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文科、念人文學科,在數據時代是個錯誤嗎?
2021年04月27日20:16

原標題:讀文科、念人文學科,在數據時代是個錯誤嗎?

不久前,央行一篇題為《關於我國人口轉型的認識和應對之策》的工作論文引發了諸多關注。而關注的核心焦點,在於文章中的一個觀點,“重視理工科教育,東南亞國家掉入中等收入陷阱原因之一是文科生太多。”這一觀點隨即引發了人們對於文、理科教育的爭論。

這樣的觀點其實並非首次提出,比如在2016年,風險資本家維諾德·科斯拉就曾經發表過一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讀文科是不是一個錯誤?》。科斯拉還宣稱:“文科限製了你的思維,因為你對數學模型不夠熟悉……對統計學的理解更是慘不忍睹。”

在美國斯坦福大學,人文科學與社會科學學生被稱為“文藝呆”,工程學或自然科學學生則是“科技宅”。在科技革新引領的時代,文科教育背景的“文藝呆”是否將被淘汰?“科技宅”研究的大數據、人工智能、雲計算、基因組研究又將帶領我們走向何方?

在《文藝呆與科技宅》一書中,風險投資人斯科特·哈特里在考察了近百位數字時代創業者的經曆後發現:技術固然重要,但文科教育為下一代帶來的“領導能力”“創新能力”“交流能力”和“感知人們需求的能力”這四種能力才是能讓技術發揮出其價值的關鍵。哈特里指出,在科技進步主導社會的今天,人文學科非但沒有過時,反而越來越重要,偉大的科技創新核心都是人文,把技術和人文結合在一起才能繼續產生偉大的進步和創新。

哈特里表示,人們在有關文科的討論中常常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致力於研究人類、社區的本質乃至整個社會。攻讀文科領域學位的學生尤其熱衷於研究什麼使人之所以為人—人類的行為及行為背後的促因。而在這個新興領域,最大的創新機會在於: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應用日新月異的科技,解決諸如社會失衡和政治腐敗之類的社會問題;找到教育孩子的更好方式;修正有害的行為習慣, 讓人們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改善工作環境;消除貧困;改善醫療條件,讓更多人看得起病;讓政府不論是在地方事務,還是在國際事務上都更加可靠;找到讓精巧的智能機器融入工作的最佳方式,從而讓人類可以多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其餘統統交給機器完成。哈特里認為,在追求這些目標上,文科畢業生本身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以下內容經中信出版集團授權節選自《文藝呆與科技宅》,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內文小標題為摘編者所取。

原文作者丨[美]斯科特·哈特里

摘編丨安也

《文藝呆與科技宅:文科教育統治數字世界》,[美]斯科特·哈特里著,武建勳譯,中信出版集團,2020年8月。

它們致力於研究人類、社區的本質,乃至整個社會

當計算機科學學位不再是參與第二次機器革命時代的必需品時,文科畢業生又有哪些特別技能可以為這個美好絢麗的新世界做出貢獻呢?以往辯論中的另一個巨大疏忽便是未能認識到優質的文科教育所教授的諸多技能的潛力,這些技能不僅對整個商業世界頗有價值,對下一輪技術驅動型產品和服務的創新與突破性進展也至關重要。

目前已有不少聲音為文科教育的價值辯護,它們主要強調掌握基本思維和溝通技巧的重要性, 如批判性思維、邏輯論證和解決複雜問題的能力。法里德·紮卡利亞(Fareed Zakaria)在2015 年出版的《為人文教育辯護》一書中,強調“創造力、解決問題的能力、決策力、有說服力的辯論能力和管理能力”是文科所教授的技能。他給出了強有力的論據,但是關於發展全局性思維的爭論,卻讓人們忽視了在當前和未來創新中發揮主導作用方面,文科專業人士為何會準備得如此充分。

電影《錄取通知》(2006)劇照。

奇怪的是,人們在有關文科的討論中常常忽略這樣一個事實:人文科學和社會科學致力於研究人類、社區的本質乃至整個社會。攻讀文科領域學位的學生尤其熱衷於研究什麼使人之所以為人—人類的行為及行為背後的促因。他們沉迷於探索家庭和公共機構(如學校和法律體系)如何運作,如何更好地運作;探索政府和經濟如何發揮作用,又是如何常常為社會失衡所困擾的。這些學生從他們的特殊課程上學到了許多知識,並將其應用於當前事務和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同時,還採用多種手段分析、解決這些問題。

在這個新興領域,最大的創新機會在於:找到更好的方式來應用日新月異的科技,解決諸如社會失衡和政治腐敗之類的社會問題;找到教育孩子的更好方式;修正有害的行為習慣, 讓人們生活得更健康、更幸福;改善工作環境;消除貧困;改善醫療條件,讓更多人看得起病;讓政府不論是在地方事務,還是在國際事務上都更加可靠;找到讓精巧的智能機器融入工作的最佳方式,從而讓人類可以多做自己最擅長的事情,其餘統統交給機器完成。在追求這些目標上,文科畢業生本身就已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電影《文科戀曲》(2012)劇照。

技術革新中最緊迫的需求是要在產品和服務中加入更多人類特質,這樣技術對人類需求和慾望的察覺才能更加敏銳。睿智的史蒂夫·喬布斯就是認識到了這一點,且奉行不倦,才能創立世上最有價值的公司之一。當今想要取得成功的公司和企業家也必須學會緊隨其後,思考如何在其產品和服務的研發中應用新技術,使產品和服務變得更人性化。喬布斯在設計領域尤具人文學科的前瞻性眼光。蘋果麥金塔電腦是第一台為用戶提供漂亮字體選擇的個人計算機。喬布斯在這方面的審美要歸功於他在里德學院(位於俄勒岡的波特蘭)上的書法課。在斯坦福大學的畢業典禮致辭中,喬布斯評價蘋果電腦的字體時說:“科學永遠無法捕捉到那些美好、極具曆史感和精妙藝術感的東西。”

此外,文科領域的眾多其他學科也對技術創新做出了巨大貢獻。比如,心理學研究可以幫技術人員將產品設計得更符合人類情感和思維方式。想想火箭般飛速成長的臉書,就能明白對“人性化”的理解在新產品、新項目和新服務的設計上發揮了多麼大的作用。在大多數人的認知中,馬克·朱克伯格(Mark Zuckerberg)是個編程高手,既不善交際也不會處理人際關係,但是人們往往忽視了以下事實:朱克伯格高中畢業於菲利普斯埃克賽特中學,學的是文科。

該中學秉行“哈克尼斯圓桌教學法”(Harkness tables),即教學不是單純的授課,而是以一問一答的方式探討問題。他本科畢業於哈佛大學。在校期間,他對拉丁語和希臘語很感興趣,還在藝術史結課考試中得了“優秀”。他做過一個網站,在上面展示200件藝術作品, 讓他的同學們對藝術品的重要意義進行點評。這個網站可看作眾包研究平台的雛形。馬克跟其姐姐蘭迪一樣,學的是心理學。創立臉書時,他還融入了自己對心理學的見解:人類本質上總是渴望與他人發生聯繫。朱克伯格在臉書產品的研發中融入了人類心理學,再加上他非凡的編程技巧,為臉書早期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電影《無問西東》(2018)劇照。

人類學研究有助於公司理解文化因素和個體行為因素,這些都是產品研發和營銷必須考慮的。在幾年前的一次報紙採訪中,佛羅里達州州長瑞克·斯科特(Rick Scott)稱他正在努力變更教育資金的用途,不再鼓勵學生學習心理學和人類學領域學科,而是轉為支持“思特盟”學科的教育。他稱:“培養那麼多人類學家真是攸關國家利益的大事嗎?我看不見得……如果我從公民腰包里拿錢投到教育事業上,那還不如用這筆錢來創造點就業機會。”斯科特在發表此言論之前,實在應該先瞭解一下美國勞工部的一項研究結果。勞工部的這項研究顯示出勞動力市場對人類學家強烈的需求,且其增長率遠遠超出了市場上各職業平均需求增長率,與當前計算機軟件工程師的熱度不相上下。

人機互動:一個案例

汽車製造商日產汽車技術中心聘請了萊斯大學人類學博士梅利莎·切福金(Melissa Cefkin),負責評估公司產品設計,並指導公司在人機互動領域的研究。目前,她帶領的團隊主要研究自動駕駛汽車和人類之間可能存在的錯綜複雜的互動方式,以及在這種複雜性導向下應如何設計、控製自動駕駛汽車。為瞭解她的研究的必要性,我們先簡單看一下自動駕駛汽車的前景及潛在問題。

工程學的一大壯舉就是將自動駕駛技術落在實處,這是令人振奮的成就,但在安全方面尚有許多棘手的困難需要克服。2016 年,一名特斯拉車主不幸遇難,車上安裝有自動導航系統,且啟用了自動駕駛技術。這一事件凸顯了當下自動駕駛汽車設計者在應對危險的問題上存在諸多局限:此次車禍發生在開闊的公路上,其行駛環境沒有半點複雜性可言,然而自動駕駛系統卻未能識別出前方一輛卡車要變道超車的行為。事後的分析結果認為事故的原因是卡車的白色車身在春季晴朗的天氣里不夠醒目。

特斯拉車主本人也沒看見卡車要變道,可能是因為他太過信賴自動駕駛系統,所以沒有看路,而是在欣賞《哈利·波特》電影。專家們一致認為,迄今為止,自動駕駛汽車行駛時可能會遇到的許多情況都超出其能力範圍,因此無法保證安全導航,如遇到水淹路段、路上有大坑、垃圾及臨時交通管製(如繞行標誌)等情況。現在梅利莎要在道路更擁堵、環境更難以預測、非常規且錯綜複雜的都市環境中,對自動駕駛汽車導航進行研究。

人機互動中的環境問題是自動駕駛汽車設計者當今面臨的最大挑戰。人機互動環境最終一定會在程序的主導下變得有序、可控,但在可預見的未來,人機互動環境仍舊複雜多變。在程序設定下,機器更為高效,也能更嚴格地遵守規則,而人類則像討厭的規則破壞者。人類分析情況總是就事論事,有一套複雜的解讀系統—這一點機器很難學會。

比如在一個只有交通標識而沒有信號燈的路段:交通規則對車輛行駛的限製不大,因此司機會更關注其他微妙的動作和行為變化—要麼是誰招了下手,要麼是誰手勢粗魯,還有些特別著急的司機會貼著前車一點點往前挪。人類學家愛德華·薩皮爾(Edward Sapir)研究過微妙的人類手勢交流系統,認為這種系統“複雜而隱秘、不存於紙面、沒人真的懂,但人人都會用”。自動駕駛汽車目前還不能理解和掌握手勢語言,只會依據信號停車。這有待梅利莎來弄清楚此後的研究該如何進行,以及如何學會複雜的人類互動模式。

為達到這一目標,梅利莎須識別不同的人類行為模式,來幫助程序員理解自動駕駛汽車行駛時不同情境下的狀態。為此她採用了許多人類學研究領域的經驗—如人類學研究中對戶外人群的近距離觀察,以及這些人行為的影像資料。其主要目的是幫日產公司設計一套可以讓自動駕駛汽車與行人和其他車輛進行互動的交流系統。不同顏色的燈光可以指示汽車啟動、停車或原地不動,還可製造特定的視鏡裝置讓行人知道汽車駕駛者是否注意到了他們。或許可以在汽車前方放置一塊顯示屏,用上面的文字顯示來代替之前手勢傳遞信息的做法。

在交流系統之外,想弄清如何能使自動駕駛汽車安全行駛還須考慮到司機的心理,比如在“快車道”上開慢車時,後車司機不開心,至於“路怒”就更不必提了。漢斯-沃納·卡斯(Hans-WernerKaas)是麥肯錫公司的高級合夥人,他提到,“越來越多汽車製造商意識到必須處理好汽車所涉及的心理學方面的問題。他們都在擴大知識儲備”。

詳細規劃眾多必須解決的邏輯問題僅僅是讓自動駕駛汽車變得可行的開始。許多複雜的道德問題依然存在。2016年6月的《科學》雜誌中發表了一篇名為《自動駕駛汽車的社會困境》的文章,該文章嚴謹地探討了1967年英國哲學家菲利帕·富特(Philippa Foot)提出的思想實驗的現代意義,這便是著名的“電車問題”。

一輛電車失控向五個工人飛馳而來。此時另一個工人可以扳動拉杆將電車改至另一個軌道,但不幸的是另一個軌道上也正好有一個工人。那麼操作杠杆的這個工人該如何抉擇?自動駕駛汽車也面臨類似的難題。若是在駕駛員、乘客的生命與那些會突然衝到汽車道上的行人、騎行者的生命之間進行抉擇,汽車的編程是否應該讓前者生命優於後者?如果汽車可以通過向右急轉彎避免撞到某人,但卻會因此撞上護欄,或更嚴重些,撞到正在人行道上等待變燈的三口之家,那麼汽車又該做何選擇?儘管這些交通工具被稱作“自動駕駛汽車”,但事實上,它們都是依據“程序員教導+ 代碼”的方式進行駕駛的。

在所有類似情形中,汽車除了計算乘客風險並儘可能轉向避險來保護人們不受傷害以外,是否還應該“教導它們”採取緊急避險措施?是否應通過編程將其設計為能夠回應緊急情況下大多數人的反應?人類在這種情況下,是否會有一種主導行為,如果有的話,我們要模仿或優化這種行為嗎?在軟件內編碼的程序判斷指令,會像如今不達標的安全氣囊那樣被“召回” 嗎?如果汽車比人類反應更敏捷,能在更短時間內考慮所有選擇,並且總能選擇挽救人數最多的方式,難道法律不應該強行要求汽車按照這樣統一編程,並讓汽車在所有同類情況中承擔責任嗎?人類駕駛者是否能接受根據計算機判斷採取車輪自動鎖定呢?而且,如果能證明自動駕駛汽車更安全、更省油,那麼是否應該要求汽車公司加快自動駕駛汽車的研發速度呢?畢竟,我們已經要求公司加快提高燃油利用率、減少碳排放的速度。將這些車輛引入我們的生活會產生一些必須要解決的問題,而這些疑問剛觸及這些問題的表面。

電影《社交網絡》(2010)劇照。

如果乘客像設置電腦廣告攔截軟件時點擊是否同意條款那樣,點擊“同意”來承擔責任呢?這樣就足夠了嗎?哈佛心理學家喬舒亞·格林(Joshua Greene)在《科學》雜誌上發表了文章《我們無人駕駛的困境》。該文章描述了複雜性的根源。他寫道:“機器決策比技術決策更具哲理性。在將自己的價值觀融入機器之前,我們必須弄清楚如何使我們的價值觀清晰明了、始終如一。”年輕的倫理學家和訴訟律師們,歡迎你們來到這個新興的研究領域。全球律師事務所—歐華律師事務所(DLA Piper)已經推出了自己的“車連網和自動駕駛汽車實踐”。33歲的埃利奧特·卡茨(Elliot Katz)畢業於範德堡大學,學的是美國研究專業,還在康奈爾大學受過律師培訓,作為該實踐的全球聯合主席,他早就在考慮這些問題了。

學會工作?文科教育是讓我們學會學習

對文科教育的批評大多基於這樣的錯誤假設,即認為文科專業學生與那些學習“思特盟”課程的學生相比缺乏嚴謹性,認為文科專業學生“感性”、沒學過科學方法,而那些“思特盟”領域的學生學的都是科學方法。事實上,文科也教授了不少嚴謹的探究方法和分析方法,比如密切觀察和麵談,而那些自然科學的追隨者並不總是那麼懂得欣賞。長期以來,許多領域將科學方法與依照數據處理的其他類型科學探究和問題解決方式相結合。例如,發展經濟學教授學生檢驗政策干預措施的方法是進行隨機對照試驗,並與嚴格程度大致相同的臨床醫學試驗結合起來;其中,麻省理工學院的貧困行動實驗室和耶魯大學的扶貧創新行動等團體發揮了帶頭作用。

電影《文科戀曲》(2012)畫面。

社會學家開發出了複雜的社會網絡數學模型;曆史學家收集了幾個世紀以來有關家庭開支、結婚率與離婚率、世界貿易的大量數據,並用數據進行統計分析,以確定研究現象的趨勢和成因;語言學家也已研發出語言進化的高科技模型,並且對自動化迅猛發展背後的一項技術—自然語言的加工處理— 做出了重要貢獻,有了這項技術,計算機能夠準確無誤地與人交流,並像蘋果智能語音助手和亞馬遜智能音箱那樣人性化。

風險資本家維諾德·科斯拉宣稱:“文科限製了你的思維,因為你對數學模型不夠熟悉……對統計學的理解更是慘不忍睹。”他此番話如同他2016年在文章閱讀站梅迪姆(Medium)上發表那篇廣為流傳的文章《讀文科是不是一個錯誤?》一樣,忽略了文科專業學生所學的這些調查方法的應用範圍有多麼廣泛。

還有一種說法,稱不學習定量分析方法的文科學生沒有“實實在在的”或相關的技能—揭穿此種謬論亦十分重要。這讓我們回到了法里德·紮卡利亞等人提出的有關文科教授的基本思維方式、探究方式、問題解決方式和交流方式的爭論。對培養這些技能的嚴格程度上的誤解,部分源於對文科課程稀缺程度和深奧程度的誤判。評論家們喜歡大肆宣揚《紐約時報》作家查爾斯·麥格拉思(Charles McGrath)所稱的“無稽之談”,即“精通一戰前克羅地亞民間舞蹈中色情潛台詞的,都是學習文科的那群學生”。

我父親過去一再提醒我和妹妹要選“編籃子專業”。還好,我們最後選擇了比較文學和政治學專業。事實上,文科教育的一大特點便是鼓勵學生學習、涉獵更廣泛的學科—如果不是必要的話—要麼將其作為所有學生必修核心課程的一部分,要麼就以選修課的方式作為專業課的補充,後者方式更為普遍。

電影《死亡詩社》(1989)劇照。

專業化是文科專業研究生教育的一大特點,而對本科生而言,受到的教育是開放式的。針對文科專業化批評的諷刺之處在於,在“思特盟”領域,專業化實際上是一個更大的問題, 因為學位課程排得滿滿的,在這種重負下,留給更廣泛追求知識的熱情或單純好奇心的空間所剩無幾。更重要的是,計算機科學課程經常將大批不精通編碼語言的本科生,培養成當今高效的程序員。要使產品開發日新月異,人們需要學習更多的(編碼)語言。許多學生需要額外的在線培訓。事實上,鑒於傳統課程的失敗,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專業的紮克·西姆斯(Zach Sims)與人合作創辦了編程學院(Codecademy),提供在線編程課程。

2013年時他曾談道:“我們發現,也許你會是一個成績優異的計算機科學專業學生,但你絕對不是一個好的程序員。所以很早的時候,我們採訪了哈佛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學生, 發現他們在實踐中並不算是最好的編程者。”俄亥俄州伍斯特學院的前校長、獨立學院理事會的高級研究員喬治亞·紐金特(Georgia Nugent)在《快速公司》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為何頂尖科技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想要文科專業的員工”,隨著科技迅速發展,企業的需求變幻莫測,“那些說‘當今世界越發複雜,應該鼓勵年輕人術業有專攻’的說法,實在是一個可怕的諷刺。我們告訴年輕人‘人生是一條筆直的大道’無疑會害了他們。文科教育仍然很重要,因為它能使學生靈活適應不斷變化的環境”。在我們這個日新月異的世界里,對機智敏捷、創造力以及探索新領域好奇心方面的需求,更甚以往任何時候。

文科教育的一個核心目標就是讓學生追逐自己的激情,同時讓他們能夠發現激情。文科教育的核心任務是讓學生能夠接觸到新的學術領域以及其他文化、信仰體系、調查和論證方法。理想的情況是,廣泛的文科教育可以帶動學生思維,使得學生考慮那些有助於形成他(她)們自己立場與意見的問題意識,這往往會點燃同學們的激情,讓辯論一直持續到深夜。它還鼓勵學生根據自己的知識興趣或至少根據自己最終所要從事的工作來選擇專業。

一個學生可能抱著主修經濟學或英國文學的想法進入大學,但聽了一次城市社會學的選修課後發現對城市規劃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也許會因此決定投身城市研究,開啟城市規劃或與政府相關工作的職業生涯。也許有一天,這個學生會帶著這些知識與技術專家合作,創造一個結合了無人駕駛技術的高效城市交通系統,或是考慮如何利用人口統計學進行分析,從而讓房地產定價更合理。

電影《錄取通知》(2006)劇照。

文科教育觀念的核心是,如果不接觸廣泛的知識和思維方式,不去調查我們世界的性質和解決問題的方法,我們可能永遠無法發現我們最大的興趣所在,永遠無法投身我們渴望的工作。文科教育與其說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工作,不如說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學習,並熱愛學習。它既是一場有關知識的探險,又關乎建立基本知識技能,使學生餘生能夠繼續追求新的興趣, 無論他們這些追求的學習是否正規。這些基本技能—批判性思維、閱讀理解能力、邏輯分析、論證、清晰而有說服力的交流—也為這些學生的職業生涯做好了充足準備。

2015年8月,喬治亞·紐金特在寫給獨立學院理事會的一篇文章中說道:“各行各業的畢業生,不論自己學的什麼專業或從事什麼工作(從企業領導到犯罪預防,從外交到牙科, 從醫學到媒體),時常激情洋溢地談論學習藝術、人類學、哲學、曆史、世界宗教、文學、語言的價值。事實上,他們常把自己的成功歸因於大學時接觸的各種各樣的思維方式。”2015年7月,喬治·安德斯(George Anders)在《福布斯》發表的一篇文章稱,斯萊克的聯合創始人巴特菲爾德承認哲學對自己有很重要的指導作用。“我學會了如何條理清晰地寫東西,如何沿著一個論點走下去,在召開會議時,這種能力非常寶貴。當我研究科學史時,我學到了一些方法,可以讓人對某些事信以為真,直到他重新認識那些事物時才知道那都是假的,這就類似於認為以太可以在空氣中傳播引力的舊觀念。”他回憶道。

這些基本技能的發展便是許多僱主不顧某些科技巨頭的嚴重警告,仍執意僱用文科畢業生的原因。2013年出版的《人文教育》中有項調查指出,74%的受訪者稱文科教育“是在當今全球經濟中取得成功的最佳途徑”。這些人中不乏技術領域的僱主。在各個崗位需要僱用哪類人方面,領英擁有一個數據寶庫,它在2015年的一項研究中揭示了“文科畢業生融入技術團隊的速度比技術畢業生更快”。2010年至2013年,進入技術行業的文科專業畢業生人數的增速,超出計算機科學和工程專業人數的10%。

公司既需要靈巧的知識分子,也需要掌握技術專長的員工。要想保持當今創新步伐的競爭力,就必須這樣做。

原文作者 | [美]斯科特·哈特里

摘編 | 安也

編輯 | 羅東

導語部分校對 | 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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