中,西西數度迷茫,也曾自我懷疑,但還是磕磕絆絆地堅持了下來,因為 “總有一些改變默默發生”。

  “我就是同性戀”

  18歲時,西西第一次確認自己是同性戀。

  她和一個女生在一起了。兩人同在一所高中,女生留一頭長髮,性格開朗,和靦腆的她誌趣相投。高三時,她們相互表白,高考後確定關係。

  這不是西西第一次喜歡女生。

  初中時,她和班上一位女生會彼此寫信、互送禮物,一塊吃飯、坐車回家。看到女孩和別人玩,她會吃醋。那是一種超越閨蜜的感情,她說不清是不是愛情。

  鎖上門,她偷偷在房間電腦上搜“同性戀”,想知道是怎麼回事。她還迷上了Lady GaGa,那首鼓勵性少數群體接納自我的《Born this way》,她聽過無數遍。

  當時,她所在的音樂特長班女生多,班里有三四對女同情侶,同學們彼此很包容。

  不過有一次,一個女生給其他班女生寫情書,班主任發現後開班會,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打開搜索引擎里關於同性戀的詞條,說這是一種病。

  那一瞬間,她閃過疑惑,心想自己是不是有問題。但那時的她並不確信自己的性向。直到高考後和女友確立關係,“好像一切都定下來了。”

  2015年,西西考上廣州一所大學。校園里沒有同性戀社群組織,她覺得孤獨,經常到中山大學旁聽《多元性別與社會文化》公選課,還參加了中山大學彩虹小組舉辦的性少數群體相關活動,依然感覺無法融入。

  她記得大一公選課上有場辯論,議題是“同性戀家庭算不算是一種家庭”。有的同學認為“同性戀是變態,怎麼能結婚?”有的說“同性戀是病,不適合養育小孩”,還有的說男同容易感染愛滋病……這些說法有的援引自大學教材。她忍不住站起來反駁。

  “如果你身邊是同性戀,你會怎麼樣?”一個男生用略帶嘲諷的語氣發問。

  “我就是啊。”西西脫口而出。

  一百多人的課堂頓時嘩然,夾雜著起鬨和笑聲。有人朝她大喊:“你說自己的事情沒有用,書上的內容才有說服力。”

  她無力地坐下,眼淚忍不住往下掉,“覺得自己太弱小了,沒辦法去對抗敵意和歧視。”

  室友和同班同學當時也在。出櫃後,沒人跟她提這事,“好像故意不去提的感覺。”

  後來在一堂社工課上,老師提問:一位母親發現兒子是同性戀後向社工求助,社工該如何處理?很多同學認為,應該把兒子送去治療或接受心理諮詢。

  西西感到震驚。2014年,中國首例“同性戀矯正治療”案勝訴,給同性戀實施電擊“治療”的心理機構被判公開道歉和賠償,判決書上寫明“同性戀並非精神疾病”,不少媒體對此做了報導。

  事實上,早在1990年,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就通過了《國際疾病分類(第十版)》(以下簡稱“ICD-10”),將同性戀從精神病名冊中刪除。

  而2001年的《中國精神障礙分類與診斷標準(第三版)》(以下簡稱“CCMD-3”)中,同性戀作為整體概念已不屬於性指向障礙,這被視為同性戀在中國去病理化的重要標誌。

  不過,由於CCMD-3保留了“自我不和諧型”同性戀,即同性戀因性取向產生焦慮、抑鬱、內心痛苦的情形下,才被視為性心理障礙,一些精神科醫生、心理專家甚至官方機構據此將同性戀視為精神障礙。

  西西迫切想要做些什麼。大一下學期,她到同誌公益機構同城青少年資源中心實習。在那裡,她結識了秋白。

  秋白曾引領了一場同性戀去汙名化行動。2015年,還在中山大學讀大二的秋白向國家新聞出版總署和廣東省教育廳遞交舉報信,舉報高校教材將同性戀歸為性心理障礙,與戀童癖、露陰癖等同屬心理疾病,有教材甚至指出用電擊治療同性戀。

  舉報後,秋白先後三次起訴教育部,2016年6月獲得立案,但一審二審均敗訴。

  “秋白案之前,大家可能不會覺得教材是需要去關注的東西。”西西說,現在網上不斷有人講,某某高校教材出了問題,我要和老師去聊,“你能看到,不論社群還是大眾對同性戀的認知度在上升,大家會用行動去改變現狀。”

  西西也是其中的一個。

  “不能夠算了”

  2016年5月,和朋友聊天時,西西偶然得知暨南大學公選課教材《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2013版)中,將同性戀歸為性心理障礙,認為它是“性愛方面的一種紊亂或性愛對象的倒錯”。

  2013版《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關於同性戀的描述。 本文除特殊標註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2013版《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2013版《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

  就在上一年年末,暨大一位男同性戀學生,因抑鬱症跳樓自殺,遺書中向父母坦白了自己的身份以及內心的苦悶。

  西西忍不住想,那個男孩是不是也看過這本教材,在偏見和歧視的包裹中無法呼吸。

  2014年,同城青少年資源中心抽取國內90本高校心理健康類教材,發現2001年後出版的31本教材探討了“同性戀是不是病”,約41%認為同性戀是病。

  西西覺得,教材通常是人們瞭解同性戀、同性戀者認識自我的依據,錯誤內容會加深公眾對同性戀群體的偏見、歧視與校園欺淩,影響同性戀學生的心理狀態、自我認知和行為——她的一個同誌朋友被父母逼著接受治療,就是因為父母從書中看到同性戀能矯正。

  西西決定給《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的編者發郵件,反映書中的問題,沒有回覆。之後給編者和暨南大學出版社寄了封信,希望出版社就書中內容公開致歉,再版時做出修正。

  依舊沒有回覆。在給編者和出版社打電話也無效後,她找去出版社。一位負責人告訴她,同性戀是否屬於性心理障礙是學術爭議,編輯沒有能力判斷,應該和編者聯繫。他們已將信抄送給編者,編者會將相關內容與法律條文進行比對。

  西西再次聯繫編者,編者承諾會公開回應,但之後就聯繫不上了。

  2016年7月,西西和朋友到暨南大學出版社和編者工作單位送“鴨梨”,以及一封300人聯名的信,希望出版社能處理這本教材。

西西和兩位朋友給暨南大學出版社和編者工作單位送“鴨梨”。
西西和兩位朋友給暨南大學出版社和編者工作單位送“鴨梨”。

  她沒有等到回應。

  那時,另一位女大學生聯繫北京大學出版社及編者,反映《刑法學》中有“恐同”內容,對方很快就回應了,說下一版重印和新版本中會更新。

  這讓西西覺得“不能夠算了”。秋白和其他行動者的經曆,讓她看到,即便面對狹小的對話空間,也能不斷爭取。

  那年9月,秋白第三次起訴教育部案開庭。西西帶著十幾本“恐同”教材奔赴北京,想見證這個時刻。

  那一天,北京陽光燦爛,二十三個同誌朋友趕來旁聽。西西沒有旁聽證,便將教材擺在法院門口展示,有媒體拍攝,就配合採訪,指出書中問題。這讓她覺得自己參與了一個重要時刻,貢獻了綿薄之力。

  回廣州後,她策劃了一場《命名:是誰在書寫與定義同性戀》的展覽,希望以藝術方式引發公眾對教材“汙名”同性戀的關注。

  舉辦前兩天,輔導員找到她,表示如果不取消就要告訴她父母。

  西西不敢向父母出櫃,“他們肯定很難接受”。她的父親是工程師,母親是家庭主婦,從小家教甚嚴。初中時,母親發現那個要好的女生從後背抱了她一下後,嚴肅地質問“你們是在搞基嗎?”她慌忙否認。後來看到一部關於同性戀的紀錄片,父母很不屑,“同性戀那麼變態”。

  西西最終取消了展覽,不過還是偷偷辦了場沒有觀眾的展覽,發在個人公眾號上。

西西舉辦的非公開展覽,希望以藝術方式讓公眾關注同性戀議題。
西西舉辦的非公開展覽,希望以藝術方式讓公眾關注同性戀議題。

  這之後,她和秋白、誌願者整理出47本含有“恐同”內容的教材,一一聯繫出版社和編者,收到了不少積極的回應——其中20本教材的編者(或出版社)表示會修訂這部分內容。

  有編者回覆,“將同性戀歸為‘性指向障礙’顯然是不準確的。我們在給學生講課過程中均已為同性戀正名,並會就同性戀的原因、目前世界各國的現狀及立法等情況向同學們介紹和討論,讓同學們正確地認識同性戀。”

  為了改變一本教材

  決定起訴前,西西考慮了一個月。

  2016年10月,一位關注秋白案的律師聯繫她,問她是否願意起訴暨南大學出版社,以訴訟方式獲得回應,同時延續秋白案對“恐同”教材的討論。

  西西有些顧慮,“自己真的能承擔這份責任和風險嗎?”

  但她不想因恐懼而放棄,她也心存僥倖,父母平時不愛看主流媒體,應該不會知道。她還主動找學院書記講了自己的想法,請求不要告訴她父母,書記勸她不要起訴。

  西西恰是那種“越施壓,越會去做”的人。

  她從京東網上買了一本《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之後委託律師以侵犯消費者權益為案由,向暨南大學出版社所在的法院提起訴訟。由於難以證明教材直接侵犯了消費者權益,法院不予立案。

  秋白也經曆過類似困境。起訴教育部前,她曾向廣州天河區法院、廣州市中級法院起訴廣東高教出版社侵害名譽權,都未立案,最後只能以行政不作為為案由,向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事實上,這一案由與她倡導的教材議題關聯不大。

  廣州無法立案,西西只能向江蘇省宿遷市宿豫區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負責京東圖書運營的江蘇圓周電子商務有限公司註冊地在江蘇,以《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存在錯誤、誤導等明顯內容質量問題為由,狀告暨南大學出版社及京東網上購物平台。

  西西代理律師葛昂介紹,與性少數群體相關的訴訟,往往很難找到與議題相關的立案案由,他們所選的產品質量糾紛案由,已是最貼近的了,“這是個擦邊球,沒有辦法。”

  擔心立不了案,起訴狀中也沒有提及同性戀。

  2017年7月立案成功後,西西開始蒐集證據。按照《出版管理條例》,差錯率超過萬分之一的圖書,編校質量屬不合格。

  她想找一位專業編輯對書進行校對,但沒什麼人脈,她在朋友圈、微信群四處發消息,找了一個多月才有編輯願意做。

  校對後發現,差錯率超過了萬分之一。西西據此梳理出54個錯誤,只有一個和同性戀相關——2017年3月新版《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做了修訂,去掉了“同性戀是性愛方面的一種紊亂或性愛對象的倒錯”的描述,不過仍將其歸為性心理障礙。

2017年3月新版《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關於同性戀的描述。
2017年3月新版《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中關於同性戀的描述。

  這一項恰是最難論證的。西西梳理了31條證據,包括CCMD-3、ICD-10等精神疾病分類標準,同性戀扭轉治療案的勝訴判決書,媒體報導,衛生部相關文件等。

  通過同誌機構,她還聯繫到3位醫學、心理專家,說服他們出具專家意見書,證明同性戀並非疾病。還有專家給法官郵寄資料,提供諮詢意見。

  書中和同性戀無關的差錯,也需要花大量時間和精力去找證據。那段時間,一下課,西西就鑽進圖書館查資料。

  她發現,找證據面臨的第一個難題,就是如何證明CCMD-3只把“不和諧的同性戀”歸為性心理障礙。

  起訴前,她曾舉報《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錯誤內容,廣東省新聞出版廣電局回覆,CCMD-3“明明白白將同性戀納入性心理障礙”,書中同性戀部分不存在知識性錯誤——這個回覆被暨南大學出版社作為證據,連同營業執照、編者簡介、編校差錯率統計等,一同提交給法院,以證明圖書不存在質量問題。

  CCMD-3發佈至今已有19年,再沒修訂過。而2018年發佈的《國際疾病分類(第11版)》(ICD-11)刪除了前一版中的性取向相關疾病分類。國家衛健委也下發文件,2019年3月起,各級各類醫療機構使用ICD-11進行疾病分類和編碼。但在國內,同性戀是不是一種疾病,仍有不同的聲音。

  “我很想贏”

  開庭定在2017年10月31日。

  西西提前四五天寄了一大包材料到法院,沒多久接到通知,法官需更多時間研究案件,開庭延期。

  兩個多月後,再次等來開庭。然而,剛從廣州飛到南京,西西就收到律師發來的消息:開庭再次延期,理由是,京東申請對涉案教材的圖書產品質量進行司法鑒定。

  她有些難過,擔心一再延期,“下次開庭,大家還會關注支持嗎?”

  不安感很早就有了。這次法院只開放5個旁聽名額,要求提前3天辦理旁聽證,對於想去現場的媒體和外地夥伴來說很不方便。

  那晚,西西坐在從南京開往宿遷的大巴上,窗外霧氣瀰漫,恍如一趟沒有盡頭的旅程。

  黑暗中,後排的男人突然哼起歌,語調憂傷,似感歎,又似控訴。西西鼻子一酸。

  她想起了塞爾維亞詩人路易斯·賽爾努達的《漫遊者》:“向前,向前,你不要回轉,持之以恒,直至道路和你生命的末端……”

  一夜難眠。第二天一早,她去法院補交證據,想和法官面聊下,沒見成。

  她沒想到,這一延期,就是兩年。

  案件被移交到司法鑒定部門。然而,國內沒有與圖書產品質量直接相關的專門的鑒定機構,西西和京東便委託法院向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出版產品質量監督檢測中心提交鑒定申請。

  申請被拒絕了,也沒有其他機構願意鑒定,因此沒有鑒定結果——這些,今年4月17日西西才知道。

  這一天,她還收到了5天后開庭的通知。西西正在香港讀研,去宿遷需要隔離14天,時間上趕不上,只得申請延期開庭。

  法院書記員說律師可以代她出庭,她和律師要是當天都沒到,視作撤訴。西西一下急了。

  她給法官打了20多個電話,一直沒打通。朋友將她的情況發在微信公號上,呼籲大家幫忙向法院詢問。一時間,法院電話被打到忙音。最終,書記電話打通了,延期開庭申請通過。

  西西第一次感受到支持的力量。三年來,開庭一再延期,沒什麼媒體關注,社群裡討論也不多,影響力相比秋白案和其他同誌案小很多……她時常感到挫敗,甚至刻意迴避談論案件。

  律師安慰她,每一次延期,都在拖長案件的生命週期。

  起訴後,她聽到過一些不友好的聲音,罵同性戀是變態,說她藉機炒作。輔導員也勸她不要去參加庭審,“肯定會輸,沒什麼意義”。但也有人佩服她的堅持、感激她所做的,“請原諒我這個懦夫”,他們說。

西西生活照
西西生活照

  她在微信上眾籌起訴費用,有的同誌父母五百、一千地捐;也有非同性戀的朋友受她影響,加入彩虹小組,開始關注性少數群體。

  今年4月,一家媒體報導了這個案子,上了新聞熱搜,吸引了12萬評論,195萬點讚。評論中,很多人說同性戀不是病。

  西西好像看到了“堅持下去的成果”。

  擔心也有。出鏡接受採訪後,她害怕被父母看到。母親經常跟她提到一個女親戚,事業成功,掙了很多錢,但是沒結婚生孩子,“你千萬不要這樣子。” 她還沒想好怎麼面對父母。

  這場訴訟很大程度影響了她的人生方向。大學畢業後,西西去到香港讀性別研究專業,今年畢業後留在香港一家NGO公益機構,從事和勞工議題相關的工作。

  7月初,西西再次收到開庭通知。因為疫情原因,她申請網上開庭。法院以雙方證據多、需要到庭質證為由,沒有通過。她再次申請延期開庭,也沒有通過。

  無法親自在法庭上陳訴自己的意見,西西覺得很遺憾,畢竟這是她等待了三年的機會。

  西西準備的當事人陳述,由律師代她在法庭上說了出來。

  勝訴很難,西西知道,但她很想贏。

  她希望不再有同性戀者因“恐同”教材受到傷害,大家都能擁有一個不用遭受汙名與歧視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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