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達默爾誕辰120週年 他的哲學生涯,是一部跨世紀的德國學術史
2020年08月01日00:00

原標題:伽達默爾誕辰120週年 他的哲學生涯,是一部跨世紀的德國學術史

  我曾親身感受過一次伽達默爾在哲學公眾中的“效果歷史”。幾年前的秋天,我在海德堡大學訪學,參加了教授秋季學期第一次公開授課。除了哲學系的年輕面孔,階梯教室中座無虛席,多數竟是熱愛哲學的市民:一群白髮蒼蒼、精神矍鑠的老人。講座是關於海德格爾的。講座的氣氛是嚴肅的,但在某個時刻伽達默爾的名字被提及時,課堂上傳來一陣友好的笑聲,洋溢著崇敬的氣氛:首先,是因為授課者的教席當年屬於伽達默爾;其次,一個傳統也隨之被觸及了。

  現場體驗德國哲學公眾的熱情和他們對傳統的敬意是奇妙的。自1933年以來、1968年之後,“傳統”在德國人的生活中也許難免有幾分沉重的色彩。相比海德格爾教席的命運,伽達默爾為這一從雅斯貝爾斯手中接過的教席增添了殊榮。但效果史總是有其弔詭之處。伽達默爾的名字,又常常伴隨海德格爾之後。即便是在他開創了半壁江山的現象學——解釋學傳統中,他也總是側身,讓其偉大老師隆重登場。實際上,哲學人物的這種半隱狀態,可能在推崇“原創性”的時代——儘管人們可能對原創性既無確切的說明也無法達成一致——並不罕見,但作為哲學史戰場上已經奪得一席之地的人,伽達默爾則顯得獨樹一幟。在漢語學界,《真理與方法》及自傳性質的《哲學生涯》早已有了中譯本,但與他同時代的人物,尤其海德格爾及列奧·施特勞斯相比,伽達默爾所獲得的關注似乎少得多。

  好在,今年恰逢伽達默爾誕辰120週年,讓·格朗丹這本傳記的移譯及時打開了一扇窗口:傳主罕見的長壽也使其哲學生涯本身就是跨世紀的德國學術史。

  來自兩位父親的壓力

  讓·格朗丹在附錄中提及,為伽達默爾寫一本儘可能客觀的傳記,誘因在於1980年代海德格爾納粹時期的醜聞的再度掀起討論。作為海德格爾最忠實的學生之一以及動盪年代的親曆者與見證者,伽達默爾也不時遭遇類似的質疑。而作為伽達默爾的學生,讓·格朗丹感到有必要讓歷史材料為伽達默爾做出澄清,不過他也坦言,替海德格爾學派的思想家立傳,要充分考慮到他們對傳記的立場:真正重要的唯有哲學家的思想。但畢竟,哲學作為一項公共事業,與生活世界的關聯在所難免。從這個意義上說,一部好的傳記,就應當揭示伽達默爾是怎樣煉成的。撇開豐富的歷史細節不論,這部傑出的傳記至少成功地做到了一點,描述了伽達默爾個人性情、思想及命運上的獨特性是如何形成的。這對真正認識和理解伽達默爾其人,無疑是巨大的幫助。

  正如在德語作家身上屢見不鮮,甚至有些陳腐的主題,伽達默爾也成長於兩位父親的陰影之下。母親的不幸早逝,使伽達默爾從年幼時便置於父親嚴厲的影響之下。他的父親不僅是一位成功的藥物化學家,後來擔任了馬堡大學的校長,而且還是一位想要對自己兒子施加強有力影響,將他引向真正的精確科學的教育者。可想而知,當伽達默爾執意選擇人文學科的道路時,他父親有理由感到不解和擔憂。

  伽達默爾選擇投身哲學,一開始便在馬堡這個新康德主義陣地中如魚得水。此時,他遭遇了另一位真正的精神之父:當時已嶄露頭角,享有德國哲學“秘密國王”(阿倫特語)之譽的海德格爾。這位深得納托普及哈特曼偏愛的弟子,轉投海德格爾門下。不久之後,海德格爾卻對年輕的助手感到失望,並以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件表達自己的看法。伽達默爾氣餒沮喪之餘,並未放棄與海德格爾的親密關係,但轉向了古典語文學研究,以便為哲學前景的黯淡提供另一種選擇,即成為一名古典語文學家。當然,現實考量的表象之後,也不乏嚴肅的思想動機:哲學問題與語文學問題不可分割,只要哲學反思試圖回到原始經驗,後者則在解釋學中擔綱重新開啟古典文本的契機。隨著伽達默爾在古典語文學領域的成功,海德格爾再度認可了這位弟子,並主動提出擔當他的教授資格論文導師。這是伽達默爾夢寐以求的事情,他由此才真正成為了海德格爾學派中重要的一員。不過,與同窗卡爾·洛維特、格哈德·克呂格先行的批判態度相比,伽達默爾當時還並未顯示出脫離老師影響的獨立性和原創性。實際上直到晚年,伽達默爾才謹慎地在著作中發展對海德格爾的批評。

  傳記提及的一段軼事,有力地證明了來自兩位父親的壓力是如何塑造了早期伽達默爾。當1927年他的父親被癌症擊倒時,這位校長將海德格爾請到病床邊,希望後者向他證明伽達默爾在哲學上有好的未來。海德格爾肯定了伽達默爾的哲學能力,向他的父親做出了擔保。面對父親的自我辯護也許一直是伽達默爾哲學生涯的隱秘動力。尤其面對作為精神父親的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很長一段時間都生活在其思想的滋養和陰影之下,以至於聲稱“我始終有一種該死的感覺,海德格爾在我的背後看著我。”(《伽達默爾傳》)

  遲到的成熟:自我理解的圖像

  按照傳記的描述,伽達默爾無論如何也不屬於以尖銳犀利著稱的激進思想家。有意思的是,在職業生涯的起步階段,伽達默爾根據同輩學者的表現的自我評估和自我感覺,也是如此。不過,他已經開始意識到自身哲學立場及教學方法上的獨特性。讓·格朗丹精彩地形容了伽達默爾的哲學品格:“立場分明永遠都不是伽達默爾的力量所在,在任何立場中,甚至是那些對立的立場中迅速地認識到其真理的核心才是他的力量所在。……人們在這裏看到了猶豫和寬容的標誌……的確,曾經在他周圍的都是強大的、多產而自信的知識人士:他的父親、赫尼希斯瓦爾德、納托普、哈特曼、沃爾特斯、庫爾提烏斯、布爾特曼、弗里德蘭德,尤其還有海德格爾。面對如此眾多的大師,我們不能理解他成為‘不但……而且’的擁護者,他學會了培養謙遜和無知的博學的美德,後者也成為他哲學的主旋律(leitmotiv)。他後來會說,他的解釋學的靈魂在於承認‘他人可能是對的’。這一完全蘇格拉底式的認識也包含了一個傳記學的背景。”(《伽達默爾傳》)

  但與這種理想化的學術環境相比,“政治”這個大他者則對伽達默爾思想的成熟施加了時代的驚駭,對其人格及思想的影響不容忽視。在艱難年代中,伽達默爾的存活與其說得益於猶豫和審慎,不如說是自我隱忍。在1933年-1945年這段德國的黑暗歲月之中,伽達默爾堅持審慎地“不問政治”。但是,官方機構和大學都直接面臨納粹化的問題,作為一個身在其中並擔任公職的教師,伽達默爾不可避免地牽涉到不少令他名譽受損的簽名。實際上,伽達默爾與納粹的牽連,哪怕在中文語境中,也因為理查德·沃林這樣的知識分子不夠準確及審慎的話題製造式的過度解讀,而變得廣為流傳。這種解讀加固了伽達默爾身上的“保守主義”標籤,似乎在他對“傳統”的強調中早已深埋著一根傾倒於德意誌民族文化特殊性的引線,甚至由此反證哲學解釋學也包含了不光彩的思想內核。讓·格朗丹出色地從歷史材料和伽達默爾本人的思想發展出發,力圖還原和呈現這些行為的歷史語境,從而為審視流行意見提供出一種對照。他通過歷史材料證明,即便在納粹統治最黑暗的年代,伽達默爾仍和他的猶太朋友保持了堅定的友誼,甚至與旨在顛覆納粹政權的政治抵抗運動團體及個人都有所來往,雖然並未(實際上也不可能)參與其中。當然,傳記也並未諱言後來成為伽達默爾第二任妻子的女學生凱特·萊克佈施當時悲慘卻又幸運的遭遇。這些事件構成了伽達默爾在這段夢魘歲月中刻骨銘心的經曆。

  讓·格朗丹認為,雖然在納粹暴政快結束的那幾個月裡,伽達默爾的態度並不是很光彩,但的確是無計可施的妥協,任何一線的政治抵抗者都不可能安然度過那段歲月。伽達默爾認得清,作為一個哲學家的真正使命在於追求卓越的哲學教育,以便幫助戰後德國培養亟須的獨立知識分子。同時,他在納粹時期艱難、靈活且不失人格的生存贏得了榮譽,使他在1945年德國解放之後被推選為萊比錫大學的校長,開始在美蘇兩大陣營的監管之下再度重啟德國大學。這種戰後重建的工作伴隨著意識形態的衝突,一直延續到1947年左右。伽達默爾辭去了校長職位,並獲得了法蘭克福大學的哲學教職,之後在1950年,決定性地接過了雅斯貝爾斯在海德堡大學的哲學教席。這位思想家仍然蒙受著哲學的召喚。

  伽達默爾在海德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寫出了遲到的巨著《真理與方法》,而且培養了一大批青年才俊。他在之前歲月中養成的博大性情再次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沒有“伽達默爾主義”,而是指導學生走上各自的道路。不僅如此,他還樂意提攜當時雖然不屬於自己學生,但特別有天分的年輕一代思想家,包括哈貝馬斯、卡爾·奧托·阿佩爾、恩斯特·圖根哈特以及奧托·珀格勒等後來聲名卓著的人物。因此,伽達默爾贏得了一個綽號:德國哲學的“幕後主導者”。不僅如此,1968年榮休之後,他開始了年輕時錯過的世界講學,在不同的國家都繼續培養了許多外國學生。這種令人豔羨的成功,歸根結底與他所倡導的“理解”思想密不可分。

  從反思的角度來看,伽達默爾的哲學生涯完美地詮釋了自我理解的圖像必然顯現在與他人的交道之中。他的哲學道路達到極盛,恰恰是因為他洞察到了自身的有限性,而且受惠於對他人的傾聽,儘管也不可避免地伴隨著爭執。傳記在還原伽達默爾思想及性情的成熟過程方面非常傑出,因為它準確地理解了世界上存在著一種不同於靈感的迅疾與澎湃的天才。實際上,理解要達到的意義正是“不同於”。傳記試圖表明的,恰恰是伽達默爾既不同於海德格爾,也不同於那些才華橫溢甚至咄咄逼人的同輩之處。解釋學,正如其名,是一種精耕細作的、苦心經營的洞見。正如我們無法通過某些既定的範疇或抽像的意識立場來理解某個具體的人或物,有待解釋的作品也是如此:要整體地把握一件作品,實際上就是要把握其最富有獨特個性之處,把握其獨特個性之所以如此顯現的那個場域或事件。要達成這種理解,需要敏銳的意識乃至妥協,而非那種披荊斬棘的決斷之思。

  哲學解釋學的堤壩

  一定程度上,伽達默爾思想最深刻方面,會因為理解者的專業語境而受到限製。說起哲學解釋學,視之為文本解釋的方法論或哲學說明的理解仍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如果,這種理解將自身視為哲學解釋學的應用甚至延伸,也算是符合其服務於人文社會科學的題中之意,但最重要的則是要避免其帶來的誤解,因為某種釋義方法或專業意識(最顯著的例子正是“審美意識”)恰恰是哲學解釋學本身要求避免的。毫無疑問,伽達默爾的思想醞釀於長期的文本解釋實踐之中,但毋寧說,當直面理解本身的時候,他觸及了主體性的局限,並且堅持哲學解釋學能夠超越這種局限:存在遠逾出意識(mehr sein als Bewusstsein)。這裏可以清晰地辨認出海德格爾對存在追問的深刻蹤跡。這是對意識,或者說對主體性暴力的診斷和治療。“存在”本身,遠比那在意識中成為透明的,即成為了可分析、可解釋、可計算的客觀化的東西更多。

  如果從語言哲學的視角來理解伽達默爾的核心思想,其名言“能夠被理解的存在就是語言”便顯示出對所有專業意識的善意的超越。無論是精確科學還是人文社會科學所動用的概念,總是對存在經驗的某種削減。當“語言”無法完善地傳達這種經驗時,我們所能言說之物比起事物向我們敞開的經驗而言,就顯得貧乏了。那麼,何處能夠克服這種貧乏呢?正是在這個關鍵性問題上,伽達默爾與其老師拉開了距離。解釋學確實對語言作了本體論規定,但這並不意味著語言本身只能在基礎主義的方向上“言說”。語言的豐沛性確實被主體性所限製,但也並不意味著其一定源於超主體的語言結構。換言之,伽達默爾的洞見恰恰在於,語言自身的自反能力,語言自身的精細化能力,能夠應對和克服這種限製。在由語言所編織起來的事物(無論是人的自反性意識,還是社會成員的自我認同)之中,或者說,處於由語言所構成的解釋學視域之中的事物,其存在所依的語言有能力進行自我更新。而這意味著,有時候人們無需在一切自然語言稍有笨拙的地方,便宣告其失效,而追求一種具有超越結構的形而上學語言。當伽達默爾的上述語言本體論洞見,輔以他反複強調的蘇格拉底式無知的對話意識時,解釋學最動人也最深刻的層面就出現了。正是在對話之中,語言的貧瘠性,或者說,言辭之於事物的那種不精確性,才能夠被克服掉。正是根本上依賴於對話經驗,伽達默爾才拒絕了海德格爾的決斷哲學。不僅如此,“對話”必然顯示為對所有源始哲學的質疑。因為對話並不要求徹底地拋棄主體,而是要求對話者的主體性不隅於單方面的“你”或“我”;同時,“你”“我”之間的語言關涉,也並不徹底跨越主體間的互動,成為語言的無名事件。

  伽達默爾由此認為,我們之於事物的遭遇或把握,更多是前見而非判斷。判斷這個詞指向了經驗的主題化及專門化,不僅讓人想起伽達默爾曾經浸潤其中的新康德主義及現象學的傳統。前見能夠不斷地進行修正,為對話敞開了空間。關鍵是,前見的這種理解特性——恰恰遭受最多指責——並不是意味著極端的歷史主義,即徹底否定超歷史語境的事物存在;相反,前見恰恰意味著在文學和藝術這種哲學解釋學所仰仗的歷史經驗之中,存在著超越歷史語境的經驗“典範”,其標誌性特徵正是不斷從產生的語境中躍遷至解釋者所處的當下語境。這就是伽達默爾深入批判自笛卡爾以來“主體性自我透明理想”的深刻指向:主體在理解中無法徹底地,或者說,一勞永逸地將有待理解的任何對象轉化為客體。與其說這種洞見規定了釋義活動,倒不如說,它在一切釋義活動可能進行之處,標示出瞭解釋的界限和可能性。傳記也出色地概括了這一點:“理解與其說是‘主體性的一個行為’,不如說是一個‘視域融合’的活動,在這裏過去和當下相互滲透:沒有與過去的關係,就沒有當下的提問,而沒有當下,也就沒有使得當下得以可能的過去。”(《伽達默爾傳》)儘管這種洞見難免遭受最嚴厲的歷史主義指責,但伽達默爾的歷史主義批判實際上提醒了一種流行的危險:如果徹底地反對歷史主義,那麼,很可能只剩下永恒的教條和由它秘密指定的捍衛者。哲學解釋學並不幻想著徹底克服歷史主義那消解一切規範的驚濤駭浪,而是幾乎笨拙地築起一道堤壩,迎接歷史主義的巨浪拍擊其上所激起的陣陣浪花。

  對話,或無盡的等待

  讓·格朗丹這本傑出的傳記一定會讓讀者認識到,天才,如果這個詞是指一切自我成就者皆自有其天賦根源的話,必然有不同的顯現方式。但無論如何,偉大的人遠為謙遜。甚至連伽達默爾所捍衛的理解經驗本身,也遠比決斷或宣告更為脆弱,歸根結底,它並不完全起於神思之接,而是內蘊於生活世界的曆練。唯有如此,人們才不會懼怕誤解。然而,的的確確,在誤解與真正的理解之間,往往隔著一道陰影環繞的拱廊,有時候人們並未穿越過去,已將那仍被陰影籠罩的形象誤認為是巨人之姿。但即便說並非其旨趣所在,難道“理解”不總是意味著置身於這種狀況之中嗎?洞察並愜意於這種狀態,比起冷靜的分析或犀利的批判而言,是另一種才能。在真正對話之前,總是有可能需要無盡的等待。

  這又使我的思緒回到了幾年前。在海德堡一個秋日午後,我專程去尋訪伽達默爾的長眠之所。伽達默爾並不安息在韋伯、拉德布魯赫等巨人沉睡的城中老公墓(Bergfriedhof),而是在他晚年的居住地,距離老城幾公里處的齊格爾豪森(Ziegelhausen)一處山頂的新公墓(Neuer Friedhof)。上山途中會路經一處修道院,其餐廳出售著海德堡最好的本地啤酒。新公墓全無老公墓中富有高度藝術氣息的紀念碑和銘文,一望皆是樸素的簡潔石碑。矗立半晌,也無法確知伽達默爾究竟沉睡於墓園何處。恰好進來了看守墓園的一位老人,我向他請教時,他茫然不知所措,直到說起伽達默爾曾是海德堡大學的一位教授,才彷彿恍然大悟,用手指著墓園一角:“大學的人都在那邊”。如果你見過馬克思·韋伯莊重肅穆,兩側鐫刻著選自《浮士德》等書中名句的高大墓碑,相比之下,小巧的棗紅色幕碑則極不起眼。墓前也沒有韋伯墓前成簇的鮮花,而只在墓碑的頂端——興許是本地習俗,不得而知——輕輕地零星放著一些壓著樹葉的小小石子,似乎顯示著不久前也有人來過。

  □汪堯翀(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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