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聰明人吵架更容易輸?你不可不知的大腦BUG
2020年11月01日11:00

  文章來源:返樸

  大腦無非是人體內的一個器官。正因如此,整個系統具備各種習慣、個性、老舊的運作方式和低下的效率。它演化了數百萬年,結果變成現在這麼複雜的樣子,還積累了大量垃圾。就像一塊硬盤,裡面塞滿了過時的軟件程式和廢棄不用的下載文件,基本進程卻常被打斷,比如那些早已失效的網站總跳出該死的廣告要告訴你各種減價消息,可你想做的不過是打開一封郵件!

  一言以蔽之,大腦會犯錯。 

  撰文| 迪安·博內特(Dean Burnett)

  半瓶水晃蕩

  ——為什麼聰明人吵架更容易輸

  最令人惱火的一種情況恐怕就是和那種堅信自己正確,而你很清楚他們確實錯了的人爭吵,並且明明你用事實和邏輯做出了證明,對方還是死不認錯。我有一次目睹兩個人吵得不可開交,其中一個人堅持認為現在是 20 世紀而不是 21 世紀,因為“現在是2015年啊!”他們就在吵這種東西。

  一種與之截然相反的情況是被稱為“冒充者綜合徵”的心理現象。在很多領域,一些頗有建樹的高成就者儘管實力已經得到切實的證明,可他們總是看低自己的能力和成就。造成這種現象的社會因素很多。比方說,在傳統上男性占主導的環境(換言之就是大多數環境)中,這種現像在其取得成功的女性身上尤其普遍,所以它很可能是受到社會陳規、偏見、文化觀念之類的影響。但也不僅限於發生在女性身上。更有趣的現像是,它尤其顯著地影響高成就者,往往是智力水平很高的人。

  猜猜這句話是哪位科學家在臨死前說的:“平生獲得的無數讚譽令我難以心安,我感到不得不將自己視為一個詐騙犯。”

  艾爾伯特·愛因斯坦。顯然不能算平庸之輩吧?

  聰明人得了冒充者綜合徵,不太聰明的人卻不知哪裡來的自信,這兩大特點常以一種令人絕望的方式交織在一起,現代公共議題正是因此被歪曲得一塌糊塗。疫苗、氣候變化等重大問題不是由受過訓練的專家來做冷靜的探討,反而總是遭受那些抱有無知個人觀點之人的瘋狂攻擊,歸根結底都要怪大腦運作方式的種種怪癖。

  基本上,我們依賴他人作為信息源並支援自己的觀點、信仰或自我價值,第 7 章我們討論社會心理學時還會進一步說明。而這裏要說的是,貌似一個人越是自信,他就顯得越有說服力,從而願意相信他的人就越多。許多研究對此做出了證實,比如20世紀90年代潘拉德(Penrod)和卡斯特(Custer)針對法庭應答展開的一系列研究。他們調查了陪審員在多大程度上相信證人的證言,結果發現,那些表現得自信、肯定的證人要遠遠比看起來緊張、猶疑、不確定自己所說具體細節的證人更容易獲得陪審員的信任。他們的發現顯然令人擔憂,因為證言的內容反而不如表達時的態度對陪審團的裁決產生的影響大,勢必會給司法體繫帶來嚴重的後果。而且,誰也不會說這種現象只限於法庭應答吧?有誰敢說政治上沒有類似的情況?

  現代政治家都受過媒體訓練,可以自信、流暢地對任何議題發表實際上沒有半點價值的長篇大論。或者更糟,犯下一些特別愚蠢的錯誤,比如“他們誤低了我”(喬治·布殊)[1]或是“我們的進口貨物大部分來自海外”(還是喬治·布殊)。有人或許以為最後一定是最聰明的人把持著事情的進展方向,因為越聰明的人,完成的工作就越好。可我們常看到的實情卻似乎是反直覺的,越是聰明的人,對自己的觀點不太自信的可能性越高,越容易給人留下不那麼自信的印象,因而不被信任的概率也就越高。

  聰明人不那麼自信的原因可能是人們常對那些賣弄知識的人抱有敵意。本人是一名訓練有素的神經科學家,可除非被直接問起,我是不會這麼跟別人說的,因為我曾經得到過這樣的回應:“喲,覺得自己挺聰明的,是吧?”

  其他人會有同樣的“待遇”麼?假如你告訴別人說你是奧運會短跑選手,難道會有人說“喲,覺得自己挺快,是吧”?似乎不可能吧!儘管如此,最後我還是會說“我是個神經科學家,但其實沒有聽起來那麼厲害啦”之類的話。反智主義有著無數的社會和文化根源,但還有一種可能的原因是,它表現出了大腦的自我中心或“謀私利”的偏見以及害怕危險的傾向。人們在意自己的社會地位和財富,而看上去比自己更聰明的人則可能構成一種威脅。那些體格更高大、更強壯的人雖然令人心驚膽顫,但卻是一種已知的屬性。擁有健美的身體很容易獲得理解:他們無非是去健身房的次數更多,或者在他們選擇的運動項目上堅持得更久,對不對?肌肉之類的也就那麼回事。誰都可以像他們一樣嘛,只要做得和他們一樣,如果咱也有時間或者意願的話。

  可是,一個比自己聰明的人就是個未知數了,他們的行為方式讓你難以預料或者根本無法理解,大腦完全搞不清楚他們會不會帶來危險。於是,“萬事小心好過事後後悔”的古老本能便被激活,觸發懷疑與敵意。當然一個人也可以通過學習鑽研從而讓自己變得更加聰明,但這遠比改善體格更複雜,也更不確定。舉重讓你的胳膊強壯,而學習和聰明之間的聯繫就要鬆散得多。

  有一個科學名詞專指這種“不聰明的人反而更自信”的現象:達克效應(全稱為達寧-克魯格效應),以率先研究該現象的兩名研究者 —康奈爾大學的戴維·達寧(David Dunning)和Justin·克魯格(Justin Kruger)命名(相關內容參見《‘疫苗懷疑’:為什麼普通人覺得自己比專家懂得多?》)。啟發他倆研究這一現象的是一篇關於一名罪犯的報導,該報導稱這名罪犯用檸檬汁糊了滿臉後去搶銀行,因為他相信檸檬汁既然可以當隱形墨水用,那麼塗到臉上後就不會被鏡頭拍出來。

  你們來品品。

  鄧寧和克魯格讓受試者完成若干測試,並要求他們估測自己的成績怎麼樣。結果出現了一個很有意思的規律:成績不佳的那些人幾乎都認為自己完成得比實際情況好特別特別多,而實際上測試成績很好的人卻總以為自己做得不怎麼樣。鄧寧和克魯格認為,智力欠佳的人不僅在智力的能力上有所欠缺,而且在認識自己智力不足的能力上也有不足。再加上大腦的自我中心傾向也會摻和進來,對自己產生負面意見的可能性進一步受到抑製。況且,要認識到自己的局限和他人能力的優秀本來就是件需要智力的事情。於是我們就看到有的人在自己全無親身經驗的事情上自信滿滿地與他人激烈爭論,哪怕對方已經在該問題上鑽研了一輩子。我們的大腦只有自身經驗可以借鑒,而我們的基本假設是人人都和自己一樣。所以假如自己是個傻瓜的話,就會……

  這裏的論點就是,一個不聰明的人其實無法“感知”十分聰明是種什麼體驗。本質上和讓色盲來描述紅色和綠色的圖案沒什麼區別。

  “聰明人”對世界的感知可能也類似,但是表現為另一種形式。如果一個聰明人覺得某件事很簡單,那麼他們很可能會認為其他人也有同樣的感覺。他們以自己的理解水平為標準,因而覺得自己的聰明程度屬於普通(並且聰明人的工作圈子、社交圈子裡通常都是水平相當的人,於是他們更有可能找到大把證據證實這一點)。

  此外,聰明的人普遍養成了學習新事物、獲取新知識的習慣,因而更有可能認識到自己不是什麼都懂,知道在各種領域都還有好多東西需要學習,於是他們在下結論、做聲明時就不敢那麼信誓旦旦。

  舉例來說,在科學界,你(理想情況下)在宣佈自己發現了某個原理之前,一定會謹慎小心地審視自己獲得的數據和資料。周圍全是同樣聰明的人,意味著你一旦犯錯或是做出離譜的斷言,很可能立即就被指出或是被要求給出證據。可想而知,你必然會對自己不知道或不確定的事情非常警覺,而這種敏銳的意識常常在辯論或爭吵中成為障礙。

  這樣的情況十分普遍常見,也造成了頗多問題,但顯然並非絕對。並不是每個聰明人都滿腹疑慮,也不是每個不太聰明的人都愛自我吹捧。也有不少聰明人實在著迷於自己發出的聲音,三番五次要讓大家都聽到他說的話;也有許多不那麼聰明的人大方爽快地承認自己腦力有限。其中或許還有文化方面的影響,達克效應背後的研究幾乎都集中在西方社會,然而有些東亞文化顯示出迥然不同的行為模式。有一種解釋認為,東亞文化採取的(更健康的)態度是,認識上的不足意味著還有進步空間,因而他們優先考慮的和所採用的表現行為都與西方很不一樣。

  那麼,這類現象背後有什麼腦區專門對此負責嗎?有沒有哪部分負責回答“我對自己正做的事情是否擅長”的問題?似乎很不可思議,但也許真有。2009年,霍華德·羅森(Howard Rosen)等人檢查了約四十名神經退行性疾病患者,發現自我評價的準確性與前額葉皮層腹內側(即前額葉中靠近左右半球中間、較低的部位)的體積大小有關聯。該研究認為,人們在評估自己的偏好和能力時所需的情緒處理和心理過程離不開前額葉皮層的這一區域。並且,該結果也比較符合目前人們對前額葉皮層所起作用的認識:前額葉主要負責加工處理複雜信息並得出最優選項和應對反應。

  值得注意的是,該研究本身並不足以給出定論,因為從以40 名患者為樣本的實驗中得到的數據還遠遠不足以推斷其他人是否也是如此。不過,準確評價自身智力水平的能力 —元認知能力(metacognitive ability,可以理解為對認知的認知)是值得展開研究的,因為無法準確做出自我評價已成為癡呆症的一個顯著特徵。尤其在額顳葉癡呆的患者身上(主要是包括前額葉皮層在內的額葉區出現問題),自我評價障礙的症狀尤其突出。他們往往在一系列測試中都表現出難以準確評估自己的成績,這說明自我評價和評估表現的能力已嚴重受損。而在其他類型的癡呆症,也就是其他腦區受損而引起的癡呆症中,並未見到如此廣泛地缺失準確評價自身表現的能力,說明額葉的某個區域與自我評價有緊密關係。這一點也與前面說的相符。

  有人提出,癡呆症患者之所以會變得脾氣暴躁可能也有這方面原因。他們失去了做事的能力,卻無法理解或意識不到為什麼會這樣,自然難免感到憤怒。不過,即便沒有神經退行性疾病,前額葉皮層也在全力開工,但那隻不過意味著你能夠進行自我評價,並不保證你的自我評價就是正確的。於是就有了自信滿滿的小丑和信心不足的聰明人。而我們給予信心十足的人更多注意顯然也是人類本性使然。

  胡蘿蔔和大棒

  ——大腦是怎麼讓我們控制他人又反過來受控於他人的

  我最煩去買車了。在巨大的賣車場里走得累死累活,沒完沒了地查看各種細節,看到最後反而興致全無,忍不住盤算自家院子裡是不是放得下一匹馬!為了假裝自己懂車,還要踢踢輪胎什麼的。幹啥呀?莫非鞋尖還能分析硫化橡膠不成?

  但個人覺得,最煩人的還要數汽車銷售。真的太難應付了:大男子主義(我還沒遇到過女銷售員)、過度熱情、“這個我得去問問經理”式的搪塞,以及老是在暗示他們因為我而虧大了等。種種套路攪得我昏頭漲腦心煩意亂,整個過程都讓我十分痛苦。所以我總是帶著我爸一起去,他特別熱衷於這類事情。頭一回他陪我一起去買車時,我滿心以為會來一場瀟灑的談判,沒想到他對著銷售咒罵,管人家叫罪犯,直到他們答應降低價格。辦法雖笨,但效果沒得說。

  話說回來,既然全世界的汽車銷售都用那些現成的套路,可見確實管用。這蠻奇怪的。畢竟顧客什麼樣的都有,性格、偏好、注意力時長各不相同,用簡單又常見的方法就能讓一個人欣然交出辛苦掙來的血汗錢,這種想法不是很可笑嗎?不過,還真有一些特定的行為可以增強人的依從性(compliance),讓顧客乖乖“服從於銷售員的意誌”。

  前面說到過對社會評判的恐懼會導致焦慮,挑釁會觸發憤怒機製,而尋求認同可以作為強烈的動機。確實,有很多情緒可以說只在與他人產生關聯的情況下存在:你可以對無生命的東西發火,但羞愧和驕傲需要看別人的評價,而愛存在於人和人之間(自戀完全是另一碼事)。所以有的人能利用大腦的傾向讓別人按他的意願做事也不算誇張。任何一個靠說服別人掏錢來營生的人都有提高顧客依從性的慣用方法,這自然又要賴到大腦的運作方式頭上。

  倒也不是說有什麼技術可以讓你完全支配他人。無論把妹達人想給你灌輸些什麼,畢竟人是非常複雜的生物。但不管怎麼樣,還是有一些科學認可的方法有助於讓別人如你所願。

  比如“一隻腳踏進門裡”的 FITD 法(foot-in-the-door),也叫得寸進尺法。朋友問你借錢坐公車,你答應了;接著,又問能不能再多借一點買個三明治,你也答應了;然後朋友說,不如一起去酒吧喝點東西?只有你付得出錢,他是一分也沒有的,還記得嗎?你想著,“沒問題,就稍微喝幾杯”。過了一會兒,突然朋友說要借點錢打車,因為已經趕不上末班車了。於是你歎了口氣只好答應,畢竟前面你都點頭了的。

  假如這個所謂的朋友一開始就說“請我吃飯喝酒再幫我付錢讓我輕鬆到家吧”,你肯定不答應,因為這明顯是個無理的要求嘛。可你實際上就是做了他要求的所有事。這便是得寸進尺法:先答應一個小要求,那會讓你更願意答應大要求,提出要求的人從而得寸進尺。

  萬幸的是,得寸進尺法有不少限製。在第一個要求和第二個之間要有一些延遲。比如有人肯借給你5塊錢,那麼你不能10 秒鍾後就問他要 50 塊錢。研究顯示,得寸進尺法在最初的要求提出後數天到數週內都可能是有效的,但最終兩次要求之間的聯繫會消失。

  如果提出的要求屬於“親社會行為”,答應要求會被看作提供了幫助或做了好事,那麼運用得寸進尺法的效果會更好。請人吃飯是提供幫助,借錢給人回家也是提供幫助,所以被答應的可能性就更高。如果有人說他要在前任的車上刷髒話請你幫他放哨,或是要你開車帶他去前任的住處朝窗戶扔磚頭,鑒於這些都不是什麼好事,所以他們的請求會遭到拒絕。人們在內心深處通常還是比較善良的啊!

  得寸進尺法還需要前後一致。比方說,先借一點錢,再借更多錢。答應開車送人回家並不等於還願意接下來一個月幫忙照顧他的爬寵大蟒蛇。這兩件事之間有關係嗎?大多數人不會把“搭我的車吧”和“在我家養條大蟒蛇吧”畫上等號。

  雖有限製,得寸進尺法總的來說還是很有效的。你大概遇到過這樣的事吧:某個親戚請你幫忙裝一下電腦,結果你就變成了全天候的技術支援。此處用的就是得寸進尺法。

  2002年,法國的尼古拉·蓋岡[2]開展的一項研究顯示,得寸進尺法在網絡上也奏效。收到電子郵件後願意按其中的要求打開某個特定文件的學生也更有可能答應參與更麻煩的在線問卷調查。說服別人通常有賴於語氣、儀態、肢體動作、目光接觸等,蓋岡的研究卻說明,以上並非必需。大腦似乎急切盼望著答應別人的請求。

  另一種能讓他人順從你意願的方法反而是利用被拒絕的要求。比如有人問能不能把家當都存放在你那裡,因為她得搬離現在住的地方。這也太不方便了,所以你拒絕了。之後她問,要麼週末借一下你的車,好讓她把那些東西搬到別的地方,怎麼樣?這就容易多了,於是你一口答應。但週末把車借給別人其實也不方便,只不過比一開始的要求稍微好點罷了。如此一來,你同意了讓別人用你的車 —一個你從不隨便答應的請求。

  這種“拒之門外”的DITF法(door-in-the-face),又名以退為進法。聽上去好像是“砰”的一聲把提要求者關在門外的人比較凶,但實際上他們才是被操縱的一方。將別人拒之門外(無論是字面意思還是引申意思)讓你感覺不舒服,所以想要通過答應一些小要求來“補償”對方。

  使用以退為進法提出的要求可以比得寸進尺法更緊湊,因為對方既然從一開始就表示拒絕,那麼在第一個要求提出後實際上什麼也沒有答應。還有證據認為,以退為進法的效果更強。2011 年,香港大學區潔芳等人開展了一項研究,分別用得寸進尺法和以退為進法勸服幾組學生做算術試卷,得寸進尺法的成功率有60%,而以退為進法的成功率接近90%!這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如果我們想要小學生做什麼事,就用以退為進法吧——當然向公眾宣佈時用的可不是這種措辭。

  以退為進法的效能和信度或許可以解釋,為什麼金融交易中經常採用這種方法。科學家甚至直接評估過它的有效性:2008年奧地利的韋伯斯特(Ebster)和紐馬爾(Neumayr)開展過一項研究,發現阿爾卑斯山的小賣部採用以退為進法向過路人兜售奶酪的效果非常好(拿到阿爾卑斯山小賣部去做的實驗確實不多)。

  此外,還有虛報低價的“低球法”(low-ball),與得寸進尺法類似,也是先讓人答應一個要求,最後實現的卻是其他的結果。

  具體說來,低球法先讓你答應某個要求(比如付多少錢、花多少時間、寫篇多少字的文章等),隨後對方突然把先前的要求拔高。出乎意料的是,儘管惱怒不滿,大多數人還是會答應升級的要求。真要計較起來,當然是有充分理由拒絕的,畢竟是對方為了個人利益破壞合約。可是人們一般都會順從突然增加的要求,只要不是太過分 —假如你同意付 70 塊錢買台二手 DVD 播放機,對方的要價卻突然變成你的畢生儲蓄再加上第一個孩子,那你肯定不答應。

  運用低球法有時可以讓人為你義務勞動!某種程度上吧。美國聖塔克拉拉大學(Santa Clara University)的伯格[3] 和科尼利厄斯(Cornelius)在 2003 年開展的研究中要求被試者完成一份調查,回報是一杯免費咖啡。隨後參與者被告知免費咖啡沒有了。儘管沒得到之前承諾的回報,大部分人還是做完了調查報告。西奧迪尼[4]與同事 1978 年在大學生中開展過的一項研究顯示,相比直接被要求 7 點到的學生,之前答應了上午 9 點能到的學生更有可能在 7 點到場。顯然,獎勵或價碼並非唯一的影響因素。有關低球法的很多研究都表明,自願、主動地同意協議,對更改要求後還能遵守承諾而言是不可缺少的條件。

  以上是幾種較為常見的對他人施加影響使其依從的方法,還有很多其他方法也可以促成他人順從自己的意願(再比如“逆反心理”——絕對不許去查什麼意思)。它們在演化上有什麼意義嗎?可以認為是“適者生存”,只是為什麼易受影響會成為有用的優點呢?這個我們放到後面一節來講,先說說怎麼用大腦的傾向來解釋上述幾種依從技巧[5]。

  依從主要與自我意像有關。第 4 章中寫到過大腦具有自我分析和自我認識的能力(通過額葉)。所以,用這些信息為自己的失敗做些“調整”也不算離譜。大家可能聽說過“給嘴巴貼上封條”,可為什麼有話要憋住?也許你覺得人家的小寶寶真的好醜,可是不能照實說,還得誇“哦,好可愛”,這樣一來可以讓別人對你有好感,實話實說就不會了。這就是所謂的“印象管理(impression managemen)”,指的是試圖通過社交行為控制他人對我們形成的印象。我們在神經系統層面在意著他人的看法,並竭盡全力想要招人喜歡。

  根據英國謝菲爾德大學的湯姆·法羅(Tom Farrow)等人在 2014 年所做的一項研究,印象管理涉及前額葉內側和左側腹外側的激活,以及中腦和小腦等其他腦區。不過,這些區域是在被試者故意做一些討人厭的行為,企圖給別人留下壞印象時才顯著活躍的。當他們決定讓自己招人喜歡時,以上區域就和正常活動時沒有明顯差別了。

  此外,被試者在做出給人留下好印象的行為時往往更加不假思索,信息處理速度遠勝過想要留下壞印象時的。結合這一事實,研究者認為,給別人留下好印像是大腦一直在做的事!因此,要想通過掃瞄找出負責它的腦區就好比在一片密林中尋找某一棵沒有任何特別之處的樹。不過這項研究的問題在於樣本太小,只有 20 名被試者,或許以後還是能找到某些專門的處理過程。不管怎麼說,頗為引人注目的事實就是,留下好印象和留下壞印象之間差別很大。

  那麼,這和操縱別人有什麼關係呢?這麼說吧,大腦似乎做好了取悅他人的準備。而所有的依從技巧可以說都是利用了人們想在他人面前顯得積極正面的心理。這種需求根深蒂固,於是被人加以利用。

  假如你同意了一個請求,那麼拒絕另一個類似的請求就很可能讓人失望,有損他人對你的印象,於是得寸進尺法奏效;假如你回絕了一個大要求,擔心對方會因此不喜歡你,就準備答應一個小要求作為“彌補”,於是拒之門外法奏效;假如你已經答應做什麼或付出什麼,然後要求突然提高,收回承諾同樣會讓人失望,有損形象,於是低球法奏效。這還不都是因為想要別人對我們有個好印象,並且這種願望無比強烈,逼得我們無法做出更好的或更理性的判斷嘛。

  實際情況當然更複雜。人的自我意象需要前後一致,因此一旦大腦做出某個決定,改變的難度有時大得超乎想像 —嚐試過向上了年紀的親戚解釋不是所有外地人都偷東西的人肯定對此深有體會。我們前面說過,心裡想的和實際做的相矛盾時會出現“失調”,即想法和行為不匹配帶來的痛苦。大腦對此的反應通常是改變想法來迎合做法,恢復和諧。

  朋友問你要錢,你不想給,但你還是給了一筆數目沒那麼大的錢。假如你覺得這是不能接受的要求,那麼為什麼還要那麼做呢?你想要始終如一,想要被人喜歡,所以大腦決定你確實願意給朋友更多錢,就有了得寸進尺。同樣也可以解釋為什麼在運用低球法時給出一個主動的選擇非常重要:因為大腦已經做出了一個決定,為了前後一致就會堅持決定,哪怕最初支援該決定的理由已經不存在了。你信守承諾,別人就都靠你了。

  另外涉及的互惠原則是一種人類特有的現象(就目前所知),別人對我們好,我們也對別人好,並且不完全是出於自己的利益。假如拒絕了別人的要求,而對方又提出一個小要求,我們就會感到對方做了對我們表達善意的事,因而願意不成比例地施以回報。這種傾向被認為是拒之門外法奏效的原理:大腦把“提出一個比之前小的要求”看作是對方幫了自己一個忙——大腦果然是個傻瓜。

  除此之外,還有社會支配和社會控制方面的理由。有些人(或許是大多數人?)——至少在西方社會中——想被看作是有控制權和 / 或自控力的人,大腦覺得這樣會比較安全、有利。但支配和控制經常以可疑的方式表現出來。當有人向你提出請求時,他們表現得恭恭敬敬,而你通過提供幫助佔據上風(並被人喜愛)。得寸進尺法在此相當適用。

  如果拒絕請求,那麼你在行使支配權;如果對方提出小一點的要求,繼續把自己擺在受支配的位置,答應請求意味著你仍舊佔據上風,繼續被喜愛。橫豎都讓自己感覺良好。此處就凸顯出以退為進法的奇效。而如果你決定好了要做什麼,這時別人改變了條件,你若反悔就說明對方控制了你。去它的!不管了,就是要堅持當初的決定,因為你是個好人呀,真是的。瞧,這就是低球法。

  總而言之,大腦讓我們想要惹人喜愛、高人一等、前後一致。結果呢,反而害我們被那些看中我們的錢,又有討價還價基本意識的人不擇手段地利用了。這等蠢事也只有如此複雜的器官做得出來吧!

  玫瑰換一個名字……[6]

  ——為什麼嗅覺比味覺強大

  大家都知道,大腦用到了五種感覺。而在神經科學家看來,感覺不止五種。

  有些“額外的”感覺我們前面已經提到過,比如本體感覺(感覺軀體和四肢的位置動作)、平衡感(由內耳介導的感覺,可以探測重力和身體在空間中的移動),還有食慾,因為探測體內和血液中的營養水平也是一種感覺。這些感覺主要關注人體的內部狀態,而“正規的”五種感覺則負責監測與覺察外部世界 —我們周圍的環境。很顯然,這五種感覺指的是:視覺、聽覺、味覺、嗅覺和觸覺,更通俗的說法就是看、聽、嚐、聞、摸。每種感覺都涉及複雜的神經機製,大腦也使用這些感覺提供的信息時還會把事情搞得更加複雜。五種感覺都可以歸結為對環境的探查,並通過與腦相連的神經把得到的信息轉化為電信號。協調這些過程可謂大工程,大腦也確實花了不少時間。

  關於個體的感覺可以寫成,也已經有人寫出了長篇大論。那麼,我們現在就從可能是最怪異的一種感覺 —嗅覺開始吧。嗅覺經常被低估。嚴格說來,鼻子確實“低於”眼睛。這可真是不幸,要知道大腦的嗅覺系統,也就是負責聞氣味(或者說“加工氣味知覺”)的部分非常奇特有趣。嗅覺被認為是在演化過程中最早產生的感覺。它發育得非常早,是胚胎在子宮內發育出的第一種感覺。有研究顯示,還在發育中的胎兒就能感受到母親聞到的氣味。母親吸入的氣味顆粒進入羊水,胎兒可以從中探測。過去曾認為人類能分辨出的氣味多達一萬種。這看起來似乎囊括了繁多的種類,但這個數據是以19 世紀 20 年代起開展的一項研究為基礎得出的,很大程度上是理論分析和假設,並沒有通過實驗仔細驗證過。

  把時間快進到2014年,卡羅琳·布殊迪(Caroline Bushdid)和她的研究小組檢測了上述說法,請實驗參與者區分一些氣味相似的化學混合物。如果人的嗅覺系統只能聞出一萬種氣味,那就無法辨別混合物的差別。出人意料的是,參與者相當輕鬆地完成了任務。研究者最後估計人類實際上可以聞出1億種左右的氣味。這樣的數量級一般只用來描述天文學上的距離,很少會用來描述如人類感官這樣單調的事情,簡直就像是去櫥櫃翻找真空吸塵器卻意外發現了鼴鼠人文明的地下城[7]。

  那麼,嗅覺是怎麼起作用的呢?我們知道,氣味通過嗅神經傳到腦。把頭部功能與大腦相連的顱神經有 12 對,其中排第一位的就是嗅神經(視神經排第二位)。組成嗅神經的嗅覺神經元在很多方面都很特別,其中最顯著的特點是,它們是人類神經元中少有的幾種具有再生能力的,從而讓嗅神經成為神經系統中的金剛狼(著名的《X 戰警》系列)。正因為具備再生能力,鼻子裡的這些神經元備受關注,研究人員希望能把它們的再生能力應用於其他部位的受損神經元,比如截癱患者的脊椎。

  嗅覺神經元之所以需要再生,是因為它們屬於少數幾種直接暴露在“外界”環境中的感覺神經元,嬌嫩的神經細胞容易受損。嗅覺神經元位於鼻腔上方的黏膜內,由嵌入黏膜的嗅覺受體探測氣味顆粒。受體接觸到相應的氣味分子後,便發送信號給嗅球,由嗅球負責整合氣味信息。嗅覺受體的種類非常豐富。1991年,理查德·阿克塞爾(Richard Axel)和琳達·巴克(Linda Buck)在他們獲得諾獎的研究中發現,人類基因組中有 3% 的基因負責編碼不同類型的嗅覺受體。這一結果也證實,人類的嗅覺確實比過去想像得更複雜。

  嗅覺神經元探測到特定物質(比如奶酪分子、某種甜味的酮、某個口腔衛生堪憂的人嘴裡散發的分子等)後會向嗅球發送電信號,嗅球再把信息傳遞到嗅核、梨狀皮層等腦區,於是你就感覺聞到了什麼。

  氣味與記憶的聯繫非常緊密。嗅覺系統緊挨著海馬以及記憶系統的其他主要組成部分,因為位置挨得太近,事實上早期解剖學研究甚至一度將其當作記憶系統。但實際上它們並非兩個碰巧挨在一起的獨立區域,就像虔誠的素食者和肉販子成了鄰居。和處理記憶的區域一樣,在結構上嗅球也屬於邊緣系統,與海馬和杏仁核之間有活躍的聯繫。於是,某些氣味與飽含情緒的生動記憶緊密相連,比如飯燒焦的氣味會讓你突然回想起在爺爺奶奶家度過的週末。

  像這樣的情景或許你經曆過多次,某種氣味強烈地勾起你的童年回憶和 / 或當時的心情。假如小時候在爺爺家度過了許多快樂時光,而爺爺愛抽菸鬥,那麼長大後你也許會對煙鬥的味道懷有一種溫暖而憂傷的愛。嗅覺作為邊緣系統的一部分,意味著有比其他感覺更直接的途徑去觸發情緒,或許這就是為什麼嗅覺常常比大多數其他感覺更能喚起強烈的反應。看到一塊新鮮出爐的麵包沒什麼特別的,但它的香味會讓人無比愉悅、莫名心安,因為它勾起了與之相關的愉悅記憶,而回憶的最後總是開心地享用美味。當然,氣味也會產生相反的效果:看到腐爛的肉只是感到不太舒服,但聞到爛肉的臭味卻會讓人忍不住嘔吐起來。

  有些人注意到了嗅覺的強大能力以及嗅覺觸發記憶和情感的傾向。想利用這個特性獲利的人也不在少數:房產中介、超市、蠟燭製造商,以及各種想要利用氣味控制情緒,從而使人們自願掏出鈔票的人。這種方法的效果有目共睹,不過起效的方式也因人而異 —比如,曾因香草冰激淩而食物中毒的人聞到香草味就不會感到安心放鬆。

  關於嗅覺還有一個有趣的誤解:長久以來,很多人覺得氣味無法“作假”。但若干研究顯示,事實並非如此。對氣味的錯覺時有發生,比如根據標籤[標記為“聖誕樹”或“廁所清潔劑”之類的 —這例子可不是我隨口瞎說的,而是來自研究人員赫茲(Herz)和馮·克里夫(Von Clef)在2001年進行的實驗]判斷某種氣味是否令人愉悅。

  過去,人們相信嗅覺不存在錯覺是因為大腦靠“聞”獲得的信息太有限了。一些測試表明,人經過訓練可以依循氣味“追蹤”物品,但只限於初步探測。差不多就是聞到某種氣味,據此判斷出附近存在什麼散味的源頭,僅限於知道或“沒有”的程度。所以,就算大腦弄混了氣味信號,使你聞到了與實際散發氣味不同的東西,你又怎麼知道這一點呢?氣味或許是強大的,但對於忙碌的人類來說,應用範圍相當有限。

  嗅覺也存在幻覺現象,即聞到不存在的氣味,並且其普遍程度令人擔憂。常有人稱聞到過燒焦的氣味,吐司、橡膠、頭髮燒焦或者就是單純的“焦味”。正因為這種現象太常見了,我們甚至可以找到許多專門講嗅幻覺的網頁。嗅幻覺常與神經方面的疾病有關,比如癲癇、腫瘤或腦卒中(中風)等,這類疾病可能造成嗅球或嗅覺處理系統中的某些部分產生異常活動,從而使大腦認為聞到了燒焦的氣味。還有一種很有用的區分方法:出現錯覺是感覺系統搞錯了、被騙了;出現幻覺則是更典型的功能故障,是大腦運作中的什麼環節出了岔子。

  嗅覺並不總是單打獨鬥。嗅覺常被歸為“化學”感受,因為它探測特定的化學物質,並因此被激活。化學感受說的是味覺。味覺和嗅覺常常被同時用到,我們吃的東西大多都有明顯的氣味。兩者的機製也相似,即舌頭和口腔內的感受器對特定的化學物質起反應,這些化學分子多數是溶於水的(好吧,就是唾液)。感受器集中於舌頭表面分佈的味蕾。普遍認為味蕾有五種類型,分別感受鹹、甜、苦、酸和鮮。最後一種對穀氨酸鈉起反應,也就是俗稱的“肉味”。實際上味覺的“類型”不止五種,比如說還有澀味(例如蔓越莓)、辛味(薑的味道)、金屬味(你能從……金屬中嚐到)。

  如果說嗅覺被低估了,那麼味覺則剛好相反,比較雞肋。味覺是人體主要感覺中最弱的一個,很多研究表明,它還深受其他因素的影響。舉例來說,你可能見過葡萄酒的品鑒流程:品酒師啜飲了一小口,然後宣佈這是一瓶擁有 54 年歷史的西拉紅酒,來自法國西南部的葡萄園,帶有些許橡木、肉荳蔻、柑橘和豬肉(我只是瞎猜啦)的味道,所採用的葡萄是由一名28歲的小鮮肉踩出來的,他的左腳後跟還長了個疣。

  哦,多麼優雅,多麼令人印象深刻啊!不過,很多研究指出,如此精確靈敏的味覺與舌頭關係不大,主要關乎心理。專業的葡萄酒品鑒師間做出的判斷經常相互矛盾,對同一種酒,這一位表示堪稱世界頂級,另一位與其資曆相當者則認為與池水無異。一瓶好酒難道不該人人稱讚麼?並不是,因為味覺非常不可靠。品酒師在面對若幹份葡萄酒樣本時,也嚐不出哪個是特殊年份的佳釀,哪個是大規模生產的便宜貨。更糟糕的是,有測試顯示,拿到待評測紅酒樣本的品酒師竟然辨別不出自己喝的其實是加了食用色素的白葡萄酒。顯而易見,味覺的準確性可能沒有太高的精確度。

  我在這裏鄭重聲明,科學家並不是針對品酒師有什麼特殊的不滿,只不過想說明並沒有那麼多專業人士真正具有如此靈敏發達的味覺。這也不是說品酒師在說謊,他們當然可以算是在體驗自己聲稱的味道,但那些都主要來自期待、經驗和富有創造力的大腦,而不是真正來自味蕾。不過,神經科學家對這個領域的不斷打擊恐怕很難得到葡萄酒品鑒師的認同。

  事實上,品嚐味道在大部分情況下都是一種多感官體驗。因感冒或是其他疾病而鼻塞後,我們往往會抱怨吃東西沒味道。這就是因為決定味道的幾種感覺相互作用,交織混合,讓大腦難以分辨。而味覺因為太弱了,總是會受到其他感覺影響。其中對味覺影響最大的,沒錯,就是嗅覺。我們嚐到的味道,大部分來自食物的氣味。有實驗要求參與者堵住鼻子、蒙上眼睛(同時排除視覺的影響),在只有味覺可依賴的情況下,參與者嚐不出Apple、土豆和洋蔥的區別。

  瑪莉卡·奧夫雷(Malika Auvray)和查爾斯·斯彭斯(Charles Spence)在 2007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指出,我們在吃氣味強烈的食物時,儘管主要是鼻子在傳送信號,大腦還是傾向於認為那是一種味覺而非嗅覺。因為吃東西時的感覺大部分在口腔,大腦就籠統地推斷所有信號都來自於此,並相應地把信號都解讀為味覺。不過,大腦為產生味覺已經做了不少工作,再要責怪它做的推斷不夠準確就未免有點苛刻了。這部分給我們的啟示是,就算你是個糟糕的廚師,但只要客人們都患有重感冒並願意坐在黑燈瞎火的地方,就依然可以成功地舉辦晚宴。

  譯者注

  [1] 小布殊的著名口誤,用誤解misunderstood和低估underestimated生造出了一個詞misunderestimate。

  [2] 尼古拉·蓋岡(Nicolas Guéguen),任職於法國南布列塔尼大學瓦納校區,認知心理學博士、軟件工程師,著有《100個心理學小實驗》等多本科普書。

  [3] 傑瑞·伯格(Jerry Burger),心理學教授,著有《人格心理學》。

  [4] 羅伯特·B·西奧迪尼(Robert B。 Cialdini),目前任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心理學系教授,著有《影響力》一書。

  [5] 關於這類社交相關傾向涉及哪些大腦處理過程、由哪些腦區負責,有不少理論構想和推斷,但目前還很難下定論。因為像核磁共振、腦電圖等比較深入地掃瞄腦部的技術手段都至少需要把被試者束縛在實驗室的大型設備上,受環境限製而很難開展現實的社交活動。假如你被塞進核磁共振掃瞄儀,卻有個認識的人溜躂進來開口請你幫忙,恐怕你的大腦只會一團迷茫。—作者注

  [6] 引用了莎士比亞在《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玫瑰換一個名字,芳香依舊”(That which we call a rose by any other name would smell as sweet)。

  [7] 也有科學家對該結果提出質疑,認為之所以會得出如此驚人的數字,並不是我們的鼻孔強大,而是被研究中不可靠的數學方法矇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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