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的網約車:敗訴Uber、“致命”貨拉拉駛向何處?
2021年02月23日18:09

  來源:21Tech

  作者:陶力 易佳穎

  一石激起千層浪。

  2月6日,湖南長沙23歲女生車某某在搬家過程中,從貨拉拉車上跳窗身亡的事件在業界引起軒然大波。事發17天后,今天上午,貨拉拉第二次與家屬當面溝通,家屬表示要追究平台的責任,雙方仍然沒有達成一致的處理結果。

  此前,長沙市高新區公安分局麓穀派出所已成立專案組調查,但因證據不足,涉事司機已被警方釋放。據瞭解,貨拉拉的司機車內及App平台均沒有相關的錄像、錄音等設備,難以支援取證。貨拉拉官方相關人士在接受21Tech採訪時未正面答覆,“等警方調查結果出來,後來還會有官方公告。”

  在此次事件中,平台的管理缺位暴露無遺。網約車安全問題,以及平台對司機的管理,都在近日再次成為焦點。日前,英國最高法院裁定,Uber必須將其司機歸類為員工而非獨立承包商。相關法官表示,Uber司機是有權獲得最低工資、帶薪假期和基本工時等勞工權利的“工作者”。

  事實上,對司機和平台方的關係認定,不僅關係到司機的勞動權益保障,也是對乘客的隱性安全保障。按照最新一輪融資數據,貨拉拉目前估值已經達到100億美元,此前它曾獲得紅杉資本、高瓴資本、清流資本和順為資本等機構的多輪投資。

  但風險依然存在,無論順風車、貨運平台還是外賣平台,平台重資本、粗管理的模式,在下一個階段的競爭中,必然會面臨巨大的考驗。

  貨拉拉責任幾何?

  對於處理現狀,車某某的家人並不滿意且矛頭直指貨拉拉平台。“事發前6分鐘,她還在工作群中回覆信息,看不出任何自殺的跡象。”該女孩一名親屬在微博中發出了質問,這6分鐘內到底發什麼了什麼?

  無人知曉。相較而言,滴滴順風車平台在2020年進行了43個版本的迭代,持續推出了人臉識別、行程錄音、行程分享、信息核驗卡等多項措施以保障司乘雙方的安全。此外,平台對司機和車輛的管理、雙方的關係認定,或能從Uber的判例中獲得些許啟發。

  互聯網平台依託移動互聯、大數據和人工智能技術,搭建中介交易平台,撮合入駐司機、外賣騎手等和發起訂單的消費者。而諸如電商平台、電子商務、第三方支付等交易方式,派生出了以“蜂鳥”等為代表的,第三方對接團隊和眾包物流等平台。

  在我國,滴滴司機、外賣騎手等以“獨立承包人”而非僱傭員工的角色,在平台從事運營活動。因此,他們在工作過程中並不適用於我國的勞動法,這也就導致其難以獲得勞動法中僱主對於僱員的最低福利保障,以及在面對不公正待遇時,難以向工會等相關機構尋求幫助的權利。而另一方面,消費者的安全等權益也就難以受到平台的監管保障。

  “英國最高院並沒有將Uber司機認定為中國法意義上的勞動者(employee),而是worker,介於勞動者和自雇者之間的第三類勞動者,享受部分勞動法的權利。”南開大學法學院講師柯振興在接受21Tech採訪時表示,即使如此,這個第三類勞動者的司法判決具有非常大的參考價值。

  公開資料顯示,英國該項判決前後共花費6年時間。在此期間,Uber在不同級別法院分別於2016年、2017年和2018年輸掉前三輪後,最終向最高法院上訴。這一裁決將衝擊Uber公司的運營模式,並使其面臨巨額賠償費用,還可能給容納越來越多就業的“零工經濟”產業帶來廣泛影響。

  那麼,在這起事件中,司機被釋放後,貨拉拉是否需要承擔責任?法律界相關人士認為,貨拉拉作為貨運平台雖然主要對貨物負責,但因為有同乘人員,不能用貨運規則一概而論。作為第三方平台,應該對駕駛員資質進行更加嚴格的審核。同時,應該借鑒順風車的安全管理模式,對平台監管製度進行升級。

  “Uber”模式受到衝擊

  司機與平台之間的糾葛由來已久。

  2016年,數十名Uber司機集體向倫敦一家勞動仲裁法院起訴Uber公司。鑒於長時間借助Uber打車軟件工作,以及Uber監督工作的方式,原告主張自己有權享有雇工身份。而Uber公司則堅稱簽約司機屬於自我僱傭,理由是他們自行選擇工作時間和地點,且經常使用Uber競爭對手的手機應用程式找到乘客。

  “不同於我國和美國實行的是勞動關係認定兩分法,要麼屬於勞動者,享受勞動法的保護,要麼屬於獨立合同工或者叫自雇者,不享受勞動法的保護。”柯振興解釋道,英國則是一種三分法,其中第三類勞動者worker就是介於勞動者和自雇者之間。worker表面上也是一種自雇者,區別在於,worker所提供的服務,屬於他人所經營業務的一部分。相應的,worker僅擁有部分勞動法的權益,比如最低工資和帶薪休假,不享有解僱保護。

  Uber司機的工作具有很強的靈活性,所以一開始就被排除出勞動者的範圍。英國最高院所討論的是Uber司機是否屬於worker,享受部分勞動法保護,還是說屬於自雇者,不享受任何勞動法保護。

  而此次判決中,Uber司機在獲得“worker”身份後,便可以享受英國政府賦予員工合法的福利保障。年滿25歲以上的Uber司機,可享受每小時最低8.72英鎊(約等於79元人民幣)的最低工資收入,每週工時不得高於48小時,並且法律上明確指出,禁止僱主對員工工資進行非法扣除,以及員工在遭遇不公平對待時,工會能夠及時為其提供法律援助等一系列福利待遇。

  裁決書認為,Uber公司設定車費、合同條款,懲罰拒絕或取消接單的司機,借助乘客評價管理司機,儘可能限製司機與乘客交流,導致簽約司機提供的服務“受UBer非常嚴格地界定和控制”,因此不能視為自我僱傭。

  “最高法院一致駁回Uber上訴。”大法官喬治·萊格特說明道,裁決傾向於對那些在個人薪資和工作條件上很少,或者沒有發言權的弱勢個體給予某種保護。

  對此,受僱傭Uber司機的律師Nigel Mackay表示,這是一項突破性的判決,不僅將影響在這個國家工作的成千上萬名Uber司機,同時還將影響那些在所謂“零工經濟”中工作的員工。

  如今,該裁決的出爐可能會使Uber面臨巨額賠償費用。

  影響零工經濟

  英國是Uber最為重要的市場之一,目前,共有約6萬多名英國司機在這一平台上工作,英國最高法院的判決,可能對Uber的商業模式造成重大沖擊。據悉,最高法院作出終審裁決後,原告可以向勞資仲裁法庭尋求補償。據律師事務所估計,原告平均每人有權獲得1.2萬英鎊補償,另有超過2000名簽約司機今後可能提起訴訟。

  如果Uber司機通過勞資仲裁尋求補償成功,可能引發更深遠的改變,不僅影響所有網約車平台的簽約司機,還將影響到整個互聯網零工經濟。判決帶來的後續影響,也顯而易見。英國的外賣騎手也可能會提出類似的訴訟,要求被認定為worker,享受部分勞動者待遇。由此啟發類似法律行動,也可能影響其他國家的法律訴訟。

  在國內市場,網約車平台、外賣騎手等行業,同樣面臨著與平台之間非僱傭關係、勞動權益和責任難以界定的問題。公開數據顯示,2018年共享經濟市場交易額為29420億元,比上年增長41.6%,共享經濟參與者人數約7.6億,提供服務者約7500萬,並處於持續增長態勢。

  與此同時,算法困局、社保外“裸奔”、工作時長等等網約工權益保障問題屢見不鮮。而安全已經成為共享出行領域的共識。此次英國對於網約車司機身份的裁定,對我國類似性質的網約工的情況具有較大的借鑒意義。

  柯振興指出,網約工現在得不到勞動法的保護,權益也經常受到侵犯。如果直接給網約工勞動者的身份,能享受勞動法的各項利益固然好,但是這也給企業增加了大量成本。企業會有反應,會不會外賣騎手就用得少了,影響就業?“現在,英國走的就是第三條道路,給予部分勞動法保護,比如最低工資等。對於我國來說,這是一場可以觀摩的社會實驗。”

  回到貨拉拉這一事件,長沙去世女孩真相儘管還在調查中,但作為互聯網平台,擴張和業績都絕不能以用戶的安全為代價,只有不斷更新和完善規則,才能有持久的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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