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樓筆墨中的英國範
2020年09月26日00:00

原標題:紅樓筆墨中的英國範

  暗藏曲意的對話,細節精緻的物品描寫,柔弱的場景與情緒,這些張愛玲的作品風格會讓人不自覺地想起古典名著《紅樓夢》。同時,時代與教育背景又讓她的小說頗具西洋風格,不經意地閃露出俏皮與幽默的調侃。《紅樓夢》與英國小說,這兩種文字在閱讀時便影響著張愛玲的美學,並在小說中得以融合呈現。

  紅樓夢的影響

  張愛玲對《紅樓夢》的癡愛,有目共睹。八歲始讀紅樓,以後三四年重讀一次,從不中斷,熟悉到“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靠這種熟稔,她1969年寫《紅樓夢未完》,1973年寫《初詳紅樓夢》,1975年寫《二詳紅樓夢》,1976年寫《三詳紅樓夢》,然後四詳、五詳,直到1977年《紅樓夢魘》在台灣皇冠出版社出版。張愛玲一生的巔峰,是在23歲到25歲,天才像一場火山噴發,光芒萬丈;而知天命的十年時光,則是一泓深不可測的火山湖,她在紅樓大夢裡沉溺。比較版本、爬梳考據,外人看起來枯燥無味,她甘之如飴,非有厚愛做不到,非得真趣也做不到。

  王德威認為,張愛玲晚期風格是“重複、迴旋、衍生”,所言不謬。在十年參詳《紅樓夢》的同時,她也在翻譯註釋《海上花》,《海上花》耗時更久,達二十年。張愛玲在《紅樓夢魘》里考證出曹雪芹反複增刪、斟酌推敲,不是一向被認為的十年、而是在悼紅軒里一寫二十年,她自己的後期寫作亦複如是。在《紅樓夢》與《海上花》之外,她不斷寫和改寫自傳性作品,也不斷翻譯改寫曾經寫過的小說。從中文到英文,從英文再到中文,據說《金鎖記》她用兩種語言寫了至少六遍。一個天才,又是這樣勤奮,也是得了曹侯的真諦。至於說《紅樓夢》對張愛玲創作的影響,乃至將《金鎖記》與《紅樓夢》比較起來看,那真是個太熱門的題目,不宜展開了。

  可是,我總覺得哪裡隱隱不對。《紅樓夢》與《海上花》所慣用的草蛇灰線手法,張愛玲明察秋毫,分析起來頭頭是道,可是自己筆下並不應用。《紅樓》用情之深,還有佛道一路的空觀,皆不是她在意的地方。若說同調,大約只在悲觀與細節上。她在《中國人的宗教》一文里寫道:“中國文學是瀰漫著大的悲哀。只是在物質細節上它得到歡娛——因此《金瓶梅》《紅樓夢》仔仔細細開出整桌的菜單,毫無倦意,不為什麼,就因為喜歡——細節往往是和美暢快、引人入勝的,而主題永遠是悲觀的。一切對人生的籠統觀察都指向虛無。”化用《紅樓夢》的語言、在物質細節上的過度、蔥綠配桃紅的參差對照,我以為,這種相似不過是皮相上的相似。“悒鬱的紫色的緞子屏風上,織金雲朵的一隻鳥,年深日久了,羽毛暗了,黴了,給蟲蛀了,死也還死在屏風上”。細節雜了意象的金線,這樣的語言,曹侯寫不出。相形於《紅樓夢》,同樣又悲觀、又重細節的《海上花》,主題是花團錦簇後的算計、背叛與不堪,倒是與張愛玲暗通款曲。

  十年的紅樓考證,有一個關節可能是理解張愛玲的鑰匙。當她年輕時讀紅樓,看到胡適的一篇考證文章,提及根據某“舊時真本”,寶玉當了更夫,湘雲做了乞丐,二人雪夜重逢,結為夫婦,“看了真是石破天驚,雲垂海立,永遠不能忘記”。在《紅樓夢魘》里,她果真考察了十種脂本和程高本之外的本子,認為寶雲二人“寒冬噎酸虀,雪夜圍破氈”,總好過寶玉遁入空門的結局,“因為此本結局雖慘,到底有人間味”。即便是山窮水盡,依然要堅持到底。張愛玲愛著她“參詳”出的這個安排,即便海棠無香,即便鰣魚多刺,即便人間不值得,不能躲,不能死。

  由毛姆而來的英式俏皮

  1943年春天,張愛玲從香港輟學回到上海,帶著《沉香屑》去拜見《紫羅蘭》主編周瘦鵑,周瘦鵑挑燈夜讀,立即辨識出:“它的風格很像英國名作家毛姆的作品,而又受一些《紅樓夢》的影響。”一週後,張愛玲再度登門,面對周瘦鵑的詢問,她心悅誠服地承認,她正是毛姆作品的愛好者,而《紅樓夢》也是喜歡讀的。她在港大讀書時的老師貝查,極喜歡毛姆,曾極力鼓勵她多讀毛姆。弟弟張子靜也回憶說:“她還介紹我看毛姆和歐·亨利的小說,要我留心學習他們的寫作方法。”80年代,她從朋友處“收到毛姆傳,喜從天降,連照片都精彩,張張看了又看。”

  一般的比較文學研究,直陳張愛玲與毛姆的共同之處:曾經顯赫後又沒落的家世,缺愛的少年時代,懂得人情世故里的炎涼、又敏感孤獨冷漠,不太相信理想,也不太在乎道德。從創作主題上看,自私、虛偽、慾望與金錢,輪流回轉,在在處處。他們一西一東、一男一女兩個作家,對人的看法是類似的:撩開溫情的面紗,移走道德的屏風,其實壞人壞不到雷劈,好人也好不到旌表。於是他們以旁觀者姿態寫人物,不粉飾,不造作,嘴角一撇淡定而微諷的笑。精英們不一定喜歡他們,嫌他不夠沉重;普羅大眾也不一定喜歡他們,嫌他們不夠淺顯;但是中間階級的人士天然地趨之若鶩,喜歡他們對人性的探索、對慾望的悲憫。這類題材,毛姆和張愛玲寫來就頗為冷靜克製,還有一種英國式的俏皮。

  這種俏皮,首先是善於設置“反高潮”。張愛玲說,“我喜歡反高潮——豔異空氣的製造與突然的跌落,可以覺得傳奇里的人性呱呱啼叫起來。”情節的突然轉折,讓讀者猝不及防,一方面避免了跌入俗套,一方面又讓讀者因這種“落差”而起飛思想、重新思考。比如《五四遺事》中的羅文濤,高調追求婚姻自由,經過曠日持久的鬥爭,最後與三位嬌妻在湖上“諧隱”,“關起門來就是一桌麻將”。《封鎖》里的兩個人在臨時停滯的時空裡互訴衷腸,險些談婚論嫁,封鎖解除,馬上回歸常態。反高潮乃是故事的戲劇性所在,也是作家的功力所在。

  觀察異域的眼光

  這種俏皮,又體現為英式的調侃,毒舌而口燦蓮花,刻薄亦入木三分,會意者只有折服的份兒。她寫《花凋》中的鄭先生,“是個遺少,因為不承認民國,自從民國紀元起就沒長過歲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能與張愛玲比拚妙語連珠的,恐怕也只有錢鍾書了。毛姆當然也毒舌,可是水平尚不如蕭伯納。蕭伯納是繼王爾德之後最擅長此道的英國人。有趣的是,張愛玲13歲看的第一本西洋小說,是蕭伯納的。她在文中提及蕭伯納的次數也較毛姆為多。

  張愛玲本人對毛姆的多次提及,是欣賞他寫“異域”的那種眼光。特別是在《浮花浪蕊》里非常集中:“南中國海上的貨輪,古怪的貨船乘客,二三十年代的氣氛,以至於那恭順的老西崽——這是毛姆的國土。出了大陸,怎麼走進毛姆的領域?有怪異之感。”“想必內中有一段故事,毛姆全集里漏掉的一篇。”“她喜歡這一段真空管的生活。就連吃飯——終於嚐到毛姆所說的馬來英國菜”。

  事實上,張愛玲本人也是善於寫“異域”的,以一種陌生化的目光。外國人對此理解尤深,《二十世紀》主編梅奈特說:“與她不少中國同胞差異之處,在於她從不將中國的事物視為理所當然,正由於她對自己的民族有深邃的好奇,使她有能力向外國人詮釋中國人。”

  我們經常會忘記張愛玲對英國、英語、英國貨、英國文化的戀慕和親近,如果暫時拋開狹隘民粹主義,越過毛姆和蕭伯納,向更深更遠處看去,張愛玲披著中式的奇裝異服,刻薄的、自傷的、愛財的、自己摟著自己肩膀自說自話,那種孤傲、坦率、我們眼中的另類,也許,合該是他們的“妹妹”。

  撰文/馬淩 攝影/王楨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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