愚園路一千零一夜 | 我的小學生活——憶彼得·東輝小學
2021年03月07日09:03

原標題:愚園路一千零一夜 | 我的小學生活——憶彼得·東輝小學

一. 我的小學

1949年5月,上海解放,9月,經過簡單的入學測試,我成為新中國第一代小學生。

我就讀的小學全名是“上海私立彼得小學校暨幼稚園”,校址在愚園路1280弄(采芝邨),近安西路。學校不大,設1—6年級共6個班,附設幼稚園(就是幼兒園)。彼得小學可以追溯到1934年,我們這一屆1955年畢業己是第17屆了。校長劉汶清,夫婦都是基督教徒,他們在江灣經營一個農場,以農場收益支援辦學。

解放前在學校任教的都是女性,據說師資主要來自南通的一所教會辦師範學校,在舊時代都過單身生活 。我猜想她們應該都是基督教徒。

在解放初一個短暫的時間里,學校仍對學生進行宗教教育。記得剛入學時每週都有一天老師會發一張描繪聖經故事的線描圖給小朋友,在聽完故事後讓大家用蠟筆塗色。隨著新政權的鞏固,學校的宗教啓蒙教育很快就取消了。

愚園路1280弄采芝邨,我的小學就在這裏。

采芝邨的馬路對面有一家名為“友利”的小商店,在現在的“泰康食品”這個位置,主要賣文具等雜品;店主是個酒糟鼻子戴眼鏡的老頭兒,我在那裡買過“馬利牌”水彩。
我們就讀時的小學校園鳥瞰。
用現在的目光看,彼得小學的校舍很簡陋,教室都是黑瓦木板房;但在校園正中有一幢正方形帶高大飛簷屋頂的殿堂式建築,飛簷的一角掛著一面打響上下課鍾聲的銅鍾,我們三年級就這裏上課。

正對校門有一幢很漂亮的二層小樓,一樓是教師刅公室和衛生室,二樓是單身女教員宿舍。記得我們三、四年級的級任老師(現在稱為班主任)唐棣華和六年級的級任老師石白堅就住在這裏。她們的住宿條件很好,每人都有獨立的大房間。

幼稚園有單獨的一個院子,一幢二層別墅式洋房,是小學里最漂亮的建築。幼稚園一樓的音樂室也對小學部學生開放,我們高年級時的音樂課就在這裏上。

一進校門,在右手側有一間獨立的小板房,看門兼打鍾的阿六老伯伯白天就坐在門房裡寫毛筆字,面前放一隻雙鈴鬧鍾。阿六伯伯的楷書很工整,我有時站在門房邊看他寫字,覺得他字寫得真是好。一到上下課的時間,阿六伯伯就去拉動鍾繩打鍾,“噹~噹噹,噹~噹噹…”,悠揚的鍾聲在校園里迴蕩,動聽且有幾分神聖。

彼得的校園呈窄長的長方形,教室靠西牆和北牆;沿東邊空地上從北向南依次建有攀登架,爬杆和滑梯;三年級教室西面有一個供跳遠和跳高的沙坑,邊上有二副蹺蹺板。校園中一塊最大的場地是用來上體育課的,立有一個籃球架。

小朋友們在攀登架上。

低年級時最受我們歡迎的是攀登架和爬杆。在用毛竹筒和竹杆搭成的攀登架上玩捉人遊戲是我最喜歡的,和小夥伴們一起爬上爬下,鑽來鑽去,可認玩出許多花樣。

攀登架旁邊是爬杆,小時候覺得爬杆很高,膽大的同學會爬上去坐在橫木上,二條腿蕩來蕩去。我的好朋友陸代山自述他曾從橫木上跌下來,前胸著池,當場跌悶,嚇壞了一起玩的同學。

進入高年級後,就不再光顧滑梯和蹺蹺板了;但是有次慶祝國慶少先隊大隊活動卻給滑梯賦予了新的功能。那次活動在開始時需要放三響高昇(就是二踢腳)作為禮炮以壯聲勢。我們六年級中隊的戴昌同,郭左輝和薄濟群三位膽大同學承擔了手持高昇放炮的任務。他們想出了個很吸眼球的奇招:當放禮炮口令發佈後,他們依次登上滑梯,手舉高昇用香點火藥線,炮響升空後以站立姿勢從滑梯頂部滑下。這三響禮炮放得十分帶勁,可是我小時候怕炮仗響,這三炮每一響我都會腿肚子抖一抖。

在沙坑的北首有一間乒乓房,僅能放下一張球桌,約在我們五年級時開放。一到下課許多同學就會飛奔而去,爭搶一個位置。由於玩者眾多,大家約定依次排隊,每人上去打二個回合,贏者可以繼續打,球技好的可以連勝連玩,稱為“擺大王”。若一勝一負則對陣雙方同時下,稱為“麼麼掉包”。我班孫嘉倫的抽球很厲害,常常“擺大王”,王衝權的削球也不錯。高我們一級有個柱柺的學生黃永湘,雖一條腿不好,但特別喜歡打乒乓球,而且不一定輸,所以印象深刻。

小學部的學生是不可以進入幼稚園的,除非上音樂課。幼稚園一樓的大房間就是音樂室,靠牆有台黑色鋼琴,學生上課坐小靠背椅,琴的上方掛一面大鏡子,鏡面傾斜,老師背對學生彈琴唱歌時可以從鏡子中觀察學生的動態。

我們班上不少同學是從彼得幼稚園升入小學部的,年齡最小的陸靜蓮還在幼稚園小班得過第一名。

2009年,我們班的同學於進入小學相識六十週年之際重返校園(今天的上海市愚園路第一幼兒園),在昔日的幼稚園小樓前合影,記錄下我們燦爛的笑容,留作珍貴的紀念。
二. 我的老師

母校的部分教師在校園中合影,左起:1. 教導主任,算術老師朱靜嫻,2. 美術老師小劉先生,4.五年級班主任,語文老師戴崢,5 .一年級班主任,語文老師湯立華,7. 衛生室沈老師,9. 三、四年級班主任,語文老師唐棣華,10 .體育老師徐文耀。

照片的背景應是我們二年級的教室,左邊是沙坑和蹺蹺板。

下圖是我們畢業後二年,1957年全校教工歡送朱先生離校赴任古北路第一小學校長的合影。前排左4. 三年級班主任馬美英,左6.幼兒園園長徐靜軒,中排左5. 自然課老師穆望秋,左7. 六年級班主任石白堅,後排左4 .校工福康,左5. 校工阿六伯伯,左6 體育老師徐文耀,右2. 1955年我們畢業這那年入校的幼兒園老師趙赫。
我入校時,學校的員工除了阿六和福康二個校工外,都是女性。彼得時期的女教師都是獨身的,正是因為沒有家累,她們全身心地投入教學工作,愛學生,愛學校,使我們受到良好的啟蒙教育。

我一年級的級任老師(現在稱為班主任)是湯立華。我們上小學時都尊稱老師為先生,湯先生臉龐清秀,戴眼鏡,短髮穿旗袍。低年級的老師好像是全能的,湯先生不僅教語文,而且教算術和唱歌。還記得開學第一課語文課文是“拍手。”,第二課是“你拍手,我拍手。”,第三課是“你拍手,我拍手,拍手拍手拍拍手。”偱序漸進。湯先生的字非常工整,筆劃有力,不帶一筆連草。

解放後,有些舊規矩打破了,湯先生大約在我們四年級時結婚。她的先生是位地質工作者,曾到學校來為我們作過一次深山探礦的報告。有二個情節至今記得:一是地質隊員們手臂挽手臂涉水越過山中激流,二是深山遇豹子的曆險。他生動的講述把小朋友們都吸引住了。

一年級時音樂課就在班級教室里上,湯先生用風琴伴奏。剛解放時,舊社會的兒童歌曲不讓唱了,僅記得湯先生教我們唱的一首歌的歌詞是:美帝國,真可恨,想發戰爭財…;365—,635—,i i 365—…。

當年“大隊長”和“皮大王”小學畢業六十三年後合影。

在非級任教師中,教算術的教導主任朱靜嫻是我們最尊敬的一位好老師。朱先生是蘇州人,說話溫和,一口綿軟的蘇白,長年穿旗袍,與眾不同的是她總在右腋下佩一方手帕,有民國女士的風範。那時我們不但學算術,還要學珠算,到有珠算課那天,每人都帶一個小算盤上學。朱先生的課講得很清楚,也不會佈置很多作業,課堂上會做些筆算和口算練習,我的心算反應不快,所以一到口算練習就比較緊張。朱先生在小學由私立東輝小學改製為公立愚園路第二小學之後的1957年調離了學校。

教美工的小劉先生是老校長劉汶青的妹妹,很富態,喜歡穿旗袍。美術課主要是畫圖,小劉先生在黑板上畫個樣子,讓我們照著畫,畫完舉手,她會走到座位旁作點評並當場打分。她打分很特別,以圓圈和三角作為成績:二個圈表示合格,二圈一角中等,三個圈就算畫得不錯了,能得到三圈一角是不容易的;戴昌同畫得好,常能得到三圈一角甚至四圈。

偶爾美術課也會上勞作課,做些什麼都忘了,只記得有一次讓我們帶上舊毛線和針,上課時小劉先生教我們打平針毛線。我手笨,怎麼都打不起來,幸虧坐在我邊上的女同學周淑英耐心教才勉強學會。

有一次小劉先生因病缺課,請了個代課教師。她上課時給我們講故事,說慈禧太后為什麼那麼老了臉上皮膚還這麼光滑?原來她一直用一種玉石在臉上滾摩。有一個宮女偷偷地背著慈禧也用玉石摩臉,被太后發現毒打了一頓;大家聽得津津有味。現在想想這個老師實際是不負責任,在“搗漿糊”。

五年級開始就有自然,歷史和地理課了,自然是由穆望秋老師教的。穆先生高高的個子圓圓的臉,戴玻璃挺厚的眼鏡,常年也穿旗袍。穆先生與學生不太親近,但課講得很清楚。印像極深的是穆先生特別愛乾淨,所用的粉筆必定親自帶來,而且都用紙捲起來,這樣在寫黑板時手就不會粘上粉筆灰了。在所有的老師中,這是獨一無二的。

音樂課的老師有過二個,一個姓楊,另一個好像姓任,都是女老師。對楊老師的印象比較深,她是一位年輕而時尚的教師,燙髮,高鼻大眼,衣著漂亮,除了教高年級音樂課外還帶幼兒園班。

楊老師不但教我們唱歌,還組織了一個打擊樂器表演組合,參加長寧區小學的文藝彙演。這個表演組合由一面大鼓,若干三角鐵,手鈴和一種小手鼓組成,由楊老師彈奏鋼琴,樂隊按節奏擊打各種樂器,很悅耳動聽。我那時在五年級,與六年級的大同學一起參加了表演,演出很成功,贏得熱烈掌聲。

這二位音樂老師教了我們不少解放後新創作的兒童歌曲,也有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兒童歌曲,都很動聽,很美。比如有一首歌的歌詞是:樹林是多麼美麗,天氣是多麼好,打獵呀,打獵呀,打獵我最愛好…。我愛幸福的生活,我愛這大樹林,我愛幸福的生活,我愛這大樹林。口號式的打倒美帝的歌不再唱了。

站在後面的是我們音樂課的楊老師。

下圖,楊老師在幼稚園組織的小樂隊。

後排左起第二個是朱毓壯的妹妹朱杏雅,前排左起第四個是王衝權的妹妹王靈權。

三. 我的同學
複製了這張畢業照之後,十多年里我們又失去了李聿德,張鈺華,薄濟群三位親愛的同學。

我們這一班是1955年從東輝小學畢業的,畢業照上少了汪一楠,他因病未能出席拍畢業照。實際上小學六年中前前後後在我們班待過的還有不少,僅我記得的就有十四個小朋友中途離開了我們班。

1949年開學不久新中國就成立了,大約在一年級下學期,班里來了一個姓彭的男孩,穿跟軍裝一樣顏色的黃色衣褲,布鞋後跟有帶子綁住腳踝,說外省話,嗓門特別大。他不是很守紀律,印象中挺鬧人的,在班上不多久就不見了。現在回想起來這個小彭的父親應該是駐滬解放軍的髙級幹部,送孩子來彼得上學後發現並不合適,於是就轉學了。

二年級時又有一個同學唐逸覽退學。唐的父親是著名國畫家唐雲,我特別記往他是因為跟他打過架。有一次不知為什麼跟他吵了起來,以致亂拳相加,不過二人“武功”相當,都沒吃大虧。唐逸覽後來在上海中國畫院工作,也成了國畫家。他的作品以花鳥為主,山水很少。

唐逸覽的畫。

五年級時,班上住在宏業花園的陳必克和陳立克兄弟因父毌工作調動全家去了北京。這二兄弟屬於比較頑劣的,但跟我關係不錯,臨走時特地給我留了照片和地址,住址記得是北京西交民巷羊毛胡同10號。現在猜想他們可能是高幹子弟,根據有三:其一,住宏業花園;其二,弟兄的名字叫“立克”和“必克”,似乎是戰爭年代起的名字,父母與軍隊有關;其三,工作調北京住西交民巷,交民巷是傳統外交關聯區,二陳的父母應是調任外交工作了。

沒能隨班畢業的還有女同學俞新華,黃泰寧,男同學陳謀輝,周樹德周樹剛堂兄弟,陶公鐸,陸震,陳明章,劉玉生和周瑞甫。記得周瑞甫家在愚園路江蘇路口開了一家門面不小的糖果食品店。

我們班上的同學大多住在學校附近,愚園路上的岐山村,采芝村,桃源坊,儉德坊,兆豐邨,長寧路上的兆豐別墅等都是同學居住得相對集中的幾條新式里弄。住在兆豐別墅的就有吳文,戴昌同,鮑小彤,朱毓壯,周陶言和我;近在咫尺的長寧電影院旁邊弄堂里還住著劉行健。

我們那時上學沒有許多回家作業,用心的話,不到一小時就完成了,餘下的時間就是找同學玩,住得近的,自然就在一起玩的時間多。同住兆豐別墅的鮑小彤是滿族人,濃眉大眼,身體結實,動作靈活,打籃球老是持球走步。他喜歡到我家玩,一人手持一把木槍扮解放軍,模擬打仗,常常玩到我父親下班回家了還不想回去。鮑小彤初中畢業後做了鋼鐵工人,練出一身健美肌肉,後來在上海市工人文工團跳芭蕾舞。

同里弄的戴昌同和朱毓壯很會玩,點子很多,他們發明了一種扮演軍人時用的道具鋼盔製作法。五十年代初,水果攤包裝水果用的是竹編小簍子,他們在簍子外表面用廢大楷紙團填充成碗狀,然後糊上多層大楷紙使之平滑成盔形,然後刷濃墨汁使成黑色“鋼盔”,乾透之後外表面用毛筆刷一層膠水。由於膠水層的反光作用,在陽光下還真能反射出金屬的光亮,效果極佳。

六年級時,語文課本中有一篇“團的兒子萬尼亞”的課文,是從蘇聯兒童文學家蓋達爾的同名小說中節選的,講述紅軍收留的戰爭孤兒萬尼亞抗擊德寇的故事。石先生讓我們把課文改篇成小話劇演出。記得由張存厚演萬尼亞,鮑小彤演德軍官,陸靜蓮演女副官,我和朱毓壯演德軍巡邏兵,巡邏兵戴的鋼盔就是我們親手製作的。

朱毓壯是廣東人,父親是美國華僑,電氣工程師,解放前供職於上海美商電力公司。1955年秋為支援大西北電力建設,朱家伯伯攜全家到西安西北電力設計院任總工程師。約二十年後,我在陝西寶雞工作時到西安出差才重新聯繫到朱毓壯。

2001年秋,朱毓壯退休後到兆豐別墅找到我和戴昌同,三人促膝長談到很晚,當回憶起兒時往事時彷彿又回到了小學生時代。毓壯離滬後去鎮江探望大姐,不想在遊覽途中突發心臟病去世。

我們班有個社會知名度很高的同學 — 王強。抗戰勝利後的1945年聖誕節前夜,上海上空發生了一次令人震驚的空難,王強在空難中倖存但失去了雙親;之後他與一位可敬的老人一起住在愚園路原時輪小學隔壁一條淺淺的弄堂里。

我與王強初中也是同班,初二上學期時還同過座。文革中1968年初的一個冬日,王強大學畢業將北上天津塘沽工作,我去他家送別。是日,天空陰沉,王強行李簡單,老人已不在了,室內空空,他臨出門前回顧一下,決然地關上房門走了。我送他到公交車站,黯然握手道別,此一別就是四十多年。

下圖,王強家的老屋。

1955年七月,小學畢業,拍完畢業照,我們依依不捨地告別了親愛的老師,溫馨的校園,走向更遠的地方,開始了新的學習。

彈指一揮七十年,千帆已經過盡,人生航程接近終點,然而小學的師生誼和同學情依然溫暖地留在記憶深處,與生命同在,馨香如故。

謹以此回憶獻給我親愛的同學和校友們。

(本文轉載自宋又廉先生的“美篇”文章)

原標題:《愚園路一千零一夜 | 我的小學生活——憶彼得•東輝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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